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丨循环往复
1940年夏，伦敦刚开始遭遇闪电战。当时，重庆仍是全世界遭受空袭最为惨重的城市。我所搭乘的开往重庆的红十字会的卡车从柳州出发了。一周内，我在沿途发现，北上开往重庆的轿车相当稀少，顶多不过十几辆，而迎面来自重庆的旅客们又都把陪都形容得相当可怕。他们说：那里的天空正遮盖着以前通常出现于夏末的阴云，这对防空当然有好处，但在天气变化之前的最后一次轰炸中，日军投下了燃烧弹，在市中心引起了大火，引火面积超过了1平方英里。夏季的阴云将在9月散去，东京电台扬言，届时定将炸平重庆！
我们的卡车沿最后几英里公路蜿蜒下山，进入了亚热带气候的四川盆地。我立即发现，有大批政府机关挤在这儿。而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它们却很少见。在郊区，有条通往市内的临时道路，两旁有许多黑色建筑物，周围到处是垃圾和纸屑。这些建筑物中间有许多税卡和警卡，他们负责盘问旅客或货主，让大家填表格。战时的混乱让一切交涉都很漫长，我们是直至傍晚才抵达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的长江边的。到那里时，渡口售票员摇着头说渡江时间过了，还拿出表来给我们看。时针指着6点零5分。3名怒气冲冲的乘客从箱子里扯出了几座落地大钟。一个显示差10分6点，另一个差20分。还有一个才4点55分。最后，几个过路人拿他们没调过的表对了一番，售票员才气哼哼地拿出票本，开始卖票。又过了一刻钟，当卡车滑下泥泞的车辙来到驳船时，却被一群携带箱笼行李的绅士们给挡住了，他们的做法都是典型的重庆小官僚的那一套。
“6点已过，你们不能渡江了。”
“可我们是在6点以前买的票啊！”
“你们应在6点前到这儿，现在你们不能渡江了，都快8点了。”
渡口人员、卡车乘客、岸上的挑夫，再加上许多看热闹闲逛的人，大家七嘴八舌，乱哄哄地吵嚷了半个多小时。官员们指着那些箱笼，神气活现地说：“哼！不管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反正现在渡江太晚了。”
黑暗笼罩着江面，褐色秋水奔腾在蜿蜒的河床内，其冲击力之大，使得即便是轻浅灵便的舢板为保证安全也都靠岸去了。下游对岸，屡遭空袭的城市高跨在夹带土层的峭壁之上，全靠头顶的乌云庇护。微弱的、针尖大小的电灯光织成的网，照出了星罗棋布的小块土地。当渡口官员心满意足地摇着手杖走开时，船只和驳船上相互呼应的叫喊声停止了，而微弱的回音却还在反复地跨过水面，嗡嗡作响。由于附近的旅店早已客满，我们这些搭卡车的乘客就只能在车底下睡觉了。整整一晚，河谷都在爆炸的闷响中颤抖，因为重庆的防空洞已经深挖到了岩石底下。
翌日，卡车渡江，来到市内。我在城边的记者招待所搞到了一间房。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逛马路上了。我反复观察了这座奇异的城市——重庆。它位于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之间的高耸群山中，经过3个夏季的空袭，战争的痕迹随处可见。由于那时每天都是浓云密布，在我再次过江来南岸度周末以前，一直没有亲眼见过一次空袭，不知道那些瓦砾是怎么形成的。
南岸这块小小的战前殖民地 [8] ，按条约规定的开放港口曾经是洋商集聚之地。这里的房子依然是重庆最好的，这是因为美国大使馆设在南岸，又有美、英、法炮艇在这一带游弋。日本人私底下还曾承认其中立区的地位，不予轰炸。于是，1940年下半年以后，外国人就都搬迁到这里居住，使得这个地方的旧写字楼拥挤不堪。这儿的社会活动是围绕重庆俱乐部展开的，它有经常客满的网球场、台球室以及摆着旧杂志当门面的图书馆。当年这里可是小商埠的一处半殖民地，但现在却仅有几处令人伤神的遗迹。现在，中国人依然不能成为俱乐部的会员，当然也就不会成为这里的座上客。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参加了一次聚会，那是一位美国大使馆成员的告别会。喝过重庆土产烈酒做成的鸡尾酒后，我又吃喝了一点儿别的东西。微有醉意的外国人聚在客厅里，懒洋洋地坐在折叠椅中，东道主就要放映他在夏天拍摄的影片了。
在例行的客套话和一番寻常的笑话之后，银幕上映出了一群穿白色衣服的人，他们正在小溪边的树林里野餐。见此情景，一些观众发出了诙谐的叫声。有一个人看到银幕上出现自己的影像时说：“哈！我那天怎么那么难看！”还有人指着影片中一个喝酒的人说：“贾德弗莱的确开怀畅饮了一番，不是吗？”有两个姑娘在溪边跳起了双人舞。突然，镜头又一下子变出了一丛阴暗、奇形怪状的树木在一条更为宽大的溪边随风摆动。一排杂草自地下涌出，一个快动作，马上又变成了树木。原来，这条宽大的溪水就是长江；草变树的意思是爆炸，那土堆则代表着重庆。
观众们在片刻沉默之后，开始嘟囔道：“那像是6月29日的那次空袭。”“不，我觉得是7月份。”这时，银幕上又映出了一群骑着马的外国年轻人。他们在一条安静的山谷中行进，面对观众，指指画画地笑着。然后，又是一阵轰炸，然后，是走廊里的妇女在吃土豆沙拉，接着，又是一阵又一阵的轰炸。排列整齐的折叠椅已被挤乱，各种饮料还继续端来，欢宴的人群仍然兴致高昂。曾在影片中出现过的人说道：“我们离开马匹后，你把她带到哪儿去了？”“我永远不会忘掉他那神气，就在我们把他推进去的时候！”现在银幕上布满了废墟中升腾的白色烟柱和山城重庆的下半截被火焰吞掉的景象。人们叫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中国仆人收拾了折叠椅，室内有很多人开始跳舞了。那是一间俯瞰着长江、山崖和瓦砾堆的屋子。
一支舞曲终了，有几个人在一条空空的小走道里对话：
“啊，又是个混蛋记者，对吧？”“是来写我们这场可爱的战争的吧，写了吗？嗯，我希望你与记者招待所的其他人不同，把这儿发生的事情告诉美国人吧。”
“天呀，是的，从官方杂志看，他们忘了，中国依然到处都是愚蠢的中国佬。可他们说，这是一场民族复兴战争，中国精神苏醒了。这种说法太蠢了，不足信。”
“对，可你完全没有抓住关键。美国报纸杂志上的假话是有意捏造的。重庆的国民党人也在制造舆论，以期要求放弃治外法权，还有以前签的种种优惠条约。鉴于白宫现在的那种热乎劲儿，要是他们能如愿以偿，我也不会感到诧异。然后，他们就会把每个外国商人一脚踢出门外。”
“我可不用他们踢走，我宁可把所有的钱都给了瞎子，也不想在他们的法律之下做生意，我们连生命保障都没有，他们根本不像我们那样尊重生命。”
“傻瓜，再来一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像我这么办吧：我把办公室搬到家里来了，除了空袭后，我出去搞几个快镜头之外，去年一年，我过江至多不过6次。我整天琢磨着什么时候返回上海，我可是喜欢逍遥日子的。嗯……国泰大戏院、法国俱乐部、发能舞厅、西罗夜总会……我会再来重庆的，但只来一次。”
我在俱乐部听说并亲眼看到了重庆遭遇空袭的情景，之后的几天，一阵晚风就把这座城市上空的乌云给吹跑了。秋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于是轰炸机就不断“光顾”这座城市，通常是27架一大队，有时相隔几天，有时几分钟就跑来空袭一次，从南岸看去真是壮观极了，有黄色的沙尘，有多彩的浓雾，有紫色的火焰。可是，从身处南岸的我的角度看，比起小城柳州遭受过的空袭，重庆大空袭似乎还没那么危险！遮阴的走廊上和高地上，到处挤满了隔岸观火的外国人，他们正在忙着照相、喝冷饮。
