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丨物以类聚
1940年，我在重庆最熟悉的还是外国人小圈子，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不久就搬出了中国饭店，在南岸特区的一家大石油公司驻所租了一间房子。那里唯一的正式房客就是这家公司的代理人——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当他神经质地想方设法要撵走那些非正式房客时，他就老喜欢用手摸还没长硬的胡须，像是要它快点儿长。他要让他们在他的教父——一位传教士——来之前搬走。赖在那儿不想走的都是夏季轰炸时逃来的难民，其中一位名叫安娜，是东普鲁士容克贵族的女儿，她和一个中国人结了婚，他是中国共产党重庆办事处的联络员。另一位名叫玛丽亚，原籍是更远的东欧，是给国民党右翼朱家骅当外文秘书的。谣言说，她是朱家骅手下“盖世太保”的成员。幸运的是，后来吞噬无数血肉的缅甸花豹 [12] 并不住在那里。
“假如！假如！假如！”当听差试图解释说，假如苦力们早点儿把炉子修好，厨师本来可以把麦片粥煮得更软糯时，安娜就会像个投弹手似的在餐桌上挥动汤匙，大声叫道：“假如！我的上帝啊，假如我的祖母长上两个车轮子，她就成公共汽车了。”
她会以同样的兴致来吃早餐，讲述自己的经历。她在来到中国、成为王太太之前，曾在柏林从事过反纳粹的地下工作。她那股了不起的姿态神气和她的闺名冯·克列斯特为她提供了许多方便。她喜欢反复叙说做通讯员时的工作。她时常坐在公园长椅上等人，记号是红领带，身份确认后两人就并排坐在一起，文件从她的钱包里转到了他的口袋里。她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来中国的。她和丈夫、孩子一起从南京溯江而上，经武汉到了重庆，一直随政府转移。对于这段经历，她最喜欢说的故事是她乘的船在汉口上游停泊时遭到了空袭。她虽然并非细心的德国家庭妇女，可也像她们一样，跑警报的时候还带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当敌机一再去而复返、她在田地里一次又一次寻找隐身之所的时候，那些熟鸡蛋就都散落在田地里了。后来鸡蛋被全部找回来了，因为农民们以为那是哑弹，都跑开了。她真是太高兴了。
在重庆，安娜当然被国民党特务盯过梢，那是统一战线开始瓦解之后的事。可是，凭着一副善开玩笑的护身本领，她很快就把他们甩掉了，办法是坚持让盯梢的和她并肩而行，“来呀！来呀！”她命令那人，摇着手提包，像是摇着一把刀，还轻佻地向那人递送秋波，“我们不都是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吗？我们会彼此满意的”。安娜相信，那些被她惹恼了的特务、声名狼藉的顽固派一定给她这个令人讨厌的女人打了个有利于她的报告。不久，他们就不再盯她的梢了。
玛丽亚并非生自军人世家，她来自巴尔干国家的法国女教师家庭。她早上起床很晚，总是身穿睡衣，在屋子里游来荡去。她大量吸烟，翻来覆去地放男高音的唱片《乐维昂·舍利》 [13] 。她的目光常常越过长江，注视着对岸的浓雾和瓦砾。如果她真的是朱家骅的特务，那她就是个最懒得穿黑缎子衣服和戴假宝石首饰的人了。其实，只要她伸伸手，马上就可以把自己搞得很漂亮。在重庆有个传闻，说她的老板曾要她写个报告，说明为什么居住在重庆的外国人也会反对国民党。她很懒，就从朋友里找水平比较高的人捉刀，后来请了王安娜、史沫特莱等少数自称左派的人。报告成稿是一份杰作，各方都很满意。
南岸石油公司房子的两边山丘上面是些旧豪宅，下面则是无数破烂不堪的棚子。豪宅的住户是被人遗忘的、毫无耐心的外国人。我想，有些外国人只对太平洋战争后期的重庆有所了解，只见过曾有成千外国人居住的重庆，只在中国已成为“四强”之一时见过那些外国将军、议员、特使、观察家飞出飞进重庆。要是他们能了解一下1940年时重庆的外国人圈子是多么狭小疏离、无足轻重，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要是他们知道这个圈子是如何安安稳稳地变成了后来的海外集团，更会觉得羞惭。
再回到1940年。那时除了苏联人、传教士、炮艇水手和散居的外国人，在重庆的外国人聚居区中外籍人士只有大约220名男人和不足20名妇女。这些外国人聚居异国，与世隔绝，这在全世界大概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和香港的航空联系，重庆的对外交通不便与雪域高原不相上下，但重庆却没有圣地的长生和长乐，那些从远方辗转来到四川山谷的人们所面对的是死亡危险、空袭炸弹以及由封锁造成的日常不便。
这群外国人没有融入这座城市，而是浮在它的表面，显得十分稀奇古怪。记得来南岸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曾漫步街头，在中国人中间走来走去。我发现，无论他们在干什么，手持何物，外观总是相当一致的，衣服通常是蓝、黑、灰三色，面孔则光滑犹如象牙。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群外国人，身材体型都与众不同，穿的是西方旅行者的衣服。原来他们正在进行周日漫步，看上去如同招摇过市的马戏团。他们的脸孔与鼻子大小形状不一，色泽有红有白，有的身上还长着几撮毛。他们的衣着色彩鲜亮，条纹、方格、斑点，棕、红、绿、白、黄，应有尽有。身后还跟着各国品种的狗：有短腿小狗、长毛猎狗、斯宾格狗和一只长毛狮子狗，到处引起重庆土狗愠怒的狂吠。土狗的大小、颜色却都差不多，体态与中华田园犬类似。
不久我发现，当外国人群聚在俱乐部、美国海军酒店或其他可以聚会又有吃喝的地方时，他们一定会闲聊。
有人议论一个女人说：“她的轿夫要走了，因为他们抬着她的时候，她太喜欢自言自语了。他们听不懂她的话，这没什么，可毕竟使他们很不安！”
又有人议论另一个男人说：“他每个星期都决定戒掉一样东西，他说什么东西都有饭馆里苍蝇的那股味道。最初是大米，然后是青菜。现在，他连肉也抱怨起来了。结果，他只吃香港的罐头，只喝威士忌，可是他的供应品快完了。”
“你说的是那个麻秆似的国务院小职员吧。他可是以擅长养花自居呢。他走啦！空袭使他神经错乱了。警报一响，他就犯病。后来，他一听人提到空袭就会拉一裤子屎。这样他就没法在重庆干了，听说调到东京大使馆去了。”
