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丨难以形容的微笑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少风，只有冬、夏两季。从5月到10月多晴天，暑气蒸腾；从11月至次年4月则是雾气弥漫，细雨不断。这里虽无霜冻，但阴冷天气依然难熬。冬天偶然出现的日光会使空气暖得令人不舒服；夏天少有的阴云同样湿冷逼人。这里要么无风，一旦有风，便是预示季节交替的狂风。
1940年10月底的一个闷人的午夜，一阵秋季风暴犹如天边丢下的一枚炸弹，倾盆大雨的雨点硬如石块，狂风刮散了夏季留在峡谷中的最后一丝温热气息；在一阵哭喊和竹子炸裂声中，峭壁边的几十间房全都被刮进了长江，死伤人数与遭遇一次普通空袭相当。翌日清晨，天空蔚蓝，万里无云，使得全市暴露无遗，整座城就好像在显微镜下，连一块褪色的砖、一个瓦片尖顶也能一目了然，当然又成了空袭的好靶子。出人意料的是，危险的晴天持续了半个多月，而敌机却一直没来，这反倒滋长了人们心中的不安情绪。
清新的日光下，天气一天天冷了起来。国民党垄断的中央通讯社报道称：中国部队收复了广西南宁。城里则流传着许多离奇的谣言：有的说，南宁的日军神秘地集合起来，自动撤走了；有的说，日本人在放火烧了武汉和广州后，也自动撤走了；还有的说，有只船由重庆出发，穿过三峡到达宜昌上游，返航后带来消息说，宜昌也在熊熊大火之中了，江上满是撤退的日本船只。人们私下里还谈到了议和问题。11月中旬，东京广播宣布日本将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原因是蒋委员长一直“不可理喻”，人们相信日本人和蒋介石确实谈判过。后来，有50多名中国人和几个日本人被当作在重庆活动的第五纵队逮捕了，这暗示了谣言的来源。
11月下旬的冬雾让陪都免遭轰炸，但12月1日，即日本人正式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之日，却是个晴朗的日子，空袭警报果然拉响了。可是，人们已经没有“跑警报”的习惯了。在紧急警报前，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躲入了防空洞。后来紧急警报真的响了，城市里出现了一阵慌乱。过了一会儿，敌机没有来，人们再度放了心，人群中发出一阵阵笑声。其实，这天敌机确实到了郊外的军用机场，但只有很少几架战斗机靠近城市，投下了语句不清、字迹模糊的传单。下一周里大雾弥漫，并在江中上下浮沉，虽然阴暗，但也掩护了千家万户。在那白昼蒙蒙、黑夜沉沉的日子里，人们既松了口气又对和平机会的逝去感到有点遗憾，对战争则是厌烦不已。冬季来了，重庆的日常生活又相对安稳了，那是中国遭受日本入侵的第四个年头。
从第一次访问中国时起，我有时就会怀疑，自己所注意到的每一个人都隐隐约约地在干着许多十分可笑的事情。当时，这种感觉主要缘于我这个旅游者对中国还不熟悉。对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残存的古老纪念方法和迷信仪式，烦琐的礼节，程式化了的争论，佛龛，节日，都简直荒唐到了恶作剧的程度；除非把理由解释清楚，不然中国人在饮食起居、建筑贸易等方面的某些风俗习惯就总让我觉得矛盾重重，以致有时候觉得那都是笑话。
当我再次来到重庆时，我开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觉察到：人人心知肚明，排骨可能是用胶皮仿造的，买回来的烟没准会把脸炸开花。同时，他们又装模作样地显得特别忙，真像笑话里的角色。他们会心地笑着，似乎有种面对现实的决绝。由于战时首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要做，他们好像也甘于成为那些取乐行为的牺牲品。
在我早期接触的中国老百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在汽车站遇到的一群人。那是12月的一个早晨，当时我在等车去沙坪坝大学区。黄色的薄雾预示着这又是个熹微的冬日。我刚离开记者招待所，警报台上就升起了三角形的红灯，说明有日军飞机来袭。但人们好像都相信，在下一个夏天到来之前，重庆是不会被轰炸的。
公共汽车站在城区，邻近记者招待所，靠近一个小山顶。公路围着城市绕了一圈，然后延伸向郊区，下面就是重庆半岛北边的嘉陵江。当我朝车站方向走去时，看到这城市简直是个实实在在的笑柄。这半是现代化、半是瓦砾堆的首都挤在山峰之中，倒更像是古代的城堡。当然，它同时也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它处在两江之间，高踞于巨岩之上，光凭其地理位置便令人目瞪口呆，甚至给最破烂的房子也带上了一层迷幻神奇的色彩。我走过的这条公路是沿着岩石边、绕过若干港湾延伸而来的。在路旁原有的房屋已被炸掉的地方，下至河床上至半岛顶部的斜坡上布满了新搭起来、堆在一起、歪歪斜斜的简易房屋，陡坡面是用一条带台阶的上下走道划开的。人群在坡道中拥挤着蠕动着，活像一条长长伤口上的蛆虫。在被封锁的年代中，重庆的汽车噪声不大，可嘈杂的聊天、吵嘴、讨价还价却穿过雾气，漂浮而上。远在下面的江边则传来了纤夫高亢的号子声。
这儿的神秘色彩是由那黄灰色的雾造成的，它使得事物之间的距离失真了。事物明明近在眼前，观之却如百科全书里彩色的异国花草插图。此外，大背景之所以显得不可捉摸，与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也不无关系。
公路边，有些地方的一些战时小窝棚是用柳条或竹子搭建的。它们经过风吹雨淋已十分松散，有的一侧向外倾出，几乎要掉进山谷了。住在里面的人们正在拼命把它们捆好，很像刚睡完午觉或打完一架的人在整理自己的领带。窝棚里的妇女儿童早已把家当摆在人行道上了。他们就在那儿做饭、睡觉、缝补衣物。尽管这一切迫使行人们走上公路，以致阻碍了交通，但他们却若无其事。就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乱挤乱冲中，每个人脸上却都还藏着一点乐天的神情。
人力车穿梭于乱作一团的闹市中，可谓山城一景。上陡坡时，仅为一步之遥，车夫都要花好大的力气。他们必须把腰弯得很低，脸几乎要贴到地上了，而乘客们却懒洋洋、心安理得地坐在车里，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可下坡的情景就大不一样了。车夫们把车子尽量朝后仰，乘客的后脑勺几乎都要着地了。车夫用这种办法使自己悬在两个车柄中，保持着平衡，载着乘客一同飞速滑下。这回换到车夫们面带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了。