或许，敌机到来之前的片刻才是最紧张严肃的时刻。当紧急警报发出后，人们在这座城市里喧叫着、吵闹着，活像一群群神情紧张的狼。那些小小人形跨过长江发红的山崖，钻进洞口，倏忽不见，又活像一些钻进兽毛中的跳蚤。重庆坐落在一整条巨岩上，形如一只躬着腰准备挨打的野兽。不少人稀稀拉拉地散在淡色的房屋和瓦砾堆上。当所有的人声在群山构成的绿色看台中寂静下来时，长江水滑过岩石之声就清晰可闻了，江水的形状则如一条棕色的巨蟒。这时，除了等吃人肉的乌鸦在房顶上转来转去，就再无其他动静了。不大一会儿，从东边长江下游那发亮的蓝色天空上，渐渐传来了“铁鸟”的吼声。刹那间，人们好像回到了远古洪荒时代，巨兽出现了，芸芸众生四散奔逃，藏身匿迹，而能否逃过劫难，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躲避空袭像是例行公事。人们有秩序地提前躲进了防空洞，在黑暗中坐下，听着熟悉的声音，然后又有秩序地出来。自然，那些秋季轰炸并未将重庆夷为平地，甚至对政府和居民都没有造成多大的干扰。因为，每人都早已熟悉了防空警报的规律，而且相信可以信赖防空措施。每次空袭可能会毁掉20多间房子，可是伤亡很少有超过50人的，有伤亡的一般也是些洋车夫、船夫和其他穷人，因为他们住的房子门窗不全，或根本不是房子而是窝棚，很容易被冲击波震倒。
后来我得知，那种例行公事般的、造不成多大损失的轰炸在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有。珍珠港事件后，我又听见几个在重庆的美军人员说，他们猜测以前的轰炸完全是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战争的演习。这种猜想听起来很残酷，不过好几年都处于这样的相持状态，或许不无真实的成分。
空袭的军事价值很低，因为目标远离前线，且多为平民设施。即便在重庆，空袭也从来没有使这座城市陷入瘫痪。1940年后，日本人成功爆炸了燃烧弹，可并未大规模使用。在其他城市，空袭间隔的距离很长，未能摧毁工商业。诚然，西部城市徒有良好的警报网，防空能力却很不足，但几架日本飞机也不会毫不费力地就能干扰正常的城市生活。在所有受到威胁的城市，一切工作都必须从第一次警报响起就停止，直到解除警报，但跑警报耽搁的工作却往往可以在夜间或阴天补上。
更有甚者，空袭的政治影响把日本人可能得到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给破坏了。1940年之后的两年，那种曾在战争前两年遍及国统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全民抗战的劲头渐渐减弱了，不满与内部摩擦不断增加，而空袭对国民党却常常起着旗帜性的作用，它把公众从对其他问题的憎恨上引开了。既然前线已被走私腐蚀，日本人很容易就能派遣特务，日本人对此也必定是一清二楚的。
面对日军空袭，官民都无能为力，逆来顺受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思维习惯，一整代人都学会了接受一种最令人憎恨的前提：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他们知道，威胁来自别人，自己无法制止。他们学会了逃避。若是无处可逃，那就在忍受中用某种哲学来做精神安慰。只要无关切身利益，他们对一切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从空袭中得到的好处并未终结。当日本的例行空袭停止后，国民党自己制造起祸端来了，它人为地把灾荒扩大，在陆地上也不抵抗日军的侵略。这一切，要比日军空袭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大得多。一度存在的空袭后来又停止了，这一事实振奋了全国精神，帮助国民党找到了让老百姓忍受苦难的新力量，那就是：不管国家被糟蹋成什么样子，都要耐心等待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后，对国民党来说，中国老百姓这种可怕的耐心几乎和美国援助同样重要。国民党要是在一个老百姓不那么有耐心的国家当政，应该早就被推翻了。
我在中国度过的最后几年中，曾有这样的想法：日本人拖拖拉拉的空袭与国民党长得过分的苟延残喘可能存在某种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其实，落在中国人身上的其他各种灾难之间也有这样一种关系。中国近年来的积弱和无足轻重，使得其他国家习惯于以一种漠不关心的藐视态度来对待它。不管它们的意图是什么，这种态度对中国人民总是会造成伤害的。在我的记忆中，重庆空袭最生动的场景依然是我初次在俱乐部里看到的那部业余影片，那个俗不可耐的晚上对我们了解中国人深重的苦难是一把钥匙，那是我们美国人不明智地为中国人设计的一幅图景。
那天晚上在观看空袭影片时，我听到那些烂醉如泥的人们喊着、叫着，其中，对中国人最刻薄的大都是美国人。1940年，对我们说来，他们是合适的发言人，比本国的通讯社可靠得多，后者把重庆描绘成具有坚强信念的围城，是象征亚洲力量的中流砥柱，一切热爱自由的国家所向往的中心。我想，旅居重庆的美国人在讥讽中国人的时候，至少是半自觉地感到了自己所表现的正是我们国家的真实态度，他们知道美国卖给日本的物资比卖给中国的还多，重庆上空的轰炸机烧的是美国的汽油，有时甚至丢下的炸弹也是美国的。重庆的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孩子们学说话时会被教导，要说“张先生，李太太”，可当他们觉察到父母瞧不起落魄邻居时，就会随便跑过那家，喊着：“呀，呀！张老头子！李老邦子！”我确信，1940年伦敦遭到轰炸时，住在那儿的美国人绝不会像重庆南岸俱乐部里的美国人那样谈论英国人。
在记者招待所考察了一个星期以后，我觉得住在重庆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之所以那么藐视中国人，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不管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如何吹捧国民党，他们感兴趣的其实只是中国沿海那些较富庶的、有名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当时都已被日军占领。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和侵略者日本的贸易往来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哦，对啦！那会儿热心的姑娘们为抵制日本丝织品改穿棉线袜子了。她们的大腿难看透了！”但是，在和侵略者日本的贸易这桩对中国冷遇的事件中，我们的消极作用倒是更为深远，它为以后更多的类似事件打下了基础。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约有1万名美国人。1940年日本占领了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居住在日军占领区的美国人占全中国的75%，而且他们大多住在原地。当美国政府抽象地谴责日本时，中美贸易实际是在日军占领区进行的（给教会的经费和救济款如数汇往日军占领区）。在日本的统治下，美国人各个方面的生活都保持着自己的“常态”，尽一个传教士的本分，或挣点清白钱，在被征服了的中国人中间协助日本人恢复“常态”。特别是，几乎所有美国在华组织都在上海、北平或其他沿海城市保留了领导机构。他们的领导人都留在那儿，只是偶然去趟重庆，那算是给国民党一点儿面子。进驻重庆和其他国统区小城镇的美国外交人员其实大都是小角色。
