第五章 罐子里的《创世记》
根据某个哲学理论，一些事物只有获得名字才能真正存在，比如正义、怀旧、无限、爱与罪恶这些抽象概念。该理论认为，这些概念并非挂在天上，等着人类去发现，而是等到有人为它们命名之时才突然成形。名字被叫出的一瞬间，这些概念就变成了“真实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它们从此可以影响现实。我们宣告战争、停火和破产，大声说出爱，宣称某个人无辜或有罪，一些人的生活轨迹就此改变。这些名字本身拥有巨大的力量，像一艘船将理念从想象世界载至尘世间。而在名字出现之前，依照这一哲学理论，虽然人们心中有一些相应的模糊认知，但这些具体的概念仍处于沉睡状态。
很多人不认同这个理论。他们对上述内容不屑一顾，并举出数学这个例子。没有我们命名，数字就不存在了吗？谁能找出一个没有π存在的圆？
但许多哲学家进一步诠释了这个让人难以捉摸的理论。特伦顿·梅里克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哲学家，就对事物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他甚至认为，即便像椅子这样具象的事物也并不存在。他认同自己坐在粒子上，没错，但这些粒子构成了“一把椅子”吗？他不这么认为。
他不相信椅子、手套和人类对世上大部分物体的分类，他的孩子就在这样的认知熏陶下成长。在一次学校组织的苹果园参观旅行中，梅里克斯的女儿走向他，让他当着家长和同学的面回答，他是否认为他们正在乘坐的这辆运干草的车确实存在。他胆怯地四下看看，想要打退堂鼓，但女儿最后让他选择：“这个干草车存在的论题是真是假？”他看向地面，回答道：“假。”
梅里克斯说，他知道这种观点听起来相当荒谬。如果你坐飞机碰到他，他不会向你介绍自己的研究内容：“我尽力避免把事情带入最容易招人取笑的境地，但实际上我认为上述观点并不荒唐。”他的理论很简单：人类的头脑并不擅长给世上的万物下定义，我们给事物起的名字往往是错的。“奴隶”就是低等人类，不配拥有自由吗？“女巫”就得被烧死吗？他以椅子为例，不过是为了展现同一种精神，提醒人们要保持谦卑，谨慎看待我们的信仰，即便只是在面对生活中最基本的事物的时候。“我认为人们如果想要进步，就必须学会思考。”
我理解他，真的多少能理解一些。我想象自己和梅里克斯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这时我感觉他的观点很重要——虽然按他的理论，这间办公室也不一定真正存在。但是当我走出室外，回到校园里，橙色的落叶在我面前轻盈地坠落，这时他的那些观点一下子随风飘散。椅子当然存在，正如树、落叶和爱也同样存在！
世上当然有真实存在的事物，而且不需要我们用言语证实它们的存在。
一位分类学家走到水边，在鱼上方几英尺的地方，给它贴上“鱼”的标签。鱼真的会在意这件事吗？不管有没有这个名字，它仍是一条鱼……
不是吗？
不是吗？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能理解他的看法。
分类学家们也很看重命名这件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一个物种首次被命名时，这份标本会被放进一个特殊的罐子里，获得特殊的荣誉。在官方的科学记录上，它被认定为该物种的唯一凭证。用分类学的行话说，任意一个标本都有自己的“模式”，而这个神圣的标本（holy type）被称为“正模标本”（holotype），我们因此获得一种同音异形的乐趣。
和那些神圣的历史遗迹一样，这些正模标本被存放在安全之地，即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或学术机构中。比如，世界上第一只洛蒂斯蓝蝴蝶（Lycaeides idas longinus）的标本存放在哈佛大学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第一只现已灭绝的白垩纪海星（Marocaster coronatus）的标本则保存在图卢兹博物馆，这是一种小小的、有着马赛克图案的五角星动物。这些正模标本通常不向公众展示，不过假如你的请求足够真诚，对这些标本保持该有的尊重，就有机会被带去参观——站在它们面前，屏住呼吸，领略货真价实的罐子里的《创世记》。