空袭过后多了些残酷的“笑料”。有些地方，公路会穿过一处空袭留下的瓦砾。由于那里和大火焚烧的市中心一样未经清理，来往车辆的乘客们看上去就像刚进城的沙漠游牧民。某处有个大弹坑，积了水就成了小池塘，十几名妇女蹲在旁边洗菜，用棒槌敲打衣服，好像这就是中国最好的天然水。她们同样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
封锁使许多东西难以搞到手，或难以修理，因而会发生一些怪事。开汽车为了省油，就不踩油门让车子自己往下滑。有的车喇叭坏了，或者因购买价钱太高不舍得用，于是，司机、副驾驶或者后座乘客就得伸出头去，在车窗外摇动臂膀，高声呼喊，敲打车厢，要行人让路。
有些汽车上坡时马力不足，不能一路开上去，这时副驾驶就必须跟在车后头，以便在车停下来的时候搬块石头塞到车后轮下面，以这种方式代替刹车。司机重新打着火时，他会叫喊一声，副驾驶再把石头搬开，然后步履艰难地走向前去，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
在汽车站附近有个造币厂，24小时开工印制钞票，以应近期野火般蔓延的通货膨胀之需。当我路过厂房时，看见一些刚下夜班的工人在上床睡觉之前，正拿一只老鼠取乐。他们用根绳子吊着老鼠的尾巴，在它鼻子底下点起了火柴。他们静静地微笑着，好像知道这背后有个比玩弄老鼠有趣得多的笑话。的确，在他们背后，造币厂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印出了国民党的那些空头纸币。其实只有当人们相信纸币是钱的时候，纸币才是钱。
通货膨胀使人们更加敏感地察觉到，贮存实物远胜于储蓄纸币，这也带来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怪现象。我有一天早晨去了近郊沙坪坝，那里被认为是防空袭的安全地带，也是储存物资的好地方。当我到达那有点像山洞似的、暂当公共汽车站用的棚子时，我发现，在等车的人群中，有一位老先生竟把一对自行车车胎挂在脖子上，一位姑娘带着一堆棉手套和几只板鸭，一个年轻职员带着两架装在玻璃盒子里的老式铁皮闹钟，还有个军官带着个进口搪瓷马桶。一个办丧事的人也让我吃了一惊，他带着两具由藤条和彩纸扎成的纸人，要拿去坟头烧掉，希望死者在阴间也能有人服侍，其实，现在谁也不再相信那套了。人群中还有带着花束的，一个人用带子拴着一只小鸟，一个当兵的带了一只大灰猴。
尽管这棚子底下的地方很大，可所有人都挤在小小的售票亭跟前。想挤到窗口又得多次推推搡搡，多次念叨“借光”才行。我发现，售票员正在吃典型的四川早饭：米粥、泡菜、辣酱。在汽车开来之前，他一张票也不卖。如果车子根本不来，那他当然就用不着卖票了。他把右胳膊伸出窗外，“咔嚓”一声，开玩笑似的在我鼻子下折断了筷子，那动作看起来就像一只愤怒的苍鹭。等车的乘客原本就在微笑，现在都开怀大笑起来。
一开始，我以为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没人提醒我现在不售票。然而，不一会儿，一个胖胖的男人走进了小屋，他穿着棕色官服，手里提着篮子，里面放着绿色蔬菜，还拿了一个凤凰样子的粉色风筝。他像我一样，推开微微笑着的人群，挤了过来。他傲慢地告诉售票员他想去的地方，还说有公务在身，所以必须先拿到票，其他乘客听到筷子在他鼻子下发出的咔嚓声时，同样显得格外高兴。后来，有个裹脚的老太太也想挤到窗口旁，她手里提着鸟笼，里面放着两只号叫的猫，可是人们却堵上了她的路。
这个小场景展示了中国独特生活方式的一面：中国人只是习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渴望引起关注和谈论；有时是刻意为之，但多数时候只是无心之举。
我发现，在中国，私事、商业、政治和战争都比其他国家更复杂。
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引发吹牛、恶作剧、冲突或者信口胡诌。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人们都有借口让它复杂起来。
正规的文娱活动在中国很少。古老的戏曲、文学、艺术几乎全为中产阶级以上的少数人所占有，而且它们也在走向衰亡。西式的大众文娱活动——电影和收音机——只停留在大城市，日本的封锁停止或延缓了其在内地的传播。大多数中国人就只得在日常生活中取乐了。
但我不相信中国人是由于缺乏文娱活动才整日侃大山的。沿海城市的富豪是有条件的，从剧院到夜总会，从赛狗到球赛，他们都能参加，可他们依然与普通大众一样沉迷于侃大山。
等车的旅客明明知道去沙坪坝的老爷车得一两个钟头才能过来，他们满可以把等车当成严肃的事务，像西方人一样做做白日梦，想想自己喜欢的电影明星，把眼前的一切置之度外，可他们却不是这样。如果他们在那儿冷冰冰地等车，旁若无人，那不啻是一次小小的挫败。反之，对新来的乘客假以颜色，甚至是大发雷霆，那也是一次小小的胜利，哪怕那些被冒犯的陌生人会喊道：“滚开，你踩我脚啦！”
在我到达公共汽车站之前，警报架上的三角灯已经换成了圆形红灯，这说明敌人的轰炸机已从汉口机场起飞了。尽管半小时已过，街上依然车满为患，行人还是肆无忌惮地互相碰撞。家庭主妇们边聊天边从市场往家走。这一位手拿一包活鳝鱼，那一位篮子里提着猪耳朵，还有一位的银色网兜里装满了大蒜。佩戴袖章、手拿拐杖、夹着公文包的小职员向着各自的办公室奔去，头上还戴着一冬都不会摘下来的遮阳帽。大官儿们挺着肚皮，躺在滑竿上，活像一口被绑着抬往屠场、嘶吼着的四川白猪。
一队身穿灰色军装、足蹬草鞋、衣衫褴褛的士兵步履艰难地走上山坡，行话说他们这是“双速行进”，但那走路的样子简直就是对快步走的莫大讽刺，他们步伐拖沓，比带着东西的家庭妇女走得还慢。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士兵一样，为保持步伐整齐，他们口里喊着：“一、二、三……四！”当指挥官吆喝着让他们快点走时，他们就快点喊，可步伐还是那么慢吞吞的，步伐与口号完全对不上。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有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在车站里，旅客们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讲起防空轶事来了。
有个年长的老乡绅，身穿蓝布衣，头戴白色四川头巾，看样子不是富农就是小地主，因为他脚上穿着一双发亮的黑胶雨鞋——走私货。那年冬天，这种东西在重庆是很贵的。他非常珍惜地把它直接穿在袜子外面，外面再套双旧皮鞋，以免橡胶沾上泥巴。他拿着芦苇编成的小青蛙，还在自己额头上染个红点，以防头痛。他叙述了一次秋季空袭的遭遇，言语中带着些怒气。