对遣往那里从事一般工作的人来说，重庆差不多是一潭死水。生意人可能住在19世纪口岸时代遗留的豪华大厦里，享有优厚的生活条件，从恭顺的轿夫到供应鸡尾酒的备餐室，应有尽有，可他们除了看管店铺中的财产，就几乎没什么可干的事情了。美国国务院的人可能享有外交礼仪和特权，一切按受承认国家首都的外交惯例行事，但他们明知实际的外交工作是在广大被占领区完成的，这就必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安。新闻工作者同样有无所事事之感，尽管他们在这儿的生活很舒适安全，为其他那些遭到严重轰炸的市民所羡慕，但他们知道，除非自己被调回沿海地区，否则永无出头之日。
当时，除了苏联正在给国民党军事援助，其他西方国家好像也和美国一样重视日军占领区，而并没有把蒋介石放在眼里，所以重庆的外国人的生活圈子中经常有种空虚无聊的气息，其原因就在于此。很少有人不感到无所事事，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清谈”上。
“清谈”是一种自命风雅的行为，想必在史前期就出现了。但我相信，在中国，这个词大概是几百年前就确定下来的。彼时，讲究繁缛礼法的儒教是中国的国教，道家却拿出了另一套思想与之抗衡，他们自诩为“清谈”家。国民党有本专给外国人写的书，名为《中国手册》，按那上面的解释，“清谈”活动的特征就是纵饮无度、放浪形骸和玩世不恭、睥睨万物。这些洋清谈家睥睨的靶子自然是中国人，他们自感有些招中国人讨厌，但同时却又非常厌恶中国人。
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未能对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进行较为深入的接触，后来竟导致了大量中国人的死亡。或许，我们应把这个问题的细节梳理清楚。
重庆的记者招待所离南岸的开放港口区有两三英里的距离，它地处这座被毁掉了的城市的另一端——一座山上，那里有“流亡政府” [9] 的官衙和营房等，都是从战前的垃圾场和公墓扩建开来的。记者招待所位于国民党国际宣传部的大院里，具有半官方的地位。当我于1940年初秋去那里居住时，它还是一片用竹桩围起来的、点缀着芭蕉树的田地，田地中间有两间用木材和柳条搭建的宿舍，夏季的轰炸把宿舍的泥土墙皮炸掉了许多。通讯员喜欢唠叨，常常说要去香港搞个金鱼池来——“那样，我们就可以隐居在这里享清福了，妈的！”住在这儿的记者里有塔斯社的两个人，他们在苏联大使馆旁有自己的房子，还有个美国高级记者，他和他的太太住在一家教会的院子里，其他外国记者就都在记者招待所常住了，所以这里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就10多个人。里面有两三个是中国人，还有几个是无国籍的难民，他们是流浪到中国的，大家各有各的目的。
中国通讯员是不值一提的，据说他们已被国民党收买了，是一群最没用的东西。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国民党的战争实况和他们对外美化宣传的情况完全不同，其差别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可是他们这些通讯员、记者却很难对此有所作为。真实的新闻在重庆之外较易获得，有些省份并没有设法掩盖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但外国通讯员却很少外出采访，因为他们的雇主不给旅行经费。而且，人们一般认为，作为未被占领区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应该待在首都附近，以便获取官方新闻。还有，想要到重庆以外游历的外国观察家很难拿到国民党发的护照。
通讯员们可能会从私营中文报纸和重庆的其他渠道收集到较为真实的消息，可他们的资金经常不够，因而不能雇请翻译、研究员或其他跑腿的人，他们和非官方中国人的来往限制在记者招待所内，而这里是被特务监视的地方，因此非官方的中国人来这里是有风险的。
在收集消息然后想办法通过书报审查的过程中，美国通讯员并不善于和国民党官员讨价还价，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头脑不清的低级记者。为美国通讯社工作的非政府工作人员的地位尤为糟糕，因为严格来说他们应受国民党法律的约束，那些同时受雇于美国人的中国通讯员则偏袒国民党，只要有人出来抗议新闻限制，他们就会加以阻拦。美国领导机构中专司中国事务部门的领导以及某些有经验、有威信的通讯员能够帮助重庆的美国通讯员获得并发出较多的消息，但这些人却被留在沿海大城市，也就是他们一向工作的地方，他们飞往重庆皆似蜻蜓点水，根本看不见帷幕后面的鬼名堂。国民党在美国报界是受到赞誉的，这只是因为它不被重视，不配被揭露。
1940年我在记者招待所居住期间，一个外国首席通讯员自香港乘飞机来到重庆，立即受到热情款待，包括：和蒋委员长夫妇共进午餐、访问战争遗孤院、在防空洞里参观模范工厂或医院，然后，他们就又进入五里雾中写虚夸的故事去了。在其余的时间里，许多发往世界各地的新闻都是经过国民党宣传机构改写的。宣传机构就设在记者招待所附近，改好的文稿印在绿纸上，送来记者招待所，由执笔人在白纸或黄纸上重新誊抄，然后再送回去，通过新闻检察署最后交电报局发出，新闻检察署就设在炮制文稿的办公室的楼上，其他不少发往海外的故事大多来自国民党御用的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已把其他主要的民办通讯社赶得靠边站了，其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报纸发布官方新闻，同时也发行一份英文版新闻报纸。中央通讯社会按期把新闻稿送入记者招待所的各个窗口，用的是棕色纸。
美国报界一向宣称他们是对公众负责的，但他们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宣传显然是不相匹配的。至于国务院的失败，就显得更大了，因为它向来宣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公众负责的。
