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何谓战国大名

3.何谓战国大名 多出身于旧势力

一四九三年（明应二年），日本历史进入战国时期，以地方政权为根基，具有独立统治权的统治势力被称为战国大名。在这里想要用简单的、概括性的语言解释清楚战国大名大概不是容易的事情吧。所谓战国大名，首先其前身一般为守护大名。试着列举几个有实力的大名。如伊达、上杉（长尾）、后北条、今川、武田、织田、朝仓、土岐、六角、细川、三好、尼子、大内、毛利、大友、龙造寺、岛津等诸大名，如果按其出身分类：

出身守护大名的有今川、武田、土岐、六角、细川、大内、大友、岛津；

出身守护代的有上杉（长尾）、朝仓、三好、织田、尼子；

既不是守护大名又不是守护代的有伊达、后北条、毛利、龙造寺。

从分类来看，实力强大的大名多出身于室町时代的守护大名或者守护代，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旧势力的权力。而后北条，如后文所述，出身于幕府官僚一族，除此之外，伊达、毛利、龙造寺等地方武士出身的大名不仅在边境地区，在中央、中间地带也坚持保守的立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织田、三好、尼子等迅速扩大势力范围的大名多出身于守护代。

凡此种种，仅从表面看，战国大名既是守护大名的延续，又继承了相关权力，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保守性。其中，甲斐的武田氏、骏河的今川氏、近江的六角氏以及势力遍布北九州到西中国的大内氏、丰后的大友氏、萨摩的岛津氏等从原本的守护到大名化，将幕府的守护之职变为专属的权力。因此，也有学者将这些战国大名称为“战国时期的守护”。另外，在由地方武士（国人）和守护代成长起来的大名中，出云的尼子氏、安芸的毛利氏、陆奥的伊达氏等从十六世纪开始被幕府授予守护大名职位。

不论是管理小地方还是治理一国以上的大名几乎都是从幕府得到的职位。从法理和形式看，战国大名无非是被幕府承认的守护大名。

一直以来，学界又是如何定义战国大名的呢？首先，法制史上的分国法备受瞩目，被认为是定义的重要指标。可是，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丰后的大友氏和周防的大内氏或者宇都宫氏都是根据镰仓时代就已经出现的武家家法而确立的。因此，家法和分国法并不唯战国所特有。

强有力的家臣团统治

“战国大名与守护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笔者认为，主人和侍从之间的主从关系构成了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所谓的主从关系，就是大名和家臣团之间形成的依附与被依附的某种“力”的关系。根据胜俣镇夫的研究，一五五七年（弘治三年）正月上旬，安芸郡山城主毛利元就举办为期十天左右的家臣朝贺大会。按照规矩，元旦那天由世袭的嫡系谱代家臣朝贺，第二日由一门和城下在住的非嫡系的外样家臣朝贺，第三日是剩下的外样家臣和被称为地方武士的家臣朝贺。初七到初十由熊谷、平贺氏等远道而来的土豪等使者分别觐见朝贺。（周刊朝日百科《日本的历史〈战国大名〉》，胜俣镇夫编）

像这样，通过觐见的礼仪程序来反映主从间的亲疏关系，在处于室町鼎盛时期的足利将军与守护大名，或者室町殿下（日本国王）和公武重臣阶层的关系中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战国大名模拟君主专制下的自身与将军的主从关系，并将其活用于自己统治的领国，以此来巩固权力。礼仪规制的确定，背后反映的是根据领地、战功等所确立的家臣团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在军事方面形成的权力与责任。这些都构成了近世社会身份制的萌芽。

与此相对，在被称为“守护领国制”的室町时代，通过守护大名而结成的家臣团的现象被学界称为“被官化”。这与战国大名的时代相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形式。