有一次，他在嘉陵江北岸的农村“跑警报”，独身躲在两块岩石的夹缝中间。后来，一枚流弹把另一块岩石掀起，恰好盖在他头顶上。他没伤着，但困在3块岩石中出不来了。解除警报后，他请第一个过路的农民帮他出来。那农民要了个价钱，讨价还价一番后没有成交。他就在岩石里召唤第二个过路人，第二个要价较便宜，最后成交了。
“你为啥子不告诉他，要多少，给多少，待出来后，再对他说你没钱？”车站上有个人这样问。
这倒是个新点子，老乡绅琢磨了半天，然后半是咆哮半是沮丧地答道：“我总得顾全我这个老实人的名声呀！”大家又笑开了。
外面的街上走过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女人，她推着车，上面放着色彩鲜艳的纸龙和其他用木棍、羽毛和煤块做成的玩具怪物。她嘴里藏了一个吆喝用的口哨，布满皱纹的脸上发出刺耳的“嘶嘶嘶——啦啦啦——嘶嘶嘶！”声。一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腿上放着一个床架，她努力保持着平衡，经过她身旁的男人拿着像两岁孩子那么大的一条鱼。这个时候，过路的人群明显少了很多，车站里的一群人不安地排成一队，等待回家。大部分人一直在等车，他们相信公共汽车会来载他们回家，最远可以到镇上另一头的独木桥。他们提着手里的包裹，争吵打闹着，踮着脚尖，挤在售票口，就像打好的结实的死结。
10点多钟，车站对面的警报架上升起了第二轮警报灯，同时，警报器也发出了吼叫，预示敌机已经入川。天气近乎晴朗，于是，店员们开始从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搬出木板，把门窗堵上。有的全家人带着专为防空备好的篮子，里面装满了吃食和贵重物品，开始沿着公路走下台阶，往江边山洞和渡口去了。现在，车站上的人们谈话都很简略了，因为郊区早班车就要从农村返回了。这种车烧的是桐油，车后面拖着浓重的油烟，爬起坡来很吃力，车里人满为患，头和胳膊都伸到了车窗外，车后面还跟着一大帮人。每当有车出现，售票窗前的人群就会自己蠕动起来，每次动作都完全一样，简直像排练过一样。
每人手上拿着一把票子，就像举着纪念仪式上的花束，喊叫着要去的站名。笼子里的售票员此时已吃过早饭，正在用剩稀粥当糨糊，用碎报纸粘贴修补破钞票。当旅客们看到靠近的卡车并非他们所等的班车时，又都立即退了下来。
从我一来，那带猴子的军人就在那儿等着，他一直傲慢地置身人群之外，没跟着瞎起哄。他是那种倔强却又不失幽默风趣的人，他的棉布绑腿下面是一双发亮的皮鞋。经过多年行伍生涯，他身体依然健全，而且学了一门手艺，在家族产业或者外面的公司任职，这在退役老兵里可是难得的“幸运儿”。他的眼圈红红的，看得出来他吃早饭时喝多了大曲酒。公共汽车站里有些新生活运动的宣传画，他骂骂咧咧地念着上面的字。他是个文盲，但还是能看图说话。
“人们好像都把新生活给忘了。”他自言自语着。车站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脸来，注视着这个古怪的陌生人。
“人们不应该抓人、咬人或骂人。”他给右边的人们这样念着。
“人们不应该互相推搡、乱喊乱叫、扯人衣服。”他又给左边的人这样念着。
“人们应该像死人那样衣衫齐整，排列成行。”他温和地补充道，“手不净者，不得买票。”
听众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变成了欢跃但又有点警觉的哈哈大笑。这种玩笑可不是乱开的，因为新生活运动是体现爱民之心的招牌，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门面。
战前时，当我在中国旅行时，我曾亲见新生活运动使大城市的生活在表面上显得整洁了。按它的规定，街道要洁净，卫生习惯要养成，行动要有秩序。这些行动在那些新兴的、希望中国走西方道路的中小工商业者那里曾经颇有成效，但在农村或地方小城，这场运动就太不接地气了，最后要么沦为笑料，要么纯属悲剧。在村子里，标语高高地挂在那儿，但人们不识字；告示上说人人都要洗手，可大家却没钱买肥皂！
去年夏天，我去南方各省途中曾注意到，连迷信活动都不景气了，绝大多数宣传画经风吹雨打都看不清了。在重庆，新生活运动还很显眼，新标语不断出现。重庆还有个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名叫精神堡垒——但原来的精神似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战前重庆只有为数甚少的西化人士，后来跟着“流亡政府”来的人现在都亦步亦趋地随从他们的领袖，冷酷无情地走着投机之路。新生活运动最早的后台宋美龄对它已不感兴趣了，她住在香港的一座舒适别墅里，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安排外出活动上。在重庆少数几条新近拓宽的大街两侧有许多现代化建筑物，可是大街背后的陡坡甬道却依然像中世纪的街道一样脏乱。
“新生活运动”腐朽下来的同时，它原想挽救的国家也沉沦毁灭了，它的善后工作好像越发不切实际和歇斯底里了。事情看起来是这样的：国民党领袖们自知国家已经在混乱中走向衰弱，而他们自己也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只得紧紧抓住救命稻草，向人民——也许连他们自己也在内——保证，权力还在他们手上。请看：每一次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丧师辱国，新生活运动就会号召反对舞会；在某些省份发生一次人为扩大的灾荒之后，新生活运动又要求在省会停开储冰室。我想，这些都不是巧合。
公共汽车站那个当兵的肯定喝了不少酒，比乍看上去还要多。点评过新生活运动并得到赞扬后，他竟冒失地盯上了一张蒋介石像。它贴在所有宣传画的上方，蒋委员长身着礼服，侧身站立，一只手扶着带穗的指挥刀，两眼向前注视，温文尔雅中透着果断坚毅，在他下面印有若干条口号。当兵的不屑于宣读这些口号，却模仿起了星期一早上总理纪念会上那种空话连篇的演讲。
蒋介石的国民党越是远离孙中山初创的国民党，口头上对前民主领袖的尊崇就越热情。每个学校、每个政府机关星期一都必须举行孙中山纪念仪式，这是规定。在纪念会上，国民党地方长官的演说只能说是荒诞的聒噪。即便偶尔有对三民主义的实在解读，也都淹没在了鹦鹉学舌的纪念会海洋中。
在那些山头上，我开始琢磨中国人在被触怒时为何笑得那么夸张，因为他们已意识到自己永远是那些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在柳州，最吓人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的飞机。在重庆，人们对空袭已经抱有平常心了，因此他们那自我防卫似的欢闹和自嘲必定另有原因，这种状态让重庆更增添了活闹剧的色彩。看来，相比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内部问题对重庆人民的影响好像更大些。
