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被標記的身體

在余治眼中，時代雖然動盪，道德卻黑白分明。然而，他同時代很多人卻試圖要弄清，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中，那些看似固定的服飾和身體記號，竟然是可以變化和操弄的。無數人在內戰時穿行在江南的陸路或水道上，人們移動和遷徙的程度不亞於死亡與破壞的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盜匪可能會加入團練，降兵可能會恣意地變換（或背叛）其效忠對象，家庭不同成員可能會支持敵對的雙方，難民離開家園可能會一去不回，而各方勢力都在俘虜中招兵 ——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在尋找能夠揭示身分的標記，希望從中尋獲一點確定感，即使這種確定感並不可靠。1人們還一再調整自身的外表和行為，好在頻繁易主的領土上能符合規範；有時候，他們還會記錄下這一過程中的尷尬。人們和事物並不總是他們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當承諾與忠誠的常見表達方式不再可靠，甚至有意被拋棄時，該如何辨別敵友？即便在承平時日，陌生人身上可以靠視覺、聽覺辨認的身分線索，都足以引人注目和引發蜚語流言了；何況在戰時，外地口音、奇裝異服、臉上的刺青、前顱的殘髮（或是剃得晶亮的腦門）、旅行文件，以及門牌，都會彰顯或洩露一個人的陣營隸屬 —— 這實際上也的確發生過；顯然，這些身分標記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身分標記牽扯的風險可能是（通常也的確是）極高的。在太平天國與清方兩邊穿梭，可能會讓人付出性命或永久的傷殘為代價 —— 很多試著逃跑的俘虜從他們的不幸遭遇中領悟到了這點。然而，一個人的生計和性命，有時也可能依賴於穿梭跨界，而穿梭跨界的成功則依賴於不露聲色地變換身分。即使長江三角洲已經為朝廷和太平軍分據多年，商人們還是得把貨物拿到市場去賣。清軍和團練一旦懷疑鹽商攜帶太平天國的文件和通行證，或是看到他們留了太平天國的髮型而未像清朝官方規定的那樣剃頭，就會逮捕他們。然而，如果這些鹽商要經過太平天國的領地，攜帶正確文件、打扮符合要求，也是至關重要的。2

從城市逃出的難民希望在鄉下找到安全，而那些原本住在鄉下的人也躲到他們以為更安全的地方。誰大權在握，農民就給誰納貢或繳稅，以買到家人的安全。3飢餓、家破人亡和破壞將人們從原本熟悉的社群中連根拔起，拋了出去。各方勢力頒發了旅行文書和各種文件，以維持對地方百姓的控制，而人們在這片被戰爭撕裂的大地上旅行時，得更換不同文書。軍隊樹立帶有己方標誌的旗幟，以界定自己的勢力範圍。俘虜們的身體很多時候被迫打上屈辱標記。那些因日常事務而需要在清方與太平天國的領土間穿行的人，便需要掩飾打了記號的身體，或是將記號除去。俘虜對於自身髮型、外貌及口音的焦慮，顯示了他對於打扮是否合規定，對於效忠對象，對於身分認同的不自在。而對於他人髮型、外貌和口音的關切，則反映了普遍的恐懼心理 —— 人們害怕滲透，害怕背叛，害怕看似正常的行旅之人可能心懷鬼胎。理論上來說（或是事後來看），身分與價值觀都是絕對且清晰可辨的；但實際上，它們往往極具偶然性。

時人對於這場戰爭的書寫，無論是當時所寫或事後回顧，不管是中國人還是洋人所寫，都在髮型、服飾、刺青與口音上著墨甚多，即便這些東西很少是作者最關心的部分。人們穿什麼？他們講什麼方言、有什麼口音？男人們留什麼髮型？為什麼太平軍中的少年兵驚人地多？4無論是在回憶錄、日記、外交報告還是供狀中，提到這些細節，就表明作者經歷的真實性 —— 這種真實性體現在反覆陳述那些只有局內人才知道的訊息，並藉此迎合讀者的期待。此外，這些細節把人們的差異分門別類，並由此區分出界線 —— 實際上，這些做法遠早在戰爭開始之前便已出現。

在儒家經典中，服飾是區分性別與華夷的重要符號。5一名女子的年紀、民族、婚姻狀態和社會地位都體現在她的髮型中。一名男子前顱有沒有留頭髮，清楚說明他是支持還是對抗朝廷 —— 這從一六四四年滿洲人征服中原後沒多久頒布剃髮令起，就一直如此。6在這個多語言帝國中，方言和口音長期扮演著鑑定身分的試金石。這些記號都不是新玩意，但是，當人們渴望在混亂中找到秩序的蹤跡、並渴望重新穩定因衝突而動搖的身分時，他們便更加關注這些記號。人們總覺得陌生人威脅著穩定，而當陌生人大量出現時，就更可怕了。當不僅陌生人，就連鄰居都開始掠奪、姦淫、擄人、打劫時，任何臨時的記號，都能提供一點哪怕無濟於事的慰藉。

除了用服飾、髮型和口音來判斷身分外，交戰雙方還用護身符、儀式和姿勢來區分出敵我。東安義軍，浙江紹興一支至少在名義上效忠清廷的地方團練，就用佛、道教詞語及護身符等宗教標誌來表達立場。7交戰雙方也命令己方成員和相關人等攜帶旅行文書和身分文件，好更容易認出彼此，並讓自己人在白熱化的戰區也有一些行動自由。例如，很多太平軍士兵會把帶有「太平某營」（其軍隊名稱）及「聖兵」字樣的布片縫到衣服上，藉此把一套普通衣服變成了軍服。8觀察家也注意到其他的識別記號。太平軍士兵會把他們軍團的編號印在外袍上，或是印到掛在腰帶上的木牌上，同時還會寫上配戴者的姓名、軍階和籍貫。9這些木牌上也蓋有軍團司令的印。舉例來說，作為識別，蘇州所有士兵都配有一塊標有忠王印的小腰牌。10

士兵們不是唯一被這樣作上記號的人。在行經太平天國領地時，旅人們，包含外國人在內，也要在腰帶上掛上標有天國印記的木牌。一位英國旅人森然寫道：「沒這牌子，性命不保。」11這樣在的文件可以仿造，來「證明」虛假身分，或為非法行為提供合法掩護。比方說，在蘇州，有個在太平軍手下做筆墨先生的人，他在和其他俘虜一同潛逃前，偷走了印信，並為自己偽造了通行證和其他文件。他後來回憶，他和同伴是如何透過配上木腰牌來證明自己是太平天國這方的人。每個人都一眼就認定這些識別記號「不致為疑」，即便它們只是用來掩護這些人逃回清方領土的工具。12類似的，一位作者在他內容豐富的回憶錄中追憶過，自己如何用太平天國印信填寫旅行文書，假裝自己和同伴要前往鎮江購買糧食，好藉此逃離。他確信，如果沒有合適的文件，他就會被逮捕；而且，即便用上了正確的印信，他也只是從一個敵據區移到另一個敵據區，最終也沒能逃跑。13

隨著戰事沒完沒了地拖下去，各方都渴望獲得最終勝利，反而更陷入僵局。叛亂和鎮壓催生出殘暴，而不管誰在臺上，施暴的對象都是平民和那些口音讓他們覺得有問題的降兵。即使太平軍也因火烙或殘體毀容等肉刑而臭名昭著，但清軍及其盟友在這方面顯得格外惡劣。包含慈善家余治在內的當代評論者主張（儘管沒什麼用）清軍及其盟友應該寬容行事，好儘快獲勝。他們指出，仁慈的待遇能激發對方儘快投降。根據這個在大清一方佔上風的邏輯，人們天生忠於王朝，而且不願離開家鄉。只有那些最桀傲不馴的叛軍領袖才會頑抗到底。14如果知道自己可以恢復平民身分而不必擔憂遭到報復，敵人就會解散，就會剃掉頭髮並回歸日常的穿著。可是，報復確實存在，對象就是那些以當下標準來看選錯邊並帶著錯誤陣營標記的人。這些標記代表的意涵很明顯 —— 要知道，即便是承平時日，人們的籍貫、性別、年齡和地位的差異，都會不可避免地透過髮型、口音和服飾暴露。

太平天國戰爭引發了人們對偽裝和背叛的嚴重焦慮。在充斥著道聽途說或真有其事的欺詐行為的氛圍裡，人們對細作和滲透者的恐懼大增。15政府官員、軍官和營隊都可能會投降敵方，也確實有人這麼做了。有的人反反覆覆地轉換陣營；在一些亟需擴軍的地方，二度背叛所負的風險也因為人員補充的迫切需求而被忽視。16然而，新近向任何一方投誠的人依然會引起極大的擔心；服飾和髮型上的改變是否真的反映了真心投誠，仍有待觀察。讓焦慮和不信任氣氛雪上加霜的是，雙方陣營都採用了讓自己人偽裝成他人的策略。透過服飾、髮型和書寫而編成的立場符號，是可以被有意操弄的，所以將領們用監視和焦土政策來將滲透、背叛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對偽裝和背叛的焦慮可能會（而且的確常常）導致極端的決策，特別是（但不僅限於）一八六○年後戰爭進入鎮壓階段時。各方勢力都逐步增加使用掃蕩郊區、禁止貿易、處決俘虜和屠殺百姓的手段。那些表面上像是難民的人，真的是在逃難嗎？還是說他們其實是偽裝的叛兵，拿乘舟同行的女人和小孩做掩護，好滲透到清軍的領地去？要怎樣才能區分太平天國細作和解甲的兵勇？17那位走街串巷的算命先生會不會也是細作？18類似事件真的發生過；這解釋了為什麼團練會出於對偽裝的恐懼，就拷打、審問（或殺戮）整船難民。19有一名作者描述說，「賊」將自己假扮成平民，帶著酒水和其他補給想混進清軍。在接近清軍時，他們向清軍炮船的船帆扔擲炸藥和燃燒彈，讓它們燃起熊熊大火。20一八六○年，太平軍混入難民和香客之中，企圖接近杭州城。還有一次，他們從廟中帶走木頭佛像，給祂們穿上太平軍的制服，並把它們繞城而排，造出人數眾多的假象。21這些舉動無疑助長了清軍和與之結盟的團練對平民犯下更多暴行。而且，不只太平軍會偽裝自己的身分，盜匪們也會假扮成太平軍、團練和清軍，並以這些身分去洗劫船隻、搶劫當舖，引發人們的恐懼。22難民們假扮成乞丐，希望藉此能平安通過險地，到達安全之處。23清方的人也曾假扮成太平天國的人，以滲入被佔領的城市。

流動人口是所有人的懷疑對象。24雙方將領都擔心商人或是外來勞工可能是敵軍士兵假扮，而在一些情況下，他們會對這些被懷疑人群的遷徙加以限制。包含外國旅人在內的觀察者們提到過，太平軍佔領的城市就像是軍事設施，在有些城市中，居民似乎被有意驅離，城內只供太平軍和那些得要為他們提供後勤的人居住。25太平天國在一八五八年禁掉了長江口岸城鎮蕪湖的貿易，並趕走這個地方所有居民，只留下那些可以被他們強行役使的人。如果出現長期圍城（這種事情可能性不小），驅逐居民被認為能減少一些需要餵的嘴；此外，這種政策也被認為能降低背叛和滲透的風險。26兩年後，一名外國人觀察到相似的政策在蘇州推行。只有藥舖被允許進行商業活動。除了守門人和藥商外，當地人都不得在城內居住而被趕了出去。27大部分佔領軍隊都來自外地，特別是湖南、湖北和安徽等長江中游省份，以及太平軍的發源地 —— 遠在南方的兩廣。最終，貿易在南京也遭到禁止，以防同情清方者假扮成「商人與苦力」混入城中。28

