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失去

正式的紀念，不論採用的形式是石刻、木造，還是墨印，目的都是要在戰爭造成的慘烈失序之上重建秩序，同時也是給模棱兩可的決定和立場，增加道德清晰度。儘管它們幾乎全由地方精英推動，且在內容上也微妙地質疑、甚至有意顛覆官方的標準，這些紀念形式至少得到了官方認可。冗長的殉難者名單和以殉死為中心的樣板化傳記，信誓旦旦地要安撫人心，並予人以榮譽和撫慰，同時也劃出一條界線，把恐怖的過去與光復理想的現在區隔開來。然而，過去與現在之間的界線，不論再怎麼小心地劃分和維繫，仍然充滿漏洞。失序依然在真實生活與記憶中都縈繞不去。城市裡處處可見斷垣殘壁，田地有的改由新來的流民照料，有的則只能任其荒蕪。儘管可以透過祭祖儀式和進獻祭品來與死去的親人維繫關係，但死者仍帶給人們深深的失落與喪失感。

很多倖存者用回憶錄、日記、詩歌以及其他體裁記錄下他們的戰爭經驗；其中某些作品在十九世紀末得以出版（顯然是由於人們對這場災難造成的情感後果一直抱持興趣），另一些作品則是作為手稿塵封幾十年。這些作品有的可為道德啟發之用，有的甚至可為文學娛樂之用，還有一些，則是作者用以防止自己淡忘過去的信物。本章聚焦於一位在太平天國戰後傾盡全力紀念母親的男子。在他充滿記憶碎片的作品《辛酉記》中，除了清朝政府予以其母的官方榮譽外，他還鉅細靡遺地記錄、公開他個人的喪母之痛。這位作者以書寫（以及印刷）的形式，把自己的悲痛放到了比忠烈典範更顯要的位置之上。

一八八○年冬，張光烈為《辛酉記》作了序。大約二十年前，只有八歲的他目睹了母親張姚氏死於太平軍之手；長大後，他刻意改名為張光烈，以取「光顯烈母」之意，並將一系列稱頌其母的文章，整理編成《辛酉記》一書。1《辛酉記》的序作於護萱廬 —— 護萱廬這個名字凸顯了張光烈為母服喪的孝子身分，而他服喪的時間顯然過長，因為他早已盡了所有正式的喪儀之責。護萱廬位於烈園之中，而烈園則位於張光烈母親遇害處附近，這個地點在名字、位置和情感上都彰顯了張光烈的悲痛。張光烈本人的名字與烈園的名字指向了他自我身分認同的兩大決定因素：即他童年時代的失恃，以及他死於戰時的母親受國家旌表的忠烈地位。這兩個名字展現了《辛酉記》的重要特色：張光烈把他個人的悲痛與朝廷對死烈者的旌表相提並論。

除了《辛酉記》提供的資訊，我們對張光烈幾乎一無所知。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任何常見傳記索引中，圖書目錄裡也找不到他的其他作品。然而，他的名字倒是在《申報》一些名單中出現過幾次，從中我們可以獲知，張光烈科舉失敗過一次，並曾候補過官職。2這些支離破碎的資料顯示，《辛酉記》從第一版起到第三版問世的十年之間，年屆三十的張光烈一邊紀念亡母，一邊捐官並求人保舉。例如：在一八八一年末或一八八二年初，他可能透過捐官，被派往湖南候補，因為他的名字出現在一長串派往各省的候補人員名單中。3一八八三年夏，曾任浙江布政使、翰林院學士，時任陝甘總督的湖南人譚鍾麟，以其堪當道德表率為由，向朝廷舉薦張光烈出任官職。譚的舉薦後來獲准。4

一八八七年春末，尚在候補知縣時，張光烈出任蘇州電報局電務督辦。5這顯示張光烈在官場上獲得認可，與戰爭催生的舉薦及升遷機制息息相關；由於買官行為與激烈的考試競爭，侵蝕了由科舉正途任官的機會，透過與省級權力中心建立關係，便能獲得科舉制度之外的另一種機會。另外，他顯然也接觸到了新技術；蘇州電報局處理官方通訊，也為《申報》提供地方新聞素材，而宣布張光烈出任新職的消息的，正是《申報》。但是，《辛酉記》沒有提到這些經歷；張光烈的兩個形象 —— 用新聞報紙拼湊出來的單薄形象，以及他自己的回憶性集子和官方材料塑造出的悲痛形象 —— 幾乎毫不相干。

張光烈的其他生平事蹟散在《辛酉記》中，與各種觸目驚心的細節混在一起。我們得知，張光烈生在杭州一個對學問官場皆有抱負的家庭。6他的父親有過武功名，應是捐得的，起碼到一八五七年都還在廣州任（捐來之）職，而母親則被父親留在家鄉照顧家庭。父母的分居在張光烈看來非同小可，他認為這是造成母親死亡的主要原因，可謂「禍乃從此起矣」。7張家的收入來自於地租與各種沒有明說的生意；這些收入在一八六○年杭州城第一次遭到太平軍襲擊之前，就已不足以維繫家庭開支；而到了一八六一年杭州遭到長期圍城時，就完全無法支撐全家了。然而，張家在省城缸兒巷顯然還有不小的房子，此房舍大到讓人擔心先後來到杭州的駐防官兵和太平軍都會以為他們是有錢人，從而洗劫他們。有一次，張家為了使四處搶劫的清軍隊伍以為他們的房子已經無人居住，僱了一位鄰人將他們反鎖在屋內，並在外張貼了一張告示，上書「某某人已搬到某某地」。8最後，他們出於自家房屋「牆垣高厚，賊睹景逼財」而做了一個致命的決定：搬到一戶不那麼有錢的鄰居家避難。9

在張光烈的描繪中，他在家裡的院牆內度過童年，周圍有手足和傭人環繞，學業有母親督導。10張光烈在缸兒巷故宅度過童年大部分時光。他的童年經驗包括喪母之前的歲月，也包括母親被殺的當下。在他的描繪中，這些童年經驗都與缸兒巷故宅有關（這些描寫主要出現在一篇論及故宅的文章裡，也出現在他對烈園的論述中）。11張光烈幼時曾患皮膚病，可能是濕疹。皮膚先是流膿繼而脫皮，旁人因此笑他是「蛇皮人」。他憶起母親安慰他說，正是這些瘡疤讓他與眾不同，「不啻粒粒金粟」。12日後回想起來，他更珍視自己身體上這些唯獨母親欣賞的獨有印記。張光烈有五位兄姐，他似乎與姊姊們特別親近。張光烈曾栩栩如生地描述，杭州被圍之時，姊姊們從廚房偷了火腿，「以上香為名」，帶他上樓；在樓上，他「在佛前掩口而食之」。13

儘管張光烈用對母親無止境的孝心來為自我形象定調，但定調他人生經驗的，卻主要是種種駭人事件。張光烈筆下的回憶充滿強烈情感。他憶起太平軍的杭州圍城造成饑饉。他與兄姐只能吃樹皮、草、麴麥、米糠和馬料豆 —— 有天早晨，他們在一個灰撲撲的房間裡找到一瓿鹽漬橄欖，高聲爭吵之後，他們把整瓿都吃掉了。他憶起當時聽家中的一位僕婦說，他們吃的馬料豆比太平時期的白米還貴十倍。14還有一次，孩子們在房中爭吵不休時，廚役進來說：「『昨晚有餓人，倚門而斃矣，隔鄰斫賣餓屍肉，或即囑彼移去可也。』太恭人［即張光烈母］駭曰：『賣人肉乎？』對曰：『三日前，已見其操刀矣。』」15一個忍飢挨餓家庭的門檻上倒斃的屍首成了這個場景的中心，既真實、私密，同時又有道德教化的作用。小孩的吵鬧聲、持刀的鄰人，以及母親憎惡的神情 —— 這些細節讓這一幕變得栩栩如生。

當然，張光烈反覆提到的是母親被一名太平軍士殺死的那一刻 —— 那改變他一生的可怕時刻。他每次講述，都會提供新的細節。在重複母親故事的過程中，他透露了兄姐們的命運：兩位長兄被太平軍抓走，再也沒有回來；一位姐姐自盡，另一位不知下落；此外，還有一位兄長被太平軍抓走後歸附了他們。這位兄長後來回到杭州，成了家，但顯然是帶著恥辱生活的；而身為幼子的張光烈則過繼給無嗣的亡叔作繼子。家破母亡、兄姐下落不明之際，張光烈自己被家中僕嫗救出，在浙東沿路流浪，向太平天國官員乞食，一個多月後，才得以與父親團聚，並被帶到廣東撫養。悲傷是張光烈作品的主旋律：戰亂中失去童年、失去親人的那種悲痛。一八六八年，張光烈從廣東回到杭州；顯然，接下來的幾十年中，他都在打理死去親人的後事，並用筆將自己塑造成一位沉浸在失恃之痛中的兒子。