欧洲战争对重庆的外国人的确是个严重问题，因为他们的祖国已经卷入了战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真的心系祖国，有的更是歇斯底里。然而，在重庆表现得那么激愤可就不好了。另一方面，不管祖国发生了什么冲突，但作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尽管来自敌对国家，他们仍然属于同一个比中国人强得多的经济特权阶级，其差别要比不同国籍之间的差别明显得多。我初次体验这种荒唐事是在去香港途经上海的时候。当时，那儿爆发了一场旅馆大战。德国客人们不得不从英国势力控制的豪华旅馆搬出来，迁入时髦的中日合营旅馆。德国人很多，把中日旅馆里面的英国人也赶了出去。双方的“战士”们只需要越过几条马路，从一家舒适的旅馆迁入另一家舒适的旅馆，而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则挤在路边的帐篷里。在重庆，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规模小点罢了。在中立的美国人举办的鸡尾酒会上，德意与英法宾客会在窗口展开一场冷眼相视的战斗，窗外则是中国的困窘景象和一片瓦砾。
在重庆的外国人之间，只有偶然发生的小冲突会将私底下的敌对情绪公开化。一天晚上，在南岸的一次聚会中，有位美国青年记者批评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投降，被比利时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听见了，他是个有身份的贵族，有惊吓驻渝外交人员的前科，他当时拜访其他外交人员的办公室，持手枪威胁说：“现在，你还敢对我的国王说什么坏话吗？”在这次聚会上，他又三步两步奔到这位冒犯了他的记者面前，把玻璃杯摔碎在地，那架势好像要跟对方决斗一样。他大声吼道：“你知道这件事在我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不……不知道。”那个美国人说。
比利时人立即跳开，又拿了第二个杯子摔碎。当他正要拿第三个杯子时，主人跑过来抱住了他，并试图向他解释说，他不能和美国人决斗；就算美国人已经遭到挑衅，他们一般也懵然无知；况且，这些玻璃杯都是上等货，是封锁之前从上海运来的，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杯子了。这样，问题似乎解决了，挑衅停止了。
除了个人轶事和夏季空袭中发生的琐事，在南岸居住的外国人很少有人谈论中国的抗日。除非是为了寻找消息的蛛丝马迹，谁也不会去注意那份在重庆发行、由政府控制的英文报纸《国民导报》。要想得到真正的新闻，只能等消息发送到欧美印刷成报刊后再寄回来。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可这么一来，新闻就成“旧闻”了。此外，每当进口报章杂志提到中国不屈不挠的抵抗时，南岸的反应通常是开玩笑地说：“岂敢，岂敢！”
随着日军空袭的停息，有关洋货和飞机的传说也就传开了。虽说都带着一股神话气息，但有的很平常，像是小矮人、小精灵、河神水仙一类的童话；有的就要骇人一些了，就和火龙、牛头怪、蛇首女妖似的。传说的主题是封锁，以及在重庆极难搞到的外国食品、服饰、用品等等。聚集南岸的外国人彻底讨论了在空袭中储藏珍贵物品的最佳方案。有的主张向松鼠学习，把“干果”都藏在树林里；有的主张像狗熊那样，把给养品都放在一个地方，或把全冬天要吃的东西一下子装进肚皮，再钻进山洞。12月间，在外国人聚居区，人们有一半时间是在谈论存放物品的问题：放在这儿，别放在那儿；谁在购进，谁又在抛出。
当然，还有些编造的传说：
“培蒂终于把鲁斯蒂那件蓝衣服买下来了，就是鲁斯蒂从佛德太太那儿买来的那件，那是由达斯达太太转让给佛德太太的，达斯达太太得自艾迪茨，她是3年前从汉口带来的。等培蒂穿够了，我就要搞过来。”
“法国人说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空运从成都美以美会的乳牛身上弄到的新鲜黄油。”
这些传说已经有了自己的佛龛、仪式和英雄。在酒吧间后面的俱乐部里，有些英美香烟被加冕了，那是贴在盒子上的香烟主人的名字。封锁开始之前，私人藏酒就常用此法插标签。每隔一两周，香烟主人就会满怀敬意地进来过一次烟瘾，而在他不来的日子里，这些烟盒就会被那些没烟抽的醉鬼顶礼膜拜。由香烟短缺发展出来的一种举止是偷偷摸摸地伸手从口袋里只拿出一支烟来而不露烟盒，以免别人向他伸手。傍晚，在有收音机的人家，其他广播爱好者静静地围成一圈，那样子简直是要把脑袋塞进去好倾听收音机里传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有着柏油马路、物质丰裕的世界，以代替现实生活中泥泞的道路、暗淡的灯光、裂开的门户和身边磨损了的家具。
传说里的大英雄是在夏季最热的一天从香港飞来的、显出一副垮掉神色的人。他登机过磅时穿了半打衬衣、3件睡衣、两套冬季外衣和一件装满袜子手套的大衣。某位妇女在离开重庆之前把物品全都卖给或送给了朋友，最后连腰带和胸罩都没有了，她也是被崇拜的。还有那个快活的原美国水兵，虽已赚足了退伍回国的钱，可依然住在重庆做冷饮、泡菜、果酱和刮胡刀。还有那位希腊牙医，他不但做伏特加酒，还声称一旦能通过走私搞到沿海的灌装机，他连啤酒也能做。这两个人也是众人眼中的能人。
如果战争和封锁多延长几年，这些传说可能真的要组成一部充满迷信色彩的民间故事集呢！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我有一次回到重庆，一些刚到的外国人给我讲了些故事，其实我早在1940年就知道这种事了，故事里面绝没有任何少儿不宜或故弄玄虚的东西。
1945年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住在美国博莱斯旅店的一位姑娘被朋友邀请去庆祝22岁生日，她们一起在南岸的一家外国餐厅吃午饭。两人和几位法国水手一起进餐，水手带了印度支那产的白兰地酒。她们一直待到天黑以后，才因为要去岸边搭乘回城的最后一班渡船而不得不离开。年轻的姑娘步伐摇晃，在都是沙子的岸上跌跌撞撞，她的同伴一直小心地不让她掉到河里。但是，这个开心的姑娘很喜欢在沙滩上滚来滚去，她一次又一次地跌到地上，于是，她们错过了渡船。她们叫了一顶轿子，轿子把她们抬到了朋友在码头边的房子里，小寿星在轿子上睡着了，她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她还在睡觉。美国炮艇的几个年轻军官和几个大使馆职员正在那里吃饭，便出来帮忙叫醒了她。吃午饭的时候，这姑娘穿着她的生日礼物——一件精美的绿色羊毛毛衣，这是两年前从香港运过来的，以前只被4个人穿过。第二天早上，她模糊地回想昨天除了丢了脸面之外，还丢了什么，后来她发现她的毛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卷在床尾床单里的一只奇怪的袜子，也是同样的绿色羊毛。