太平軍、團練、盜匪和清軍之間的界線並非滴水不漏。儘管清方的語言強調效忠，而太平軍強調順應意識型態，且身體上的記號表現出了這兩者的區別，但人們還是經常更換效忠對象，而且躲過了懲罰。事實上，身體的記號可以為細作或變節者提供掩護：一名剃光前顱的男子會被當成效忠清廷的人，而前顱有髮的，則表示他是太平天國一方的人。太平軍新抓到的俘虜會被強迫留長前顱的頭髮，而那些要潛入清軍領地的「老賊」卻會剃光自己的前顱。有名太平軍的俘虜抱怨道，這種對外表的有意操弄叫他很難判斷究竟誰是誰，雖然口音與服飾還是能提供他一點額外的線索。29這些記號並不總是直接打在身體上。立場有時會表現在文字中，會表現在繫在他們頭上的布條上，或是縫在衣服上。一八六○年太平軍進入杭州時，一些鄉勇轉而投靠他們。這些人拿出藏在衣衫內的紅巾綁在頭上，由此亮出自己的新身分。30兩邊陣營都因細作、叛徒和變節者而焦慮。在一八五三年的一場圍城戰役中，有名駐紮在合肥的官員徒勞地想要讓身分和立場不容易改變。此人給鄉勇們分發了三千條上有「大清一統」字樣的白布條。這些布條寬三寸、長一尺，上頭的字樣用特殊的字體寫就，大概是為了讓人較難偽造。鄉勇們被要求將布條縫進左邊袖子裡。只有佩有這暗號的男子才許進出城。這樣，鄉勇們就不會潰散或逃跑，而細作與叛徒也無法混進城去 —— 至少理論上如此。31

兩邊陣營都對投誠者賞以權位和榮耀。帶著人馬來投靠清方的太平軍有望繼續統領自己的部隊；投靠太平軍的團練領袖亦然。因此，整個軍團有可能一夜之間就換了效忠對象。事實證明，這樣的盟友在各方面都是不可靠的。任何軍官只要換過一次陣營，一旦政治風向或戰況不對，就可能故技重施。讓我們來看兩個例子。一名曾在一八五九年協助太平軍佔領某地區的男子，在投靠清廷後，被賜予了清軍職位。不到一年，他便再次轉換陣營，帶領太平軍向揚州清軍發起進攻，而後被清軍與團練聯手擊退。最後，這個人被捕獲，並遭處決。32在蘇州附近的水鄉周莊，一位地頭蛇給兩邊陣營都付了錢，以確保他的船隻能跨戰線貿易。33他的組織中至少有部分頭目穿上了清軍制服，但同時地方上也認為他們是在為太平軍做事。清方官員顯然知曉這種兩面手法，但為了維持該地的秩序，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此人的人脈極廣。34在混亂中大量滋生、無所不在的盜匪們以投機而臭名昭著，他們在太平軍與團練之間一再改變陣營。此外，新結盟的或無原則的盟友，不太可能深切認同任何一方的意識型態，於是不可避免地，時人總將這場戰爭中最惡劣的暴行怪罪到這些立場不堅定的團體頭上。

從理想角度說，當清朝官員敗在太平軍手上時，應該殺身成仁，以死效忠，從而保住自己的榮譽。但在實際上，很多人逃之夭夭；更糟的是，有些人選擇了投降，從而背叛了那些他們本該保護的人民。對於那些認真看待自身對大清所負義務的人來說，這種行為讓人震驚。事實上，很多人認為，太平軍之所以可以撐這麼久、可以那麼有吸引力，都是叛變的清朝官員和將領造成的。35人們普遍認為，解甲的清兵和新加入太平軍的盜匪對平民造成的威脅特別大。36太平天國「老兄弟們」以嚴格遵守教義著稱，但太平軍的新成員沒有被要求要同樣地守規矩。37這些人期望靠打劫謀財，對天王禁止姦淫擄掠的三令五申置若罔聞。

就像虔信者一樣，投機份子參加太平軍起碼也是出於自願。除了這兩類人外，太平軍的隊伍也因強迫俘虜加入而膨脹。這類人男女老少都有。當時有特殊的行話來稱呼這些俘虜。健康的男性俘虜稱為「牌面」，他們被編進太平軍中；老弱稱為「牌尾」，被派去做卑賤雜事。38這些俘虜被根據性別分開，編入各「館」工作。通常這些人說著新近佔領地區的方言，而那些「老兄弟」則講廣東話 —— 清方與外國觀察者認為，後者才是真正的「粵賊」。

俘虜從根本上壯大了太平軍和團練的人數與力量。在那個時代，人們認為士兵具有根深蒂固的返鄉渴望，為了預防兵卒們屈從於這樣的念頭，需要在意識型態上影響他們；如果無法影響，就需要給他們的肉體打上記號。鄉勇們逐個盤問旅人，試圖將他們分類：他們在路上抓到的陌生人大多是平民或逃走的俘虜 —— 這些陌生人究竟是好人，還是是太平軍呢？有些人 —— 譬如說，雇工和有前科的菜販 —— 靠耍小聰明謀生，如果這樣的人說自己只是受俘而沒有真心效忠於太平天國，可以相信嗎？39那些廚子、腳夫、裁縫、繡工和挑水人呢？他們也都說自己是被迫為太平軍做事的 —— 他們的話信得過嗎？40路上那些乞丐和背著大包衣服（因而很可疑）的人呢？他們可信嗎？還有那一夥夥發下「夥伴誓言」的人呢？他們號稱只是結伴而行，除了都歸鄉心切外沒有其他瓜葛 —— 他們可信嗎？誰能替他們擔保，或者說，憑什麼為他們擔保？他們身上有什麼特點透露出他們的內心忠奸？有什麼蛛絲馬跡可以判斷他們無辜與否？老實說，我們又在多大程度上能相信這些審問者自己是誠實可靠的？或者說，他們所留下的供狀反映的真實有幾分？41身分被分配，被指派，被具體化，因此它們可以被調查，被核對（或是被改變），儘管查了也不一定有確定答案；這讓人擺脫不了焦慮感。一個人的立場、陣營常常由不得自己選擇，它們就像商標、制服和標籤一樣，可以穿戴在身。有些時候甚至可能會被刺在臉上。

見證或參與了這場戰爭的人，都被它打上了象徵的或肉體上的記號。在戰鬥中傷殘的老兵與平民身上的印記，提醒著他們過往的痛苦經歷。燒痕、傷口和斷骨是當時經歷暴力的證明，同樣的證明還有孤、寡、難民以及其他戰爭暴行的目擊與受害者所經受的情感創傷。此外，戰爭還造成了其他疤痕，它們被蓄意加在俘虜身上，象徵著屈服和恥辱。太平軍在一些俘虜臉上刺下它政權的名字「太平」，並在自己的細作與俘虜頭上烙下新月或十字型的記號。42太平軍藉此援用了大清律例的做法，類比清廷，把自己放到了一個類似的權力地位上，一方面懲罰罪犯，另一方面給為己方賣命的人烙上記號。太平軍顯然也吸收了一些逃脫的犯人；這些人臉上的烙印和刺青證明他們犯有前科。43刺青似乎是戰時徵兵用來界定或分配身分的重要手段。在臉上寫字在中國的刑罰或是軍事實踐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它利用了根深蒂固的社會異化標誌和犯罪標誌。44我們無法知曉有多少人被這樣打上記號，但這些刺青的臉龐卻是時人作品中常見的意象。

一八六○年陰曆五月十八日，常州安鎮的一支團練巡邏隊抓到一名四十一歲的男子，此人臉上刺有「太平興國」四字。他是誰？他從哪來？應該怎麼看待他臉上的字？他是太平軍的鐵桿成員，還是僅僅被他們刻上了字？這個團練巡邏隊給他上了枷，然後把他帶到團練局調查審問。45實際上，這名刺青男子能載入史冊，僅僅是因為團練留下了其供狀的粗略紀錄，這份報告是安鎮團練活動與交流相關資料的一部分。這份供狀越看越像是想要證明團練的人道與寬大，儘管這很可能是蓄意製造的假象。46在每個案例中，審問紀錄都會描述團練如何判斷一個難民的證詞是否可信。要是審問者認為他們的旅行文件足以採信，就會釋放他們，讓他們平安回到家鄉。然而，在一八六○年，很多人的家鄉都已落入太平軍手中。團練們會讓這些持有最新大清通關文書的人進入太平天國的領地嗎？如果放這些人進入太平天國領地，團練們覺得這些人的命運會如何？

至於那位面有刺青的俘虜，團練的審問人斷定他叫嚴和大，來自蘇南常州府江陰縣城西邊的一個市鎮。他告訴團練的鄉勇說，他的家鄉落入太平軍之手不久（也是他被這群團練抓住前不久），他就當了太平軍的俘虜。隔天，捉到他的太平軍將他帶去無錫總部，並在他臉上刺了字。第二天，他逃到蘇州附近，卻被地方團練給抓了。根據團練的紀錄，他的回答完美無暇，在審問過程中，他的一舉一動也毫無可疑之處。團練局總結說，儘管他面上的刺青永遠無法消除，但他還是個良民，應該放他回鄉。他們給他發了解釋他處境的旅行文書，以確保他能順利上路。47只要他待在清軍的領地裡，團練發給他的旅行文書就應該能提供一點保護，雖然當時清廷在蘇南的勢力範圍十分有限，並且持續在萎縮。

審問嚴和大的鄉勇應該知道，太平軍在試圖逃跑的兵丁臉上刺青作為懲罰。臉上的記號說明，他是被迫加入太平軍的，也說明他是遭辱受罰的受害人。雖然他臉上的印記表明了他和太平軍之間的關係，很可能也正因為這個標記，團練才覺得他和太平軍之間的關係其實不深。然而，他臉上的刺青依然有可能讓他在重回故里時難以融入 —— 對此我們無從得知。關於嚴和大這樣的刺青者戰後的遭遇如何，史料一片靜默。重要的是（或說我們所能知道的是）打記號是在軍事、刑罰兩方面長期存在的凌辱性做法，儘管在這個案例中它只讓戰爭經驗表現在一個人的肉體上。

在一個人的臉上刻字，是以一種粉碎他尊嚴的方式，來展現自己對他擁有絕對的權威。至少在理論上，只有國家能以合法暴力的形式，將刑罰刻寫在他人的肉體上，儘管在國家之外顯然可能也有其他的勢力會把字烙在肉體上。該勢力透過仿效國家把黥刑作為一種懲罰手段，來表明自身的權威，因而太平軍對俘虜刺字的行為是一種根本上的挑戰 —— 在政治上挑戰被取代的王朝，在個人層面挑戰被刺之人。在明清時期，臉是「自我」的重要隱喻。那些做出道德上的讓步，或是從羞辱中熬過來的倖存者，常會提到他們沒臉面對社會。因為「臉」帶有種種意涵，所以人們對將社會或政治身分刻在臉上的做法有特別的反應。臉上的刺青意味著此人被排除在人類社會之外。那和幫派的刺青不一樣，後者意味著自願加入，有時還被認為會帶來更大權力。而那些加在罪犯和募來的兵丁身上的刺青，則意味著強迫和貶抑。48

明清的刑罰透過身體銘記來複製社會階級與界線。有時候，罪犯的皮膚會被作上清楚的記號，來標明犯下的罪行種類，或是表明他們的流放地點。理論上來說，士人階級可以免除包含烙印、刺青在內的國家肉刑，即便是科舉制度中最低階的士人也有此待遇。49然而，這樣的階級特權在戰爭中遭到了顛覆，這些曾經的精英很快就發現他們在新政權下也會受到肉體懲罰。「玉石俱焚」之類的表達時常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出現，這顯示，對於先前特權突然地煙消雲散，對於士人身分不再能為他們的人身財產提供任何保障，精英們感到非常不滿。50即使是那些受過教育、曾經有權有勢的人，也有服勞役或遭肉刑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傾向於收起自身的風雅，讓自己默默無聞，或避免沾染太平天國的事務；也有人苦澀地抱怨他們喪失了從前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權。51

在中國，在臉上烙印或刺青的刑罰可以追溯到唐朝之前，自那時起刺青就一直和犯罪及其後果密不可分。52黥刑（墨刑）和劓刑（割鼻）、刖刑（斷腳）、宮刑（閹割），以及大辟（死刑）在古代並為國家頒訂的五種主要刑罰（五刑）。53這五刑都刻意地傷毀犯人的身體，讓人一望可知此人偏離了人類社會的標準。隨著之後朝代在刑罰上轉而偏好笞、杖、徒、流及死刑，這種對於造成（永久性的）身體改變的常規做法也隨之被調整。54明清時期，政權用鞭笞這種身體性的宰制手法來強調對罪人的羞辱、強調他們的附屬地位。要是更嚴重的罪行，徒刑、流刑（這兩種刑罰通常會附帶刺青）以及死刑會將這個罪犯從其原本的社會環境中去除。儘管隨著法令變遷，這些早期的刑罰形式也發生了相應變化，但刺青作為一種「附加刑」繼續存在了好幾個世紀。在清代，此刑通常用在累犯或逃囚身上。55