在《辛酉記》的序中，張光烈告訴讀者，他長期受痛苦思緒困擾，含淚撰寫了一系列滿含「酸衷苦語」的文章回憶母親；同時，他還收集了母親如何被害、如何安葬，以及最後如何受到國家旌表的有關資料；張把這些文章和資料匯編成書。在書中，張將自己塑造成一位癡心孝子，長期忍受母親慘死帶給他的影響。他在文章中刻劃了私密的家庭生活細節，一次次描繪巨變發生的暴力瞬間，並詳述了持久悲痛帶來的身心創傷。張光烈將自己撰寫的文章與旌表死難親人的文書放在一起，由此將這些親人轉譯成為具有不朽價值的英烈象徵，看似是給他們難以言喻的慘死賦予了合乎秩序的政治意義。

《辛酉記》至少曾在三個不同時間、地點出版過，一是杭州（一八八○），二是北京以東的一個軍營（一八八四），三是蘇州（一八九○），每一次再版都增補了新的資料。和這一時期中國書籍的常見情況一樣，我們不知道這本書印刷量有多少、針對哪一類讀者群，但從《辛酉記》有多個本子留存至今的情況可推知，其流通量應該頗為可觀。16當時至少有一人將張光烈選為可代表地方經驗的作家之一。這個人就是杭州城的善事領袖丁丙。丁丙致力於整理地方回憶性資料；他編纂的《庚辛泣杭錄》匯集了十九世紀晚期官方與民間對於杭州失陷於太平軍一事的記載，而《辛酉記》亦被部分收錄。17另外，《清史稿》亦簡略提及張光烈母親的死難，但其事蹟遭到大幅刪減，以致於除了相關人名外，很難讓人辨識出這和張光烈所講述的是同一個故事。18

《辛酉記》難以劃分到任何文類之下。它既非回憶錄、亦非傳記，卻又兼具二者的元素。它描述了一種悲愴之情：一個成年男人始終逃不出兒時事件的陰影，成人後用文字一再回顧這個事件。19同時，《辛酉記》反覆描繪作者的母親及其慘死，既強調母親的個人特質，又強調她作為典範人物的特質。這本書由條理清晰的兩個層面構成：其一為紀念（正式有序且由國家認可的紀念）；其二為記憶（雜亂的個人記憶）。《辛酉記》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可作為一起個案研究，也可作為一個範例，從中可以看出在太平天國戰後人們如何從戰時的喪失與破壞中恢復。而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一方面接受，另一方面卻又削弱了前一章論及的官方紀念形式的結構。張光烈這本書的動人力量在於，它運用了頗具特異性且不連續的生活片段，輔以聽覺、視覺、觸覺上的多層次感官描寫，使讀者能夠感同身受。20這類「古怪的」文本不曾躋身於歷史傳記的殿堂，因為一般的歷史傳記通常強調意識型態和革命過程，而抹去了主觀經驗與苦痛。21也正因如此，《辛酉記》這樣的文本有助於我們修正看待過去的視角，逼迫我們正視過去因政治需要而掩蓋的個人苦難。透過這樣的文本，我們會直覺地認同張光烈的喪親之痛，並會很容易地聯想到，若是我們自己或是我們的孩子身處在他的位置，會有怎樣的感受。

在這本書的開頭，張光烈把母親的死亡放到各種不同的語境中呈現：頒布官方旌表的皇家敕令；和淚寫下的文章，描述了導致母親死亡的一連串無法避免的事件；母親的氏系；對故居、母親屍骨以及死亡時間（雖然張提到時間可能記錯了）的描述。22這一時期的仵作和其他人根據《刑幕讀本》之類指南中的標準來描述兇殺案，而張用以描述母親之死採用的方式與仵作採用的專業語言很相似。有效的證詞應該描述事件、案發的時間地點、屍體的狀態（受傷部位和死因），以及對事件的陳述方式（包括事件各主角說話方式的不同之處）。23如果張光烈確實被當時的法律手冊所影響，那就似乎意味著，他將收集證據視為自己的任務，目的是為了控訴害死母親的不知名兇手，或是要證明母親的死完全符合官方有關義烈死節的標準。

《辛酉記》的每一篇短文都以母親被害的關鍵時刻為中心 —— 張光烈在不同的語境中採用不同的文體，不斷重複書寫她死亡的情形。而在讓死亡時刻及情形成為這些短文中心的同時，張光烈也呼應了杭州忠烈祠採訪局所編撰的傳記內容。就像我們所看到的，死者死前的言語與行為，是評斷其人是否具備旌表資格的重要依據；為了在死後獲得旌表，一個人必須被詮釋成是為忠義大節而死的。採訪忠義局編撰的、方志收錄的，或是由不那麼正式的地方精英團體收集的傳記，通常記錄死者的姓名、籍貫，並附上一篇簡短的、樣板化的忠節事蹟記載。這些傳記重複一套數量有限的動詞，描述各種死法 —— 刺死、自焚、自縊，或是因罵敵、違抗或拒降而被殺；這些死法描述是去個人化的，此外，這些傳記絕口不提死者的過往經歷和性格。24形成反差的是，即便張光烈也認為死亡時刻至關重要，但他的文章中所呈現的私密細節，還是讓描述的重點落到自己對母親的死去和缺席的傷悲上。

翻開一八九○年版的《辛酉記》就會發現，放在張光烈自撰短文後的，是一系列「遺訓」和「遺事」，這些文字擴充了此書的篇幅。這些「遺訓」和「遺事」在內容上充斥著道德言論，但也處處可見一個小男孩眼中大災難來臨前的日常生活剪影，令人看了十分揪心。25在這些「遺訓」、「遺事」之後，是有關張光烈母親入祀杭州忠烈祠的文書、友人描寫張家悲劇的文章、張光烈為亡母所做詩集的目錄，以及他建來紀念母親的烈園的相關紀錄（這份紀錄後來也遺失了）。這些文字記載給大圖景增加了細節，以創傷回憶那種強迫症似的混亂手法，重新塑造出一系列意象 —— 驚恐的孩子、無法走出過去的男人、今生不復相見的母親。26

除了這些文字作品外，書中還有描寫張光烈其他家庭成員如何慘死於戰爭的傳記，以及張光烈寫的數量不多的各式材料，描述他家人的戰爭經驗，以及他自己如何走出失去親人的傷痛。從某個層面來說，這些有關他親戚的額外素材，彰顯了親戚們作為一個集體展現的英勇行徑，也放大了張光烈及其母所遭遇的悲劇。就像他在序中指出的：「母死不孤，母之死則尤慘且酷也。」27

除了這些與忠烈採訪局官員出版的烈士傳記內容十分相像的親戚傳記外，《辛酉記》還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材料：一篇記錄了伯母屍體與棺材遺失始末的文章、詠頌亡母的詩集（已經遺失）中的序與跋，以及一篇原本刊載於《申報》的文章，描寫自己戰後的行乞經歷如何激勵他在一八七七年華北丁戊奇荒以及一八八七年黃河水災時，義不容辭地投身慈善。28再者，在書的最後一頁，他印了六個私人印章，每一個都很明顯地將印主（即張光烈）與辛酉年（一八六一）發生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造成的家破人亡的喪失感連繫在一起。例如其中一個印章刻著張光烈父親的遺誡「無忘爾母」；另一個則刻著「娘叫我鈍兒」；第三個則是提醒讀者印章的主人仍然是「辛酉乞兒」。29從根本上而言，書中這些附加材料重申了張光烈受苦的程度，重申了他乃是家庭中死者的儀式主事人，重申了戰時經驗在何種程度上對他戰後的身分認同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影響。

張光烈的書記錄了母親的烈行以及自己的絕望。他把英勇行徑、苦痛和日常生活放到空間、情感與政治層面上呈現，並將其與杭州的居住地、家庭關係以及國家榮譽相聯繫。書中對於失序的呈現，挑戰了家庭秩序與政治秩序兩者無縫接軌的那種想像，同時似乎也表明，儘管張光烈極度渴望秩序的恢復，但動蕩與個人際遇所造成的情感波濤，仍舊久久不願退去。《辛酉記》的編輯建立在一連串的並置與對比之上，這些成雙成對的組合與作者的傷悲相輔相成，闡明彼此。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他對比了官方的紀念與個人的回憶，儀式與情感，祭祠與園林，貞節與母愛，父／國與母／家，英勇行徑與喪親之痛 —— 每一組對比都說明官方機制在彌補損失、恢復秩序、安撫情感以及紀念死者等方面的失敗。30

地方精英們以國家之名建造祭祠，並透過出版烈士名錄來推動自己的地方利益；深入檢視《辛酉記》一書，還可以讓我們看到這些做法背後更為複雜的一面。在一場深度挑戰了既有秩序的戰爭之後，在當時那種失序往往等於叛亂的情形下，省府官員與地方精英結成聯盟（儘管他們之間的關係有時頗為緊張），透過堅持不懈、大張旗鼓地建立祭祠、舉行祭祀、確認烈士、安葬無主屍骨、安撫亡魂，以及出版地方烈士傳記，來在象徵的層面上重建秩序。31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競爭，彼此都認為自己有權力去定義並組織對戰爭的回憶，並由此定義何謂理想社會、政治組織與家庭。相比之下，張光烈在《辛酉記》中堅持他自己那種高度個人化的紀念形式，並且在混亂、破碎的殘片中，找到了不同於官方與地方精英定義的意義。