那些日子，南岸的生活俗不可耐，可是，我周围发生的一切琐事至少还无伤大雅。不幸的是，事情不仅发生在这个圈子里，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人交往中的阴沉气氛也常带会蔓延到南岸来，例如，有位和美国大使馆有联系的高级军官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他只要碰上任何一个血管里流着非白种人的血液的人，或者说英语没有美国口音的人，就会觉得受不了。
大使馆是在偏见和漠不关心中自我孤立的。记得在一次海军营地茶会上，有个级别比较低的大使馆工作人员指控一位记者是共产党。当记者问他这个看法从何而来时，这位外交新人笑着说，“从修道院”来的。“修道院”这个绰号是年轻的国务院职员赠给约翰逊大使私邸的，那是一所与世隔绝的房子，和大使常在一起的只有几个年长的工作人员。那位记者是当年冬天到重庆来的记者中唯一有威信、又愿意花足够多的时间来弄清真相的人。国务院之所以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无疑是由于他在新四军事件上力求兼听双方的意见，而且一定要搞清事实真相。那年冬末，事件就已经露了头，当时这位记者曾被召往南岸向大使简要陈述此事。显然，约翰逊将此事已公之于世界舆论以致惊动了华盛顿当局的时候，还是没把它当回事。这位记者发现，大使对那些几个月前就在重庆众所周知的背景知识竟毫无所闻。
我开始对上层的无知略有察觉是在一个初冬的下午，当时我正在从南岸过江去重庆的一个主要渡口——望龙门的途中。古城墙和公路沿着山崖顶部在这儿展开，从渡口进城就得先爬陡坡，登上几百块崎岖肮脏的石阶，在竹屋的缝隙中转来转去，还得像在重庆半岛另一边的沙坪坝汽车站下面那些人似的挤成一团。城墙外面的山崖是全市居住条件最差的地方，这地方经常堆着垃圾，悬崖下就是滔滔江水，看起来非常危险，只有当船夫的难民才在那儿盖小茅屋。
那天下午，当轮渡在望龙门靠岸时，岸边有人乱跑乱叫，一开始，乘客拒不走出轮渡，怕被疯狗咬着，或怕碰上反常的空袭。经过一再保证，人们才相继走上跳板。我立即看到了好几个星期以来首次见到的景象，那并非个人激愤或悲恸的公开表现。有20来个贫苦妇女站在岩石上，又哭又骂地往下面岸边未完成的棚子上丢石头和脏东西。另一群发疯似的妇女手持竹板走下台阶，要砸那间棚子。她们的眼睛盯着墙板，成百名破衣烂衫的男女老少在崖上的房屋边围观呐喊。
一批警察从台阶上跑过来，他们开始攻击这些妇女，并把她们赶出了棚子。警察的数量双倍于那群妇女，他们把妇女们打得一个劲儿地尖声嚎叫。如果妇女们反抗，就会遭到警察们更狠毒的拳打脚踢。有些妇女一屁股坐在肮脏的岸边不动，被拖上来的时候就两腿乱踢腾，像被抓住的活鱼。她们的孩子们从屋里跑出来，跟在后面恐惧地哭着。当这些妇女挨着打被驱往警察局时，崖上的吼声震耳欲聋。
后来我才听说，这场骚乱的起因是美国红十字会捐款1万美元救济遭受轰炸的难民。由于红十字会在重庆并无代理人，这笔款原曾打算交给一个教会的委员会，又由于大多数委员都已离去，结果就交给大使，请他酌情办理。约翰逊这位善心人一向热爱中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但重庆代表的这个中国拥挤不堪、令人不快，他实在接受不了。想当初，北平温和的气候、漂亮的房舍、最好的仆人，那才是适合他的环境，而眼下重庆这副丑劣、艰辛、受苦受难的样子，对这位老绅士来说真是又悲惨又使他窒息。在任何情况下，他显然希望越少看到如此景象越好。而且在战前的年代里，他在沿海地区对国民党形成了很好的印象，至于现在变成什么样，他就不再关心了，于是，他就把这笔款项交给了重庆市市长吴国桢。
吴国祯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受过美国教育，按西方观点来看，他也是一个聪明伶俐、办事利索的人。在国民党领袖人物中，他对民主讲的甜言蜜语最多，加上会说流利的英语，长着一副美国式仪表，因此获得了一大串政府职位。这样，当他有机会与外国人接触时，便能让对方相信，为实现中国人民的福利，蒋介石及其同僚是最恰当也最可信赖的人。
按当时的物价和汇率，1万美元足够为几百户因遭空袭而无家可归的人家提供温饱。可是吴市长却觉得，这么办不足以引人注目，于是他的办公室宣布，美国慈善之心感人，应予永志不忘，因此，要在望龙门建个“模范难民村”。为给村址腾地方，讨厌的旧石阶必须改建。公报没有提到的是，此举实际是为给重庆装潢门面，抬高身价。望龙门是南岸上下班职工和一些外国人的日常必经之路，何况外国人里还有约翰逊大使这样有身份的大人物，让他看着那些破旧的老台阶，定会使他对国民党的民主事业感到不安！
改建计划不仅限于“模范村”附近，而且要把从江岸到公路的全程都改为华丽的石阶路，这就需要驱逐望龙门山崖上的半数人家，包括受空袭戕害者。那天下午我看到的砸棚子妇女就是因此无家可归的母亲们。那棚子是供前来拆她们的家、修石阶路的工人们临时居住的。
妇女们被驱逐了，工程开工了。几个月后大功告成，石阶路确实漂亮至极，两旁装点的10来间简易房屋，闪闪发亮。房屋建筑费只占改建石阶路的几分之一，这又有谁知道呢？“模范村”开张之日举行了仪式，美国大使和吴市长出席并做了有关中美友好的演说。可是，我担心那些因美国的大慈大悲而丧失立锥之地的人还挤在附近的贫民窟里，他们还可能听了演说。有10家国民党扶助的模范难民住进了新居，可没过多久，这些房子又转手给本市宪兵队了。
当时，我虽为这次红十字台阶事件所震惊，但还以为那只不过是在特定时间、地点经特定人物而造成的偶然事件。可是后来，这好像成了一桩中美关系的典型象征性事件。
大多数美国人从没离开过本土，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中美关系是这样的：
“美国对中国一直心怀善意，甚至有兄弟情谊。19世纪时，当其他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使其沦为殖民地时，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保证中国永不落入任一列强之手。当其他国家使用武力求取不平等条约、口岸、租界地时，美国采取了克制态度。相反，美国还派了教会人员、救济人员、医生、教育家前往中国，帮助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美国商人协助促成了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显赫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学成后成了中国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满腹经纶都是美国的科技知识和民主思想。当中国走向民主时，美国也给予了同情和援助。”