新生活运动和国民党的其他宣传一样，都只会催生出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其他官方文件也是空洞无物，正如那位老兵模仿的那样。基本内容常常是与国民党实际情况全然相反的。这些宣传究竟是有意识地隐瞒国民党的独裁，还是无意之举？我说不清楚，但倾向于认为是无意识的，因为宣传的根子还是儒家那一套。这套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帝国王朝塑造的，至今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信奉。
归根结底，它要说的是：蒋公是国父，是新的天子，他的子民对他应像子女对待父亲般孝顺。他们必须做好子民，因为他们的好德行会反映在蒋公身上，帮助他成为更好的统治者，一如子孝父慈。
在过去的皇帝的统治下，子民忠顺，国必平安兴旺。但为了解释烦琐的“训政”，国民党宣称，它还给子民们准备了另一重奖励，那是个新鲜玩意儿，叫“民主”，保存在一个保险的地方——好像是个保险箱，当然是上了好几道锁的。一旦全国所有的人民都忠顺起来，能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奖赏，蒋委员长就会把“民主”从箱内取出，送给大家。
即使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是真诚的，蒋委员长也决不会把民主奉送给中国人民。掌握民主之道，唯在于享有和运用，哪怕犯错。中国已经到了急需这种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民主越是来得晚，民众对它就越是准备不足，他们的“美德与顺从”就会越来越少。最后，他们会选择别的解决办法。
蒋委员长不过是个凡人，而且日益神经质和易怒，他肯定已经相信，人民越来越没有责任心了。和他年轻时相比，一切都变了，他将推迟把民主这份礼物送给人民。当他还能抱着这只箱子，从中得到哪怕只是一小点威信或乐趣时，他就不会轻易撒手。如果他把箱子里的东西拿给别人，那对于多年乾纲独断的他来说，就是直接的失败和间接的羞辱。
就这样，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翘首期盼着领袖的去世。国民党的虚假宣传或许是步了西方法西斯政权“弥天大谎”的后尘，但国民党的政府本身就是个天大的、实实在在的笑话。
在战时，中国的学校、剧院、旅店、饭馆、机关的大厅里到处都挂着蒋委员长的画像和照片，到处都是他那剃得光光的秃头，脸上挂着镇定从容的微笑。即便是在公路边村子的土墙上，也会有一些宣传队草草涂上去的这类画像。这些画像一般着重画他那子弹般的脑袋和笑容，简直是讽刺漫画。其实，不管这些画像怎么渲染，蒋在臣民思想中所占的地位，顶多和那些画像在中国辽阔国土上所占的面积大小一样罢了。
尖刻的批评家把他称为嗜血的、自私的暴君，但我怀疑这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他确实是暴君，建立并领导着一个暴虐的政府，从来都在压迫着绝大多数人民。在私生活方面，尽管有人在盛怒之下率直揭发过他的丑闻，但总的看来，他在私人品格上是正派的。或许可以这样评论：他最坏的地方都是前现代的。他受过一点西式教育，念过日本士官学校，但他几乎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可从农村中上层地主家庭的出身上找到根源。他是浙江奉化人，奉化是上海南面的一个小镇。
我想，蒋介石对“民族之父”之类的无稽之谈是信以为真的。他出身于农村控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而孔教在这些人里恰好是最兴旺发达的。蒋在后来掌权的时候，甚至皈依了围绕古代圣君臆造出来的神秘主义。他开始相信，自己不仅是国家的首领，而且就是国家本身，就是中国。
也许，从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就能看清楚。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情势已经很明白：任何国共之外的势力要想免于崩溃，唯有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和解妥协。面对此种局势，蒋介石坚持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内战，过分相信美援可能对他做出此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我认为：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与共产党针锋相对；他认为共产党应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被劫持负责。当时，他不仅丢掉了面子，甚至连假牙也丢掉了。
从蒋家王朝最后几年的作为来看，他把自己混同于国家的趋向更加清晰了。他事无巨细地插手各部门的工作。他喜欢细看首都出版的报纸，每当他在一段消息中发现一丁点反常事态时，都有可能就此做出重大决定。他不了解情况却独断专行，因而行为愚蠢有害，而且把他的下属的主观能动性扼杀了。他们永远料不到他什么时候会来横扫一棒子，什么时候大发雷霆。既然他握有无限的处罚之权，下属们当然害怕做任何触犯他那仅存在于想象中的条律。于是一遇疑难，他们就干脆什么都不干了。他手持一条由他自己铸造出来的权威的锁链到处乱管闲事，反而促进了锁链的毁灭。也许这就是一切个人独裁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思想还给他的政府造成了另一个弱点，那就是腐化。他无疑希望政府廉洁高效，但既然他高居于法律之上，他就无法得知他的那些假公济私、利用公职发财的亲友们究竟有什么过错。对他，一般标准是不适用的。
蒋介石的地主背景对这种思想的生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前现代的中国政府与蒋政权一样，都是建立在上下级关系基础上的，从西方的观点看，法制传统是很少的。掌权者违法是平常事，只要他能把人事关系搞好，“法”只是拿来对付别人的。