正模标本遵循一条重要规则：标本一旦遗失，不能简单地把一个新的标本塞进那神圣的标本罐中。不，这种遗失将被尊崇、缅怀和纪念，这一物种的分支永远染上了污点，没有了它的正模标本。科学家会挑选一个新标本作为该物种的实物展品，但它已经降级为“新模标本”。
新模标本：正模标本遗失或损坏后，被挑选出来的标本替代品。
即便是科学家也需要仪式感。
◆◆◆
走廊里响起咔嗒咔嗒的声音，是脚踩在油毡地上发出的声响；我正前去瞻仰大海里唯一一种大卫·斯塔尔·乔丹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鱼。
这一珍贵的正模标本由史密森学会[1]保管，放置在距离首都二十英里外，一座体量巨大且守卫森严的标本馆中。
为了保护标本，馆内温度很低，外墙上也没有几扇窗户。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刺鼻的乙醇味，还混合了松树与透明胶带的味道。
咔嗒声来自三双脚。我由两位在政府任职的分类学家陪同，这两人脖子上都挂着证件。
我们路过有蹄类动物的房间，动物的蹄子和角从抽屉中冒出来；路过爬行动物的大厅，其中一些标本的尾巴和地毯一样长；最后我们走进建筑深处放鱼类标本的地方。一道上锁的门横在我们面前，其中一位分类学家遮遮掩掩地输入密码，我们随即进入一个图书馆般的房间。架子上放着的不是一本本书，而是大小不一的罐子，每个罐子里至少有一具肿胀的尸体漂浮在黄色的液体中。一条巨大的鳗鱼像手风琴一样被折叠起来，放进一个同样巨大的玻璃桶里，宛如一条蜿蜒曲折的彩带糖。一个小罐子里装满了米诺鱼，好像一罐刺山柑花蕾。有的鱼像蝎子，有的鱼像毛毛球，有的鱼像老头，有的鱼像锡纸折成的小玩意。很难想象这些鱼是我们的起源，很难想象在胚胎阶段我们与它们并无二致。
最终，我们来到我想观看的标本面前。51444号标本，尖棘髭八角鱼（Agonomalus jordani），大卫·斯塔尔·乔丹在日本海沿岸发现该物种，于1904年为其命名。它像一条小小的黑龙，躺在用金属盖子封住的玻璃瓶底。
其中一位科学家拧开盖子，将一个金属镊子伸进罐中，把那条鱼夹出来。她这样举了一会儿，黑色的鱼鳞在明亮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乙醇溶液滴到铺着油毡的地板上。随后，她把标本放到我的掌心。
我没想到有机会亲手触摸如此神圣的东西。八角鱼的身体相当锋利，尖棘覆盖它的全身，如果用力按压，那尖刺可以把手刺出血——我努力忍住这股冲动。我抚摸它皮肤上系着名字标牌的绳结，潦草但结实，一个世纪后依然牢固，不知道是否由大卫亲手缝上。八角鱼的吻上有倒刺，身体蜷缩得像一段螺旋楼梯，鱼鳍则像龙的翅膀，呈锋利的锯齿状。它是一个声名在外的优秀猎手，而八角鱼便是它的科属。它身上有乌黑的突起，可以隐匿在海草中跟踪猎物，也就是那些小虾小蟹。随后，它便会用巨大的胸鳍，也就是它的“龙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攻击，而那些甲壳动物死到临头也不知道自己毙于谁手。
我心中笼罩着一种怪异的寂静。我在琢磨，见过上千种鱼之后，大卫为什么偏偏选择用自己的姓氏命名这一种鱼？它的外形让人叹为观止，但也令人害怕，就像M. C.埃舍尔的画作。它的形状似乎不符合物理规律。我用手指抚摸它的外部轮廓，想要寻找几何学上的折角，但是一无所获。诚然，它的属名Agonomalus，就是希腊语“无角”的意思。A是“没有”，gonias是“角度”。很久之前，分类学家就发现这类鱼的形状并不遵循物理定律。Agonomalus jordani，就是无角鱼乔丹，就像莫比乌斯环，看似有两面，其实只有一面。两者之间的界限无迹可寻。