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在中国包括东北在内，一直拥有6座领事馆。1931年至1938年，日本在入侵的广大地区中占领了所有的大城市，但我们的领事馆却仍留在原地，而且在未沦陷区并没有开设新的领事馆，连重庆也没有，尽管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一直统治着中国西部的广大地区。昆明出于幸运没有沦陷，福州迟至1941年才沦陷。尽管这是未沦陷区中仅有的一两个领事馆，但它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有被重视过，工作内容无外乎整天发发护照、签证，坐坐办公室，搞点杂务而已。
由于我们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大使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两年曾经常驻重庆，但在国务院当局的心目中，我们在那儿的外交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国务院外交据点登记处的图表上，连重庆这个名字也不曾列上。我们的正式大使馆依然设在北平。其实，北平已有将近10年不是中国的首都了。在伪政权所控制的南京，我们还设立了大使级办事处。所以重要的外交人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分布在北平和南京的。
1940年，非常规的美国驻重庆国务院办事处终于被“扶正”为大使馆，但它对国民党的冷淡态度却完全可以从大使馆地址的选择上看得出来，它设在生活优渥的南岸，离市中心有一小时的路程。你得走下一段长长的台阶，才能到达长江边，然后还得乘上摇摇晃晃的渡船过江，再爬上另一大段台阶甬道。那简直就像离开首都，乘坐30多英里火车一样费时费力。再看英国、法国、苏联的大使馆，人家可都是设在交通方便的市中心的。
当我到重庆的时候，纳尔逊·T.约翰逊大使正在那里。他会说中国话，已经不年轻了，除非国民党政府有要事急召，否则很少跋涉过江。他有陆海军武官护卫，他们也会说中国话。这些官员住在南岸时，的确曾经广泛地与中国的军政界人士交往。我们当时有20多名可称“中国通”的官员都接受过美国外交服务处的语言和政治训练，但在这20多人中却只有1人当时在重庆。那个人住在南岸背后风景优美的山上的一所平房里，从大使馆到他那儿有一个小时路程的爬坡路，或者说，相当于乘坐火车走60英里才能到达首都。他也不想批评国民党，显然是由于他个人对宋美龄十分倾慕，宋美龄曾赠给他一条长毛猎犬。美国人很少接触重庆的无党派教授、作家、记者等构成首都独立文化生活的人士。
一年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国务院已花了4年的时间进行调整，但当时已到任的美国驻国民党区大使高斯身边也只有4名“中国通”。80%以上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仍然留在日军占领区的各个城市。1941年下半年，我们设立了一个本该早就有的驻渝军事代表团，团长是马格鲁德。有的官员曾很仓促地去靠近前线的地区视察过，但是，在原来的两年多时间里，没有任何美国观察员去实地调查依然由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省份。
国务院的保守主义和它对变革的敌意助长了失败。国务院反对变革，甚至原本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不过，我倒不认为应该把失败的全部责任推给国务院。后来我在中国遇到的许多国务院人士都了解加强研究和情报工作的必要性，但他们却被美国人对国务院的传统态度束缚：公众把国务院视为政府中的一个次要部分，其职责只限于照管海外的美国公民及其生意。
这种态度一度是合情合理的，当时美国是生意人的国家，赞成政治孤立。可是这种态度存在的时间过长，于是，在我们已经被卷入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巨浪中时，国务院的经费和权威都还相当不足。珍珠港事件前，我们为了协调沦陷区里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做了很多外交工作，占用了太多的人力，因此，即便国务院想了解国民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战到底如何，也无能为力。总之，失败的责任应该由大家分担，而不应推给国务院一家，因为我们迟至日本人把战争强加给自己的时候，才匆忙间向国民党伸出援手。过去，我们对国民党是轻视、冷淡的；后来，无论美国人民还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无知都几乎到了危险的程度。在此情况下，失败很难避免。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混乱状态导致我们接受了国民党的表象。我们予取予求，给它的军事援助无止无休，以致在政治上削弱了它。日本投降后，美国的武器鼓励国民党冒险发动了一场它无法获胜的内战，把中国人民投入了另一场由于美国援助而持续多年的灾难中。国民党之所以不能在这场内战中取胜，是因为它已经丧失了民心。
1946年，在内战方兴未艾之际，我正住在北平。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仅限于城里，附近农村已尽为共产党所掌握。以消除内战为宗旨的、以马歇尔为首的军调处执行部就设在北平城内。与此同时，以增强国民党打内战力量为己任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也在这里。我们必须同时为和平与战争而工作，这种方式注定了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要失败。这中间的根源仍在于我们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而之所以不了解又在于早期对它的藐视与冷淡。
在我们的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似乎唯有一条：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牺牲的。当我们的和平努力即将破灭的时候，通过顾问团供给国民党的美国装备有时被用来进攻共产党的地盘。当时用来戕害中国人民的轰炸机已不仅仅是使用美国汽油、丢美国炸弹了，它们还是由那些用美国船只运来、给美国人训练的中国飞行员驾驶的哩！
这类轰炸有的就发生在北平城外。可是，在优美古老的北平俱乐部里却没有放映影片。即便飞机已临近足可照相的距离，空袭也被视为国民党的机密。那年，我在俱乐部中时常听到停战使团与军事顾问组人员之间的聊天。每遇这种情况，我总难免有一种被耍得团团转的感觉。
下面是我从俱乐部中听来的聊天：
“我老早就说过，这些中国人就是不懂得人类生命的价值。那天，我们在阴沟里发现一个人，快要冻饿而死了，就在那小卖部门前。”
“共产党一到这儿，你就找不到我了，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把每个外国人都踢出中国去。”
“……天哪，你们干吗在工作之余还要谈中国呢？叫我说，我们正在为全世界做一件好事——鼓动中国人自相残杀，如此而已！”