这种信念的真诚性是不成问题的。促成红十字台阶的美国捐款表明，美国对中国是心存善意的。但是，光凭理想主义信念，美国人在国际关系中是走不通的。光有好心善意在私人交往方面尚且不足，何况国际外交。一个闭关自守的民族采取行动，试图影响另一个躲在围墙后面的民族时必然会困难重重。这两个互相隔绝的国家的接触仅由少数官员、个人和组织所掌握，而且有时他们并不代表国家，而是为了私利。有时，由于他们和这个民族有着共同的传统和偏见，也可能不自觉地歪曲交往的主题。在国际关系中，公务员在行善的过程中反而将善意歪曲腐化，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身在中国的中国人在给美国人下判断的时候，显然不会依据美国人心中自己的作为或秉性，而要看美国人看起来希望在中国做什么，或者正在做什么。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中美关系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理想。1940年，中国人可能这样分析：
“你们美国人并未像其他国家那样对中国使用武力，但你们在中国做损人利己的事并不比别人差。你们的‘门户开放’政策并非有助于中国，那只是一种不允许任何一国独占中国而把美国排除在外的警告，你们要求一切国家在中国机会均等。换言之，当别国得到好处时，美国也得同样获利。你们美国人坚持得到片面最惠国待遇，这就使你们也得到了一切由其他更富侵略性的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好处。”
“美国的生意人破坏了古老的中国经济。美国的科技知识主要是用来维护、增加代代相传的少数权贵的享乐，而非增进公共福利。”
“在外交方面，美国热心于维持既成局面，而不是促进中国走向民主。19世纪时，美国假手西方列强间接帮助清政府，扼杀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时，孙中山的反清王朝革命未曾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对他的纲领表现冷淡，使他转向俄国革命模式，并邀请了苏联顾问。”
“1927年前，当国民党领导的大革命争取国家政权时，美国承认了它的对手北洋军阀。上海政变后，蒋介石走向反革命，但他证明自己能建立一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局面，美国从此就支持他，直至日本人把他逐出沿海各省，也就是美国利益最多的地方，然后，美国就支持日本人。当然不是在政治上或道义上，因为那会使美国在国际上颜面扫地。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在须臾不可缺的军用物资上。从历史上看，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利益无非是将后者作为商品市场。”
我认为，上述观点较诸理想主义的美国观点更接近真实。尽管如此，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普遍的国家行为准则来说，也没什么过于值得指责的，美国没有庇护他国的传统。如果中国和平友好，但统治阶级专制独裁，腐败堕落，那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与美国无关。作为一个和平的、贸易发达的国家，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持续动荡，因为那对美国侨民是有风险的，对生意是有害的。
我认为，在这一段历史中，美国对华政策最值得批判之处的根源，都在于某些美国人在国内散布了一种假象，仿佛我们的在华事业都是极其高尚的无私之举，而非寻常的投资商贸活动。1940年前后，美国严重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结果是我们惨遭失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受苦受难。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美国人认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最近的错误抹掉，重新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他们的理由仅仅是：当年有许多人把我们视为好心的老大哥。明智一点的想法是接受真相。即便在过去，美国也是个富有强大但毕竟不关心别人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个贫弱并因而敏感的民族。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许多行为都使得我们看上去并无好意。至少，在中国人眼里，我们就是这样。
在我第一次逗留重庆的日子里还经历过两件事，它们说明了中美关系只能是个什么样子。一件事是11月“中美文化交流协会”，即罗斯福总统连任第三届总统当日召开的茶话会。该协会的中国方面负责人是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这让协会具有了一种官方色彩。美国方面也是半官方的，因为虽然它的基金主要来自私人捐助，但美国驻华大使也是董事之一，而且珍珠港事件后国务院还给过一笔钱。1940年，它的会员中有最显赫的留美学生，还有国民党政府内外最了解现代知识的人。除了少数坚持维持不平等条约的人以外，其他旅居重庆的侨民都是会员。
因此，到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声明中将与会者称为“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而且夸张地将他们描述为“戴着绸缎帽子的大胖子，顺着楼梯上上下下追逐从农村抢来的姑娘”。但是，尽管别人没说坏话，尽管那天下午我们美国人，不管是贵客还是随从，都很彬彬有礼、举止自如，既活泼又文雅，可茶会毕竟还是一种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