帮助蒋介石取得政权的另一种地主传统是“回避制”，旧式统治者们一向是用“分而治之”的权术来处理一切问题的。蒋介石受教育的时间不长，起初更惑于圣人道德。这样一个人，竟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种古老而又显见的权术，掌控中国大部分地区长达20年之久才垮台，这真是世界现代史上少见的一场大戏呢！
但他用“回避制”获得的成就同时也说明了他对现代世界的无知，他不懂现代世界还另有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他不知止境。当时的中国灾难有增无已，自由、平等、民主、共产主义到处传播，人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到头来，蒋所面对的现实必然是：若想建立强有力的现代政府，唯有让人民强大起来。而对此，他却予以拒绝。
最后一件使他失败的事情还是与他的地主背景分不开。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他压根不明白这一点。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中国人只是那10%至20%的中上层阶级，那就是城市居民加上在农村控制粮食的一小撮，他们都是识字的人。除了这个集团，他从未做过任何认真的努力来获得其他人的支持。他的军事方略是静止的阵地战，目的是捍卫少数支持者家族所在的城市。在这广大的农民国家，这些城市只不过是些点缀而已。共产党起来领导中国革命，首先争取了农民的支持，占有了农村，于是，城市便活不下去了。
这样，蒋的臣民就像一群小孩子，父亲整天教训说，要用道德和教养来使自己进步发展，可他们偏偏沉溺于罪恶的、不道德的、自我毁灭的行为中。中国人用行动表明自己，这是让人再明白不过的方式，所以，他们唯有报之以难以形容的微笑了。
12月，重庆的一个早晨，去沙坪坝的公共汽车终于到了站。售票员这次有点太神速了，人们很快就拿到了票，于是，还没等乘客从车上下来，要上车的人就从后门挤了上去。这下子可惹恼了检票员，他穿绿裤子和运动衣，头戴乘务员的帽子，一个箭步跳进车厢，把抢着上了车的乘客都揪了下来，然后跟他们讲先下后上的规矩。
之前抢到座位的乘客刚出来，另一批乘客又裹挟着检票员冲了进去。检票员再一次打起精神，把第二批人赶下车来，宣布按公共汽车公司规定，汽车调头之前，谁也不许上车。这时他发现，身后的几个人已从窗口钻进车厢，端坐在大家垂涎的座位上，一面检查身上的别针、领扣，一面仰起鼻子，显得特别悠闲和无所谓。
经过争论，他又逐个把他们赶了出来。这些人跳出窗外时，那利索劲儿活像鲤鱼跳龙门，但有的却假装十分衰老的样子，开始嘟囔起来，抱怨说自己有病或行李太重，也许下不来了。有个胖胖的赖皮姑娘在脚蹬窗台往外挤的时候，红衬裤都几乎全露出来了。她噘起嘴巴，装出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说自己的舅舅是汽车公司的稽查员，所以坚决不下车。当所有人都出来后，检票员把登车梯子摘下来，举过头顶，露出胜利的神色。这是个信号，说明车子已经空了。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小声赞叹，好像他是杂技演员中的大力士，而那梯子有千斤重。
当车子调头后，旅客们从车门、车窗同时涌进，活像断桥上的车子落下了河，水在不停地往车里面灌。军人占了车子前面的一个好座位，肩上的猴子在叽叽喳喳。办丧事的以非凡的技巧毫无损伤地把纸人也带了进来，他用一只手托住每个纸人的肚子，使它们贴在车顶棚上，那纸人就像几名神奇的旅客浮在上面，面带着画出来的笑容，俯视着下面乱作一团的人群。
虽然时间已将近11点，紧急警报不久就会响起来，可这里的喧闹却不是由于惊恐，而是因为争座位，争靠近窗户的好座位。竞赛一旦结束，大家重又安静温顺了下来。他们挤成一团，车上只剩下了几平方英尺的空地。当检票员下车帮助司机用绳子捆住发动机时，有几个人把头伸出窗外露出嘲弄的表情。站在门口的几个人正向那带着进口马桶上了车的军官道喜，他此时已坐在了自己的宝贝上。
司机把发动机弄好后，检票员来到后门，四肢弯曲，长吸一口气，跳进车，挤进车里开始检票了，于是又立即响起了一阵喧哗。原来，带着猴子的士兵没票。军官不管乘汽车、火车、轮船，还是进戏院，一般从来不买票；可除非携带武器成群而入，否则士兵也都要买票。这位老兵肯定是被几杯白酒弄糊涂了，他以为自己的军阶高升了，或身边有更多的同伙。
与士兵的回答相比，旅客们更赞同检票员的抗议。下一步，老兵就得和每个动员他下车去买张票的人辩论一番了。当他肩扛那眨巴着眼睛叽叽咕咕的猴子回到车内时，最后爆发了一番冲突。原来，当他挤到原先所占的座位时，他发现已被好几个人同时占了。此时，车子已颠簸下山，出了城，在空旷的公路上行驶了。
他大声喊着：“这国家没救了！”那口气好像他当真是那么想的，其实他只是想挽回一点儿面子。
“中国人没秩序、没纪律，不知顺从，把祖先遗训全都忘了，总想着互相欺骗！”
他肩上的猴子探出头去，瞪眼看他发怒的嘴巴，露出滑稽的惊讶表情。他的邻座用手支撑头部，投向他的目光却远非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他好像察觉了自己的处境不妙，好几次嘟囔着：“完了！”还蹲下身去从窗口往外看。在我们背后的城内，紧急警报器又奏起了悲惨的调子。
那士兵突然直立起身来，在摇摇晃晃、满载蓬头散发旅客的车厢内，在别人的窃笑中，装模作样地大喊大叫道：“这种不文明的举动在日本一定不会有。”
人群中响起了一阵兴高采烈的大笑。
那年秋冬，记者招待所虽然进行了封锁，可还是经常有新闻、闲谈和谣言在流传，内容大多是些隐晦描述战时首都腐败情况的笑料，也都是些好像就在眼前却又伸手摸不着的片断，这一切不时地掺在那每当清晨就弥漫山城的大雾之中，然后又分散飘进重庆许多不知名的角落和屋宇中。下面就是这些片断中的一部分：
“即便在宋美龄的战时孤儿院里，也得耐着性子，花好长时间，才能找到几个看起来健康愉快的孩子好让美国杂志发照片，其他都是营养不良或生皮肤病的。”
“对啦，在孔祥熙搞的感恩节宴会上，他夸口说出席的有16位贵宾。那盘火鸡和大部分配菜都是在香港烹调好了，放在特殊的保温箱中，用飞机在当天早上运来的。”
“听昆明的美国人说，如果日本人从印度支那发动进攻，滇军就会发动反蒋政变。”
“她在政府机关工作，可薪金太少了，物价涨了那么多，她已决定回老家去，在沦陷区和父亲一起坐等战争结束了。”
“四川人也不怎么喜欢国民党。去年夏天，有两位将军在长江上游某地把开去增援的中央军给缴械了，他们当时想通过这两位将军的防区，后来重庆派去轰炸机，那两位将军才把武器发还了。”
“真的，就在大学后面的山里，学生亲眼看见的。国民党官员在一个村子里逮捕过往乞丐、小贩，把他们装在笼子里，这样大户人家要出壮丁的时候，就可以出钱让他们去顶替。”