在《辛酉記》中，張光烈讓自己成為喪親之痛的具體代表。他告訴讀者，這幾十年來，對戰爭時期的回憶一直折磨著他的身心，特別是（但又不僅限於）他八歲那年母親在自己及全家人面前，因抵抗太平軍而被砍身亡的那一幕，總是在他眼前重複上演。透過描寫淚水、身體疼痛、號啕以及其他無法控制的身體與情緒反應，張光烈為他的悲傷建立了真實性，這種真實性和官方紀念儀式那些井然有序的安排有著清楚的區別。張光烈表示，即使他已長大成人，每當回憶起兒時那些改變一切的事情時，他還是忍不住要哽咽啜泣。在具體做法上，他使用詩歌及園林這些常見媒介，來塑造出一個自我形象 —— 具體來說，一個沉浸在悲傷中的自我形象。

張光烈告訴我們，他曾嘗試出版他年輕時的作品，一本題名為《蓼莪吟》（意為孝子的低吟）的詩集。這部集子共收八十一首詩，皆與其母有關，乃為充滿「苦語」、「哀吟」的「志痛之作」。32雖然日後張光烈為這些詩的品質不佳感到難為情，但這些詩的真摯情感讓它們有了價值。33張光烈解釋說，自己從十四歲開始寫關於母親的詩，直到二十三歲才停止；他請求友人為詩集作序，然後把集子拿去刻印，但手稿卻在付梓前遺失了。34一八八四年，張光烈在書房的「亂書堆」中找到了這本詩集的序與跋後，始能將它們收錄進《辛酉記》的最終版。

這部詩集的原序作於一八七六年，後被收於一八九○年版的《辛酉記》中；張光烈在該序裡問道：「像如今這種放屁詩，難道好把人家看不成。」35他認為人人皆有母親，而很多人在自己母親年老、去世後，便「把那個親熱娘老子的心腸撇向雲端去了」，轉而沉溺於賭博嫖妓的放蕩生活。他問自己為什麼總走不出母親慘烈早逝的陰影，並疑惑這些詩是否只是「偶然間裝出思親的樣子，拿起筆來做幾句詩」、「抄書裡的腐話」、「說口頭的假話」，或「如做時文一般七言八語都是為應酬題目」。36儘管孝順之心通常被視為是純淨且真摯的，超越了廟堂與市井上那些被污染的話語，但表達對慈母情感的詩歌，或許還是不能完全代表作者的真實感受。張光烈解釋道：「我刻這一本詩也並不要人家看，我只想那個才子文人，有空功夫做什麼閒書小說，便央求他將我媽媽殉烈的事體，編一則附在後面，傳把人看。」37

同時代的人與張光烈一樣，認為殉節者的事蹟適合付諸文字，由此可以在更廣範圍內的不同讀者群中傳播。著名的杭州作家俞樾做過類似的評論。俞樾曾為他兒子死去的未婚妻寫下一些紀錄，此女的父親是在戰爭中盡忠而死的當地縣令，而她在死後曾出現在她姐姐的夢中。38俞樾表示，對這些事情感興趣的時人，可以根據他的紀錄加以發想創作。方濬頤的《轉徙餘生記》即是重新包裝許奉恩的戰爭經驗而出版的。這個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回憶錄有著奇特的娛樂效果，通篇充滿了虛構的花俏情節：各種巧遇、妙語如珠的對答，以及一位勇敢智慧的主人翁。39

將真摯情感與官宦生涯所需的陳腐筆法並用、對比，是當時流行的小說書寫模式，而張光烈在書中即採用了這種模式，同時他也使用了十九世紀文人在呈現自我時常用的主題。他描述說，他一方面具有傳達真實情感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又受制於自我表達方式的侷限。真實的情感不但能定義差異，還擁有高於文字的地位，尤其那些用於滿足私利的文字。因此，深深的悲傷使張光烈的《辛酉記》以及他以文字銘刻記憶的努力，與那些虛情假意的一般作品有所分別，同時也讓他這本回憶之書與那些應付科舉的實用書籍涇渭分明。透過擁抱悲傷，他表達了自己對社會成規定義下的男兒志向的疏離，並藉由淚水與反覆描述痛苦，顯示出他情感的真實性。然而，悲傷中產生的作品儘管真實，卻有其侷限。他提醒我們，情感與文字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鴻溝，而由情感與文字交織而成的詩作，也有可能佚失。這種對文本消失（這體現了文學的物質消亡性）的焦慮，是太平天國戰亂後作品中盛行的主題。的確，這些詩作後來都佚失了，證明張光烈用來記憶母親的媒介，是如此脆弱、易逝。

張光烈還試圖建造一座名為「烈園」的園林來紀念他的母親。一八七九年，因為要參加曾做過俘虜的那位兄長的婚禮，張光烈回到缸兒巷舊居，其後一年，他開始收回故地建造烈園。這座由張光烈打造的園林很小，且入口狹窄。入園之後，會看到一面小匾額。沿著蜿蜒的牆前行，穿過一扇門，會突然看見一座廳堂，其匾額上書有「烈」字。往左會看到「蓼莪閣」，其名取自一種象徵孝心的植物。在門洞上方張光烈安排題了「望九京」三字。過了門廊即為「淒涼徑」，暗喻張光烈與母親的生死永隔。40園中的建築物另有「酸淚廊」和「護萱廬」 —— 「萱」是另一種喚起孝子愛母之心的植物。

就像詩一樣，園林可以代表非正式的、真實的主觀自我。很多有財力的成年男子以他們園林的名字為號，特別是在較為私人的場合上。當然，園林也是一種資產形式，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張光烈向他的讀者保證，他的園子不僅僅是地位的象徵，還具有使園林與眾不同的真實情感。他保證自己的園子有別於其他用來宴飲作樂的園林。就像他這個人一樣，他的園子存在的唯一意義是紀念他死去的家人，特別是他的母親。烈園是一個代表他自己的地方，一個能公開宣告他是一位傷心欲絕的孝子的地方，也是一個負載著無法言喻的喪親之痛的紀念場所。

張光烈似乎也將烈園想像成一個可以與死去的親人再次取得聯繫的地方。他宣稱在烈園的蓼莪閣裡，母親真的顯靈了，他感受到了她的出現。就在這兒，因為想到母親的死，他跪地懊悔痛哭，感到陣陣入骨的酸楚。41他在這座園林中吃飯睡覺，並與母親的靈魂神交。他寫下幾副對聯刻於園中亭臺的牆上。對聯上的文字確認了他與母親以及與那場徹底改變他的悲劇之間的緊密關係。在這些對聯中，他強調了自己與正常社會生活的疏離，宣稱自己永遠懷念母親，並宣告自己的人生目的就是守護有關母親的回憶。他用乳名自稱，喚母親為「阿母」。最後一副對聯再次有力地強調了一位悲傷的男子與兒時的自己之間的紐帶：「七尺身常呼負負，八歲兒猶是依依。」42

張光烈重返缸兒巷，詳細描述了記憶中以及殘留的舊居之空間格局；這與我們今天把地方和記憶相結合的理論不謀而合。43他在這個承載情感的地方得到了一些撫慰，但這種撫慰最終也是倏忽即逝的。因為與母親娘家親戚的衝突以及本身的財務狀況，張光烈最終不得不放棄烈園。44烈園的失去與早期詩作的散佚，似乎放大了最初失去母親的痛苦：失去她不是一次，而是三次 —— 就像是他為了紀念母親所做的努力一般，這一切都如此的不經久、不穩定。就像他在丟失《蓼莪吟》後寫下的：「嗚呼！幼齡失恃，痛不可言，而並此悲憤之意，不得稍白於人世，誠何哉！」45在《辛酉記》中，張光烈將自己（或是文中的自己）放在與那些定義了自身經歷的地點及感情的關係之中。詩歌和園林常常象徵著內在的自我 —— 透過詩歌和園林，張光烈用未能撫平的悲傷及充滿挫折感的孝心，寫出了一個公共身分，並透過出版，公之於眾。

在《辛酉記》裡，太平天國戰爭是造成動亂的力量：它侵入人們的生活，殘害人命，毀壞財產，同時也揭露了潛藏於地方與帝國的意識型態信條，並要求戰後的秩序恢復。太平天國戰爭還帶來了其他失序之舉 —— 人們說謊、背叛、吃人、偷盜。官員的作為無法達到人民的期望。他們暴露了自己貪腐又膽怯的一面，就連清軍營隊也對那些本應受他們保護的社群燒殺擄掠。46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為了糾正戰爭帶來的失序混亂，一方面透過正式的國家旌表，表彰死去的官員、士兵和平民做出的英勇犧牲，從而重建戰後秩序，另一方面在意識型態上下決心進行道德轉化、恢復道德秩序。47國家旌表藉由將無意義的死亡轉譯成具有政治意義的英雄主義話語，顯示出國家渴望以這種簡單的方式，恢復它想像中的戰前秩序。背負著悲傷的各個社群需要透過各種方式重新團結在一起。這些方式包括：建立（新的）制度化程序，調查、確認有資格受旌表的烈士；出版烈士的事蹟材料；修建祠廟來祭祀戰爭死難者；以及透過（地方或地區想像中的）帝國重整，回歸傳統的秩序規範。但是，即便張光烈一定程度上採用了這種將戰爭與紀念並置的標準（甚或是陳腐）做法，透過將親人們的受旌文抄錄進《辛酉記》，他還是在行動上挑戰了那些所謂恢復秩序之舉的有效性，強調它們並沒有真正顧及自己的悲痛以及無可挽回的損失。