对于像我这样的“混蛋记者”而言，我有很多机会观察1940年现代中国的政治，那个珍珠港事件前的僵持阶段和美国对中国懈怠的冷漠时期，中国的政治犹如旋转木马一样循环往复，令人神伤。这是一个比后几年更有使命感的年代，残酷的利益机制隐藏在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旗帜后面，许多著名的美国人也因此围绕着彩绘的木马四处旋转。我刚到重庆时，了解到了一些国民党的早期历史。我发现，这个政府后来做的很多事情，在成立初期就有预兆。
最初，国民党的领导者是孙中山先生，他发动了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起义，并计划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民主。这些都是激进的目标，因为经济民主化需要对旧的农村土地的不平等所有权进行改革。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旗帜也吸引着保守派，它希望推翻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殖民地的地位，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由一群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组成。共产党于1923年与国民党展开合作，其余大部分规模较小的现代党派也支持国共合作，国共合作肇兴之地的南方军阀也支持。国民党成员包括商人、军官、教师、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农民和地主。国共合作是目前为止现代中国最接近民主、进步、爱国运动的一次大事件。
反对国民党的，是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军阀将领、大地主、实业家，以及认为国民党会威胁到他们利益的银行家。日本和西方势力也满怀敌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是建立在中国的软弱基础之上的。苏俄是当时唯一公开表示希望中国统一独立的外国势力，他们向国民党派去了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也许是因为这些顾问的存在——他们在不久前的苏联共产主义革命中声名鹊起，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迅速扩展，除了知识分子，还吸引了大批其他人群。
孙中山 [10] 去世后，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总司令蒋介石的引领下从华南进军江北，在汉口设立总部，一路沿江前进，威胁说要攻占上海——中国最大、最新的商业中心和西式工业中心。西方的战船和陆军——主要是英国、日本和美国，开始聚集在上海炫耀武力。成千上万个反对或惧怕国民党的中国人，迁居至市中心的租界避难。
蒋介石抵达上海后，把总部搬到了外国租界内。理论上，租界严守中立，但其实是国民党的敌人的堡垒。蒋介石开始和敌人展开谈判，敌人是那些中国的大银行家和实业家，还有租界的特务。蒋介石从他们手里收钱，确切的数目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加起来肯定超过了1000万美元。蒋介石还和上海的帮会商谈，他们是这座城市中仅存的强大武装反对派。
几天后，他宣布外上海戒严，由他的部队进驻。他把合作者从重要岗位上清除下去，换上了自己的人。他关闭了真正的总工会总部，把权力交给了主要成员是地痞流氓和租界便衣警察的“节制工会”。4月11日晚上，租界的警察开始在中立区围捕国民党地下联盟的成员，蒋介石给了他们名单，被抓获的人被移交给蒋军，然后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被杀害了。第二天早上，“节制工会”做出中立让步的姿态，全副武装，与蒋介石的士兵联合攻击联盟的剩余力量。那些为蒋介石攻下这座城市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被杀害或者被聚在一起屠杀了。到底有多少人遭到背叛，在第二天失去生命，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但肯定在千人以上。
不久之后，牢牢掌控上海的蒋介石开始进攻南京，并宣称要组建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新政府。通过个人命令，他下令解散当初信任他、助他登上权力巅峰的武汉联合政府。他把苏联顾问驱逐出国，并下令处死共产党人。大部分国民革命军都遵从了“兵随将走”的传统。武汉政府由于失去了权力，再加上内部对上海政变的不同反应，很快就瓦解了。联合政府对共产党员和其他左翼分子以及自由主义者的追捕和谋杀，从上海蔓延到蒋介石所控制的所有地区，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1927年，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辩护士们阐明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恨，以及对“民主”的渴望。他们说，蒋介石的确是个“革命家”，但他是民主的“革命家”，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家”。他们说蒋介石在上海的背叛行为，正体现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因为他认为联合政府的政策已经走向极端且不切实际。他们解释说，蒋介石与上海各方的谈判以及获得的贿赂，只是表明中国的改革应该沿着美英而非苏联的路线进行。最近，他们又开始说，蒋介石的所有目标，都是为了把苏联赶出中国。
但无论蒋介石的新国民党多么理直气壮地反共，它都是通过投机、背叛和谋杀而成立的。尽管很多被欺骗和被屠杀的人是共产党员，但进行欺骗和屠杀的人终究成了骗子和杀人犯。他们未来的行为，必然会被他们过去的行为玷污，不管他们残害的人被扣上了什么帽子。
那些在1927年之后帮助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一小部分人，都参与了上海政变，有陈家兄弟、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等。他们掌控权力的方式，决定了他们未来政府的人事、技术、方向和最后的目标。除去意识形态上的粉饰，这次政变与中国其他军阀的诡计和暴行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权和利。因此期待实施这些行为的人会走上另一条道路，朝着民主前进，是一件十分幼稚的事情。这就好比一群劫匪，抢银行后花钱进了市容绿化委员会，难道他们还真的会去种花植草？
蒋介石所统领的国民党之后的发展，正是政变路线的逻辑展开。