一四一八年（应永二十五年），一色义贯被委任为山城守护。上任之际，义贯将“服从并忠于守护”的旨意下发到山城所属的伏见乡武士团体，命其效忠。但领主伏见宫贞成以所辖之地守护不得进入、“守护插手军役没有先例”为由，拒绝执行（《看闻日记》）。这说明守护大名不能强制要求管辖地域的武士服军役，也说明这些武士与守护大名并没有结成牢固的主从关系。到了一四三七年（永享九年）八月，同样是新上任的守护大名赤松满祐向所属的乙训、葛野二郡下发“武士的名字应上报备案，纳入公方统一管理”的规定（《东寺百合文书》）。这件事情非常少见，但反映出当时的守护大名想尝试用一些新办法来控制一国内的武士。也就是说，当时的守护大名在像畿内附近领国那样庄园领主势力强大的地区，对其管辖内的武士不具备直接统御的能力，只能通过庄园领主下发文书的手段来间接行使统治权力。

以上事件表明，室町时期的守护大名即便被分封了新的领国，也无法立即培植亲信势力，不仅如此，还必须划分出一些领地（一色氏的三河、若狭，赤松氏的播磨）给家臣团管理。对守护大名而言，从新领地征用武士、土豪为己所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笔者在调查近畿各领国发生的相关事件后发现，如畠山、细川等地方的守护即便经历数十年的统治，几乎还是无法征用畿内的武士。再如，细川氏所辖的分国摄津、丹波所用官吏几乎都出自细川老家四国的武士。而战国大名却要极力摆脱间接统治方式，转向直接统驭、征用分国内的武士，令其集中于主城居住，以巩固自身的统治权力。

攻城战的常态化

大名通过不断强化对家臣团的统治来巩固自己的军事实力，其中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军事防御能力的提升。这个时代的城池攻防战，再也不会发生像嘉吉之乱时期那样，仅仅不到一个月赤松军就被山名军击溃的事情。如长尾景虎（上杉谦信）从一五六〇年到一五六一年（永禄三年到四年），曾花大半年时间追击北条氏康，并长驱直入包围小田原城，但持续了一个多月仍久攻不下，最后只得撤军。另外还有一五四〇年（天文九年）九月，尼子晴久在安芸郡山城包围了毛利元就。元就领兵坚守城池数月之久，直到第二年的正月尼子军被击退。时隔两年之后，大内义隆又在富田城包围晴久。晴久坚守两个多月后，义隆最终被迫向安芸方向撤退。这些战事表明，需要取得战国时期的攻城战的胜利，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战国时期的诸大名为了能够直接有效地控制分国内的人民和土地，实施一种叫“检地”（类似土地分配）的政策。这一时期的检地如同武士姓名申报制度一样，采取土地申报制度。根据池上裕子的研究，申报的形式主要分为领主上报和百姓上报两种。百姓上报形式的确立有利于大名直接控制农民，但通过庄园领主或者所在地领主来间接上报仍占多数。不可否认，这一阶段的检地制度只是一个雏形（池上裕子《织田信长在领国的申报和检地》）。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也就是所谓的战国末期，织田信长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开始使用一种被称为“绳打”的土地面积丈量法。

尽管战国大名创设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家臣统治制度，但并不意味着由此就确立了自身的绝对统治地位。因为家臣团方面保有一种被称为“传家的宝刀”的传统 [1] ，即针对主君错误言行，若领国方面并不认同，家臣们可以拔刀以示抗议。所谓的“宝刀”实际上就是对主君的“克制”。前文曾提到过细川政元扣押义材将军事件（明应政变）就属此类。最有名的是武田信虎（武田信玄的父亲）被流放以及陶隆房（晴贤）逼迫大内义隆自杀事件。除此之外，还有河内的畠山氏其历代主君毫无例外地难逃被放逐的下场。总之，强化家臣团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大名地位的绝对化。这种独特的“下克上”的传统在战国时期结束后，依然被顽固地延续到下一个时代。

注释：

[1] 作为家传的宝贝，只有在关键时候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