由國家施行的黥刑，有著囚禁、強制勞動、控制及有罪等意涵。根據清代法律規定，鯨刑的適用範圍和所黥文字的內容有著明確規定與範圍，至少在理論上來說是這樣。因為黥刑是為了保障判了苦役和徒流的犯人不會逃離，所以犯人被迫在皮膚上刻上他們的罪行，很可能還要刻上流放的目的地。根據一六四六年頒布的大清律例，犯者要在右前臂刺下罪行。再犯者，加刺在左臂。三犯者（從一六九二年之後的案子算起）則是刺在犯人的太陽穴處或前額。56每個案例所刺的文字和大小都得符合規定。女人、老人和青少年則可以免受黥刑。57

在臉上刺青是比在手臂上刺青要嚴厲得多的懲罰，因為刺在臉上一般來講是暴露在外的，但刺在手臂上可以用衣物遮掩。由於這種恥辱如此的觸目驚心，黥面也被視為是對潛在罪行的有效嚇阻 —— 它把犯罪、流離及社會異化暴露出來，警醒大家小心這些不穩定因素。58它也令政府更容易識別及掌控這些人。被流放到新疆的犯人會在臉上刺字，雖然他們隨身帶的身分文書記錄了他們的籍貫、年齡、罪名、顯著的疤痕，以及指印。59這些文書使得前往新疆的旅程更為順利。理論上，刺青就是要確保犯人逃跑後沒那麼容易融入當地的社會。但在實踐中，刺青不具有永久性，儘管人們之所以特別害怕這種恥辱記號，是因為以為它無法去除。如果犯人表現良好，刺青可以由官方合法移除（雖然很痛）。它們也經常經由非法的手段移除，要麼是藉由勾結刺青的胥吏（他們收取賄賂後會用可以褪去的墨水輕輕刺上），或是透過在刺青上燒、灸、塗抹收斂劑產生疤痕來蓋住刺青。60

在太平天國掌控的地區，黥面被用來當作懲罰和控制的工具。太平軍利用了人們害怕傷殘、害怕一旦被刺青或遭到身體損毀就會背負上罪犯嫌疑的心理，讓徵來的兵丁嚇到乖乖聽話。容貌的損毀使這些人無法在家鄉被接受，並讓他們即使在太平天國的隊伍中也受到限制。這類刺青不僅具有刑罰的意味，還是軍隊傳統的一部分，用在那些被強徵入伍的一般百姓身上，既可以預防臨陣脫逃，又可以當作對逃亡的懲罰。例如，宋朝一份記載提及被強徵入伍的刺青俘虜心中的孤獨感、他們對回鄉的渴望，以及他們意圖逃離時刺青讓他們背負的疏離感和犯罪嫌疑。61太平軍實施的黥刑帶來了一系列類似的後果：思鄉的情緒、疏離感，以及軍人與盜匪身分之間的掙扎。

李圭的〈思痛記〉生動記載了他三年來在太平軍的俘虜生活。書中切身記錄了刺青的場景。這本回憶錄充滿了感官細節 —— 視覺、聽覺、嗅覺與觸覺；這些元素混和在一起，使得這份記述既飽含藝術性，同時也讓人覺得發自肺腑、無比真實。作者特別著墨於像他一樣的俘虜所遭受的苦難，特別是那些想要逃跑的人。據說軍營有被害俘虜的鬼魂作祟；日落之時，空氣中縈繞的呻吟聲令人毛骨悚然。62李圭列舉了施加在俘虜身上的其他處罰：傷損、割耳、剜鼻、火烙等等。有些人的臉上被刺上標語：「太平天囯[1]，真心殺妖。」63據李圭說，這種刺青名為「切字」[2]，即「（墨）水使透入骨」。64和其他的已知案例形成反差的是，逃跑俘虜臉上刺的字不僅將太平天國的國號標到他們身上，讓他們由此成了太平軍的財產，還將該政權的任務昭告天下：殺清妖，即殺滿人和為滿人做事的人。這些字也大方、公開將被刺青的人與太平天國大業綁在一起。這段關於「真心」和刺青的記述，就像武俠小說一樣，肯定了為有價值但非主流的理想奉獻的做法。也許這裡遙相呼應的是《水滸傳》中那些臉上刺字但義薄雲天的眾家好漢，他們的故事在當時藉由說書人之口以及各種戲劇表演而家喻戶曉。無論如何，透過記述自身的慘痛經歷以及加諸俘虜的諸項肉刑，李圭也是在替自己為太平軍長時間做事的行為做辯解 —— 他受到恐怖對待，因此是身不由己的。對於暴力的恐懼讓他一直留在太平軍中，一開始是當僕役，而在他被迫坦承自己知書識字後，則開始擔任祕書與會計的工作。

接著，李圭描述他是怎麼驚險逃過這些肉刑的。他既害怕逃跑，卻又擺脫不了逃跑的想法；不管怎樣，他被一名特別狠毒的太平軍官給抓了起來。李圭這次被抓的情形有些不清楚：當時他在營外工作，而且看來一副想要逃跑的樣子；但由於不確定有多大機會，他還沒下定決心要跑。再次被抓，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但最終只不過派了個刺青師來，要在他臉上刺字。李圭形容他既恐懼又憤怒，因為這些刺青一輩子都不會消除，而且會讓他受人注目。他暗忖：「不若死卻乾淨」，並大叫：「寧死不願刺字！」刺青師抵達時，他拼命地反抗。捉到他的那名軍官大笑，旁人也開始說刺字也許沒有必要。另一名太平軍把刀磨利，持刀刺了李圭的肩膀，說這次算輕饒了他。劇烈的疼痛讓李圭幾乎倒下；他覺得自己快暈過去了。在清醒的短暫時刻，他記住了他在太平軍中的新保護者，一位談吐文雅、身穿太平軍軍官黃袍的浙江人。65荒誕的是，李圭逃過了刺青師的針，卻因此喪失了逃離太平軍的機會。他的俘虜身分沒有刻在臉上；然而，他和抓他的人現在卻變得更加密不可分了。

接下來，他描述他所屬的隊伍是如何攻克金壇城的。進城後，監視更加嚴密，而李圭也被迫承認了自己的文人身分。李圭開始在太平軍的糧倉做事後，一時之間更難逃離了。雖然他的臉沒有受損，但在精神上他覺得自己飽受考驗的忠誠心蒙上了汙點。此外，他對遭逢刺青師這段經歷的敘述，似乎蘊含著階級上的焦慮。從那名湖北惡棍和那位後來成為他的保護者和恩主的黃衣浙江人之間的反差中，我們也能看到這一點。無論在個人、家族或是法律層面上來看，損傷士人的身體都被視為禁忌。這使得李圭從刺青師針下逃脫的故事在時人及其他士人眼裡，會遠比在我們眼中要更可怕。

在這場戰爭中，那些臉上的墨記會遭到巡邏團練的緊張檢視，當過俘虜的人後來也常在作品中不安地回想到這點。有些曾造訪太平天國的西方軍人、外交官和傳教士，也提到他們在俘虜與奴隸臉上或身上，見過刺青與烙印，儘管他們更關注其他殘酷少見的懲罰與奇怪的習俗，以及充滿異國色彩的服飾（這些服飾暗示了這些人的異域特色和殘酷，而這些西方人的某些同胞卻想把他們當作基督教教友）。在十九世紀歐洲，刺青被看成是一種充滿異國色彩的原始行為。以刺青（包括鯨面）作為懲罰，在近世歐洲具有悠久的歷史，但當它在十九世紀被拿來和殖民地原住民所謂的野蠻行為相聯繫時，歐洲本身的這段歷史就常常被忽視。66然而，此時在美洲，以及歐洲人在亞洲的殖民地，刺青、烙印，以及其他施於肉體的極端刑罰，都還是用來處罰逃跑奴隸的常用手段。因此，儘管在西方人筆下，太平天國轄區的刺青做法顯得頗為奇異，但實際上對十九世紀的西方人而言，刺青並不陌生。

描繪外國人造訪太平天國的作品裡，出現過若干遭遇刺青俘虜的描述。一八六二年，維多利亞主教從香港到北京的途中經過上海，拜訪了當時「佔據寧波的太平軍領袖」。這些英國訪客遇到的中國俘虜告訴他們，他們是「被強迫留下的，而且想要逃跑」。其中一些人臉上刺了「太平天國」四個字，這是逃跑失敗後的懲罰。一名專欄作家寫下這個事件，在他筆下，這些人的刺青具體體現了淒涼、悲慘的俘虜生活。67在一封給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Frederick Bruce）的信件中，英國外交官巴夏禮（H. S. Parkes）寫道：

南京的太平軍只有士兵和奴隸兩個等級，後者很多都被烙上「太平天國」四字。他們是被太平軍從所過各省擄來的，沒有任何金錢酬勞，且每天只在他們所屬之王府或將軍的衙門裡供給兩餐。他們的臉上清楚地顯露出淪落為奴的屈辱，而有幾個在無人竊聽時說的話，透露出他們迫切地想逃走。68

然而，巴夏禮猜想，對於其他有相似刺青的奴隸，天京的奴隸生活其實可能比他們過往熟悉的艱苦日子還要好。他們現在起碼「有充足的食物、有可居住的房屋」。

在他一份寫於一八六一年三月往返上海與南京旅行的紀錄中，英國駐寧波的代理領事富禮賜（Robert James Forrest）提到蘇州的護城河由一位骯髒的收費人掌管。當富禮賜進城時，曾在那裡和士兵們聊天。士兵中有很多人「面頰上都刺著」太平天國的國名，而且他們中沒有人能給他提供任何有用的情報。69在富禮賜眼中，這些徵來的兵已經屈服於他們的命運 —— 只要有口飯吃，他們便不太關心未來會怎樣。他們像是被毀滅的大地上逆來順受的一群，這片大地上屋宇被毀、被燒，人民迷茫不知何去何從。富禮賜被認為是太平天國問題的專家。在部份作品中，他表露出對太平天國的同情，而且他對自己在南京和洪仁玕的對談，描述得頗為正面，儘管他得出的結論是洪秀全很可能是個瘋子。70

富禮賜的領事報告栩栩如生地描繪了一處荒涼可怕之地：刺青者、被拋棄的護城河、盡成廢墟的城市、繁華不再的城郊、消逝的蓬勃貿易，以及太平軍從南京到蘇州一路進軍所留下的斷垣焦土。71富禮賜的報告廣為流傳。他在《華北先驅報》（North China Herald）登載了他的領事報告以及旅途的各種文章，而這些報告和文章也被收入其他人的書中，幾乎是全文照搬，僅調整了段落順序。像是林西．布瑞恩（Lindesey Brine）和托馬斯．布萊基斯頓（Thomas Blakiston）描寫太平軍統治地區狀況的章節，就大大依賴富禮賜的作品。72布瑞恩和布萊基斯頓都曾在英軍中服役，但二人都以他們作為探險家和科學家所寫的軍事及地理著作出名。在密集引用富禮賜的文章長達數頁後，布瑞恩（他顯然不太瞭解中國文字）立刻換回自己的口吻，描述那些在蘇州城中或附近的士兵將「太平天國」這個「字」（布瑞恩將「詞」誤寫為「字」）「刺進頰中」。他接著說，「一名歸依新教的中國人」在蘇州陷於太平軍手中後不久到訪該地時，也觀察到了同樣的狀況。

據布瑞恩說，在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一次集會上，富禮賜發表了有關其旅途的文章，文中解釋說，刺青的真正目的是要預防這些被再次捕獲的俘虜再試圖逃跑。73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是一個由英、美旅外人士組成的俱樂部，成員對與倫敦的東方學會有關聯的學術活動都很感興趣。富禮賜在該會發表這番見解，說明太平天國施加的刺青被認為是值得細究、讓人著迷的學術與科學問題：這些刺青一方面有效揭示俘虜的悲慘與淪落，同時也令太平天國顯得深具異域色彩，甚至近乎野蠻，而且表現得不那麼符合真正的基督教義。

太平天國成員被很多人稱為髮賊、髮逆或長毛。這些稱呼並非無足輕重，而是反映他們對政治規範構成的重大挑戰。髮賊們信仰異端，對抗朝廷，並留髮來反叛清廷 —— 這一切都是重罪。頭髮與太平軍之間的關係既是實在的，又是想像層面上的。在《江陰縣志》中有關這時期的災異紀錄裡，編者稱一八六○年陰曆二月時，大地長出了頭髮。到了四月，縣城便落入太平軍之手，而這些髮賊前顱留著妖異的、反叛意味濃厚的頭髮。這地區的其他方志也提到了類似的現象。74很多當時的觀察者和回憶錄作者都提到了太平軍及其俘虜的髮型，而太平軍本身則引用了歷史、種族與生理上的材料來解釋他們為什麼要蓄髮。對外國訪客而言，髮型是民族差異的標誌之一；有些時候髮型也成了他們跨文化變裝的要素。對中國作者而言，作為表達忠誠或反叛的政治象徵，不論本人願不願意，頭髮都是表達政治關係的關鍵場域。因此，頭髮問題值得關注和記錄。