虽然蒋介石在沪宁一带掌握了政权，但他和他的集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他们仍然一刻不停地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中国仍然面临来自强大邻国的威胁。从国内的情况看，江南以外的几乎所有省份依然是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国南部，有从汉口联合政府中分裂出来的共产党武装，即使是在蒋介石掌控的地方，对国民党的支持力量也因上海反革命政变而被削弱了。根据西方的理念，新的国民党有两种加强力量的选择。它可以选择民主或者政治经济上的分权，也可以选择法西斯集权。
蒋介石的国民党，希望继承民主志士孙中山的衣钵——对于大部分了解民主的中国人而言，“民主”仍然是最吸引人的政治词汇。国民党希望得到太平洋沿岸各民主国家的友谊和支持。于是，它自然也宣称自己是民主的。
那些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人普遍认为，在日本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之前，国民党是一直带领大家走向民主的。因为中国到处都在修建新的学校、医院、工厂和道路，尤其是在沿海大城市。首都南京随处可见宽阔的水泥马路和现代化的政府大楼。选举计划、国民议会、宪法都写进了文件。蒋介石自称卫理公会派教徒，他一身美国风范的妻子则大力宣扬“重建精神”的“新生活运动”。
但是，在那些很少被人注意到的偏远地区，这个政府的真实性质却昭然若揭。所以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排外的、压迫的政府。
如果新国民党想如旧国民党一样民主，就要有农民、地方派系和小党派的发言人。但是，由于上海政变的暴力和背叛，之前联盟的成员不愿意再加入新的权力圈子，除了发誓效忠，当起了“孝子贤孙”的叛徒。如果他们真的加入了，也会起而反对蒋介石一派通过政变取得的中央集权。所以如果不危及内部小集团的绝对权力，新的联盟绝无建立的可能。
根据孙中山的早期计划，中国革命的中期阶段是国民党一党统治的“训政期”，即为宪政民主做准备。但1927年之后，蒋介石一伙认为现在就是“训政期”。当然，很多国民党党员也这么认为，尤其是领导者。可不管是哪个团体，一旦尝到了绝对权力的滋味，自愿放弃就不太可能了，专制很容易腐化。
蒋介石的政府，不但没有朝着民主和分权的方向发展，反而越走越远。早期它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放弃土地改革，国民党曾经承诺的对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扶助成了纸上谈兵。相反，农村地区的传统管理者，也就是控制粮食的一小撮人，重新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根据1927年农村地区经济恶化的情况，国民党采取的排外压迫政策，至少打压了80%的中国人民。
对土地改革的放弃，可能是蒋介石上海政变前受贿的结果之一。这与他和他的团体的利益相符合，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地主的背景。但新国民党除了镇压土地改革，并没有其他选择。国共合作时期土地改革中形成的农村群众运动，是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反对蒋介石和他的团体的力量源泉。如果土改继续搞下去，后者可能会重新登上权力的舞台。
由于控制粮食的少数人已经重新获得政权，因此在日本入侵前的10年里，农村经济的崩溃和自杀并未停止。有钱人越来越有钱，而穷人则穷得更快了。虽然农民没有从新建的汽车公路和政府大楼上获益多少，但他们却认为，地主阶级征收的新税是为了国民党的表面现代化；而蒋介石新国家军队的人力和金钱，也是从他们身上捞取的。
除了越来越深的痛苦，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变化是更加严格的政治管控，这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蒋介石的国民党，很快恢复了保甲连坐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暴政和勒索制度。其实清政府覆灭之后，这个制度已经被取缔了。
在保甲制度中，10到15户为一甲，他们要为甲内其他家庭的任何罪行或欠债负责。10到15甲为一保，每甲都要为保内的其他甲负责。保又被划分为联保。有些地方保长和甲长是选出来的，但大多是上级任命的。联保长由县长任命，保长由联保长任命，甲长由保长任命。由于联保长几乎总是地主或富农，所以他以下的人也都代表着特权阶级。
保甲的组成通常很不公平。由于每个甲都要负责同样数量的税和征收，所以富户和穷人被分别组织到不同的甲里。有时候，一个富甲里有15个大户，另一个穷甲则有10户贫农，后者的负担显然十分沉重。
我相信，国民党也制定过一些纸面上的规定，企图将保甲制度发展成为下情上传的通道。然而，据我所知，在农村地区，保甲制度不过是一种剥削的方式，一种实现官府诈取钱财的机器，钱粮、兵壮、建材——政府需要的一切，都通过这样的制度从人民手里剥削。此外，由于全凭私人掌控，它的索取当然就极其不公平了。
如果军队经过村庄，军官从当地联保长那里获得粮食或者征兵的许可时——军官也可以游说、行贿或者威吓联保长，联保长就可以决定从每个保拿多少粮食、抓几个人，每个保长则可以决定从每个甲拿多少粮食或抓多少人，每个甲长可以决定从哪家拿粮食或者抓人。这一体系理论上的优点之一是，在旱涝灾害期间，困难的家庭能够得到邻里的帮衬。一些保甲官员也的确这样做了，但他们的权力时常受到暴政和歧视的诱惑，所以最沉重的负担常常推给那些最没有能力完成的家庭。
受害最大的人，通常是最愚昧和胆小的人，所以保甲制度的官员很容易把这个体系转化为彻底的非法勾当，他们可以索取根本用不完的物资，压榨人民的财产，把压榨来的东西卖给出得起钱的人。由于受害者的无助，所以官员们唯一的危险来自上面，但他们是被上级任命的“自己人”，而上司训斥自己人是很丢面子的事，因此他们往往能够逍遥法外。
短期内，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强大的权力和财富保障。因为保甲官员自己不受横征暴敛之苦，所以他们非常乐意从他人那里征集上司想要的任何东西，即使要求非常不合理且具有破坏性。但从根本上，这种体系是自我毁灭式的。把所有负担都放在那些最没有能力承受的人身上，而放过那些有特权的人，注定会破坏旧中国社会的结构并加剧了不平等的矛盾。
日本入侵的前10年，由于国民党的权力欲，无论是民主还是其他西方的意识形态，它们在村级以上同样惨遭蹂躏，结果是与村里的保甲制度别无二致。在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一个人和一个团体掌控的一党“训政”，很容易造成像欧洲法西斯那样的政府。国民党的具体统治术——领袖崇拜、精英军队、政治警察——这一切都是法西斯的模式，很难不让人怀疑国民党在精神上是法西斯的，甚至在组织上也将成为法西斯。但中国不存在成为现代法西斯国家的基础。农村的地主、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关注自身或家庭的利益，他们没有兴趣支持任何公众运动。而交通的不便、无力生产现代武器、识字率低下、拖沓敷衍的传统（根据西方的定义）也是成为法西斯的阻碍。