1940年10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是迷雾山城中的一桩大事件。由于消息是从尚称中立的上海租界发往全世界的，重庆的新闻检察机关只得破例允许报道此事。平时发生在首都以外的事情是不许这样报道的。
战争初期，当日本入侵长江下游时，国民党把自己最好的部队撤到了后方，让次等的部队驻守前线。后来，一如既往，又把前方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统领都置于脑后。在和共产党联合抗战的后期，国民党同意组织一支称为新四军的游击队，这支部队迅速成长到近10万人，控制了横跨日军防线内外的广大地区。
新四军活跃于上海等长江流域，这对国民党是很不利的，因为重庆的大官们还盘算着等日本人撤走便要还都东南。1940年夏，重庆与延安展开了协商，延安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协商目的是要新四军自长江流域转移到黄河上游，撤至围困八路军的封锁线内，这一路上都要通过日军占领区。当时从名义上说，共产党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
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新四军转移到江北。直至1941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留在江南的部队已不足万人，包括司令部、直属机关、眷属、儿童、伤员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国民党当即命令周围部队——大部为川军——进攻新四军。
我清楚地记得，新四军被围歼的消息发表当天，重庆记者招待所和情报处的工作人员都好像杂务缠身，装作天下太平，可招待所的仆人们却聚拢在墙角边交头接耳。官方声明在尽力粉饰，但任何读到这消息的人都会怀疑，国民党和日本人用“隐形墨水”签订了某种秘密协议，国民党肯定是无力同时与共产党和日本人两线作战的，这看起来更像是真相。日本得知这一事件时，正在酝酿一次和平攻势——恰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之前——那就是，最后一次试图说服国民党政府自己改组为反共傀儡政权。
那天下午，我去访问一些教会朋友，见他们正用茶点招待中国教徒。这些中年客人们操着流利的美式英语，穿着道地的西装，每个人都起了传统的西方名字：格莱斯、汤姆森、哈利、乔治。他们是受过教会教育的典型人物，有爱国心，也有理想。他们是医生、教师、工程师，一贯相信国民党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公共精神的确曾帮助国民党在沿海城市和海外赢得了威信，装点了政府的门面。
他们的职业是天然反共的，但那天下午，他们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官样文章遮掩不住国民党的残忍和奸诈，不管用任何定义来衡量，它的作为都不合基督教义。他们边吃茶点边谈话，观点却和共产党的抗议一致起来了。
“如果蒋委员长果真只是要新四军转移，就该留出更长的时间。何况，游击队员都是在乡土作战，在无战斗任务的时候要干活养家，一旦要他们远离家乡，必得妥善安排。”
“为什么要把他们北调呢？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们就打不好游击了。”
“为什么要调动呢？那要把大片领土让给日本人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嘛！”
现在回头看，新四军事件的最严重影响在于，许多国共以外的人士由此产生了不安和不满情绪。
没多久，政府就不得不再次加强“思想控制”了。有些非共产党人士被捕了，有的逃往香港或共产党的解放区去了。新闻检查加强了，有些自由派出版物被封了。有些人过去拥护国民党，而现在感到新的禁令是针对自己的，于是也对国民党寒心了。政府绕在自己脖子上的自我毁灭的绳索从另一端拉紧了。
在雾都，人们是这样聊天的：
“国民党真是有一手。它自己越来越严苛反动，却把锅甩到西南军阀势力日盛上。其实，除了中央军，哪个杂牌不被打击，很多军阀无非是中央军的工具。”
“我听说，参与消灭新四军的将领中有川军将领，他的样子太适合画成漫画了。他是个真正的老军阀，住一所精致的别墅，就在那边湖滨，有好几百名士兵正在他房后的山崖上刻字哩，刻的是‘东海庆升平’。他发疯似的想看自己的照片，官方照相师从不离身。他收养了一个义子，原来是个饭馆的小堂倌，那孩子一只手上长了两个大拇指，将军的私人算命先生说那是福相。”
“想起小石来了，他在救济所干得真是风风火火啊，可他被辞掉了，那还是好的，总算没坐牢。他偷听到上级说过：‘他拿那么点薪金，工作那么久，连件像样的衣服都置不起，还心甘情愿，他肯定是共产党’。”
那年秋冬的第二件事也不是国民党能用宣传遮得住的：通货膨胀。空袭一旦减少下来，物价上涨就成了每个重庆居民的中心问题了。
几周之内，米价上涨了一倍多，其他物价也普遍随之上涨，早市上讨价还价的频率更高了，店员每天都在更换价目牌，粮店前争着在涨价前买米的人排成了长龙，等待开门。傍晚的月光下，雾色覆盖的城边，一对对情侣手挽手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东西太贵了，婚结不成了。”
与后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1940年的物价上涨还算不了什么。后来几年，一天的正常开销就要几百万元法币。要是身上只带万元小票出门，就会寸步难行。
官方外汇牌价是1美元兑换20元法币；经过了通货膨胀，本来物价是极其便宜，现在仍然算得上一般便宜。饭馆里一餐简单的中国饭菜，9月间只花10美分，现在要花25美分了。而对那些和美元无关的中国人来说，物价上涨是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是个自我延长的过程，除非设法制止，否则必然会导致物价动辄以百万元计。
政府的最初反应是不予理睬，好几周过去了，报纸还是不许提，后来只是间接承认并宣布成立了反通货膨胀委员会。这手法和国民党在战报上所用的手法一样：“我军自各条战线反攻”这样的说法无非是承认又有城市陷落了。后来，政府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据说，物价上涨是由于人民不听话，贪得无厌，买得太多，吃得太多；他们忘掉了先辈们的节约精神，使国父痛心；人们倘不能表示他们的心是属于国父的，若是不能自己把物价压下去，他们又怎能指望得到和平与民主呢？