在清代中國，一個男子的頭髮極具政治意義：頭髮是政令的對象，而與時尚無關。75男人們只有兩個選擇：接受清政府規定的髮型，或是違抗政令，從而構成叛亂。自從十七世紀滿人征服中國以來，幾乎所有的漢人男子都被迫將前顱剃光，並把後面的頭髮綁成一條長辮子。一六四四年攻陷北京後，攝政王[3]幾乎是立刻頒布命令，要所有漢人男子留辮；當時，剃光前顱成了對新政權效忠的標誌。在諸多抗議之後，這項命令雖然被廢止，卻沒有被遺忘。76

根據一六四五年七月朝廷頒布的一道命令，大清領土上的所有男子都必須改變他們的髮型。不這樣做的人便等同於謀逆，可處以斬首。77很多男子拒絕服從；士人和庶民直到不久前都還因衝突而走不到一起，但他們在違抗剃髮令一事上取得了共識。士人們引用經典和前例來強調「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78而當謠言四起，暗指改變髮型可能對婚姻和男子氣概有損之時，庶民們顯然也為此憤怒。79在剃髮者和拒不剃髮者之間，爆發了衝突。80江陰和嘉定的縣城都鄰近上海，這兩處對清朝的抵抗都集中在薙髮令上。兩個地方都死了成千上萬的人，因此被視為明遺民的大本營。當太平天國戰爭在兩個世紀後結束時，由於這兩座城市有過盡忠抵抗並為此犧牲很多生命的經歷，它們再次自視為（甚至是引以為傲地）有至死盡忠之風的地方。當年江陰和嘉定人抗拒薙髮令而死，後來他們卻是為了保護剃光的前顱而死，並為此受到頌揚。

在清朝幾個世紀的統治中，頭髮一直具有象徵意義，也是政治上的敏感問題。剃光頭髮的佛教僧侶是少數幾個可以免於蓄辮的群體之一。在十八世紀，新疆的穆斯林也得到豁免，讓他們維持傳統的髮型。在其他情況下，不遵守清朝的髮令將會招致嚴厲的處罰。因沒有薙髮而被捕的男子會被斬首。而執行逮捕的轄區官員們，也會因為寬縱叛賊而遭懲處。81就像孔復禮（Philip Kuhn）在他討論剪辮的書中所說，薙髮令曾是，也仍是「皇帝用來測試臣僕的試金石」。82孔復禮認為剃光前顱，而非蓄辮，才是政治和情感上糾結的核心所在，但他也指出，頭髮和它據稱擁有的魔力，總的來說是很敏感的問題。83在太平天國期間，清廷和太平天國強加在臣民身上的髮型彼此之間水火不容。清廷延續著他們幾個世紀以來的堅持，要男子剃光前顱，而每當他們收復失地或是抓到人，他們也會強迫實施薙髮令。相反，太平天國禁止人們薙髮。84在清朝治下，乾淨的前顱被認為是男子身體認同及政治認同的重要成分。作為面容特徵之一，乾淨的前顱可能已經成為男子習以為常的社會自我呈現的一部分。

「長毛」這個加在太平軍身上的稱呼，指的是前顱長出了頭髮，而非解開辮子。在對清廷的反叛中，太平天國的人不再剃光他們的前顱，但大多數人仍留著辮子。85與此同時，他們採用了一些特別的頭飾：當時的觀察家們描述過這些人的紅色頭巾、奇特的兜帽與小帽，以及纏在辮子中的紅色或黃色緞帶束（好和清朝臣民辮子上纏的黑色或深藍色的線相對）。86前顱的頭髮長度能大致證明一個人對太平軍的忠誠度，或者至少也說明此人在太平軍治下已有多長時間。它因此也成了評論的話題。

在太平天國轄區，那些前顱頭髮最長的成員被稱作「老兄弟」；那些髮茬尚短的，則另有稱呼（且不那麼尊顯）。李圭曾描述他和一個湖南人之間的某次遭遇。當時對方一身黑衣，還佩有一把大刀。他的口音清楚透露了他的籍貫：他講湖廣話，稱他的俘虜為「妖魔鬼」。李圭注意到他的前顱頭髮長達五寸，微微飄動，就像女人一樣。在李圭看來，他顯得既嚇人又有點滑稽。87李圭自己頭髮的長度則標誌著他當了多久的俘虜，同時也對應著他思鄉的程度 —— 他寫道，兩年後「髮漸長，憂益劇，故鄉遙望，浮雲蔽空」。88

髮型的改變與政治權力的轉手密不可分。一旦太平天國控制住一個地區，他們就會禁止薙髮。一八六一年的一份文件為他們在宗教、道德、身體和政治上的政策做了生動的辯護。這份題為《欽定英傑歸真》的文件在結構上是對話錄，採用的是洪秀全新得勢的侄子「干王」洪仁玕與一名叛逃來太平天國的清朝軍官之間的一場對話。這名清朝前官員要洪仁玕解釋太平天國的留髮政策。在對話中，這位前官員提出一連串假設性的反對意見，而所有這些意見涉及的都是有關是否舒服和方便與否的日常細節問題：

但有無知之人，言留長髮不便，每至半月，不薙則癢不可耐。前代雖留長髮，究不如今之為便。況久而不薙，則天熱即癢，非吾所愿也。

干王像個學者一樣莊嚴地打斷了他。他列舉了許多深刻的理由來解釋太平天國的這項政策，認為這些理由都有其道德準則或是有生理上的根據。頭髮「之生於首，猶草之生於山也」。光禿禿的山易受侵蝕且不再美麗。剃光的前顱導致「洩氣壞腦，多生頭暈善忘之病」。為了讓人神智清明、讓身體充滿活力，必須把頭髮留長。此外，干王還告訴這位清朝前官員說，頭髮是身體的重要部分，因此，和其他部分一樣，它（在基督教框架下）也是上帝以自己的樣子創造的。他指出，頭髮和衣服不一樣，它是在母親腹內時便由上天賜予的禮物。要是剪掉它，便是否定了神、背叛了上天，同時也是大不孝之舉。最後他總結道，薙髮令是「妖」在明末征服中國時所推行的，「凡百列祖必不肯薙髮。」他對此加以補充：即使是孩童也會在頭髮被剪掉時哭泣，女人們留了長髮，卻也沒有在天氣熱時抱怨頭會癢。所以，他總結說，留長頭髮是對的，而剃頭則是不孝、不愛國、不自然且不敬神的做法 —— 也就是從根本上和新政權的規矩唱反調。89他暗示聽者，這樣看來，頭癢和不便根本不值一提。

在太平天國治下生活，意味著必須向這個新政權繳稅，來換取新的身分證明文件；對男子而言，也意味著得留長頭髮。一個住在江蘇南部的人記道，太平軍在他家鄉建起稅關稅卡後，居民便無法剃光前顱了，這也意味著他們此後很難在太平天國轄外的地方做生意。90這種情況在清方亦然，也因此給那些需要往來於大清和太平天國轄區的商人和旅人帶來諸多不便。前面提到的那名江蘇南部人形容自己在太平軍佔領他家鄉後，留了六個月的頭髮，但因為「其髮已飛去大半，尚不能行走［前往上海］，只得剃淨」。在上海待了兩週後，他決定返鄉，但旅行再次受阻，這次是因為他前顱的頭髮太短了，以致他必須隱匿行蹤，直到頭髮留長。91

清廷和與之結盟的團練屠殺那些前顱有髮的平民，太平軍則是殘殺那些新近剃頭者。92在面對軍隊入侵或捲土重來時，平民們想必對他們自己前顱的狀態焦慮不已。士兵每取下一個長毛的頭顱，清軍軍官都予以獎賞。獎賞的數目取決於頭髮的長度：前顱頭髮五寸長的頭顱可以得到最高額的賞賜。93當團練重新奪回江蘇南部太倉一帶地區時，對人民頒布了薙髮令。雖然那一帶的難民們表示自己並不想要留長頭髮，但他們也擔心要是剃了頭，而團練又撤走了的話，會有怎樣的後果。所以他們最後並沒有薙髮。後來，一方面因為官方宣稱剃頭、殺賊的時候已到，另一方面因為有傳言說清軍即將大獲全勝，一部分人便剃光了他們的前顱並起而抵抗太平軍。但預期中的軍事援助並沒有出現，這些人被遺棄了，只有用他們精光的前顱面對太平軍。結局可想而知，是場災難。94關於頭髮的謠言甚囂塵上，使人心焦，尤其在戰爭接近終點之時更為嚴重。有些人說，連太平軍也為了不被殺而剃光了前顱，並搶走百姓的衣物。其他人則說太平軍在採取措施防止人們改變髮型 —— 這就意味著平民終究難逃一死。95太平天國的都城南京陷落後，城中許多平民立刻剃了頭，向湘軍投誠。但這並沒有用，絕大部分人仍被處死。這是因為他們前顱的頭皮顯得比臉上的皮膚白皙 —— 這明確說明他們直到最近都還是太平天國的臣民，所以湘軍認為他們因此當然不值得寬恕。96趙烈文描繪了隨之而來的暴行：街道上屍首橫陳，死的很多都是老人、嬰兒和幼童。年輕女子被強暴或被擄走。傷者遭到殘暴對待，身體流著血。哀號聲不絕於耳。97

頭髮除了是忠誠或反叛的標誌，它也可以是羞辱及控制人的手段。頭髮不僅具有強大的象徵和政治意涵，長辮子也可以很順手的抓在手中，成為凌辱、折磨他人肉體的工具。柯悟遲回憶，太平軍抓到他後，把他的辮子綁在其中一人的馬鞍上；他也描述了太平軍是如何抓住他的頭髮，用刀劃他的。98趙雨村的回憶錄也記有一段類似的經歷：當他的辮子被一名團練抓住時，他以為這人要殺死他。99很多當過俘虜的人都提到過，抓他們的人把他們的辮子綁在一起，或是用長繩穿過他們的辮根，然後強迫他們行軍。100在《江南鐵淚圖》中，余治描述俘虜們的頭髮被用麻繩穿在一起，好讓他們無法逃跑。他寫道，這些人就像是被織成一張網，又像是被串在線上的魚一樣。旁邊附了圖來展現了他們的悲慘處境，以吸引人們的同情與資助。101其他的材料描述了這些俘虜被綁在一起 —— 一根巨大的竹筒把他們的辮子穿在一起，他們手腳都被綁，以防止他們逃跑。有名男子回憶道，他們就是這樣過一晚的：「蚊聲如雷，真是生來未受之罪。」102

即使在最好的條件下，自己給自己剃頭也是件很困難的事。挨家挨戶的剃頭匠在地方社會和清代全國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可想而知，有清一代，他們的生計和清廷的命運緊密相連。我們從軼事類材料中獲知，對於那些想要重新融入清廷治下社會的太平軍俘虜或戰士而言，流動的剃頭匠提供的服務相當重要；因此，剃頭匠會跟著軍隊或團練到處走，好做生意。在一張繪著清軍江南大營與南京城郊太平軍對峙的地圖中，城外清軍營地圍著很多小販，其中就有剃頭攤子。在剃頭匠旁邊，我們看到一座戲臺以及縫補衣服的裁縫，還有小販在賣雞、魚和柴火。頗為不祥的是，四個砍下的頭顱被用各自的頭髮懸掛在那個剃頭匠身後。103

安鎮的團練在路上捉到難民和逃亡者時，會去注意這些人究竟是什麼時候剃的頭。在很多案例中，他們不只記下有誰剃了頭，還會記下這些被他們盤問的人是何時何地剃的頭。他們這樣做，可能是因為這能讓他們掌握線索，瞭解這些俘虜會不會想逃跑。有些團練似乎乾脆直接和剃頭匠合作，要他們當場提供剃頭服務。其他的團練則直接將俘虜送去剃頭匠那兒剃頭。104有位做過俘虜的人便回憶道，他從江蘇南部的太平軍手中逃出後，被團練抓住，送去剃頭；他因沒錢付給剃頭匠，甚感恥辱。那名剃頭匠甚至拒絕收下他的衣服和鞋子作為補償，因為它們實在太破舊了。105