由于国民党不愿搞民主，法西斯又搞不成，所以它的管理只能倒退到旧中国的保甲制度。其实国民党采纳了许多皇帝和军阀都使用过的“回避制”，只是稍加修订而已。通过这种方式，不受欢迎或是反人民的统治者可以建立起一种平衡体系，整体虽然软弱，但统治者本身却很强势。
在无法直接派军的省份中，国民党的集权采取军阀政治的旧手腕——贿赂、背叛、恐吓。通过这些方式，中央的“人”可以分散、掌控地方派别。从宏观上看，由于蒋介石在用人上的精明，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时，这一模式进行得非常成功，国民党中央控制了长城以南几乎所有的省份，这就是所谓的“统一”。但由于其中包含着妥协和勾结，所以这个词似乎并不恰当。直到外敌迫在眉睫之际，蒋介石还是不允许地方政权的残余势力进入政府——除非他们当年背叛了故主。
一些地方政府是老式的军阀地盘，现代行政体制完全无法渗透进去。然而，有几个地方的将军，如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东北少帅张学良、“基督将军”冯玉祥，这些人的思想开化程度与蒋介石集团相当。如果他们的政权被吸收同化，而不是排挤削弱，他们原本会切实增强中国进步、团结的力量。
此外，为了填补地方权力遭到破坏带来的空白，国民党不得不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这次混乱中的受益者——在政府中只是极少数。为了保证“四两拨千斤”，甚至党内还要继续搞分化平衡。中央政府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有政治见解不同的人，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他们混在一起，形成了权力的平衡和力量的制约。中央的“人”四处搞平衡，但造成的政体既无力量，更无效率，很容易变成保甲制度这样的老鼠窝。而在国家的层面，官员腐败加速了财富集中的过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短暂地危及到了国民党有意制造的混乱局面。国民党政府犹如倒立的金字塔，塔尖便是蒋委员长。在这次事件中，西北军的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张学良将他控制起来，逼迫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国民党的部署，地方军本应打击共产党军队，但由于日军已经占领东北，而且公开策动华北独立，他们便产生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意愿。
蒋介石在对统一战线做出模糊的承诺后，很快就被释放了。几个月后，1937年夏天，当日本开始入侵的时候，危机迫使他真正接受了统一战线。在日军高歌猛进的两年时间内，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甚至在国统区停止了对非中央集团的排斥和镇压运动。
地方将领在抗日中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有的甚至可以率领本省军队守卫乡土，一时抵抗侵略的士气日盛，也获得了几次大捷。当时，首都已经从南京迁到了汉口，又从汉口迁到了重庆；同时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吸纳了地方实力派、小政党、无党派人士，还有若干共产党人。“国民参政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的人。参政会只有咨询议政之责，但这是1927年以来分权取得的第一步。同时，国民党放松了对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不同政见者的迫害，鼓励任何社会团体参与抗战，甚至在报纸上发布了新的法律和税收政策，旨在减轻农民的负担。撤退大西南过程中的英雄壮举与这些举措引发的爱国激情和热切期盼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当我1940年回到中国的时候，先天不足的统一战线早就结束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国民党一直盘踞在群山环绕的重庆，日本人大概已经无法再往前行进了。
短暂的统一战线背后是“黄金十年”，这促使国民党政府重蹈覆辙。他们实在无法抵御变本加厉的诱惑。入侵带来的压力、转进大西南、对外封锁，这些都让社会各阶层更加容易受到腐败官员的剥削。因此，国民党的反动机器再次运转起来，而上海政变导引的方向也更加明显。政变引导的方向，既不是民主也不是法西斯，它只是螺旋式上升，排斥、压迫的人更多了，权贵的范围却更小了。农民的税收压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反抗者则被前所未有的野蛮手段镇压。共产主义者已经被国民党从他们的抗战计划中除名了，红军掌握的陕北也遭到了严密封锁。现在，消极抗战被用来削弱、消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反对力量。中央系以外军政要员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只要他们有所异议，便会被视为叛徒。
国民党的抗日战线已经变成了互相猜疑、敌对的“大杂烩”。地方实力派盘根错节，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军或者日本人。杂牌军被派到更加危险的前线，而“精英”部队却在中央军的指令下，安居在杂牌军身后担任督军。通常，前线的军队都来自最遥远的省份，西边的部队被派到沿海，南边的部队被派到北部，诸如此类。这样做不光会削弱本省的地方力量，还会阻止前线地方军力的增强。如果这些军队保卫的是家乡，而不是语言不通的外省，情况肯定大不相同。然而，即使在这样的阻碍下，如果仍旧有非中央军将领变得太过强大，他仍然会被调离老部队，并且饱受猜忌和排斥的折磨。
政府内也有类似的困惑。“国民参政会”的建议不再受到重视。显然，新职位的分配只是想提高国民党中央的主导地位，而不是建立高效的国家。统一战线时期成立了很多促进社会团结的组织，例如，爱国学生运动和国民党政治部组织的民众运动，现在这些活动都被消解了，掺进沙子，分化瓦解，任何真正统一的运动都会受到阻挠。
个人垄断的趋势，人为制造分裂的原因，在经济领域体现得最明显。国民党的辩护者乐于强调蒋介石个人的节俭和表面上的“贫穷”，以此证明他的政府在根本上并非贪婪腐败。下级官员中的贪赃枉法被认为是偶然的例外。蒋介石的干净的双手也是中国的一项传统，从军阀到皇帝一以贯之。在中国古代，钱被视为次一等的东西，土地才是象征特权的财富。在公共场合谈钱会被认为是丢脸的事。想要获利的军政官员会把朋友安排到肥差上，双方存在着一种各取所需的默契。更重要的是，他会把肥差交给妻子或者母亲的亲戚，因为他们的财富也间接属于他，那是家族的财富。