最后，蒋委员长亲自过问此事。在一篇对四川乡长以上会议的激烈演说中，他谴责了囤积大米的地主，说那是通货膨胀的症结，要求把最猖狂的囤积居奇分子报告给他，粮食充公。他处决了一个原成都市市长，说他是囤积居奇的首犯，还没收了一些大米仓库。成都是四川最富的产米区。在此之后，物价上涨曲线平稳了一两个星期。
但是，之后国民党并没有系统深入地收缴地主囤粮。理所当然，我们很难指望那些本身就是囤粮户的地主乡长们自行没收粮仓。小道消息早已传开，原成都市市长被处决主要不是因为囤积粮食，而在于他是川军系统成员，一直不服从蒋委员长。同样，其他地主粮仓之所以被没收，也是由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作祟，或与负责收仓的官员有私仇。总之，物价又重新上涨了。在这段时期，重庆的有些角落里出现了木架铁丝网。最初，官方宣称是为了防御日本空降部队，但不久后便公开承认，那些铁丝网是用来“控制人民”的，因为物价上涨可能会引起骚乱。
通货膨胀的开始是自然而然的。过去两年，西部大旱，出现了缺米现象。走私尚未延伸到足以满足西部各省需要的程度。工业品同样短缺。国民党的前景黯淡至极，让人们觉得囤粮囤货比存票子要强得多，因为人们已看清了，国民党的票子背后没有金银准备金支撑。
但是，天灾只是让物价略微上涨，随后的人祸才是推波助澜的主力，这种境况太适合发“国难财”了。在全国和各地区，剩余财富已经被少数人垄断，他们可以通过通货膨胀获利——购买更多的粮食或者物品，把它们囤积起来，避免价格上涨的冲击。他们无须担心政府的干预，因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朋友就是政府。由于封锁的缘故，几乎没有外部竞争可以拉低价格。少数人控制了已经取代自由贸易的走私活动，并且可以通过操纵进口货物来加速物价的上涨。中国西部交通落后，工业极少，产出不足，供应短缺，因而垄断货物、借以牟利是格外简单的事情。
因此，一旦物价上涨，那些拥有粮食和货物的人就会发现，自己比那些只有现金的人更富有，有钱人都急着把钱换成货物。货物囤积会加剧短缺，从而带来更大的通货膨胀。工商企业本就不多，它们的投资人此时开始撤回资本，购买囤积货物。生产的下降加剧了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形成了另一种下降的螺旋。
国民党再次把自己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而不去为公众做好事、树榜样。在官样文章上，它一再重复加强物价限制及其他反通胀措施。可私下里，国民党的“人”，甚至政府机关都在带头破坏刚通过的法律，从新一轮涨价中获取暴利。
1940年秋，正当物价飞涨之际，从最高级下发了一个政府文件，指示今后的国家税收在农村要征粮代钞。我想，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基本态度，也可以看作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的最重要原因。农村中的税款主要来自农民，占据国民党政府年度财政收支的大部分。实行“以粮代币”不仅使政府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囤粮者，而且这种公然宣布其实就是不信任自己发行的法币。既然如此，哪里还会有那么大公无私的公民，手上有钱而不去囤积实物呢？
1940年以后的岁月中，通货膨胀成了导致国民党崩溃的一大因素。票子贬值得如此彻底，财政窟窿足以搞垮任何一个政府。那真是个命该如此的垂死哀鸣！过去几十年，这个政权在旧式的中国中逐步走向垮台或自杀，近几年来，这个势头加快了步伐，通货膨胀在其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由于官方在物价抬头时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通货膨胀就帮助国民党把利润集中起来，也帮助它毁灭了中产阶级，特别是工薪阶层，因为工资永远也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这群依赖工薪生活的人们，包括许多经过现代化训练、为政府所迫切需要的技术人才都被国民党疏远和抛弃了。中上层商人和实业家也遭到了一定的伤害。除非他们朝中有人，否则就别想在物价飞涨时期得到政府补贴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反囤聚法和反通货膨胀法，把正常的生意做下去。在国民党统治的各大城市，有一种垮掉的情绪和消极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在蔓延，这对革命非常有利。
但是，最严重的后果还是在农村。尽管农民生产的粮食比钱有用得多，可很少农民手中能有足够的粮食，通货膨胀的便宜完全被那一小撮控制粮食的人占去了。由于棉布、灯油、盐及其他生活日用必需品价格上涨，农民反而受害更大了，有越来越多已经沦为贫农的人濒临破产，当他们出卖土地的时候，买主往往是最富有的人，是那些因通货膨胀而得益的官员或半官员们。垄断独占土地这种基本财富的螺旋加速运转了起来。
在雾都重庆，人们是这样聊天的：
“听说最近一次的反通货膨胀计划了吗？国民党发言人建议，每口饭要嚼30次再咽有助于消化吸收，人们的饭量减了，大米就不再紧张了，物价就下降了。”
“记得咱们议论过城里那些乞丐的下落吗？上星期我开车去歌乐山了。我看见他们都在一个棚子底下挨饿哩，那是公共汽车躲避空袭的地方。看来，是由于要搞城市清洁卫生，才把他们赶出来的。那是‘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我想是这样。”
“他说不得不把工厂关了。如果想开工厂赚钱，必须在价格上涨之前储备足供半年之用的煤，可他从哪一家国有银行都拿不到贷款，它们只给自己手下的工厂放款。”
“一个从印度支那逃出来的自由法国人告诉我，这边的米价比沦陷区贵得多，因此有许多国民党兵成群结队越过战线去买米。日本人好像还鼓励这件事，因为那是打探消息的好机会。”
“老王说，他们银行中有几个领导被召去蒋委员长那儿去讨论通货膨胀问题去了，他们说近来老头子一听见什么他不喜欢听的事儿，就跑去站在窗户前朝外看，那里什么标语都能看见……”