圖3.1呈現南京城剃頭細節的圖畫

資料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髮型似乎也有其情感層面，儘管這種感情的真實性顯然是難以測量的。有些做過俘虜的人在回顧他們受控於太平軍而無法剃頭時，相當悲傷；還有些人則宣稱，他們前顱重新剃得光光滑滑、重新做回大清臣民時，感到無比歡欣鼓舞。有名男子抱怨自己因為頭皮受傷，流出的血令頭髮糊在一起，而不能在被俘期間整理髮型，並驚訝自己居然熬過了那段屈辱時光。他把焦點放到頭髮上，好轉移自己沒能好好維護應有髮型的責任。他暗示，自己並非不忠（只是因為傷口太嚴重，他才任由頭髮長長），所以他不應該被視為叛徒，而只是個受害者。106他的陳述有其表演性質（performative quality）；他這段話的用意似乎是想給他那可受質疑的行為一個正確的解釋。

在〈思痛記〉中，李圭描述自己逃跑後，一名同伴幾乎立刻就幫他剃前顱。保險起見，他只剪了兩寸，留下一寸以防再次被太平軍抓住。李圭寫道：「（我的頭髮）長短若杭人。」換句話說，他看起來比他實際上在太平天國控制地區待得時間要短。107快到上海的時候，李圭和他的夥伴覺得自己已經離開了太平天國的勢力範圍，於是決定要處理一下自己過長的前顱頭髮。他們找了剃頭師傅，每人付給他一個鷹洋[4]。李圭分享了他那時的心情：「昔日頭顱，依然還我，快哉！快哉！」108

這一幕本該是團圓和復興的最終表達：剃乾淨的前顱提醒他，他已經回到了過去，回到了家鄉，回到了他的王朝。然而，在下一段敘述中，他卻提醒我們說，他其實回不去了。即使只是在個人的層面上，所謂的復興也只是表面的，且殘缺不全，甚至只是種幻覺罷了。即便他的前顱恢復了光滑，他所目睹的一切 —— 那些他在回憶錄中描述的奇詭的、無法言喻的暴行 —— 仍在記憶中折磨著他的心靈。他用設問的方式反思，什麼時候他才能「還戴吾頭」，又什麼時候他才「得不痛定思痛」。戰爭結束十年之後，李圭完成了回憶錄，裡面描寫了他驚奇滿滿的環球旅遊。即便在這個時候，他形容自己仍為戰爭和被俘時期的經驗所苦。109對李圭來說，和解與回歸似乎一直都是沉重的、不完整的，讓人充滿挫敗感。他似乎是想說，剃頭其實只是其中較簡單的部分而已。

在十九世紀中國，衣著是顯示族群、宗教、性別以及地位差異的重要場域。人們用穿著來建立關係或強化差別。太平天國於一八五三年建都南京後，開始系統性地用衣著來區分軍隊和政治組織中的位階。新兵和俘虜一到來就會立刻被要求換上新衣。根據清軍捕獲的太平軍成員的證詞，對很多人而言，改旗易幟就等於改衣換裝。有個人被太平軍抓到後，抓他的人發了一襲紅衣、一條紅頭巾讓他穿戴，以成為太平軍一員。他想逃跑，於是把那身紅衣丟進水田裡，並換上從廢屋裡偷來的藍衣綠鞋。110在戰爭最後階段，衣著也提供人們一個判斷誰才是清軍盟友的方法。有人建議在收復一座城池時，應該殺掉那些穿著紅、黃、綠色衣服的人，還有那些戴黃頭巾、穿紅鞋的人。而與此相對的，那些在衣著上仍然遵循著地方習俗的人就不該殺，因為那意味著他們並沒有投靠敵人。111

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作者，他們在記錄太平天國的經歷時，幾乎都提到了太平軍的穿著。這些作者標出了前後的衣著之別，以及自己和他人間的不同。憑藉自己的審美觀，他們表達了自己對太平天國的同情或鄙夷。他們的描寫帶有自身的階級、宗教與種族成見。他們透過展現穿著的差異，記錄了太平天國社群內部的地位差異，或是透過討論某位太平天國領袖的高雅言談與服式，來讚美此人。即便是敵人，只要穿著家鄉的服飾，便也可能會在同鄉有難時伸手相助。112有的俘虜覺得，只要是同鄉，就可能激起對方的同情，自己便能得到額外的保護。

在天京居住的中國精英時常批評太平軍領袖的糟糕品味。諸王和他們的將領、官員穿著俗豔的顏色，而且款式不符時下的高雅品味。例如，據說他們誤穿女子的衣服，且把女人的褲子剪開套在頭上，這不僅顛覆了社會及性別規範，甚至幾乎狂歡似的摧毀了正常的行為標準。113

外國觀察者描述他們在太平天國轄區的經歷時，對於民族學上的細節關注絲毫不比他們的中國同行遜色。就像很多中國觀察者一樣，這些外國作家試著在服飾體系的細節中區別出政治陣營（更確切的說，是尋求文化真相）。而他們往往只看得到符合他們既有成見的東西。西方的描述，不論是對太平天國持同情還是批評態度的，常常聚焦於太平軍外貌上那些不變的特徵。他們傾向於用嚴格的種族、地位和階級觀點來看待、區分中國人的外貌特徵。從表面上看來，一個人的穿著和舉止可以顯示他是個貴族、野漢，還是個理想中的「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5]。這些作者們對他們的所見所聞賦予了各式各樣的意義 —— 或是說，同樣的細節會讓他們看到不同的現實。在不同人眼中，同樣一套裝扮可能代表著不同意涵，例如野蠻的高貴、基督教的美德、太平天國的優越、殘暴或瘋狂。

在很多中國精英眼中，太平天國成員的穿著彰顯了他們的不入流。將豔紅和鮮綠俗氣地搭在一起，顯示出太平天國是一群沒受過良好教育的鄉巴佬，也說明（對於反對他們的人而言）他們不適合統治者的角色。114就像她們在家鄉時那般，來自兩廣的太平天國婦女穿褲子和短衫，通常還會加上色彩繽紛的飾品；在那些被征服了的江蘇人看來，她們的樣子既粗野又庸俗。115一位南京居民評論道：

蠻婆搜擄各人家衣飾……身穿上色花繡衣、或大紅衫、或天青外褂，皆赤足泥腿，滿街挑抬物件。汗濕衣衫而不知惜，亦不知其醜。116

太平軍的穿著有種戲劇效果。根據南京精英對於自己新主子行徑的記載，太平天國的成員由於沒有更好的材料來瞭解古代的穿著與習俗，因而模仿了戲劇裡的裝扮。117中國精英期望統治者在衣著、食物和居所布置上都具有良好的品味，就像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一般。所以，他們透過自身的階級成見和敵意來看太平天國；他們對太平軍服飾的評論反映了他們自身的偏見，也反映了他們對教育、品味、消費和權力之間關係的看法。

對中國精英來說，太平天國官員對黃色的濫用意味著對皇權的刻意僭越。118一般情況下，黃色為皇帝專用；此外，黃色可以用在皇帝賞賜的物品和衣飾上，用來表達皇家對被賜之人為國奉獻的感激之意。十九世紀中葉，朝廷常常將黃馬褂賜予那些有特殊軍功的傑出臣民。119這種做法應該是源於十八世紀，當時乾隆皇帝給在金川之役中立下的功勞的官員們賜了褂子。這種褂子也被稱為「得勝褂」。朝廷官員在詩作中常將黃馬褂和孔雀花翎並提 —— 二者都象徵著浩蕩皇恩。120這些禮物具有特別意義，因為它們代表了與皇帝的親近關係，而且一般情況下是禁用的。

當衣服作為禮物賜予他人時，它成了在正統階級關係下展現仁愛的方式。父母給子女提供衣服，而仁君也這樣對待他有功的官員。由於黃色的絲綢一般是皇室專用，這就意味著它獨立於一般的流通管道之外。理論上來說它不能賣，只能賜，而且只能由皇家機構來賜。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作為賞賜的黃色衣服就像其他表達尊榮的方式一樣，似乎變得浮濫，因為朝廷想要用其尊顯來激發臣民的忠誠，這就造成了過度使用。黃色也為太平天國諸王與官員們所借用。太平天國精英幾乎都穿黃色絲袍，這刻意為之的做法是為了誇耀他們無視大清的權威與規範。與此同時，對李圭來說，他在太平軍中的主要保護人所穿的黃衣標示著，與他人相比，此人品味高雅、地位尊崇，而且他對於俘虜中的文人較他人更為憐憫。太平天國諸王及一眾將領、官員所穿的黃衣，自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包括俘虜、外國傳教士，以及來到太平天國轄區的使節們。

外國人對太平軍穿著如何、面貌如何，以及他們如何說話的描寫，也往往和他們對太平天國的總體看法一致。對太平天國衣著的評論，能夠反映特定作者對於諸多問題的觀點，例如太平天國信奉的基督教、這場運動對於貿易的影響、太平天國是否代表了一種有別於清廷的可行政權，以及作者的祖國是應該支持太平軍、支持清朝，還是維持表面上中立不干涉的假象。這些外國人的觀察也反映了自身的種族及階級偏見。支持太平天國的人常常倨傲地將中國人視為墮落的劣等種族，他們對太平天國成員的看法相對更為正面。而那些瞧不起太平天國的人，則對他們外表和風格表示輕蔑。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外國人的主流心態隨著時間而改變。他們一開始充滿樂觀的期待，將這些穿黃衣、蓄長髮的男子視為高貴的原初基督徒（proto-Christians） —— 特別是在傳教士圈子中 —— 後來卻認為他們蓬頭垢面、粗鄙不文的外表簡直就是極其混亂、不宜統治的外在證明。後一種論調，即便在稍早之時，就已在那些想要鼓動英國輿論反對太平天國、維繫英國在華的重大商業利益的商人與外交官之間，佔了上風。

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又譯戴樂、戴作士）的回憶錄《在華五年》（Five Years in China）中，有著對中國人（包括太平天國成員和其他人）髮型、服飾、習俗的大量詳細描述。不意外地，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國那段日子中見到的人們穿著給仔細記錄了下來。他觀察到，太平軍的制服「形形色色，很顯然是因為符合顏色要求的絲和布數量不夠 —— 按照要求，貼身的夾克要用黃色，而寬腿褲則要求用紅或藍色」。121服飾上的形形色色反映了太平天國的成員各式各樣：「士兵衣服的顏色多種多樣，就像他們在年齡、體型、容貌與方言上的巨大差異一樣，這是因為他們是在這支愛國［反清］軍隊勝利橫掃各省的前進途中吸收的。」122泰勒說，這些人對他也一樣充滿好奇，他們仔細打量他的帽子、雙手和衣服，「就像在動物園裡看到前所未聞的物種那樣充滿興趣。」123和其他外國作者一樣，他觀察到太平天國的官員戴著黃色的絲或緞做成的帽子，帽子上用紅色點綴，這種帽子不單包覆住頭，在肩膀後面還有個短披肩。他拿他的讀者們可能更為熟悉的異國形象來比較：「埃及英雄的帽子或頭盔」，或是「萊雅德（Layard）在尼尼微（Nineveh）所發現的人首獸身像」。124泰勒希望把太平天國說成比大清好：他們整潔、熱誠、自信，而且儘管他們對聖經的理解有待完善，他們畢竟傾向於基督教。他們有異國色彩，但卻也帶有熟悉的味道；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潛力。

泰勒把服飾當成一種隱喻，用它來解釋自己的所見所聞（或是成見）。他注意到一名太平軍將官的簡單穿著，並斷定此人不可能是位以「軍事謀略與能力」而聞名的軍官，因為他缺乏「一般中國軍官常有的浮誇形象」。直到那人的僕役「為他穿上軍官制服」，泰勒才終於相信他確實是位指揮官。125他的制服說明了他的地位，而他穿著低調的偏好則展現他的性格。當然，這種闡釋的基礎是泰勒真心相信太平天國就是他所嚮往的事物 —— 一個有助於在中國推展新教的本土基督教運動。泰勒對於太平天國（以及他們服飾）的熱情，在很多早期鎮江和南京的傳教士身上也出現過。確實，他們對太平天國運動的熱情也常反映在他們對其成員的外貌和服飾的描寫上。

支持者記下太平天國服飾的「貴氣」，並把太平軍的外貌與清軍及其盟友的相比較。在他們看來，穿著優雅的太平軍戰士超越了中國人的人種劣勢，代表了中國基督教民族主義大業對滿清征服者的挑戰；這種看法展現了當時英美人士的幾個關注點。以與太平天國關係良好著稱的外國探險家呤唎（Augustus Lindley）寫道：