茶会所选定的地点也使它只能得到如此结果。茶会是在嘉陵宾馆办的，嘉陵宾馆是半官方的产业。它活像个燕子窝，悬挂在一片富裕郊区的山崖上，俯瞰着嘉陵江。以封锁之前的首都标准衡量，这家旅馆没什么了不起，它装潢一般，边边沿沿的红漆也相当简单，房间里有些又粗又矮的沪式家具，可是枝形吊灯和粉刷一新的墙壁却是全市少见的。此外，它高浮于一片狼藉的雾都之上，那种与世隔绝、海市蜃楼的神气，与我之前见到的弃守“担水坑”的将军们举行盛宴的屋顶花园很相像。
中国宾客们也远不是那群整天在重庆泥泞街道爬上爬下的穷苦人。他们之中，穿制服的人很少，多数人的衣服是全市最高级的。男人们穿的是剪裁合身的西式便服，妇女们则浓妆艳抹，旗袍料子不是丝绸就是天鹅绒，只有少数男女衣着较差，表明他们是教员或其他工资较低的人。很多客人都是当官的，还有银行家，主要是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两大国有银行的人，这两家银行分别是由美国教育出来的两位大人物——孔祥熙和宋子文——主持的。在聊天当中，有人喜欢大肆吹嘘：“中国人为民主奋斗的时间比任何国家的人都长。”“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好的游击队员。”装模作样的姿态，引起了阵阵尴尬的哄笑。
正式节目是从约翰逊大使和孔祥熙上台开始的。他俩都穿着双排扣的外衣，像是一对活佛。很少进城的约翰逊这回专程前来致贺，为茶会增光不少，也让活动显得更加郑重其事。接着有位漂亮的中国姑娘在台上出现，她把狐皮围脖、手套、提包放好，坐在一架钢琴前面，献上了一段不土不洋的演奏，大概是从“名曲五十首”或什么“世界流行钢琴奏鸣曲”之类的谱子中选的。演奏完后，她双手掩口，咯咯地笑着。接着，是约翰逊和孔祥熙发表演讲，述说两大民主国家的传统友谊。当天下午剩下的时间就全看一位弄臣了，他叫黄仁霖，绰号人称“黄上校”或“黄胖子”，本是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是被宋美龄提拔起来领导新生活运动的，他是所有宫廷弄臣里最忙碌的一个。
观众们都明白他在上层人物眼中的身价。因此，当他登上台子的时候，笑声是克制而礼貌的。他率直地声称，为给宋美龄的战时孤儿院筹款，他要拍卖一件宋美龄捐献的华丽的金丝大衣。有人在我身后说，衣服肯定是别人送的，只是她看不上。她在衣着方面的品位太高了。“上校”用他当青年会干事时学来的本领大耍活宝，使这场拍卖会颇为生动。他甚至拿这件大衣逗笑，他自己穿上它，装成一位妇人，在众人面前扭来扭去。
由于茶会是在美国总统当选日举行的，所以当天下午有一件大事是搞“选举竞走”，做法是把两张扎着蝴蝶结的纸板挂在两条绳子上，一张剪成象形，代表威尔基，另一张剪成驴形，代表罗斯福。“上校”从大使馆职员中挑出了两个年轻职员，把他们拉上台去，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并各给骰子一枚，让他们一次次地同时掷出，按点数多少决定纸板前进快慢，先到者胜利。茶会组织者还通过孔祥熙给中央社打了招呼，得到保证在茶会进行期间，暂时把美国大选结果的消息压住，等这边的纸板“选举竞走”结束后再发，目的是要把两者对照，形成喜剧效果。尽管中央社照办了，可是，当天罗斯福大胜的消息却早已透露出来，嘉陵宾馆的宾客们也都知道。因此，即使“上校”又跑又跳又叫，出尽洋相，外国客人们也全都彬彬有礼、面无表情地沉默端坐着，眼望送茶点进来的侍者，根本没有形成任何喜剧效果。
代表威尔基的象形纸板竞走获胜，领先了将近半个房间的距离，恰与实际结果相反。
不久，我走访了一位从不参加文化协会茶会的留美学生——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他191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个老国民党员，一向被视为该党的经济专家，直到后来卷入政治纠纷中，也没人说他是共产党。在“四·一二”上海政变后，他曾辅导蒋介石学过经济学。
他在重庆引人注目地发表了若干文章和演说，无所畏惧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揭发了政府要人发国难财的腐化行为。有谣言说，他不久即将被捕。所以，我尽快地和一个朋友去拜访了他。这位鬓发斑白的学者言谈举止颇为稳重，对我们两位首次来访的外国人也彬彬有礼。我们请他坦率地谈谈自己的意见，保证既不发表，也不摘引，而他却眼巴巴看着我们，几乎要落泪似地请求我们既要发表，也要摘引。他说，不平如此尖锐，灾难如此深重，是时候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他说自己年事已高，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而将真理公之于众则是他无可推卸的爱国之责。
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注意力十分集中，看上去诚实而自信。他说，只要蒋委员长依然允许孔、宋两大家族发国难财，他就不会把蒋看成民族英雄。他还说，穷人的负担已无法忍受，因而他提出了一项十分周详的为抗战、建国筹措资金的方案，要把最重的负担放在最富有的人们身上，而蒋委员长是唯一能够下令实施方案的人。因此，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实施，那么一切灾难性后果都应由蒋委员长个人负责。
在我们的访问将近结束时，几个学生把一个身穿便服、身份不明的人拖了进来，说他在马教授的办公室门外偷听。马寅初告诉那几个学生，那个人是跟着外国朋友同来的，但我们并不认识他，于是，这个来路不明的人就被撵出楼外了。可以肯定，他是个特务，但马教授却面不改色，谈锋依旧，毫无顾忌。
过了几周，我搬到在重庆大学任教的一位中国朋友那里住，获知了后来发生的一切。有一天马教授正在上课，突然来了一群宪兵，领头的队长说：“蒋委员长要见你。”这是在重大案件中抓捕人时的典型程序。马教授当即指出，从教室中把他抓走会引起学生不安，宪兵于是同意待他下课回家后再予以逮捕。他们用一辆汽车将他带走了，并拒绝告知家属逮捕原因、送往何处以及何时才能回来。
马教授在学生中是很有威望的，学生们计划在大礼堂组织一次群众集会以示抗议。像其他国民党办的大学一样，这里设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区分部，它是国民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它的成员探知了召开大会的计划，于是报告给了校长——一个顽固派。开会当天早晨，学生们发现校长已事先坐在了礼堂的台上，在师道尊严的压力下，学生们的计划失败了。他们不能抗议，只能听校长训话。那位校长告诉学生们，无须担心，马寅初安然无恙。还说，大家必须忘掉马寅初散播的思想，因为马自己已承认错误，并对误人子弟表示歉意。