在序中，張光烈這樣解釋《辛酉記》的編寫動機：「痛心之事，至死不忘，而況其靦然猶在也。」48借用國家紀念太平天國戰爭死難烈士的慣用修辭，他說這是一本記錄「赴義全節者」之書，但又說自己對此書「不能卒讀矣」。49他似乎在暗示，儘管《辛酉記》在結構或內容上都很不尋常，但或許可以在官方委約的紀錄之外，提供另一種有意義的書寫方式。他提醒讀者，在辛酉年（一八六一）太平軍攻陷杭州那天，他失去了包括母親在內的十八位親人。他接著表示，自己一方面非常感激朝廷加旌於他的親人，尤其是他的母親，並評論說：「迭荷聖恩，厚加旌卹，貞心勁氣，愈覺光明。」但另一方面，他卻又分辯道：「然在君上以為可嘉，而其子孫則又具無窮之戚而抱難言之痛也。」50張光烈不斷地提到他那無法洗去的悲傷和他（難以自拔地）回顧往事時流下的眼淚，儘管事情已經過去將近二十年。於是，張光烈建立起了一個強烈的對比，一端是格式化的紀念言語，而另一端則是難以表達的洶湧悲傷。51

就這樣，張光烈的作品揭示了面對失去的兩種應對方式：一種很正式，具有同質性，井然有序，並且由官方認可；另一種則很主觀，缺乏章法，並且很私人。從一開頭起，張光烈即便承認朝廷旌表的程序與媒介，但也指出了它們最終不足以弭平他的傷痛。他承認國家建立的忠烈祠及其相關文書，但他仍選擇退避至烈園，一個在空間上及情感上與他的喪親之痛相關的地方。

如同我們所看到的，帝國的旌表給失去親人的家庭提供了地位與聲望，並讓死者成為國家認可的價值觀（例如忠、貞）的楷模。它同時提供了微薄的經費，用於補貼喪葬花銷、修建牌坊、修建祭祠，紀念地方政府認定的為國犧牲者，而這樣被認定的死者數目日漸增多。帝國的旌表被想像成一種建立秩序的機制，藉由這種機制，地方與中央之間的關係透過各級地方官員得到重建，將遭戰爭摧殘的地方重新整合進孱弱的帝國之中。但事實上，就像與十九世紀官僚體系相關的所有事情一樣，紀念的種種過程可能遭受腐敗侵蝕，並受到譏諷。描寫戰前世態的小說《風月夢》評論說，當國家因一位曾為名妓的侍妾之貞節而表彰她時，每個層級的官員都抽走了旌表專款的一部分，最後到達該侍妾家人手上的錢所剩無幾。52但張光烈在書中也清楚指出，不論旌表是否帶來榮光，或這個過程中是否出現腐敗，旌表本身無法消解痛失親人所引起的情感打擊。

在應對並重構主流紀念方式的過程中，張光烈把國家與父系家族作為最重要的（也是無可迴避的）架構來展開書寫。《辛酉記》目錄後的第一頁複製了禮部頒發的旌表文書，這份文書表彰了張光烈的母親以及其他死於辛酉年杭州城陷的親人。其後印刻了張光烈父親手書的訓誡「毋忘爾母」，落款為「四男光烈跪識」。張光烈以此文字表達了對父親訓誡的遵從，表示自己是張家孝子。張光烈解釋說，是父親將母親的事蹟上報到他所服務的南方行政區長官兩廣總督那裡，而總督按照應有的程序，把材料轉給張家原籍浙江的巡撫。浙江巡撫隨後派人到縣裡調查情況，在一份奏摺中報告說：「續經本省採訪局彙案詳報，先後奉旨賜旌，如例并入祀浙江忠義祠。」53

張光烈的書寫，遊走於主流紀念方式的傳統周圍，卻不出格。同時，他用情感與悲傷來對抗國家與父系家族施加的絕對責任。在《辛酉記》一書中，有序的結構與無序的情緒共同並存、相互糾纏；鬼魂與夢魘一起困擾著活人的世界。所以，即使父系家族的責任與國家榮耀是《辛酉記》一書的中心，這本書真正關切的卻不是這些正式的紀念方式。的確，在有意義地紀念戰爭死難者一事上，國家與家庭作為制度，最終被證明是力量薄弱且不足以應付需求的 —— 而且它們從一開始就沒能阻止災難的發生。比如說，在張光烈筆下，父親不僅遠在別處，而且他為讓家人避免受難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勞。54此外，在一個更為籠統的層面上，張光烈描繪的父系傳承因衝突而分裂，因個人弱點而遭到削弱，因對金錢、食物與財產的爭奪，或是因壓力下所做出的絕望選擇引發的負罪感而被擾亂。和很多同時代的人一樣，張光烈暗暗指出，造成戰爭破壞的責任方是多重的，而現有的道德範疇則不足以描述複雜、沉重的政治現狀。張光烈描繪了一個與滿嘴仁義的常規表述不相稱的不道德政體：戰爭雙方都對平民犯下暴行，劫掠了他們的財產；被太平軍徵召的人回鄉後遭到排斥（或受到更糟的待遇）；飢餓的居民吃掉橫陳鄉里的餓殍。55在描述父系家族與國家時，人們常論及責任與英勇行為；但弔詭的是，它們的明晰形象會被削弱，會被日常經驗中無序的情感細節貶抑。當其他人對秩序的象徵性恢復引頸期盼時，張光烈似乎只希望母親能夠回到身邊。

《辛酉記》中描繪的首要家庭情感依賴對象是他的母親 —— 他愛她，渴望重新見到她，但最終無法如願。張光烈充滿愛意地描繪母親的外貌細節和與她之間的情感紐帶，並由此來回憶她 —— 他與母親之間的紐帶被瞬間發生的暴行斬斷了。明清不少體裁的文學、歷史作品都描寫過受苦卻有德的母親。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熊秉真認為：「不論他們的母親已去世或仍活著，中國男人總覺得有必要大量作文描寫自己的母親。」她提醒我們，這些作品常常出於作者的私人目的，而且常常依賴於各種原型的母親形象。但即便如此，她還是表示：「很多男孩似乎永遠無法走出喪母之痛。」56顯然，張光烈的自我描述符合這種模式：他沉浸在悲傷中，十分感性，情緒外溢，而且深深地情繫母親。

在《辛酉記》中，母親的形象顯然佔據了核心位置。張光烈以三個截然不同的角度來描繪他的母親，每一個角度都讓他得以凸顯一套不同的要點。首先，她是知書達禮的典範，言行符合禮教常規、符合採訪忠義局對知禮的定義。在張光烈的描述中，他的母親從生到死都是符合大眾價值觀的典範。張光烈向我們保證，她的母親是一位理想女性：貞節、溫柔、節儉、嚴格、刻苦、和善、治家謹慎、衣著樸素，並且嚴格要求兒子勤奮讀書，要求女兒專於女紅。57第二，她是他兒時摯愛的慈母，只有用對日常生活細節幾乎是觸感式的點滴回憶來喚醒對她的記憶。從這個角度，張光烈提供了一連串的快照來捕捉這位女性的影像，這個影像由無數的親密瞬間組成，流露出她對孩子的愛、她的個人習慣，以及種種構成她人性特質的與眾不同之處 —— 她的死給張光烈個人帶來了深深的悲痛。母親的這一形象以非正式的方式，與正式的禮儀和位階形成對立，同時也符合一種說法，即對母親的孝心足以挑戰父權秩序。58第三，張光烈將母親描繪為可怖暴行的受害者，她的死法不僅說明她值得被國家旌表為烈婦，也說明她值得兒子對她懷有深深的傷悲。

張光烈把母親描繪成一位值得紀念的有德婦女，強調她對子女教育的關心，她為維持家庭衣食無憂所做的努力，她勤勞節儉的習慣，她謙虛嫻靜的行為舉止，她對長者和親戚的關心，以及她以死保衛自己貞節的決心。張光烈告訴讀者，母親此等行事作風是正確的：由於她的先見之明和細心，有兩次她的孩子都躲過了傷害，而這兩個場合都有人喪命。一八六○年太平軍攻打杭州之際，她讓家人搬到杭州城較偏僻的親戚家，因而救了全家人的性命。同樣，翌年太平軍佔領杭州前夕，她讓家人搬到鄉下，再次救了他們的命。59但因為在避難之所遇到了未具體言明的問題，她想要回杭州，並且誤信他人，以為這會是一個安全的選擇。在歸途中，她目睹了四處的不安定情況，意識到自己被騙了。60

面對太平軍，她的第一個念頭是自殺，而當她試圖上吊（此舉符合當時的道德要求）時，兒女的哭嚎聲阻止了她。她表明自己寧死不降的心志，以及自己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守節決心。張光烈回憶起，當他們一家人搬到鄰居家時，她慷慨激昂地宣示：

止吾一婦人，其能於賊騎中率汝輩逃命耶！且此時遍地皆賊，吾苟出里門一步，他日有何面目見人？61

接著，她再一次表明自己願意一死，而她的小孩與兄弟都親眼目睹了她的正義陳詞。62於是，死亡成為她德行的無可避免的結果，而公開的旌表把意義放到了她的節義之死上。只是，張光烈提醒讀者，這些形象並不足以完全代表他回憶中的母親。