太平軍和他們被奴役的同胞之間最明顯的區別之一（也是最引起外國人注意的一點），就是他們在外表和服裝上截然不同。我們知道，中國人是一個看起來較為愚笨、穿著糟糕的種族，而薙髮是破壞他們形象的主因之一。126

他順著這個脈絡繼續寫道：被清帝國壓迫的中國人有著漠然、乏味的面容，而太平天國的成員卻展現了聰慧、直率和伶俐，他們求知若渴，而且很有軍事才能。簡言之，他們更像歐洲人多過像他們「被奴役」的同胞（在呤唎的生花妙筆下，太平軍裡的湖南人有「安達盧西亞美人」那樣的眼睛）。127太平軍的衣著甚至讓他們更具吸引力，而呤唎細細描述、解釋了他們衣著的特點。他覺得頭髮是「他們主要的裝飾」。前顱的頭髮留長不剃，辮子留著，但把它像頭巾一樣纏在頭上，並綁上紅線、末端結穗。呤唎提供了一幅插圖，圖中的太平天國成員髮型整潔，旁邊的親清份子剃了頭，但留有短髮渣，還皺著眉 —— 兩個形象形成反差。此外，太平軍戰士被描繪得盡量讓人感到熟悉，認真且充滿智慧。雖然兩個頭顱畫得幾乎一模一樣，但因為留著鬍子，太平天國成員的臉顯得較柔和，眉毛也沒那麼劍拔弩張。在呤唎看來，普通太平軍士兵就已經衣冠楚楚、相貌堂堂了，而他把特殊的讚美留給了太平天國諸王的衣著，說他們的正式服裝很「華麗」，而且說，「世上完全不可能有比這些貴族身上鑲金嵌玉的頭冠、繡袍，以及華麗鞋靴更精美、更襯人的衣服了。」128

圖3.2 太平天國及滿清髮型對比

資料來源：呤唎（Agustus Lindley），《太平天國：太平革命史，包括有關作者個人歷險的敘述》（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London: Day & Son, 1866, p. 80.）。

在一些不是那麼熱情洋溢的紀錄中，一模一樣的元素就被寫得很不討喜。129一份一八五四年英國外交文書的附件，便把南京這些有著「豔麗色彩」的俗氣衣著批評為「外表光怪陸離」，而不是像口氣更熱情的泰勒那樣，認為這堂而皇之地展現了有序的多樣性 —— 雖然他們所描述的是全然相同的穿著。這些服裝和頭飾讓太平軍顯得愚蠢而非英勇，臉上和前顱毛髮太長，這也讓他們看起來凶惡、邋遢。130長期在印度活動的英國文職人員鮑文（Lewin Bowring）於一八五四年到訪天京，他認為太平軍極端傲慢、聲名狼藉、不修邊幅，而且穿著糟糕。131他的記述有意挑戰了泰勒之流觀點的前提假設 —— 「那種在很多人之中流行著的論調，即，一種純粹的基督教在中國出現了。」132

太平軍在一八六○及一八六一年征服了蘇、杭，這顯然影響了天京的穿著。外國訪客們注意到了這點，因為他們很想知道，在太平天國治下地區，絲綢等商品的交易狀況如何，同時也十分關注英法聯軍佔領北京、洗劫圓明園後清廷的疲弱。色彩繽紛的絲緞在天京出現，標誌著太平天國的崛起，以及清廷的無能和腐敗。有人寫下了他的觀察：

當我們已經習於看到剃乾淨的頭之後，首當其衝讓我們每個人印象深刻的，當然就是那麼多長了頭髮的腦袋。再來就是男男女女都穿著俗豔的衣服，這和那些穩定地區百姓的深藍和灰色衣著形成了強烈對比。那些絲緞的顏色和紋理，暴露了他們對蘇杭的武力劫掠，說明了為什麼大運河上不再行駛滿載的貨船、為什麼中國需要從暹羅進口稻米。那些絲緞散發著一個政權逐漸腐朽的氣味。133

一八六二年的一份報告明顯挑戰了英格蘭國內支持太平政權的勢力。在這份報告中，中國通巴夏禮提到，天京城中不只女人眾多，而且她們的外表「秀麗」，還漂漂亮亮地穿著上好絲綢。他將這歸因於「蘇州和其他的大城市最近遭到的洗劫」以及「男人們因為跟著軍隊征戰而不在城中」。134他寫道，在天京中所見的衣服又好又多，是洗劫長江三角洲的直接結果。他對服裝的描述是英國政策辯論中列舉的太平天國缺點中的一項。類似的，吳士禮（G. J. Wolseley）中校也在天京待了一週，並做出了結論：儘管城中「可吃的東西」十分稀少，但「各式衣服的數量相當豐富，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奪得蘇州後獲得的，而蘇州正是中國這類商品的大型集散地」。135吳士禮也提到，所有太平天國朝廷的高官都穿著皇家的黃絲袍，上面「繡有精巧的龍、花卉，以及其他奇特的紋飾」。在吳士禮看來，這些服裝採用了清宮的款式，但頭飾沒有 —— 它附著黃色的短兜帽，頂上有「可笑的鍍金紙板冠冕，裁切成奇怪的式樣，有時候還飾有粗製濫造的假花，有時則是小老虎」。136呤唎眼中激動人心的那些東西，在吳士禮看來，卻很荒謬。

在一份對太平天國懷有敵意又極為生動的領事報告中，駐寧波的英國領事夏福禮（Frederick E. B. Harvey）[6]強調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狂熱荒誕，並提出著裝是讓征服區人民覺得他們又古怪又可怕的重要因素。他聲稱太平天國讓地方百姓感到恐懼，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人多勢眾，另一方面則是因為：

他們身上俗麗的小丑服。無論有多讓人難以置信，這種衣服對這國家各階層人民的心靈有著古怪的影響。對我們來說，太平天國的滑稽服裝和其他荒謬的玩意只會讓人一笑；但我堅信，這服裝本身對這個國家無知和帶有幾分原始的居民，卻有著極為負面的影響。……他們蓬亂黑長的頭髮令他們的外表更顯粗野，而當這種奇怪的外表配上兇狠和粗野時，那些溫馴的中國人 —— 他們的天性就像我們知道的那樣 —— 選擇逃跑或屈服實在沒什麼好奇怪的。137

在他充斥著戲劇性的隱喻、種族主義言論和勢利眼的描述裡，夏福禮將這場叛亂稱為「十年狂歡」、稱為一場「錯覺」：

我在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尋找和他們類似的團體和叛亂，但沒有找到：過去的紀錄中沒有出現過如此黑暗、糟糕之事 —— 邪惡打著宗教的旗號，小丑假扮著英雄，荒謬伴隨著恐怖，而在血海與巨大的悲劇間，結著脆弱的蛛網。138

夏福禮因此總結道，太平天國是對基督教的褻瀆和冒犯；他們把中國搞得一團糟。總地來說，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製造了一堆胡言亂語和庸俗服裝，同時也帶來了致命的後果。當然，也有人抱持著不同的觀點。

有什麼東西比文字更為確定，又有什麼東西比人的身體更為確實的呢？在戰爭中，那些以往確定的東西都成了幻影。人不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那種人（或那個人）。身體細節似乎可以提供線索，來界定政治陣營和籍貫，所以人們在這些細節中尋找確定感。但是，有合適的外表不代表獲得了安全，不代表能免於暴行 —— 無論在哪個政權底下，都是如此。

從事後來看，身分似乎是固定的。我們大概會覺得，在這場戰爭中有兩方勢力：太平天國和清廷。但在具體事件中，就像我們看到的，人們的利益和立場並不是黑白分明的。誰是太平天國的人？他們是前顱蓄髮的男子、放了足的女子（娘子軍）嗎？真的是他們嗎？如果我們的史料可信的話，這些人不一定是。我們應該把那些與太平天國結盟的盜匪和解甲的兵士當作太平天國的人嗎？或是我們該像呤唎以及後來的簡又文那樣捍衛太平軍們的名聲，用「太平天國」來稱呼這群廣西來的高尚革命家嗎？如果這樣，那我們又應該怎樣看待那些被迫屈從的俘虜呢？余治認為應該寬恕他們，因為他們對太平軍的忠誠心很薄弱；而曾國藩和他的弟弟則屠戮了這些人 —— 因為他們認為整體戰況十分緊急，這些無辜的人必須為他們不幸被迫選擇的立場犧牲。

另一方的情況則更為複雜。我們稱之為「清」的那一方，是一堆彼此利益競爭的團體出於共同敵人而形成的集合。他們都剃了頭，並聲稱對北京效忠。但清方陣營內部關係緊張，戰場上很多同盟是偶然結成的 —— 而且很多在事後被現代編者歸為清朝一方的著作者們，其實對清廷並沒有感情。這些人聲稱自己效忠於清，但就像他們在回憶錄和日記中生動地告訴我們的，他們對清持嚴厲的批評態度，而且對清的希望顯然已經破滅。

檔案材料中充斥著謊言和半真半假的話，而這些不實之詞通常是為官員和將領之間的瑣碎紛爭服務的。139外國的友人和敵人則是為了各自更為遙遠的謀算而述說著故事 —— 諸如發展基督教，在國會中取勝，從事茶、絲、鴉片及英國產品的貿易等等。長久以來，過去被簡化成一場有關絕對身分、絕對立場的道德遊戲，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忽略了效忠的模糊性和偶然性。於是，活生生的模糊性立即被轉化成了絕對、明確的道德立場。在當時主流的說法下，戰爭成了叛亂，盡忠而死之人成了烈士。但與此同時，江南還有數百萬計的屍首和成堆的無主白骨等著掩埋。

[1]編註：史料原文作「太平天囯」，囯內為一個「王」字。此字並非簡寫，而是太平天國當時自稱。

[2]編註：史料原文為「謂『之切字』」，推測應為「謂之『切字』」之誤植。

[3]編註：指多爾袞，努爾哈齊之子，皇太極之弟。攝政輔佐年幼的順治皇帝。

[4]編註：鷹洋指墨西哥銀元，因錢幣上有著墨西哥國徽的老鷹圖案。曾在清代時流入中國。

[5]編註：所謂「高貴的野蠻人」，是指西方視角下一種理想化、刻板印象化的土著形象，認為這些土著或原住民尚未被文明污染。

[6]編註：原文誤植為Frederick W. Harvey。

1關於惡棍加入團練、戰敗的（清）軍隊四處打劫，以及盜匪趁亂打劫不幸者等事，見華翼綸，《錫金團練始末記》，無頁碼手稿，1864，藏於上海圖書館。華翼綸描寫了官方收受賄賂、左搖右擺的立場、殘暴，以及機會主義等等現象。他的作品嚴厲批評清軍摧毀民房；他自己在1863年的大火中失去了六十餘間屋子以及一間寶貴的私人藏書堂。他哀嘆著自己的藏書堂熬過了多年的太平軍佔領，卻還是毀於清軍光復之時。華翼綸的書反映了他對清朝軍事組織和李鴻章的深切不滿。他是金匱（即今天的無錫）人，中過舉人，並在江西擔任縣令。他是位蒐藏家、畫家，同時也是他家鄉的團練領袖。他和余治的家鄉相距不遠。

2許奉恩述，方濬頤撰，《轉徙餘生記》，收於《叢書集成續編》史部．雜史類．事實之屬，卷25（上海：上海書店，1994），頁928。

3舉例來說，華翼綸寫道：「居逃出者皆欲回家，而四鄉黠者遂創為進貢之說，以牛羊食米獻賊，冀得免殺掠。」見華翼綸，《錫金團練始末記》。

4李圭和其他的中國作家（包括曾國藩的幕僚、《賊情彙纂》的作者張德堅）都甚為關注童兵或「小賊」。他們認為這些少年成了軍官的洩慾玩具，而少年們的暴力、殘虐傾向則和他們的美麗肌膚及臉蛋形成強烈對比。例見李圭，〈思痛記〉，收於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第四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474。關於外國人對於童兵的記載，見Robert J. Forrest, “A Report by Mr. Forrest of Journey from Shanghae to Nanking,” Inclosure 7 in Number 6,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Opening of the Yang-tze-kiang River to Foreign Trade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61), p. 29. 富禮賜形容他們「趾高氣昂、不可一世」。有關童兵的評論似乎很常見，許多西方記載中都提到他們。

5孔子因為管仲拒絕屈服於「夷」而頌揚他：「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詳見Weikun Cheng, “Politics of the Queue: Agit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Qing China,” in Hair: Its Power and Meaning in Asian Cultures, ed. Alf Hiltebeitel and Barbara D. Miller (Albany: SUNY Press, 1998), p. 127.