在现代社会，这一习俗仍然适用于统治机构的上上下下。太平洋战争时，我和美国陆军供应处的军官住在一个房间。一天晚上，他看到国民党军官向当地美军卖汽油，便生气地回家了。虽然汽油是通过《租借法案》提供的，而且即便交给国民党，其中也会有一大批出现在黑市上，但是美国陆军的官方回购量确实是有限的。美国人说配额太低了，应该提高点。“从官方上说，我只能卖给你这么多了，”这位国民党员温和地回答，“但你可以去黑市上找我妻子买，要多少有多少。”
当然，蒋介石的近亲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国民党时期最大的窃国大盗。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最大的商户，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管理着两家最大的国有银行——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国民党的银行在管理上高度私人化，家长制色彩很浓，忠诚的下属绝不能质问上级，永远没有人知道银行的资产和经理的个人资产的上限。
蒋家、孔家、宋家的次要成员和故旧，以及陈家、何家等其他大家族的亲友都在国有银行担任挣钱最多的职位。他们的“人”和他们的“人”的“人”，都在国民党的垄断部门担任各种各样的关键职位。有的垄断部门，如资源委员会，是凌驾于私营部门上的政府机构，这个委员会有权规定私营煤矿的买卖价格。其他官方或半官方的私营部门，如中国招商航运公司，在和私营企业的竞争中非常成功，因为它们通常可以得到官方补贴和税收减免。在私人企业工作的中央团体的“人”通常会得到类似的好处，它们还可以得到官方的私下协助，不受绑在一般公司身上的法律的限制。
截至1940年，不管是通过垄断机构还是私人投资获利，最高统治集团几乎掌握了全国一切尚能盈利的产业，如交通、矿业、军需品和其他重工业，还有很多其他日用必需品市场，如茶、火柴和盐。私人企业陷入萧条，再也没有恢复；国民经济日益朝着以土地和粮食为基础的乡村经济发展。
对国民党以外的中国人而言，他们普遍担心，官方垄断机构的收益都会进入私人腰包，这些担心似乎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年得到了证实。根据美国官方估计，中国富人——尤其是国民党党内成员——送往国外的钱财超过了15亿美元。非官方的估计还要更高。一位美国财政部的工作人员私下对我说，他觉得蒋、孔、宋三大家族在海外的资产至少有1亿美元。
到我来重庆的时候，特权圈子的缩小在其他领域同样很明显。政府的战时税收政策先是榨干了农民，如今又威胁到了中产阶级，进一步可能还会威胁到上层阶级。一开始针对共产党员和其他左倾分子的政治压迫现在已经影响到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者。由于大多数地方实力派都很好地融入了弱势平衡的政局，国民党内部的边缘集团开始丧失权力和利益。有时候，垄断的螺旋似乎还会继续下去，只要蒋介石能够从这个体制中获益，并且对体制表示满意。
国民党政府机制中最愚蠢的部分就在于，在国民党失去群众基础的同时，长征后在北方扎根的中国共产党却在不断扩大群众基础。讽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是国民党自己造成的。
1937年之前，共产党在苏区发起了猛烈的阶级斗争运动，大量没收土地和产业。有时还会把不法地主和资本家杀掉。
1937年达成统一战线时，共产党调整了以前的做法。汉奸和流亡地主依然要打击，但对其他地主只是推行减租减息。私人企业可以继续经营。地方政府搞的是“三三制 [11] ”：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三分之一国民党员，三分之一无党派贤达人士。
共产党的这些举措，使其开始占据支配地位，但共产党毕竟对党外人士采取了较为宽大的政策。共产党的扩张速度比以前更快了。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非常成功，有力地支持了迫切希望组织起来抗日的沦陷区人民；另一部分也是温和政策的功劳。1937年到1940年，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掌控的地区和人口，都增加了至少10倍。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最强大力量，而且其力量还在稳步增强。
在中国内地旅行的那段灰暗时光，为了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或者一艘船，或是等待天气的好转，我常常要等上一个星期。我经常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法来阐述这个苦难国度的政治。当我对国民党足够了解，不再被表象迷惑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叫它“四不像”。那是一种据说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动物，非鹿非马，非牛非羊，却和它们都有点像。国民党把民主当幌子，有点像法西斯，有点像君主政体，又有点像无政府，但又哪个都不像。
后来，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谚语来形容国民党：“一头要去掉花斑还要改吃素的花豹。”
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园里，里面有一只小鸟，也有和它一般大的动物。那头豹子出现了，它年纪尚小，个头也不大。其他动物看到豹子吃老鼠、麻雀和松鼠，都感到非常不安。但那头豹子向那些大动物保证，说它抓住小动物时，身上的花斑就会去掉，它也会改吃素。听到这些，其他动物很高兴，接着吃自己捕获的猎物去了。
豹子吃完了所有的小动物，长大了很多，开始吃兔子、鸭子和土拨鼠。于是狐狸、狼、鹰和其他大动物又开始焦躁不安。它们问豹子，它到底想要什么？豹子给了它们安心的回答，于是它们又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最后，公园的土地被血渗透，四处都是骨头，只剩下那只又大又肥的豹子了。它坐在公园的中心，开始嚼自己的爪子、尾巴和其他能够得到的地方。
“喂！”一个路人喊，“我还以为你要去掉花斑，改吃素呢。”
“当然了，”豹子说，“等我吃完这个畜生再说。”
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到处都是美国士兵和有关他们的传说，中国就像寓言里的那只鸟。它的名字叫作“沼泽旋莺”，因为它住在黑暗的沼泽里，绕着圈子往下飞，直到消失在自己的尾翼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