散布在書中各處的私密細節與官方對恢復官僚程序和儀禮的強調，形成了強烈對比。這些具體細節包括母親的外表和舉止，以及有關對話和事件的記憶碎片。書中不時出現方言字詞（並做了註解）以及對感官經驗的描寫，這也提高了《辛酉記》內容的特異性。母親的眉角有麻痕數點；63她平日用一支象牙嘴的烏木煙桿吸煙；她吃酒，且溺愛兒女；擔心恐懼之時，她會拜佛，並會在夜深時分抱起幼子說：「阿炳阿炳，愛汝惜汝，千般嬌養，只恐汝娘管不了。」而孩子則會「攬頸而啼」。64根據張光烈的說法，母親與丈夫的兄弟姊妹以及自己的兄弟姊妹關係複雜，有時還鬧不愉快。張光烈回憶，她喜歡自己掌管廚房，每天晚上會在所有兒女的陪同下，親自檢查家中的所有門窗是否上了鎖。她虔心禮佛，時時禱告，且常常茹素齋戒。更為特別的是，母親因為屬羊而忌吃羊肉。為了表達尊重，她死後全家人都不用羊肉做祭品。65

張光烈所懷念嚮往的這些特點，在後來的時日，被想像性地轉移到了他的新娘與傭僕身上。成年的張光烈看到家中婢女們上樓梯，在她們身上彷彿看到了亡母的儀容。66他在自己新娘的臉上也找到了母親的影子，而與這個天大的巧合形成反差的，是他父親請人繪製出的母親遺像與母親本人不大像；而張光烈在見到他的妻子之前，對母親的相貌只有模糊的印象。67這樣的並列對比彰顯了官方紀念形式的侷限，也凸顯了私密、巧合以及女性特質的力量。這些碎片充滿細節，足以喚起回憶；從這些碎片中，我們瞭解到無從解決的家庭緊張關係，以及痛苦慘劇難以消散的影響力。在中國傳統中，成功的兒子往往透過數不盡的墓誌銘及祝壽文來表達對母親的孝心，而張光烈卻用多愁善感的作品來表達對母親的摯愛。

在對亡母的描繪中，張光烈憶起很多親密時光。他回憶起，當母親獲知孩子們面臨危險時十分痛苦，並為自己竟在太平軍陷城前夕，將家人帶回城裡而自責不已。68他回憶起，母親有抽煙的習慣，而在最後的抗暴中，她把烏木煙管砸向襲擊她的太平軍士兵，激起後者施暴，導致她的被害。69張光烈告訴我們，母親喜歡喝酒，每天晚飯前都會拿出一把酒壺、兩個酒盞來飲酒，而她的兒女就圍繞在她四周，自在地聊天。他還回憶起，他會躺在母親懷中撒嬌，而母親會抱著他，滴幾滴酒在他的口中，再給他吃點剩粥。因這一回憶惆悵不已的張光烈嘆道：「此事今豈可再耶！」70當然，他要說的是，這些往事不會再現，而母親的死傷透了他的心，讓他永遠無法復原。71張光烈並沒有籠統地塑造一位為兒子的教育而自我犧牲的母親形象，也沒有塑造一位為國盡忠捐軀的烈婦典範；相反，我們看到了兒子眼中的亡母，而且他告訴我們，這個兒子在母親死後的幾十年，仍舊傷心欲絕。因此，這些回憶的作用是強調張光烈與母親之間的情感紐帶，同時強調了喪母給他帶來的打擊有多大。72

透過細細描述這些記憶中的時刻，張光烈寫出了母親的人性與善良。這些情感自然流露的吉光片羽不只是與作為女性貞節典範的母親形象相差甚遠，也和省上的採訪忠義局編寫乃至出版的傳記有著極大的不同。一般的官方傳記為了強調當事人盡忠竭義的意圖，往往將焦點放在死者臨死前的言行上。對於地方忠義祠之類的國家機構而言，拒絕投降的姿態、對皇帝盡忠的豪言，以及對太平軍的抵抗，都是將戰爭死難者詮釋為烈士的重要證明。這些效忠至死之人的傳記固著在幾種典型上：全力以赴的抵抗、絕不妥協的忠誠，以及至死不屈的態度。這些敘述抹滅了個人的情感，只強調正確地、模範地扮演符合位階尊卑的角色。盡忠殉難者代表了國家認可的價值，因而受到旌表；儘管人人都可以爭取，但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代表這些價值的義舉。獲得旌表之人成為樣板化的典型，而傳記所描述的模式化衝突，常常以他們的死亡為結局。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張光烈將焦點放到那些讓母親形象顯得獨特、慈愛和無可取代的事情上，儘管她也必須符合忠義的角色。雖然母親名列忠義殉難者的名單，但對張光烈來說，他懷念的是母親活著的光景。

張光烈不斷地重述母親臨死前的那一刻。她的死在《辛酉記》裡被張光烈描述了不下七、八次，每次的細緻程度不同，語境也不同。從裡面最正式的文章〈先母姚太恭人殉烈緣起〉中我們得知，在生命最後幾個小時裡，張光烈的母親領著她的四個兒子、兩個女兒避到鄰居簡陋的住處。後來，有個太平軍士兵爬上樓梯，抓住了大兒子，並把他拽走。張光烈的母親於是把最小的兒子抱在懷中，宣稱說，失去大兒子，她已心碎，並因此堅定了她求死的意志。之後，又有一位配帶短刀、懷有明顯惡意的太平軍士兵進入家中。他數了數孩子的數目，打了他們的叔伯，命令他帶著孩子隨太平軍而去。就在這個時候，張光烈的母親大聲喊道：「殺便殺爾！我豈怕死耶？」那人於是拔出刀來。孩子們個個嚇得臉色發白。母親將小兒子遞給僕人，轉身罵賊，要他殺了她，並將手中物品（這裡未說明是何物）擲到他臉上。此人於是刀刺她的頸部；她已餓得無力的身軀倒在地上。她的眼睛保持明亮良久，而她出的血並沒有想像中的多。可能是因為震攝於這些超自然現象（它們可解讀為證明了她的內在道德），士兵將兩個較大的兒子以及叔伯匆匆帶走，離開這座房子。我們在書中其他地方獲知，這兩個孩子及叔伯被抓走後遭到殺害，73僕人和小兒子不知如何躲過了敵人的注意，在母親屍體邊上伴了兩天兩夜。

張光烈多次描寫這一場景，每次描述都有些微的不同。例如：對張母死前言語的複述的正式程度，或是根據具體文章主題的不同，而凸顯與該主題相應的敘述元素（例如，空間、對屍體的具體描述，以及時辰）。在描述母親屍體的文章〈屍骨〉中，張光烈添加了若干的細節，如太平軍士兵將母親的頭顱拋下樓梯，舅舅將頭顱找回，放到母親頸項旁邊。母親的眼睛似乎因察覺到小兒子與僕人跪在旁邊哭泣而跟著流下眼淚。74添加這些細節，是為了強調可怖的氛圍，並彰顯生還者與受害者之間的情感紐帶。張光烈告訴讀者，他當時害怕得尖叫，並由此告訴讀者，年幼的自己對這一愴痛場景的反應。75

在關於張家故居的文章〈里居〉中，張光烈也描述了母親在鄰居家遇害身亡的最後情形。他們自己的家整齊乾淨，給孩子讀書、母親禮佛，以及維繫男女有別的空間分配，都提供了適當的環境；相較之下，他們的余姓鄰居和她女兒的房屋僅有「數椽蓋分餘地」，門窗不是破損就是不見蹤影，而屋內也堆積著破舊的家具與器具。幾近二十年後，當回憶起母親殉死的這個地方，想起鄰居後屋正中處正是母親的死難地，張光烈仍會哭泣。76

張光烈對母親臨死前情形的描寫，在某種程度上符合大量太平天國戰爭死難者的紀念傳記的寫法。他把母親的死描寫為英勇之舉，並由此確認了忠義死難者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同時也確認了母親有資格獲得官方的烈婦旌表。對母親死亡的描寫，也和前文提到對其生前作為道德模範的那些描寫一樣，有著同樣的作用。同時，張光烈對母親之死充滿情感的重複敘述，也定義了自己的痛苦（以及他悲痛情緒的真實性）、定義了母親的價值，並在長大的張光烈與幼時的張光烈之間，既劃出了界線，也留下了連結。