后经证明，校长曾派了爪牙出去，并准备随时把此事动态向当局报告。学生们对校长的说法不满意，而三青团又想方设法阻止游行示威活动，于是，校内秩序发生了混乱。过了几天，马教授在宪兵押解之下返校了，学生立即召开了全体大会。显然，马寅初曾同意劝说学生，无论对国事有何意见，都得先去上课。
而宪兵队长抢先发了言。队长强调，在战争时期，国家统一最重要的就在于领袖独尊。他说马教授有过非法言论，日后即便有意见，也只能对蒋委员长说，而不能公开发表。
马教授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大声叫道：
“我为什么要把蒋委员长已经知道的事情还去对他说？需要知道的是群众。有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非法行动，连汗毛也没动一根，还说什么这是非法言论，那是合法言论！”
“够了！够了！”宪兵队长暴跳如雷，大会解散。在学生们的坚持下，大家和马教授照了几张合影，然后马教授就又被押到不知什么地方幽禁起来了。他被禁止与外界通信，未经起诉和审判就被平白无故地关了4年，最后放出来时还被迫退休，不许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
把“中美协会”茶会和马寅初教授事件放在一起看，表明了美国在争取我们想实现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困难。因为制定政策不应该只接受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影响，也应该接受一般美国人和一般外国人之间那许许多多平凡细小的影响。
孔祥熙虽受过美国教育，可他却代表了国民党统治中最腐化的阶层。他发国难财，他所主持的银行腐化堕落，他用人唯亲，大搞裙带关系，所有这些劣迹都是众所周知的。在国难当头的年代，孔是中国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人。人们不惧怕他，只是单纯地厌恶他，就像对特务那样。
自然，孔祥熙之所以支持中美协会和丑态百出的茶会，绝不是因为那是“文化”事业，或者是因为他衷心热爱美国人民。他愿意和美国人联合，为的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得到美国的援助，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捞到好处。“协会”的许多茶会在他所办的报纸上都得到了大肆报道。
很明显，支持孔祥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既然孔祥熙是行政院长，又是老头子 [14] 的连襟，那么按美国传统，驻华大使就很难不牵涉其中，更难拒绝他的邀请。
另一方面，马教授的观点却是我们一向所支持的。他的“筹资”方案与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开征的战争税并无二致。如果我们一听说他已陷入险境就加以营救，他很可能就不会被捕，而言论自由和美国式的民主则可大大被促进；其实，马教授既然是知名留美学生，我们及早表态本来是件颇为容易的事；如果约翰逊大使请马教授和几个政府官员共进午餐，那不就是个明显的提示吗？但是，身处与世隔绝的南岸，我怀疑我们的大使在马教授被捕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件事儿。马教授被捕之后如果再采取行动，固然有些迟钝，但约翰逊连这点迟钝的措施也没有采取。
在之后我留在中国的那几年里，除了史迪威事件之前和马歇尔调停的短时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有增无减。我们不仅在军事、经济上给了国民党以全力支持，而且在宣传上、社会关系上、国际交往的许多方面，都无一不以自己全部的威信为那一小撮控制国民党的中央派撑腰。除了马歇尔在1946年调停的短时间，我们从不理睬自由主义反对派，这自然伤害了他们。后来国民党干脆躺在美援身上睡大觉的时候，我们对闻一多遭暗杀那件大事都没吭一声。闻一多是受过美国教育的教授，暗杀他的是国民党特务。后来，当国民党以“共党同谋”为名勒令解散民盟时，我们又一声不响地隔岸观火。尽管当时我们已明知民盟成员只不过是调解国共争端，而并非共产主义者，但却没对它伸出任何援手。
1947年初，马歇尔回国后发表声明，谴责了国共双方，建议给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分子以更大的权力。之后的官方声明中，又一再重复美国帮助自由派的愿望。但这不过是想装点一下美国的门面，好像我们果真帮助过中国的自由派似的。
在马教授被羁押期间，我在重庆大学与之同住的青年教员是个奇人，堪比街头哑剧的演员。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未经官方许可也敢结交外国朋友。但我和他初交时，发现他对什么都不表示意见，好像决心一辈子过哑剧式的生活。他在重庆是位相当知名的文人，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曾用世界语发表过一篇小说。和我同住时，正以笔名“马耳”将英美短篇小说译成中文发表。他身穿香港进口的华丽西装，但业余时间却避居大学顶楼上一间以芦席贴纸隔出来的小屋里。他搞出了一套相当朴素的“清谈”之道。他收集各色各样的小石头，摆弄来摆弄去，同时创作雕琢辞藻的诗句和双关语。
他有种强烈的遁世之感，我有时在琢磨，他学英语和学世界语可能都怀有同样的逃避现实的目的。他所结识的人里没有几个可以和他讲英语的，而他所以要和我这个讲连珠炮英语的人打交道，不过是为了考验自己的语言能力，而非交流思想。因为，我很难从他口中听到个干脆的“是”或“否”。后来，他讲过一点自己的生平，或可多多少少解释他的个性。
他出身于华中一个守旧的地主家族。1926年，他有两个血气方刚的弟兄深受国共合作的北伐风气感染，跑到汉口在革命政府中担任了职务。蒋介石叛变后开始迫害左翼自由派，他俩都被列入了黑名单。一个逃往上海，当了颇有成就的买办商，梦想过上纯西式的生活，他对收集珍稀瑞士表着了迷。抗战爆发后，他甘心留在上海，照常生活下去。另一个弟兄回到湖北家乡农村，埋头研究道教去了，他那副孤独冷漠的神气在农民眼里简直就是个怪物。他有时也通过给农民讲些吓人的故事取乐，一会儿说在树林里看见了人形草，一会儿又说是草形人；他说这妖物身体僵硬，除了草帽和扇子，什么穿戴也没有；其实，那只不过是田间用来吓鸟的稻草人而已。日本人占领村庄后，他也随遇而安。