6關於清初及清末頭髮政治意義的綜述，見Weikun Cheng （程為坤）, “Politics of the Queue.” 然而，程並沒有討論辮子在太平天國時期的意義。

7James Cole, The People Versus the Taiping: Bao Lisheng’s Righteous Army of Dongan (Berkeley: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1981), p. 26. 就像洪秀全一樣，包立身有著超凡才能與魅力，同時還具有宗教遠見。他是個佃農，卻動員了一支團練。他隊伍裡的有些人是地方士紳。無論如何，至少在名義上他仍效忠於清朝，並以地方利益的捍衛者自居（頁23-29, 31）。他活著的時候朝廷視他為宗派主義者，但在他死後卻予以追封。他因甘願為朝廷死節、因心懷遠勝許多將官的忠心而受到褒揚（頁41-43）。

8John Withers引用自佚名，〈金陵被難記〉，收於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四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749。見Withers, “The Heavenly Capital: Nanjing Under the Taiping”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3), pp. 75-76.

9Withers, “The Heavenly Capital,” p. 174, 引用了載於Thomas Wright Blakiston (Late Captain Royal Artillery), 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 and Notices of the Present Rebellion in China (London: J. Murray, 1862), p. 33 富禮賜的話。亦見Lewin Benthan Bowring, Eastern Experiences (London: Henry S. King, 1871), p. 346.

10戴熙，〈吳門被難記略〉，收於羅爾綱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四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4），頁398。

11富禮賜所說，載於Blakiston, Five Months on the Yang- Tsze, p. 33.

12戴熙，〈吳門被難記略〉，頁398。

13李圭，〈思痛記〉，頁487。

14見余治，〈解散賊黨說〉，《尊小學齋文集》，文集卷1，頁20a-21a。關於這一時期這種觀點的另一個例子，見徐日襄，〈江因東南常熟西北鄉日記〉，收於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五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437。這位作者是江蘇的一名生員。

15文武官員都認為大眾可能會同情敵人，特別是窮人很可能會自願為對方充當奸細。的確，團練手冊中通常都頗為關注如何透過加強監視與控制來預防間諜活動。見Herbert Franke, “Siege and Defense of Towns in Medieval China,” in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ed. Edward L. Dreyer, Frank Algerton Kierman,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57.

16苗沛霖考取過功名、參加過團練；他也曾為捻軍、太平天國和清廷都效過力 —— 他只是當時反覆變換陣營的案例之一。見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vol. 2, p. 633. 亦見Li Xiucheng, Taiping Rebel: The Deposition of Li Hsiu-Ch’eng, ed. Charles Anthony Curwen(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63-264 n. 56, n. 57.

17沈梓，《避寇日記》，收於羅爾綱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八冊，頁13。

18王道平是杭州城內的一名太平軍細作；據信他假扮成一名行腳方士。見沈梓，《避寇日記》，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第八冊，頁5。亦引於Li Xiucheng, ed. Curwen, Taiping Rebel, p. 231 n. 46。

19汪海平等編，《金匱縣安鎮禦寇紀略》（未刊手稿，上海圖書館），卷6，〈難民供案〉。

20方玉潤，〈星烈日記〉，收於羅爾綱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七冊，頁20。

21見Li Xiucheng, ed. Curwen, Taiping Rebel, p. 230 n. 45.

22關於1853年安徽桐城附近假扮成太平軍的盜賊們，見胡潛甫，〈鳳鶴實錄〉，收於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五冊，頁6。《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編者註記道，這篇和同作者的另一作品〈鳳鶴小草〉原本一起放到「皖北洪楊戰禍記」之內。

23這是在蘇州附近觀察到的。見戴熙，〈吳門被難記略〉，頁397。

24再次聲明，這是很普遍的現象。見Herbert Franke, “Siege and Defense of Towns in Medieval China,” p. 158. 他引用了十九世紀初（約成書於1830）的軍事教本《武備輯要》，並評論說，細作和叛徒經常扮作僧人、旅人、算卦先生、裁縫、菜販、剃頭匠和修腳匠。

25見 “A Letter from Reverend Griffith John,” Archiv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entral China, Letters, Box 2, Folder3, Jacket D，重印於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ed. Prescott Clarke and J. S. Gregory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2), p. 296.

26Lindesey Brine, 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Its Rise and Progress, Based upon Original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Obtained in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62), quoting Elgin, p. 222.

27Joseph Edkins, “A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Nanking,” in Chinese Scenes and People, by Jane Rowbotham Edkins, (London: J. Nesbit, 1863), pp. 248-249.

28“A Letter from Reverend Griffith John,” 重印於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ed. Prescott Clarke and J. S. Gregory, p. 296.

29方玉潤，〈星烈日記〉，頁13。

30佚名，〈東南紀略〉，收於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五冊，頁231-238。引用自Curwen, pp. 230-231 n. 45.

31周邦福，〈蒙難述鈔〉，收於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五冊，頁53。

32英傑修，晏端書等纂，《續纂揚州府志》，1874，卷24，頁20a。

33這段故事記述在 “A Report by Mr. Forrest of Journey from Shanghae to Nanking,” p. 27。富禮賜在寫他的名字時採用了方言音譯，其實他名字的標準讀音應該是費秀元。亦見賈熟村，〈太平天國時期的周莊鎮〉，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8：1（2002年2月），頁95-99；及Jeremy Brown的傑出研究，“Rebels, Rent, and Tao Xu: Local Elite Identity and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Taiping Occupation of Jiangnan, 1860-64,” Late Imperial China 30.2(December 2009): pp.9-38.

34關於周莊地區同時身為太平軍官或是清朝低階科舉精英或軍官的描述，見戴熙，〈吳門被難記略〉，頁401-402。

35很多回憶錄都記載了清朝官員的過失。例見柯悟遲，《漏網喁魚集》，收於《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37-40。

36對時人來說，「清朝士兵和團練會傷害百姓」是一件常識，即使是在1949年後那些被歸為持親清立場的作品中，這類評論也相當普遍。

37許多當時的作家 —— 中國、美國、歐洲的 —— 都持有同樣看法。例見Brine, 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 250-251.

38在很多史料都提到這個術語。該術語應該與棋或麻將有關。我試著用英文詞彙「heads」和「tails」來表達「牌尾」與博弈的關聯。見趙雨村，〈被擄紀略〉，收於羅爾綱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四冊，頁404-405。

39相關案例可見當時有前科的流動菜販和雇工供詞 —— 這些供詞收於汪海平等編，《金匱縣安鎮禦寇紀略》卷6，〈難民供案〉。這些材料寫於縣城陷落於太平軍之手不久後的1860年夏季。

40太平軍似乎對裁縫特別有興趣。李圭回憶稱，太平軍先問他和他的兄弟會不會寫字；他們否認後，太平軍便詢問他們是否會縫紉。當他們再次表明自己不會後，便被認為是無用之人，只能去做零碎活計。見李圭，〈思痛記〉，頁473。在太平天國治下，有一技之長的工人按規定會二十五人一組，在稱之為「館」的地方生活、工作。這些「館」是按成員的職業組成的。女子也會被分配到（不同的）館中。

41這段所列的所有問題都是來自汪海平書中的供詞或受這些供詞啟發而來。見汪海平等編，《金匱縣安鎮禦寇紀略》卷6，〈難民供案〉。

42Elizabeth J. Perry, “When Peasants Speak: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bellions,” Modern China 6:1 (January 1980), pp. 80-82. Perry（裴宜理）引用了宮中檔，日期不詳，005561以及日期不詳，005197；關於十字型的烙印，她引用自宮中檔，日期不詳，005540。

43Perry, “When Peasants Speak,” pp. 79-80. Perry（裴宜理）引用自宮中檔，日期不詳，004269、004517。

44有關刺青在清代中國作為官方准許而由地方上具體運用的處罰手段的十九世紀末資料彙編，見沈家本，《刺字集》，1886初版，1894京都榮錄堂重刻本。感謝陳利分享這項重要的史料。

45關於枷的描述，見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7), pp. 95-96.

46關於江蘇這一地區部分團練的不當行為如何傷害了清朝平定太平天國的大業，見徐日襄，〈庚申江陰東南常熟西北鄉日記〉，收於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五冊，頁435。

47汪海平等編，《金匱縣安鎮禦寇紀略》卷6，〈難民供案〉。

48我們很難說在多大程度上提及刺青，會讓人聯想到《水滸傳》中結義英雄好漢的形象及其意涵。這些好漢中有些人因獲罪或為了裝飾刺了青。《水滸傳》中的意象常常出現在十九世紀有關武學的記載敘述中，包括對太平天國戰爭的描述。感謝任可指出這一點。

49Barend J. ter Haar, “Rethinking ‘Violence’ in Chinese Culture,” in Meanings of Violence: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ed. J. Abbink and Göran Aijmer (Oxford: Berg, 2000), pp. 136-137.

50關於「玉石俱焚」的諸多案例之一，見寄雲山人（余治），《江南鐵淚圖》，頁2b-3a。

51Withers, “The Heavenly Capital,” p. 116.

52關於早期中國文本中的刺青類型，見Carrie E. Reed, “Early Chinese Tattoo,” Sino-Platonic Papers 103 (June 2000), pp. 1-52. Reed說她文中討論的所有刺青類型除了最後一種外，都「在本質上被視為是一種嚴厲貶斥；有刺青的人會被看作是不潔、汙穢、可恥或無禮的」。（頁3）關於古代中國刺青作為一種懲罰的歷史，見頁12-18。

53Huang Liu-Hung, A Complete Book Concerning Happiness and Benevolence: A Manual for Local Magistrat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trans. Djang Chu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4), p. 283.

54根據Barend ter Haar的說法，「肉刑（例如刺青以及割掉身體器官或肢體，如耳朵、鼻子、手腳及性器官）的使用從西漢起就逐步減少，並在隋律中正式廢除了。」Barend J. ter Haar, “Rethinking ‘Violence’ in Chinese Culture,” p. 136.

55Djang Chu,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A Complete Book of Happiness and Benevolence, by Huang Liu-Hung, p. 39.

56Djang Chu,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A Complete Book of Happiness and Benevolence, by Huang Liu-Hung, p. 39. 關於各種黥面情況的法律修正，見Fu-mei Chang Chen, “Local Control of Thiev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Frederic Wakeman 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129. 亦見Bodde and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 p. 96-97.

57Chen, “Local Control of Thieves,” p. 128. Bodde and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 295-296, p. 298. 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7.

58Chen, “Local Control of Thieves,” p. 129.

59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p. 112.關於給罪犯的刺青慣常採用的常用字表，見頁116。此表包括了罪名及地點。

60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p. 118. 關於艾灸的用法，見Reed, “Early Chinese Tattoo,” p. 25. 此外，大清律例第二八一條禁止人們在未經政府允許的情況下除去刺青。見William C. Jones et al., trans., The Great Qing Co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66-267.

61Reed, “Early Chinese Tattoo,” pp. 21-22. 在此她引用的大多是宋代的史料。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1019-1086）提到，在907年，後梁的第一個皇帝為了預防兵士逃跑，而給他們刺青。士兵們很想家並試圖逃跑，但村民們因為怕遭到官方的報復，而拒絕藏匿這些被作上記號的人。這些刺青者便在山中聚集起來做了盜匪。後來在一場普遍大赦後，他們終於得以返家，這使得強盜問題大為輕減。Reed這個故事譯寫自《資治通鑑》，史部備要輯覽，卷266，頁14b-15a。

62李圭，〈思痛記〉，頁481。

63李圭，〈思痛記〉，頁481。太平天國稱滿人為「妖」。

64李圭，〈思痛記〉，頁481。

65李圭，〈思痛記〉，頁481-482。

66Jane Caplan, introduction to Written on the Body: The Tattoo in European andAmerican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p. xvi. 關於十九世紀歐洲及其殖民地將刺青、「野蠻」及「犯罪」相聯繫的做法，見Clare Anderson, “Godna: Inscribing Indian Convic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Writtten on the Body, ed. Caplan, 特別是頁106-115。關於近世歐洲將罪行名稱的首字母烙印在罪犯身上的做法，見頁106。

67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vol. XIII (1 August 1862）(London: Seeley, and Halliday, 1862), p. 337. 這個記載也強調了那些被俘之人的痛苦、悲哀與淒慘。這篇專欄接著描述了太平天國的離經叛道，而傳教士們對此感到失望，認為太平天國成員並非純正的基督徒。

68見H. S. Parkes, letter to Frederick Bruce, in Papers Related to the Rebellionin China 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in Accounts and Papers ofthe House of Commons [Great Britain], vol. LXIII, Session 6 February-7 August 1862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62), p. 26. 巴夏禮從1861年2月開始順著長江探索這條河是否可能開放給英國做貿易。他在信中報告了他在沿江太平軍和大清領地考察時的所見所聞。信中所留日期為1861年5月10日。

69Forrest, “A Report by Mr. Forrest,” p. 27. 這位英國領事官是和艾納瑟一起前往太平天國轄區蒐集情報的。

70Blakiston引自Forrest, Five Months on the Yang- Tsze, pp. 52-53. 相關的摘錄亦可見於Franz Michael, 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vol.3, p. 1149. Michael也提到Blakiston認為富禮賜是位太平天國專家，並大量引用了他的話。富禮賜看來對促進英國和太平天國之間的貿易懷有強烈興趣（頁1151-1155）。關於Forrest，亦見Teng Ssu-yü,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p. 187-208, p. 326.