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妥善處理親人的後事，尤其妥善處理他們的屍體，能保證他們在死後會成為庇佑家族的祖先，而不致淪為孤魂野鬼。77太平天國之後，就像中國歷史上其他很多時期一樣，無人認領的屍體是失序的象徵，而屍首（或是代替屍首的衣冠或其他物件）的下葬，則象徵著終極秩序的建立。太平天國之後一段時期，地方社群組織善會、修建義塚，努力掩埋數量龐大、無人認領的屍體。必要的時候，人們會用衣冠之類的物件代替失蹤親人的屍體。為了履行作為母親的兒子、作為伯父、伯母嗣子的責任，張光烈把尋找並紀念死去親人的努力與家庭祭祀和國家旌表相聯繫，因為它們都是恢復秩序的重要象徵。埋葬並紀念家人，是張光烈戰後最重要的任務，儘管在他對戰時事件和經歷的回憶中，無人處理的屍體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在長達近十七年的時間裡，張光烈與其他倖存的親戚尋找親人的屍骸，呈交官府所需的文件，並編寫紀念傳記。屍體與棺材曾丟失，又奇蹟般地找回；如果找不到，就只能用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物品來代替，多數時候是在簡單的木頭靈牌上刻上死者的名字。張光烈母親的斷頭屍被仔細地處理，頭與身軀被合在一起，裹在蘆葦席中，在她暴烈死去後出現的詭異寂靜中隱藏起來；多年以後，屍身以託夢和看似神助的方式被尋獲。張光烈的舅舅夢到妹妹的骨骸站在自己面前，對她死亡的負罪感讓他十分抑鬱。張光烈的伯父也做了類似的夢，遂派人到當年事發屋子的斷壁頹垣中搜尋。直到日落，都沒有找到屍骸。他們倍感沮喪，於是開始默禱。一塊磚頭落了下來，露出了蓆子的一角。人們被這顯靈的徵兆激勵，開挖之下，發現了張光烈母親的整副骨骸，只少了中指的一節指骨。78屍骸找到後，依禮俗送回夫家的家族墓地，於一八七八年在遠眺西湖的龍井山上葬於其夫之側。

官方的石碑與旌表文都肯定了張光烈母親之死的政治意義，浙江採訪局的相關文書證明說：

……本省採訪局彙案詳報，先後奉旨賜旌如例，并入祀浙江忠義祠。骸骨於克城後歸，今與府君合葬於西湖之龍井山。79

張光烈的嬸嬸和堂姊在太平軍佔領杭州城那天自縊。她們的屍體被放進一口牛皮衣筪中，然後衣筪被藏到屋子的牆後。找到衣筪後，人們發現她們的遺骸絲毫未損，於是將她們葬在龍井山，而她們的靈位被安放到省上忠義祠內。這樣，透過將逝者依禮重新安葬到家墓，或是系統地對其加以皇家旌表，秩序最終（或者只是表面上如此）被強加在死者、死者的身體，以及他們的生前事蹟上。

其他親戚的屍體更難找到。張光烈眾多的叔伯、姑嬸、他們的孩子，以及自己兄長們雖然最終透過葬禮回歸了家族，但實際並未找到他們的屍首。《辛酉記》中有一篇文章講述了太平軍陷城後伯母的屍體與殯柩遺失的始末。當時，守墓人被太平軍抓走，等他回來時，無法清楚解釋伯母屍體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解釋說，可能是太平軍為了棺材中的珠寶和衣服而劫走了棺材 —— 要不就是他們將棺木拆掉，把木頭拿來修建營地。80這些解釋有力地暗示了當時已被擊潰的太平軍不人道的異端本性。對於屍體與棺材都無法找到的親人，只有用銘刻了名字與生辰的木匣代替死者的遺體。因此，木頭與文字成了儀式上的替代品，也代表了在混亂中再也尋找不著的叔伯們。

遊蕩的鬼魂提供了另一種有獲得心理解脫的方式。有別於葬禮和紀念，這種方式可能是無序的，但也符合情感需求。就像許多異聞軼事一樣，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後，不令人意外地，人們十分希望能透過宗教人士、扶乩或通靈，來與死去的親人溝通。81當時的隨筆或文集中頻繁提到與死者溝通（不論是真的，還是人們嚮往的溝通），而且也會提到與惡鬼接觸這種更加駭人的事情。82

類似的，張光烈也提及了他與摯愛的姊姊杏珠通靈。他描述說，杏珠長得很可愛，而且像母親一樣聰明，擅於刺繡和管帳。她為弟弟們製作玩具，玩具的擬真度讓「見者嘆服」。辛酉年杭州城陷時，她十七歲。當一家人躲到鄰居那兒避難時，母親告訴杏珠：「可死則死，勿受賊污。」杏珠哭了，記住了母親的話。母親被殺之後，杏珠本來想要自盡，但卻被賊兵阻止並強迫帶走。這之後，家人就不知杏珠下落如何了。

後來，當張光烈與父親及其侍妾住在廣州時，姊姊杏珠的魂魄附在了父親侍妾身上。侍妾以杏珠的聲音講話，向父親講述了自己的死況：那天她抵達巷尾時，看到有一條河，她遂擺脫抓她的人，跳河身亡。83張光烈於是斟了一碗茶給父親的侍妾，結果侍妾握著他生濕疹的手，剝落上面的疤，就像小時候一樣，所以張光烈確信這真的是他姊姊杏珠的鬼魂。父親驅趕鬼魂，以父之名要求女兒保持沉默，好好安息；侍妾馬上就停止以杏珠之聲講話。84杏珠的鬼魂說的話安慰了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幼弟。這件事也算解釋了杏珠如何死去，而且還讓她的家人可以為她與其他在辛酉年殉難的親人一起，申請國家的旌表。

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九年的丁戊華北奇荒造成了大量死亡，其規模之大，堪比一八五○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戰爭。上海的各家報紙廣泛報導了華北這場災難。這顯然激起不少人對戰時江南死亡與苦痛的記憶，而後更激發了許多生還者與見證人在新媒體，特別是在報紙上，表達投身救濟的決心，同時還將太平天國戰爭時形成的社交網絡與方法，運用於此次救濟活動。85例如，余治的追隨者出版了《奇荒鐵淚圖》。這本繡像小冊子顯然是以《江南鐵淚圖》為範本的，不論是風格還是修辭手法，都與其頗為相似。而且它也是從同樣孕育了江南慈善活動家的社會與宗教環境中誕生的。很多江南逃難出來的藝術家，此時也在《申報》上發起了慈善募款拍賣活動。86

在《辛酉記》中，張光烈將自己塑造成一位被戰爭摧殘得孱弱不堪的人。童年痛失親人的悲傷持續影響著成年的他；他為親人們尋求旌表的方式一方面撫慰了他的痛苦，另一方面也符合社會期待。《申報》是十九世紀末指標性的報紙，張光烈在《申報》上發表的兩篇文章顯示，他也嘗試拿他自己的戰時經驗服務於人道主義事業。其中一篇文章描述童年的苦難驅使他在長大成人後投入慈善活動；面對饑荒或洪災，生還者應該同情並慷慨幫助受難同胞。像其他刊登在《申報》的文章一樣，這篇文章也描寫戰爭經驗如何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都還在影響戰爭生還者，激勵甚至要求他們集體參與人道慈善工作。另一篇文章對一項針對個人損失的政策提出支持，顯示清朝末年日漸顯著的政治參與文化。這篇文章可能也暗示了情感因素在晚清的政治和文化領域中扮演的角色，也顯示出這種情感可能與戰時的痛苦經驗產生的情緒之間，有所連結。87

張光烈題為〈乞兒語〉的文章最初於一八八七年刊登在《申報》上；後來一八九○年版的《辛酉記》亦收錄了此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張光烈解釋了為何戰爭生還者有責任參與慈善活動。他回想起自己與傭嫗朱氏在浙東逃難的經驗，那一個月的飢餓與恐懼「猶歷歷憶之」。他用很長的篇幅描述他遭受的苦難，寫道：與父親團聚時，他已「不成人形，幾乎餓鬼道中物矣」。88他解釋說，他辛酉年的挨餓經歷，驅使他認為自己有義務對一八七○年代至一八八○年代的饑荒救濟工作做出貢獻，例如參與由地方慈善單位組織、並在報紙上宣傳的活動。89

張光烈利用與傭嫗朱氏的對話，呈現了他對饑荒的應對態度。在這場對話中，他不斷以第三人稱「乞兒」稱呼自己。他寫道：「值晉豫之災，善堂送相冊至，嫗見之言曰：『逃荒與逃難，正是一式。小主人眼前飽煖，亦思及昔年行乞事乎！』」這位曾經的乞兒回答道：「唯不敢忘，因即持冊向戚友徧為勸募，口所能言盡言之，力所能為必為之。」90張光烈對飢餓和喪親的個人經驗，激發了他的想像，認為自己對更大的社群負有人道義務。個人與社會的這種連結，藉由報紙這個媒介達成 —— 報紙宣稱自身致力於與不久前的過去展開對話，也致力於慈善。於是，《申報》成為一種將意義放大的工具，並將痛苦轉譯為人道主義行動。91

從一八八○到一八九○年的十年，剛好是《辛酉記》第一版和第三版之間的空檔時期；在這期間，張光烈失去了兩個年幼的女兒，一個尚在襁褓，一個剛學會走路，而張光烈將她們的死歸咎於醫者的失誤。《申報》的一篇文章記載了這些事情。正是在這篇文章中，張光烈表達了對提刑按察使[1]制定兒科醫生控管標準的支持。再一次地，他將個人悲劇與國家和家族的需求並列。他指出，如果省政府起碼能譴責兒科庸醫，國家就會有更多的（男性）繳稅人，而每個家族就可以擁有更多（男性）子嗣來祭祀祖先、延續香火。但即便他在言辭上將國家與父系家族置於優先地位，他還是強調了個人的重要性，並以動人的筆觸描寫他失去兩個孩子的悲痛，而這兩個孩子都是女兒，她們既不是未來的繳稅人，也不能參加祭禮。