在我首次旅居重庆期间，还结识过另一个中国朋友，我是后来才把他的身世搞清楚的。他的生活明明白白是在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冲撞下失衡的。他曾是沿海一个大富之家的子弟，他们家曾拥有数千亩土地，是在他祖父那一代移居口岸的，并在那里办了一家面粉厂和一家棉纺厂。此人和他的家族在政治上一向活跃，在清王朝统治下曾是官宦世家。
照老传统，我这位朋友是由奶妈带大的，这奶妈有个和他同龄的儿子，他俩共同生活，情同手足，直到他们12岁那年，我的朋友入学了，而奶妈的儿子却被送往朋友父亲办的工厂。一两年后，那孩子在一次生产事故中受了重伤，这类事故在那些重机器轻人命的厂子里是很常见的。我的朋友站了出来为伤者争辩，但他父亲拒不接受厂方应对负伤者负责的说法，于是，这就奠定了儿子的政治方向。
抗战开始时，他大学毕业。由于事先得知他因参加过抗日学生运动而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没等日本人到达，他就先从沿海的家乡转入内地了。他在前线国民党军某部政治部工作了两年，当时的政府对自由主义政治工作尚能容忍，有时甚至给予鼓励，以促进军民关系。
后来统一战线遭到削弱，国民党便把这方面的工作视为危险倾向踩了刹车。我的朋友所在的部队中有若干人以“共党”罪名被捕，他自己也被人控告了，幸亏因为有人事先警告才及时离去，平安到达重庆。那时，在外省的人如遇被捕风险，倘能脱身前往重庆公开居住，平安无事。在重庆捕人过多会引起外国人的注意，而这是国民党所要避免的。
他在重庆经朋友帮助设法得到了家里自沦陷区给他的汇款，做起了投机买卖，还学会了酗酒赌博。过了几年，他重新参军，那时我和他混熟了。他对我说，他开始堕落时，自己也觉得可怕。
“但我至少因此洗清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痛苦地如此表白，“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毕竟和一般的国民党员一样了。”
当我对无党派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觉得他们像是生活在不幸的隔间里，就像游乐场里的“哈哈镜屋”——建在倾斜的地板上，四周墙壁也摇摇欲坠。房子里没有窗户，你要是在里面待一会儿，你的眼睛就会说服你，既然地板依然和墙面成直角，地板肯定是水平的，而墙面是垂直的；你开始相信，你的同伴在可笑的角度中跌跌撞撞，掉下来的东西会斜着降落，水会向上倒流。
要没有亲眼得见，很难设想在反动无能的暴君统治之下生活会腐化到什么程度。美国的左派报纸常说国民党在搞“警察国家”，可是国民党的统治手段，一方面注定政治警察自身必然贪污腐化，软弱无力，同时，它对人们精神道德的摧毁力之大、腐蚀性之强却更甚于真正的法西斯国家，个中道理我从未看到谁曾给予解释。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主要有两支政治警察，其职能交叉重叠。较大的一支是“军统”，由戴笠主持，直属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保安以及在前线和沦陷区的反共抗日工作；另一支是“中统”，隶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陈氏兄弟所控制，主要负责对付后方的自由派左派和其他有“危险思想”的人。
陈立夫、陈果夫在以蒋委员长为中心的中央集团里是关键人物。陈、蒋两家是世交，前者的父亲陈其美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股政治力量，曾在蒋的事业开始阶段给予赞助，后来，二陈的CC系就成了蒋分化其他派系的得力工具。在国民党内，CC系是最反动、最封建，可能也是最腐败的一个派系。陈立夫比陈果夫的地位更高，他在美国受过教育，后来还参与了法兰克·卜克曼在牛津发起的基督教道德重建运动。
其他较为次要的特务组织中，最活跃的是朱家骅一派，它的权威来自于国民党，职权范围几乎和竞争对手CC系完全一样。此外，小特务网更是多如牛毛，几乎每个重要的文武官员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各省政府也不例外。
1940年前后，包括主要的政治警察在内都害了全国性的通病。戴笠的人在前线利用职权走私，而陈氏兄弟和朱家骅委以重任的人全都是只知溜须拍马的草包。在小特务网里，大家都以图谋私利为主要目标。所有这一切都与国民党的模式自然吻合了起来，原因在于，倘有一个警察组织效率高，它就会强大得使人不安，就得予以吞并、分割、削弱，而此种格局则可避免一家独大，维系平衡。
自然，外国人很难得知特务组织的内幕，但警察逮捕惩处的权力显然是无限的——尽管国民党曾把保障人权写在纸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看，有关他们腐化堕落的传言一点儿也不假。显然，大多数特务都将精力用于谋取私利，有时胡乱非法逮捕，那只是应付上级。真正的日本特务在国统区行动是相对安全的，集中营里满是无辜的年轻人、因幼稚好奇而看了点马克思著作的中学生、被公报私仇的政府小职员，如此等等。太平洋战争期间，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因为国民党有美国撑腰，就更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了。我那些蹲过集中营的自由派中国朋友对我说，和他们一起的囚犯大多案情轻微，只不过沾了点政治边，至多不过是些业余左派而已，其中还有许多学生娃娃。
本性懒惰和投机的各色草包警察所统治的集团，其效果倒是超乎想象的。除了马寅初教授那样意志坚强的少数人，我所认识的那些超脱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国政治人物，或迟或早要么被可怕的反动势力腐蚀扭曲，要么干脆就看破红尘了。特务一旦动起手来就可以目无法纪地蛮干，于是许多人在权力震慑下退出了政治舞台，或遁入宗教，或发国难财，或打麻将牌，或搞金石书画这些“清谈”。还有些人学乖了，光说不做，内部也被分而治之。
要不是由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及时到来，我不知还会在重庆待多久。他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创始人之一，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工合”是一场实验运动，旨在实现分权化的、温和化的社会主义工业组织。艾黎常约有意撰稿的人一道旅行，我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我们约定同赴他下一次的田野调查。这回他要去的地方是陕南的宝鸡，那是一个最大的“工合”中心，在离中苏边界数百英里的公路上。