为什么大卫觉得这种鱼可以代表自己？这种选择是否作为一种自白，袒露了一位善于赢得人心，善于赢取工作和奖项的和善之人背后的黑暗面？我不知道答案。
◆◆◆
我只知道，大卫带回的鱼类标本越多，宇宙的回击就越猛烈。
与混乱斗争的过程中，大卫被夺走的不仅仅是妻子苏珊和年幼的女儿托拉，还有他的好友赫伯特·科普兰，一个留胡子的渔民，大卫雇他帮忙探索北美洲的新淡水鱼。在印第安纳州的怀特河打鱼时，赫伯特头朝下从船上跌落水中，就此冻死了。“于是我早年最亲密的伙伴去世了，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头脑最敏锐的人。”大卫这样写道。厄运没有终止。赫伯特过世不久，大卫最喜欢的一名学生，查尔斯·麦凯，在阿拉斯加州搜寻新鱼种时失踪。之后，厄运又降临在大卫的学生查尔斯·H.博尔曼身上，他在佐治亚州南部的奥克弗诺基沼泽收集标本时染上疟疾，很快去世了。
这些人的去世是否让大卫在追寻秩序的过程中有所退却呢？一秒钟都没有。他坚持不懈，在混乱来袭的时候，加倍努力，加倍反击。大卫甚至发明了一系列更激进的捕鱼手段，例如用炸药炸鱼，用锤子敲珊瑚。捕捉那些躲在潮汐池石头缝里的“成群的小鱼”时，他想到了最有创意的办法：下毒。他在潮汐池里撒下几撮毒药，然后看着水面，很快，一群杜父鱼、海星和鰕虎鱼的尸体浮了上来。
又一次，大卫发现新物种的速度超过了给它们命名的速度。他位于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如同一座砂岩构建的宏伟庙宇，在这里，千奇百怪的鱼的尸体堆得越来越高。他感到胸中有什么东西在酝酿，舌尖泛起一股甜蜜的味道，那是重新找回的秩序感与力量感。
而世界依然如旧，广博、安静而有耐心，随时准备证明大卫的错误。
1900年，世界将它的目光投向了芭芭拉，大卫最疼爱的孩子。这个有着黑色眼眸的分类学爱好者，经常和大卫一起在名为“藏身之处”的小石屋附近漫游，身边的猴子骑着大丹犬。他们一起搜寻和辨认鸟类与植物，一起编故事，相安无事的两人甚至开始争论事物是否存在。“有次我和她一起在花园里散步，”大卫回忆道，“我反复吟诵赖利的诗歌：一不小心就会被小妖精抓走哦！”“可是根本没有小妖精这种东西，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她说。“可能吧，”大卫评论道，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哲学家乔治·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理论，“世上无一物。”“啊，不对，有的，”她回答说，“世上有事物。”她四下看了看，试图寻找一个确凿无疑的现实证据，然后胸有成竹地说：“世上有南瓜这东西。”
一天，九岁的芭芭拉染上了猩红热，此时大卫正在日本收集鱼类标本。他急忙往回赶，想要陪在女儿身边，却在登上旧金山码头的时候就得知为时已晚。大卫将这件事称为“我们夫妻俩经历过的最惨痛的不幸”。“这是我和妻子遭受的最令人崩溃的打击，”他这样写道，“我们生活中最耀眼的明灯熄灭了。就在我写作的时候，即便隔了二十年，那伤口依然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令我痛彻心扉。”
唯一让大卫感到些许解脱、有动力追求且多少能转移注意力的东西，就是他的鱼。大卫又转向水域，回到海上，不断搜寻更多的鱼。
当人们心中感到无助时，强迫性的收藏行为能让他们感觉好一点。
◆◆◆
然而，对大卫来说，混乱并非降临在他身上的唯一不幸。快满四十岁时，他的唇上冒出第一撮白胡子，与此同时，身着黑色长裙的简·斯坦福依然在唠叨对大卫的不满，质疑他的每个决策，把他从鱼类身边拉开。简不信任大卫的领导能力，指控他任人唯亲、滥用经费，后来她甚至专门安插了一个眼线在大卫身边，向她通报他的一举一动。这人是德语系一个蓄胡子又谢顶的教授，名叫朱利叶斯·戈贝尔。简吩咐戈贝尔记录大卫的活动，任何相关事宜都要向她报告。