張光烈長年在外，為忽略了家事而寫下自己的歉疚。他枯坐斗室，遠離家人，思索著庸醫、村醫是如何謀畫、斷送了他兩個女兒的性命。92從前他責怪父親的遠遊讓悲劇降臨到年幼的自己身上，而如今他的情況與自己當年批評的情形很相似。在前後兩種情形中，他都將主體性、私密性與情感放在第一位。他在上海的主要報紙《申報》中發表的這些想法，說明當時已經出現了某種新場域，可以讓人們反思不遠的過去，並在當下表達看法。實際上，一八七○年代和一八八○年代《申報》發表的材料中，不論是有關前太平天國成員暴露身分、家庭破鏡重圓之類的轟動性故事，抑或是尋找在戰爭中失散親人的啟事，又或是《申報》或其相關出版社出版的應景作品或戰爭回憶錄，都可以看到對戰爭的持續關注。93這場戰爭在十九世紀末公共讀者群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時，《申報》之類的新媒體也提供了一個載體，讓人們得以抒發戰爭引發的各種情緒，也讓人們在面對新的災難時，可以將類似情緒轉化為集體行動。

張光烈這樣的戰爭生還者數以百萬計；他們得要埋葬親人的屍體，重建自己的人生，哀悼自己摯愛的母親。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人數眾多的作家拿起紙筆，記錄這場戰爭中的事件，並且記下他們自身的恐怖經驗。94正如我們看到的，戰爭結束後好幾十年，張光烈仍用他後來佚失的詩歌、賣掉的烈園、一寫再寫的《辛酉記》來紀念他的母親，他做的這一切都與表達悲傷的自我有緊密聯繫。而在這幾十年中，張光烈還花了很多精力與時間來尋找、埋葬死去的親人，並為他們尋求旌表，用代理的方式參與對家庭成員的官方紀念。還有許多人在戰後花上幾十年來尋找死去的親人；由於很多無名屍是被集體掩埋的，所以不論是在個人情感上或是在傳統祭祀禮儀上，尋找死去親人的努力必定會遭受許多令人心碎的挫折。

張光烈的《辛酉記》提醒我們，戰後並不是一個樂觀恢復、整齊重建、有序記錄忠義死者的時期。生活與政治從不如此簡單，而復興與紀念的過程也從不如此簡單有序。此外，由於這些被地方精英和官員以國家之名主導的紀念方式，並無法補償損失、撫慰喪親之痛，個人才會用自己的紀念方式來尋求慰藉，或透過書寫來求得解脫。在《辛酉記》中，張光烈凸顯了看似混亂無序的主觀記憶的重要性；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場所，讓這位悲傷的兒子能夠更好地回憶他親愛的母親。官方紀念所呈現的母親形象似乎把她抬升到一個過於崇高的位置；她變得陌生，而不再是那個活在張光烈溫暖回憶中，會在晚餐時餵他喝粥、夜裡與他相依相偎的母親。張光烈用文字記錄下這些回憶片段，並藉此塑造出一個沉浸在悲傷中的自我形象。藉由這樣的方式，他挑戰了官方敘事裡那種黑白分明的道德觀，把「德」的辭令吸收到自己以喪親之痛和真實情感為核心的敘述中去。

[1]編註：清代時在省級設立「提刑按察司」這一司法單位，其主管即為按察使。

1張光烈的母親娘家姓姚，長大後嫁至張家。張光烈在《辛酉記》中用對官員妻子的尊稱「太恭人」稱呼她。

2《申報》電子版可搜到六條提到張光烈的結果，還可以搜到張光烈撰寫的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後來收錄進1890年版的《辛酉記》。

3〈十一月份分發人員騐看名單〉，《申報》（電子版），3版3151期，1882年2月5日。

4舉薦張光烈（及他人）的奏摺原本是出現在光緒九年六月初三日的《京報》，而後再次出現在《申報》中。《申報》按慣例會在原刊出版幾週後把《京報》內容作為插頁刊登。見《申報》第12版3684期，1883年7月16日。朝廷對譚的舉薦的批准，於一週後登載於《京報》。見《申報》（電子版）12版3689期，1883年7月21日。

5〈蘇省撫轅抄〉，《申報》（電子版），4版5052期，1887年5月12日。

6張光烈的外公是位邑庠生（秀才），性格嚴厲正直。張家世代書香，即便未曾大富，仍「詩書相繼，不改其舊」。見張光烈，《辛酉記》，（吳中〔蘇州〕，1890），頁7a。

7張光烈，《辛酉記》，頁1a。根據曼素恩（Susan Mann）的研究，這種妻子掌管家務、丈夫寓外的婚姻安排，在清代十分常見。曼素恩討論了丈夫寓外、女性掌管家務以及與嫁妝之間的影響及關係 —— 見Susan Mann, “Dowry Wealth and Wifely Virtue in Mid-Qing Gentry Households,” Late Imperial China 29.1 Supplement (June 2008): pp. 64-76；更廣泛性的討論，見曼素恩的著作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張光烈，《辛酉記》，頁3a。

9張光烈，《辛酉記》，頁4b-5a。

10張光烈強調的是超越父系體系的核心家庭（更確切的說是「子宮家庭」）；張把焦點放在一個由母親和自己的兄姐組成的小團體上。

11張光烈對母親的回憶與缸兒巷故居的空間結構之間，具有「位置」上的對應關係。張光烈，《辛酉記》，頁8a-8b。

12此外，張光烈提到「將入客云：不幾使窮措大」。張評論道，他每思及此，「號啕欲死哉嗚呼。」張光烈，《辛酉記》，頁16a-16b。

13張光烈，《辛酉記》，頁15a。

14張光烈，《辛酉記》，頁3b。

15張光烈，《辛酉記》，頁3b。

16上海圖書館的電子目錄顯示《辛酉記》有三種版本，WorldCat上的搜尋結果也是如此。本書引用的是史丹佛大學東亞圖書館的藏本。1880年版《辛酉記》的影印本可見《國家圖書館藏中華歷史人物別集》，第五十四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頁705-723。

17關於丁丙《庚辛泣杭錄》一書的討論，見胡曉真，〈離亂杭州 —— 戰爭記憶與杭州記事文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36（2010年3月），頁45-78。

18《清史稿》有關張母的條目寫道：「張福海妻，姚，錢塘人。福海官廣東曲江知縣。姚家居，寇至，城圍合，米盡食麥，麥盡食糠稫，糠稫盡食馬料豆。城破，賊脅姚行，姚奮起擊賊，被殺。同死者娣、姒孫、王，女杏珠，姪女滿、文、月。」見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46冊，卷510，〈列傳二九七〉，張福海妻姚條，頁14-29。

19《辛酉記》收錄了描寫張母被害一幕的各種記載；所有這些記載都十分生動，但略有不同。

20David Pillemer, Momentous Events, Vivid Memo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illemer 描述一種他稱為「個人事件記憶」（personal event memory）的現象，即記憶敘事 —— 記憶敘事描述獨特的事件，並聚焦於記憶者在事件發生當下的個人景況，包括所見、所聞、所想，以及所感；「這些敘事包含了許多特定的細節，例如直接引語，以及對周遭事物的描述；同時，即便多年之後，這些敘事仍然保有其鮮明生動的特點」（頁3）。Pillemer還提到，創傷記憶通常伴隨著強烈的感官聯想和空間聯想（頁22, 26-27）。關於生活片段及日常生活細節喚起過往記憶的力量，見Philip A. Kafalas, In Limpid Dream: Nostalgia and Zhang Dai’s Reminiscences of the Ming (Norwalk, Conn.: EastBridge, 2007), pp.181-183.

21關於1870年至1910年期間，苦痛在自我、民族、國家之間的動態關係的語境中是如何被表述的，見Dorothy Ko, “The Subject of Pain,” in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ed. David Der-Wei Wang and Shang We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484-485.

22張光烈在有關母親死亡時間的文章〈日時〉中，聲稱母親死於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午（1861年12月29日）。這篇文章後附的註評論道：「此係幼子光烈追憶如此，聞之舅舅，太恭人殉烈後，日益旋沒，蓋在酉時，或兒幼神昏，當時記不清楚也」（頁11a）。此註承認記憶可能出錯，並在面對一位長輩的權威性介入時，拒絕更改文章中的記載。（文中曾暗示這位長輩曾與母親的死有某種不愉快的關聯）。關於晚清小說中「痛哭流涕」這個主題，見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e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6-37.

23Yasuhiko Karasawa, in Thinking with Cases: Specialist Knowledg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ed. Charlotte Furth, Judith T. Zeitlin, and Ping-chen Hsi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 105.

24William Charles Wooldridge 以《兩江忠義傳錄》為基礎用表列舉了各種死法。Wooldridge, “Transformations of Ritual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Nanjing” (Ph.D. thesis, Princeton, 2007), pp. 274-275.

25在1880年版的《辛酉記》中，「遺訓」、「遺事」以條目的形式呈現，而1890年版的《辛酉記》則以軼事的方式呈現。

26關於心理學家及理論家對創傷性記憶特徵的描述，參見Ann E. Kaplan, Trauma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4和 Gary Weissman, Fantasies of Witnessing: Postwar Efforts to Experience the Holocau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33之綜述。

27張光烈，《辛酉記》，〈卷首贅言〉，頁1b─2a。

28這篇文章可以視為江南慈善家為丁戊華北奇荒賑災所做努力的一部分。這些慈善家為了使人們同情華北奇荒受災者的痛苦，並籌措善款，有意強調了太平天國戰爭災難與華北奇荒之間的相似性。見Kathryn Edgerton-Tarpley, Tears from Iron: Cultural Responses to Famine in 19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Roberta Wue, “The Profits of Philanthropy: Relief Aid, Shenbao, and the Art World in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Shanghai,” Late Imperial China 25.1 (June 2004): pp.187-211.