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对史家只顾大城市里的大事件的写法很不满意。我认为，对闻得到革命气息的现代中国，更有意义的是了解不大引人注目的、更有中国特色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当年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就在想，1789年至1791年的图尔或者第戎是什么样子；我也揣测过1776年的哈特福德和萨凡纳、1919年的鄂木斯克和敖德萨是怎样的光景。在重庆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下定决心，自己主要的研究目标是小村镇，距离首都越远越好。由于国民党情报部门无意协助我离开重庆，艾黎的约请就成了我开溜的最好借口。于是我设法搞到了通行证，并于1月搭上“工合”的卡车，离开重庆去往宝鸡。
在重庆度过的最后几个星期简直像是一场噩梦。冬雾如此浓重，中午的日光也如同清晨微光。泥泞逼仄的街道上拥挤着熙来攘往的人群，家家户户的门窗好像都被人给挤大了。在迷蒙的山雾中，环绕山崖的喧闹之声听得更加清晰了，组织起来的集会游行中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圣诞节是国民党政府的公假日，原因是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委员长是在这一天被释放的。新年也是假日，理由则与西方并无二致。早在抗战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废除了中国旧历新年的一切仪礼，可它却允许按旧风俗庆祝公历新年，以暂时消除战时的疲累和困乏。
我对重庆那最后几天的印象是，人们走上了旅途，却不知何处是终点，这或许正是我目前的困境吧。盛大的节日游行是由各保甲强行安排的，人人表情木然，谁也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他们踉跄地拖着脚步，只在接到指令时才喊口号、挥拳头。人行道上的人们只在出现好玩的东西时才有看热闹的兴致，比方说看到了竹架纸糊的彩色大炮、坦克、飞机。这支队伍的精气神儿和传统出殡仪式的差不多。嘉陵宾馆的除夕晚会上，应孔祥熙的宴请来了一些大使馆人员和外国人代表，黄仁霖走在孔的身后，大家唱着生日歌《他真是个棒小伙》向孔祥熙致敬，这一幕表演也和大街上的游行一样机械无聊。
新年后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我第一次看到了蒋委员长，他的座驾匆匆穿过市区，朝长江边的一处民用建筑驶去，那里开大会的士兵正在泥泞的地上等他去讲话。和往常一样，他坐在黑色车队中的某一辆车里，其他车辆装满随从和警卫。他的车后窗上拉着深蓝色窗帘，据说是为了把金属薄板遮住，好显出他在薄雾中坐镇后座的坚毅形象。当第一辆随从车从大街的车流中疾驰而过时，街中心漫步行走的人赶忙躲上便道。领袖的车过来了，它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跳动自如，活像一只黑色的大美洲豹。这时人们不得不把举过头顶的雨伞拿下护着两腿，以免被溅上从车轮上甩出来的泥巴。
节假日终了时，长江两岸的两个世界都传来了奇异的人声。
在外国人居住的南岸，周末夜晚举行了盛大的合作聚会——自带酒水的晚宴，地点是石油公司的一所大房子。每个带酒来的男人都是男主人，但正式的女主人却只有一个，她负责料理食物，她是个欧洲无国籍的流浪者，给自己起的名字是“爱神”，因为在外国人的圈子里，男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女人，这名字是对这种情况和她本人的一种愉快的称赞。你要叫她“格鲁莎”也行。格鲁莎料理事务的能力和她讲的英语一样糟糕。当客人们带着大量酒水到齐时，常常发现这里除了花生米之外别无其他食物可用，而格鲁莎当女主人的兴致却非常之高。她郑重其事地摆开架式，等在楼梯下面，客人一来，就用蹩脚的英语寒暄道：“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希望你们喜欢吃我们这儿的自助式晚餐。”尔后，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一些客人从楼上往下一桶一桶地泼水，地毯都湿透了。仆人走进来告诉她，那位墨西哥绅士一头倒在花园里了，而她只是毫不在意地稍加责备而已。
一个星期六的夜间，很晚了，格鲁莎像醉鬼似的冲了进来，穿过大厅里的嘈杂之声和乌烟瘴气，她的一只胳膊绑上了绷带，因为上周末有张桌子被人推倒在她身上了，此刻她正在找那个新相好，那人已察觉到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超乎预想。在前半夜，他从卫生间里找到了一辆儿童车，就用那辆儿童车把她推着在寝室里转，可现在他不见了。
“阿尔伯特！他在哪儿？”格鲁莎叫着。
在通向顶楼的阶梯上发出了快步疾跑之声，有块衣襟一闪而过。
“啊哈！”她自己回答说，“他上楼去了。”然后就咯咯笑着追了上去，消逝在夜色朦胧之中。此处，江上漂来的雾气缕缕上升，正在结成滴滴水珠。
市区内，大批被招来参加爱国集会的人群面对主席台前用树枝搭成、用纸花装点的矮墙温顺地站着。主席台上，把中华神州的未来驱入黑暗的人们在挥汗高呼着应时当令的口号：“领袖有领导百姓之德，百姓有服从领袖之责。”
在南岸，那些把重庆的情况向世界各地报道的外国人却另有一种兴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周末晚会正在进行，高级外交官正在神气活现地按礼仪入场，格鲁莎露面了。她的另一个相好伯布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椅子里坐着。正当房间静下来准备接受女主人的迎接时，她却喊了一声：“哎呀！伯布！”同时歪身用一只胳膊夹住伯布的脑袋，把他搂到近前，“你才是我心上的好人！我要把你按在屁股底下。”
离他俩很近的人后来透露，他们看见她腋下有张发狂的嘴巴伸出来嘟囔着：“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把我抱进怀里去吧！抱吧！抱吧！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