71Forrest, “A Report by Mr. Forrest,” pp. 27-28.

72Brine, 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 chap. 12; 請特別參見頁274-280。這些資料也出現在富禮賜的領事報告中，但前後順序不同。Blakiston, Five Months on the Yang- Tsze, pp. 6-55.

73Brine, 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 p. 280. 富禮賜對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至少在好幾個不同場合發表過演說；他的文章刊登在該支會的期刊上，並於1868年被選為支會管理層成員。見“Report of the Counci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or the Year 1868,”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 p. iii.

74盧思誠等修纂，《光緒江陰縣志》（1878），卷8，頁20b。亦見湯成烈、董似榖，《武進陽湖縣志》（1879），卷29，頁13a。

75Cheng, “Politics of the Queue,” pp. 123-142.

76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 (New York: Norton, 1999), p. 38. 編註：此書已有中譯，見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臺北：時報，2019）。

77Frederic E. 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vol. 1, p. 647.

78例如，在《孝經》中，孔子告訴曾子：「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注疏》，收於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1，頁43。

79Wakeman, Great Enterprise, vol. I, p. 650.

80Wakeman, Great Enterprise, vol. I, p. 651.

81Philip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6-58. 編註：此書已有中譯，見孔復禮，《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臺北：時英，2000）。

82Kuhn , Soulstealers, p. 58.

83Kuhn , Soulstealers, pp. 58-59.

84關於頭髮作為抗清場域的討論，見劉香織，《断髪：近代東アジアの文化衝突》（東京：朝日新聞社，1990）；關於太平天國時期的部份，見頁76-81。作者對於太平天國時期的討論相對不夠成熟；她的主要史料來源是Augustus Lindley及魯迅。魯迅在一篇散文中敘述說，在他家一位老婦人的回憶中，「長毛」、「短毛」以及「花綠頭」（分別指太平天國、大清和外國人）都一樣可怕。此處的重點似乎是，即使這幾種人髮型不一，但在百姓眼中，他們都一樣帶來不幸。

85學者們對這一點的看法有些混亂；太平天國成員常常被想像成批散著滿頭亂髮。例見Spenc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 p. 174.。

86例如，有位觀察者寫道：「即使他們不剃前顱，但他們也沒有去掉辮子，而是仍然編著它，有時還纏有紅色或黃色的絲帶 —— 辮子綁在頭後並塞進帽子裡。」引自 “Mr. Bridgman’s Correspondence,” North China Herald, 3 January 1857; 以及 “Dr. McGowan’s Correspondence,” in North China Herald, 25 April and 9 May 1857; 見Curwen的書，頁200。周邦福形容那些「長毛」「頭紮紅巾，身穿綠小襖」。當他們在1853年抵達他家鄉合肥城下時，他們看上去「就如紅蝦子湧上來」。周邦福，〈蒙難述鈔〉，收於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五冊，頁46。

87李圭，〈思痛記〉，頁472。在〈思痛記〉其他地方，李圭引述了一段某太平軍領袖的喃喃抱怨：「一年約二十餘，髮已如辮長。」（頁478）。這個版本的〈思痛記〉和1914年版一樣，內有較小字體的附加史料，這些插註顯然源自於某個清代抄本。從這些附加材料中我們逐步拼湊出的資訊是，太平軍（包含這名湖南人）中最為殘暴的，是曾經身為清朝士兵的那些人。然而後來在收錄了李圭〈金陵兵事彙略〉的一部太平天國史料集中，編者指出這些附加材料出處不明，不該採信。見羅爾綱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四冊，頁238-321。由於上述原因，我沒有引用這些附加材料。

88李圭，〈思痛記〉，頁491-492。

89洪仁玕，《欽定英傑歸真》，收入臺聯國風出版社輯，《清史資料．第五輯，太平軍史料（一）》，第六冊（臺北：臺聯國風，1969），頁193-197。

90柯悟遲，《漏網喁魚集》，頁50。

91柯悟遲，《漏網喁魚集》，頁52。

92這點似乎已被充分證實。例見Arthur Evans Moule,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61-3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898), p. 24.

93張繼庚，〈張繼庚遺稿〉，收於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四冊，頁773。張繼庚是江寧人，因其忠義在死後得到追封，其事蹟收於《兩江忠義錄》中，見頁755。

94柯悟遲，《漏網喁魚集》，頁69。

95柯悟遲，《漏網喁魚集》，頁74。

96Li Xiucheng, ed. Curwen, Taiping Rebel, p. 300 n. 50.

97趙烈文，〈趙烈文日記〉，引用自Li Xiucheng, ed. Curwen, Taiping Rebel, p. 26-27.

98柯悟遲，《漏網喁魚集》，頁62、64。

99趙雨村，〈被擄紀略〉，頁413。

100例見李圭，〈思痛記〉，頁469。

101寄雲山人（余治），《江南鐵淚圖》，頁4b-5a。

102趙雨村，〈被擄紀略〉，頁403。

103這幅細節精細的大尺寸圖畫呈現了城牆內的南京城、一場戰爭，以及城外生氣勃勃的市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目錄誤將此圖認作描繪的是清軍1864年收復南京的景象。事實上，這幅圖描繪了向榮（死於1865年）麾下的江南大營。他們給這幅圖添上的標題「清軍光復南京圖」其實弄錯了時代 —— 這個場景展現的並不是那場光復。那些寫在圖中各行業人物旁的字樣（如「剃頭的」、「補衣服」等）是後來才加上去的（比方說，「剃頭的」三字是由左至右的現代寫法，而且這些說明字樣所用的墨水顏色和成分也與圖畫所用的墨水不同；感謝李慧澍的幫我確認這點）。“Qing jun guang fu Nanjing tu（清軍光復南京圖）,” Library of Congress, Map Collection, Gy824.N3R3 r865 .Q5. 整幅作品可以在網上瀏覽，見 https://www.loc.gov/resource/g7824n.ct003382/

104趙雨村從俘虜他的人手中逃脫後，身上的衣服被搶走。當他抵達一個軍事哨站時，一名軍官先是給了他一套衣服，然後讓他帶著一張介紹身分的名片去大街上一個剃頭匠那兒剃頭。見趙雨村，〈被擄紀略〉，頁413。

105戴熙，〈吳門被難記略〉，頁399。

106趙雨村，〈被擄紀略〉，頁406。

107李圭，〈思痛記〉，頁495。

108李圭，〈思痛記〉，頁496。

109關於李圭如何在1876年藉由費城美國獨立百年博覽會的機會環遊世界，見Charles Desnoyers, A Journey to the East: Li Gui’s “A New Account of a Trip Around the Glob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對於李圭《環遊地球新錄》一書的簡短評論（該短評亦提到〈思痛記〉的出版），見〈書環遊地球新錄後〉，《申報》, vol. 3231, p. 3, 05/02/1882。

110Perry, “When Rebels Speak,” p. 80. Perry這個例子引自宮中檔，日期不詳，004628。引人矚目的是，Perry引用的所有案例中都有這種藉由「變換衣服」來「變換陣營」的主題。

111張繼庚，〈張繼庚遺稿〉，頁773。

112舉例來說，柯悟遲便找尋過身穿常熟風格衣著的「長毛」，好和對方套交情。後來他以同鄉為理由，成功說服某人幫助他。柯悟遲，《漏網喁魚集》，頁63。

113見戴熙，〈吳門被難記略〉，頁397。

114Withers, “The Heavenly Capital,” pp. 73-74.

115Withers, “The Heavenly Capital,” p. 77.

116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收於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四冊，頁681。英譯見Withers, “The Heavenly Capital,” p.77。

117汪士鐸，引自Withers, “The Heavenly Capital,” p. 79。

118丁超，〈清代黃馬褂源流考〉，《清史研究》2（北京，2011年5月）。關於馬褂與皇權之間的關係，見頁127-129。關於太平天國對黃色的使用，見頁131。

119見Tcheng Ki-tong （Chen Jitong 陳季同）and John Henry Gray, The Chinese Empire: Past and Present (Chicago: Rand McNally, 1900), p. 103.

120丁超，〈清代黃馬褂源流考〉，頁128-129。

121Charles Taylor, Five Years in China (Nashville, Tenn.: J. B. McFerrin; New York: Derby Jackson, 186o), p. 343.

122Taylor, Five Years in China, p. 343.

123Taylor, Five Years in China, p. 348.

124Taylor, Five Years in China, p. 350.

125Taylor, Five Years in China, pp. 348-349.

126Augustus F. Lindley （呤唎）, 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London: Day & Son, 1866), pp. 67-68. 呤唎的紀錄中有很多想像出來的細節以及從當時的報紙中節錄的內容。它以全面的研究為基礎，但同時也刻意譁眾取寵，並帶有濃濃的偏見。

127Lindley, Ti-Ping Tien-Kwoh, pp. 69-70.

128Lindley, Ti-Ping Tien-Kwoh, pp. 68-69.

129關於歐洲人對太平天國服飾的紀錄，李文海和劉仰東提出了類似的見解。見李文海、劉仰東，《太平天國社會風情》（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9），頁42-43。

130“A Report by W H. Medhurst and Lewin Bowring,” FO 17/214, no. 85, enc. In Bowring to Clarendon, 14 July 1854, included in Clarke and Gregory,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p. 164-165. 這段描述出自該報告專寫服飾與食物的章節。

131Bowring, Eastern Experiences, p. 337 passim.

132Bowring, Eastern Experiences, p. 356.

133Forrest, 引於Blakiston, 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 p. 13.

134“A Report by Harry S. Park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1862, C. 2976, pp. 25-27, p.35, 再版收於 Clarke and Gregory,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p. 318-319. 巴夏禮那時已開始試圖破壞英國對於太平天國的幫助，並想讓英國出兵干涉、攻擊太平軍。巴夏禮也形容太平天國一般人的穿著「俗豔」、「五顏六色」且「邋遢」，但他也發現，除去他們身上那些過度張揚的配飾，其實他們的服裝和其他中國人沒什麼不同（頁318）。“A Letter from Alexander Michie,”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1862, C.2976, in Clarke and Gregory, pp. 328-330 提供了類似但修飾得較為圓滑的描述。Michie是名英國商人，（後來）也寫了關於中國的若干著作。他的報告反映了通商口岸商人圈子對太平軍會給貿易帶來負面影響的憂慮。在1861年3月，他到南京待了一週，住在一座宮殿裡，並接受太平軍的款待。太平軍內部的生活條件令他印象深刻，他形容那些人吃得好、穿得好，但他也總結說，這些人以劫掠維生。（頁329）

135Garnet Wolseley, Viscount Wolseley, 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and Roberts, 1862), p. 336.

136Wolseley, 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 pp. 338-339. 他補充道，這些東西怪到甚至可以拿去給聖誕啞劇（Christmas pantomime）中的怪獸穿戴！（頁339）

137關於夏福禮對於太平天國的敵意，見Clarke and Gregory,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p. 368-369. 關於夏福禮1862年3月20日的報告，見Further Papers Related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 in Accounts and Pap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Great Britain], vol. LXIII, session 6 February-7 August 1862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62), pp. 14-15. 夏福禮是駐寧波的英國領事；他寫這份報告的時候，寧波為太平軍所佔領。

138Harvey, Report, p. 16.

139例見Tobie Meyer-Fong, “Gathering in a Ruined City: Metaphor, Practice, and Recovery in Post-Taiping Yangzhou,” in Lifestyle and Entertainment in Yangzhou, ed. Lucie B. Olivova and Vibeke Børdahl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9), pp. 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