29張光烈的小名「鈍兒」意為「笨兒」，指笨拙、不機伶。見張光烈，《辛酉記》，頁42a-42b。

30Alan Cole指出，佛教的孝道以母子關係為優先，認為母親是兒子的成人和性格形成源頭，是兒子的情感中心。Alan Cole, Mothers and Sons in Chinese Buddh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

31關於丁丙如何以文字重建（表述）杭州，見胡曉真，〈離亂杭州 —— 戰爭記憶與杭州記事文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6期（2010年3月），頁45-78。關於官員、士紳在祠廟建設中的角色，亦見李榕、龔嘉儁編纂，《杭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頁19a-21a。關於儀式在重建過程中扮演角色的觀點，見Wooldridge, “Transformations of Ritual and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Nanjing,” chap. 7.

32張光烈，《辛酉記》，頁21a。

33張光烈，《辛酉記》，頁37a。《蓼莪吟》的目錄被收入《辛酉記》。《蓼莪吟》中的詩本身已散佚。在1884年張光烈找到了詩集的序與跋，後將它們收進1890年版的《辛酉記》。「蓼莪吟」是歌詠孝道的詩歌常用的標題。

34遺失的過程敘述得有些模糊。張光烈告訴我們，他將稿子交付印刷，但稿子卻一直被轉手，最後遺失了。張光烈，《辛酉記》，頁21a。

35張光烈，《辛酉記》，頁36b。

36張光烈，《辛酉記》，頁37a。

37張光烈，《辛酉記》，頁37a。

38俞樾，《春在堂隨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38。

39許奉恩，《轉徙餘生記》，收於《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史部25冊，頁925-945。根據註解，方濬頤先取得許奉恩的證詞並加以美化，再將之寫進書裡。由於許奉恩之後以作家的身分聞名，故這段過程看起來有點奇怪。見張秀民等編，《太平天國資料目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附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80。附帶一提，許奉恩在戰爭時期擔任過政府機關的秘書，也是一個家喻戶曉的警世故事、奇聞軼事作家。他此類作品的代表作為《里乘》，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曾被舉為此類文學作品的一例。參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1976），頁270-271。

40張光烈，《辛酉記》，頁24a。張光烈寫道，對於母子而言，與其生離，不如死別之後再重聚。

41張光烈，《辛酉記》，頁24b。

42張光烈，《辛酉記》，頁26a-26b。

43David Pillemer, Momentous Events, Vivid Memories, pp.26-27.

44張光烈，《辛酉記》，頁26b-27a。

45張光烈，《辛酉記》，頁21a。

46張光烈，《辛酉記》，頁3a。

47例見《江南鐵淚圖》，頁33b-34a —— 這部作品先是描繪了太平天國治下地方社會的徹底崩壞，接著通過描繪勸善戲劇的展演、鄉約的宣講，以及循吏的出現，來展現「秩序重建」。

48張光烈，《辛酉記》，〈前言〉，頁1a。

49這裡所提到的書應是《浙江忠義錄》，由浙江採訪忠義局於1867年發行。影印本見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6），61冊。

50張光烈，《辛酉記》，〈前言〉，頁1a。

51關於悲傷那種難以訴諸言語的情緒是如何體現在美國內戰的類似例子中，見Drew Gilpin Faust,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Knopf, 2008), p.209。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例子，都用模式化語言描述悲傷的難以言喻性（unspeakability）。

52當然，小說中這個情節同時也是一則幽默的社會評論。Anonymous, Courtesans and Opium: Romantic Illusions of the Fool of Yangzhou, trans. Patrick Han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07.

53張光烈，《辛酉記》，頁6b。

54張光烈，《辛酉記》，頁3a。

55張光烈，《辛酉記》，頁3a-3b。

56Hsiung Ping-chen, “Constructed Emotions: The Bond between Mothers and S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5.1 (1994): pp.87-118. For these points, see pp. 88, 89, and 109 respectively.

57張光烈，《辛酉記》，頁7a、頁8a-8b、頁9a、頁14a。

58例見Allen Cole, Mothers and Sons in Chinese Buddhism; 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2-41; Maram Epstein, Competing Discourses: Orthodoxy, Authenticity, 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Imperial Chinese Fi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Series, 2001).

59張光烈，《辛酉記》，頁1b-2a。

60張光烈，《辛酉記》，頁2b。

61關於貞節與面子，見Janet Theiss, Disgraceful Matters: The Politics of Chas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198 .

62張光烈，《辛酉記》，頁4b-5a。

63張光烈，《辛酉記》，頁9a。

64張光烈，《辛酉記》，頁4a。

65張光烈，《辛酉記》，頁16a。

66張光烈，《辛酉記》，頁25a。

67張光烈，《辛酉記》，頁16b。

68張光烈，《辛酉記》，頁4a。

69張光烈，《辛酉記》，頁13b、頁15b。有趣的是，在對母親之死較正式的描寫中，張沒有具體說明母親擲出之物為煙管，只說到她「以手中物擲擊之」（頁5b）。

70張光烈，《辛酉記》，頁15b-16a。

71張光烈，《辛酉記》，頁24b。

72就連張光烈友人岳峙所撰的〈布衣岳峙志痛碣〉一文也說到，張光烈兒時「為太恭人所愛，咳兒名之曰『鈍兒』」。張光烈，《辛酉記》，頁20a。

73張光烈，《辛酉記》，頁5b。

74張光烈，《辛酉記》，頁9a。

75張光烈，《辛酉記》，頁8b。

76張光烈，《辛酉記》，頁8b。

77Arthur P. Wolf,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 Arthur P. Wol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31-182; Lloyd Eastman, 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5.

78張光烈，《辛酉記》，頁9b。

79張光烈，《辛酉記》，頁6a-6b。

80張光烈，《辛酉記》，頁34a。

81Drew Gilpin Faust的研究指出，在內戰後的美國也出現過類似現象。很多家庭透過與死去的親人溝通，以尋求安慰。見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pp. 180-185.

82Rania Huntington, “Chaos, Memory, and Genre: Anecdot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7 (2005): pp. 59-91.

83張光烈，《辛酉記》，頁33a-33b。

84張光烈，《辛酉記》，頁33b。

85Wue, “The Profits of Philanthropy.”

86Wue, “The Profits of Philanthropy,” 尤其是頁192。

87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另一個例子中，事主謝家福也因在太平天國戰爭經歷過苦難，而在丁戊華北奇荒時在上海積極發起賑災活動 —— 見Edgerton-Tarpley, Tears from Iron, pp.137-140有關謝家福的描述。謝在戰爭中失去了二十多位親人，並做過太平軍的俘虜，後來以難民的身分在上海生活。

88張光烈，《辛酉記》，頁38a-38b。

89關於《申報》在丁戊華北奇荒賑災活動中扮演的角色，見Edgerton-Tarpley, Tears from Iron, p. 142ff.；亦見Wue, “The Profits of Philanthropy.”

90張光烈，《辛酉記》，頁40a-41b。發表於《申報》的原版，見《申報》，〈乞兒語〉，1887年8月15日。

91也是在華北大饑荒時期出版，也同樣有著將過去經驗轉化成善舉的主題，其寫作也展現了一種必須向讀者分享痛苦經驗的義務感。見王庸，《流民記》，1886。

92張光烈，〈兒科醫生更官細考論〉，《申報》，1887年8月20日。

93感謝伍美華（Roberta Wue）分享的尋人啟事。類似的尋人啟事，例見登載1875年5月7日《申報》的廣告欄中一則尋找父親的啟事：啟事發布者的父親在1860年蘇州城陷時失蹤。關於身分被發覺的太平軍的故事，見〈論蘇城潛逆發覺甚巧事〉，《申報》，1873年1月3日。關於一對母子奇蹟般重逢的故事，見〈母子重逢〉，《申報》，1887年3月24日。《申報》也出版了一系列文學副刊和文集，包括〈四溟瑣紀〉。〈四溟瑣紀〉在出版前後，常常在報紙中打廣告。這些文學副刊一開始是戰爭相關材料的出版載體，後來漸漸擴展，開始出版新文類、新主題的作品，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成為典型的「文學副刊」。魏愛蓮（Ellen Widmer），私人談話，2011年6月。

94這些作者中沒有誰認同太平天國；太平軍成員所做的陳述，只有幾份供狀留存了下來。雖然有些學者，包括司徒琳（Lynn Struve），認為留存下來的回憶錄代表了「清方」（「清方」為中國學者的用語之一）的觀點，但這些記載中有不少也頗為直接地描寫了清朝軍隊及其擁清團練的惡行。關於「清方」的用法，見Lynn Struve, “Chimerical Early Modernity: The Case of ‘Conquest-Generation’ Memoirs,” in The Qj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ed. Lynn Stru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365。在我看來，司徒琳用來證明十九世紀回憶錄的數量比清初少的統計數據，是有問題的；她的「長期性典型分析」，我認為也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