我初次去重庆时，大部分时间待在记者招待所里，可也去城里住过，为的是尝试其他的生活方式。我第一次搬家去的是城里的中国饭店，就在我等沙坪坝公共汽车的小茅屋旁边。这家饭店各方面条件都和我住过的其他旅店差不多——都是光秃秃的白墙，家具很少，也没什么遮蔽物。至于现代卫生设备，根本就没有。不过，那儿可当真有一大群情愿关照你的仆人，不请自来的访客也不少。就在这家旅店中，我才体会到了陪都生活中的最后一个方面，它与空袭、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一样，都构成了这座城市迷雾般生活的一部分。那就是：三教九流，天南海北，无所不有。在抗战期间，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们之间原本的距离相当于从埃及去瑞典那么远。从仿佛来自史前的苦力，到在官场中发国难财的时髦假美国佬，应有尽有。
我的房间窗户开在第三层的后山墙上，从那儿，用肉眼就能看到两个层次的生活状态。约100英尺外耸立着一幢五六层的半西式公寓楼，内有复式住宅若干，它是在政府要人流亡进来后的繁荣时期盖起来的。旅馆旁边则覆盖着大堆晒台和过道，那就是拥挤的大杂院。房子遭受过空袭，有许多居室像舞台般敞开着。再往下，在公寓与旅店之间是6家老式平房，每家都有个院子。这些住户的工作、娱乐我都能一目了然。
从旅店窗口乍一看，大家都一样的忙忙碌碌，但再过几天，各家各户的个性就表现出来了。在小康之家，锅里每顿见肉，而另一些人家却连一点油水都没有；有些居民是回民，不吃猪肉，另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则不吃牛肉；南方人吃大米饭，北方人吃面条；一家院子的晾衣绳上有香港来的腰带和假衣领，另一家只挂着手工织的围裙和带有十字针脚的小孩衣服，那情景简直像是来自罗马帝国覆灭之前；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可能会把叫卖《中央日报》的报童喊住，另一个则可能要看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或偏自由的《大公报》；这一家在收集从山洞中塌下来的古代碑文，另一家却在收集模仿照片的机制花边；一层住户像是基督徒，在小提琴的伴奏下唱圣歌，阳台上的花草养在旧奶粉筒里，另一层却住着光棍、银行家、生意人，饮酒猜拳之声每晚不断；有时深夜之间，还会传来偷偷摸摸洗麻将牌的声音，因为“新生活运动”可是不让打麻将的。
即使是中午时分忙碌的大街上，重庆也仍然是一个千差万别、花样翻新的城市。人们的头上，有的戴着毛皮帽子，有的戴着帽檐朝后压低的苏格兰便帽，有的缠着头巾；再看脚下，有的没穿鞋，有的穿草鞋，有的穿丝线绣花便鞋，还有的穿上海百佳鞋厂出品的双色运动鞋；一个人为新房上梁提着一只祭祀用的鸡，跟在他后面的人却拿着个内燃机的汽化器，再后面的人则端着神学家斯维登堡的著作；乘别克车的官太太们进城买东西、泡茶馆要穿过住满了难民的防空洞；最后逃来的不幸难民居住条件之差，和澳大利亚的伐木工人没什么两样。此外，巫医神汉和赴美学成归国的牙医的广告都贴在同一块广告牌上。
几年后，日本投降了。我来到了北平，和一个无国籍的朋友谈过中国问题。他不仅对日常见闻感兴趣，还对哲学很有兴趣，他希望留在中国观察东方人的生活。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家庭、部落、氏族、地区和宗教团体，无论其规模大小，更无论阶级、政党、民族和种族。
他说，在西方，某一特定地方的个人或集团在思想、行为上是大致相同的，是物以类聚的。各个人群分开居住，只与自己人来往。传统、偏见和人身的分隔森严，各个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于是，每个地区都会成长出一种信条，认为他们那儿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在东方，那么严格的区分是不可能的。不同文化程度、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的人挤在一起，都在同一个城市。间隔之墙当然是存在的，但既薄又矮。因此，观察东方人是有着便利条件的。外来的西方人如果想被接纳，只消选定一群人加入进去，或者干脆独树一帜亦可。另外，他还可以像我在重庆旅店时那样，只需从窗口朝下看去，就能够在一个小小的细胞内比较形形色色的事物。小事务属于个人或小集团；大事务属于大集团或种族、民族。房客们住在一起，眼睛不再紧盯着所属圈子的偏见与传统，而是能够发扬个人的风格。他们集合在一起，真是一幅五彩斑斓的迷人景色。如果说我们相信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只是因为没有外界的参照和比对，那么中国真是一个绝妙的地方，作为抽离冷静的观察者，种种的不合理之处在这里会一览无余。
我的朋友可能是对的。我对于在中国游历多年的最深刻记忆就是，中国的个人、团体和民族的行为举措真是千奇百怪。确实，各种各样的服饰、谈吐、丰姿、迷信、怀疑，如果没有一股脑儿摆在一起陈列出来的话，怕还不至于显得那么荒唐。现在我头脑中浮现出了怪诞事物一下子摆在一起的荒唐情景。
一位山西农民在贫瘠的坡地上想着，要是他能到四川去，一定要找块肥沃的土地，只消用根绳子拴上灯泡种在地里就会长出新灯泡来；而这农民头顶上却正飞过一架飞机，一个乘客正在看杂志，杂志里力劝他换一种漱口水，这样姑娘就会爱上他；东部沿海的游击队只要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就以为自己不会被子弹打穿；那位访问过他们的记者蛮有把握地认为，只要他喝醉了，就可以写一部关于他们的小说；盖新房洒的鸡血与受洗礼的人们额上的圣水，都是用来消灾免祸的。
“如果在我死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位独裁者，我当然会与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被人们遗忘。”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前曾这样说。
“苏联军队正在解放东北，”莫斯科电台在日本投降前这样播报，“苏联只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
“美国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不久之后，旧金山电台也这么说，“美国军队进入华北只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有一次我到一处偏僻的城镇教堂投宿，一位满头白发的牧师打断了我的请求，冲着我的脸喊道：“你不能睡在这儿，我们这儿全是女人！”说着他“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