芭芭拉夭折不过几年，这个眼线就抓到了大卫的小辫子。其实问题出在查利·吉尔伯特身上。大好人查利·吉尔伯特，大卫的学生和旅伴，如今已是斯坦福大学的动物学系系主任。那次登山事故给他造成的伤早已痊愈，结婚多年之后，他竟和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年轻女性发生了婚外情。他和这个女人的事被一位图书管理员发现了，后者找到大卫要求开除查利。但大卫不想失去查利这员大将，毕竟查利有“出色的”分类学头脑！于是，大卫做出了不理智的决定。大卫威胁这位图书管理员，声称假如他走漏一点风声，他就会被“关进专门囚禁性变态（通常暗指同性恋）的疯人院”。
图书管理员随即被封口——他从斯坦福大学辞职，离开了帕洛阿尔托。但不知怎的，简的眼线听说了这桩逸事，并写了一封正式信函呈报给她。戈贝尔在信中指控大卫为保护自己的朋友而“洗白”一桩性丑闻，并指责他像“帮派头子”一样管理大学，教职工都不敢与其意见相左，害怕会“掉脑袋”。在信的末尾，戈贝尔直接向简请求：“像这样的状况，如您亲口所说，是学者的耻辱，必须立即纠正，不然斯坦福大学根本没法像您计划的那样，成为一所伟大的学府。”
接着，这个在大卫眼中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智力层面都低自己一等的女人，这个用来路不明的钱建立斯坦福大学这一帝国的女人，这个落入伪科学的圈套、相信自己可以与过世的儿子联系的女人，竟然给高级理事写了亲笔签名信，声称她“早就看不惯”大卫的道德污点了。1904年年底，学者卢瑟·斯波尔称：“人们纷纷传言斯坦福夫人要换掉乔丹。”
出人意料的是，1905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简在夏威夷旅行途中意外去世。看来，宇宙总算让大卫喘口气了。
简去世后，大卫开除了那个做眼线的教授，并且计划再度踏上欧洲大陆，来一趟长途旅行。这次没人反对他了。杰西与大卫同行，他们漫游伦敦的天主教堂、法国的薰衣草花海，以及瑞士郁郁葱葱的阿尔卑斯山。在德国，两人跳上河船，在摩泽尔河上漂了好几天，不时观赏和品尝跟在船尾的各种水生动物。
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家里，没了女儿，但多了个小儿子埃里克——芭芭拉夭折几年后出生的孩子。1905年秋季，埃里克两岁，大卫发誓要保他平安。他重新回归工作，每天早晨从老师的雕像下走过，执行他眼中“最高等级的传教工作”。他手握解剖刀，从罐子中取出一件未知物种的标本，在明亮的灯光下注视它，用刀子戳一戳它的牙齿、鱼鳍、鳞片，最终划开皮肤发掘其下的秘密。大卫在这些标本的骨骼和器官中寻找线索，想弄清楚哪个物种先出现，生命前进的方向是什么，它们经过哪些尝试才进化成人类，促进这些进化的秘诀又是什么。灯笼鱼究竟如何发光？海星如何重新长出腕？飞鱼怎么飞？人类能借鉴哪些适应过程来减少痛苦，将人性提升到新的高度？
大卫仔细查看每种生物的内脏、神经和韧带，它们的鱼鳔、胆囊、骨骼和眼球。他盯着鱼错综复杂的大脑，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好几周，甚至好几年，直到他确切了解眼前的生物。接着，他会掰动自己的指节，可能还会放松一下脖颈，呼吸几口地球的新鲜空气，然后吐出该物种的名字，那个前所未有的名字：尖棘髭八角鱼。就这样，一个新的物种面世。
为了给这些未知的物种留下印记，他把这个神圣的名字打在锡牌上，把锡牌丢进罐子里，紧挨着标本，然后拧紧盖子。如此一来，宇宙的又一个角落就被发现了。他自豪地展示这些罐子，如同展示一座座奖杯，它们逐渐累积，这份井然有序的混乱最终有近两层楼高。
注释：
[1]成立于1846年，下设21家博物馆、21家图书馆、国家动物园及众多教育和研究中心，拥有1.56亿件物品、文物和标本。——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