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丨驱车北上
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人们只要行驶在公路上，就可以从容不迫地驱车在当天完成相当于从重庆至宝鸡的旅程。重庆的纬度和新奥尔良差不多，而在它北面的宝鸡则相当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重庆、宝鸡两地的直线距离为350英里左右，对美国人来说，这段路程实在不长，开车和朋友度假或者周末去大城市里逛逛街，也就是这样了。
可我乘“工合”的卡车从重庆到宝鸡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除了车子本身不行，主要是由于盘山公路泥泞狭窄，通行条件很差，而这却是战时首都通往北方各省和前线的唯一公路。它的许多山坡都那么陡峭，以致车子只能停停走走。有的拐角又太小，不倒车就转不过弯去。况且，此路并不从重庆直达宝鸡，而是先朝西绕道200英里，到达成都后再转向北方，因此，全程就有1000英里上下了。
重庆与宝鸡之间，气候差别之大也使人感到距离特别遥远，仿佛隔着上千英里。抵达宝鸡前的最后一段路在秦岭上绕了几个“之”字形。秦岭是从青藏高原的“靴尖”向东部延伸出来的一颗“马刺”，同时是四川盆地的北部边缘。秦岭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海拔高达五六千英尺，一南一北，泾渭分明。重庆附近气候潮湿，不知霜冻，富饶的山谷中，椰树与橘树繁茂，群山上的灌木丛里，猴子和灵猫群集。而在宝鸡，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冷风有时会把气温降至零度，疏疏落落生长在半沙漠地带的陕西大地上的树木品种也典型地反映了高原气候——都是些冷松、杨柳、橡树、桦树之类。光秃秃的群山中，夜间还能听见狼嚎呢！
1月的清晨，天色尚未破晓我离开了重庆，和10多位“工合”旅客一起乘上卡车，叮当作响地穿过了遭受空袭的郊区。路旁，泥巴和竹子搭起来的临时房屋有办公室、宿舍和商店，人们就在那里工作、生活。我们把行李搬上汽车，在上面拍拍打打，码成几行鸟巢或狐狸洞似的睡觉小窝。
我的小窝旁边有位老先生，他具有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不修边幅的特征，衣服破破烂烂，好像一个扣子也没有，都是用别针或五颜六色的绳子系在一起的。他手持一根多节手杖，原来是支笛子。有人告诉我，他是上海一家大买办的子弟。旅途中，他给我详详细细地讲了在欧洲的30年游学时光。他什么时候想学，就什么时候学；想在哪儿学，就在哪儿学；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他是一位无所不通又一无所精的杂家，从拉辛到会计都略知一二。当他听说我要到宝鸡时，就殷切地建议我去西岳华山一趟，还说：“我们可以像大诗人一样，乘白驹而登紫阶。”
在路旁小店投宿时，我和他同屋。翌日破晓，一觉醒来，他已穿好衣服，正用一把设计巧妙的日本指甲剪在烛光下修眉。他提醒我，卡车还有5分钟就要开车了。当我手忙脚乱地穿戴好爬上车时，这位漂泊异乡的学者已经躺进了窝里，用黑白方格的围脖把自己的脑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只有满布皱纹的鼻子露在外面。他撩开一块布，开始了新的一天的谈话，主题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无知，他建议欧美各图书馆收入中国的史籍。对此，我当然赞同。不过，假如他的提议当真实现了，他依然不会满意。他还说应该想个办法，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讲中国的书。当卡车歪歪斜斜地穿过迷雾和稻田的时候，他沉思着，最后脱口叫道：“对，把那些书放在宝塔形的粉红色书架上就行了。”
卡车之前穿过一片小松林疾驶上山时，路旁出现了一个飞檐翘角、红白两色的漂亮木塔，这就是老先生书架点子的来源吧。早饭前的清晨又湿又冷，可是拿老人家的幻想和重庆那些冗长的政治闲谈比一比，倒觉得有了一丝愉快的气息。第三天，路易·艾黎在成都上车后，我这才晓得，这位老先生的怪癖依然是政治性的。
路易说，早年间这位流浪的学者曾是个活跃的国民党员，那是上海政变以前的事了。当时，北洋军阀和外国列强都把国民党的活动看成过激行为，对其党员严加搜捕监禁，有时甚至会处决。在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前，那位老先生曾甘冒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对宦海逐鹿全非行家里手，他很快便失去了特权阶级的地位。
抗战开始后，他仍未能如愿地在政府中从事爱国工作，只得单枪匹马，以私人身份协助伤员向大后方转移。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后，又来到内地，在“工合”或红十字会等民间团体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做些杂事。他时常去战地医院当志愿勤务兵，为伤员烧开水，给文盲代书信件。但是，抗战初期那种热火朝天的局面逐渐消逝了，他的兴趣也就逐渐转向笛子、神话、彩云和昆虫羽翼了。
路易别有一种风格，与老先生一样不同凡响。他身材不算高大，但长着一副宽肩膀，一个鹰钩鼻子，轮廓粗粝，给人一种魁伟的感觉。当他坐下来时，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当他爬上车，躺在一堆箱子、行李卷和其他杂物上面，用毛毡把自己裹起来的时候，迎风露出的那张脸简直有预言家的风采。他没留胡子，头发是红色的。
路易不喜欢谈来中国以前的经历，我只知道他出生于新西兰，取名于一位他父亲所敬重的毛利族酋长的名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负过伤。几年后来到上海，在工部局一个管理国际港区的机构工作，从工业部逐步升迁到工厂总督察之职，任务是检查工厂，不得有火灾隐患或其他有碍卫生、危及附近地区之处。为此，他不可避免地就目睹了厂内操纵机器的工人们那种奴隶般的生活。由于职业的原因，他和大多数上海的外国人不一样。他没心思在夜总会和俱乐部中过灯红酒绿的生活，也没结过婚。和一般时髦的单身汉不一样，他也没有把钱花在赛马和水上豪宅上。他收养了两个男孩，他们都是灾荒中的孤儿，他还把自己的积蓄用来做慈善事业，建大图书馆，收集各种书籍，特别是有关中国劳工和经济问题的书籍。每逢假期，他就去内地旅行，有时主动做些救济工作。
日本占领上海不久，他的两个养子都参加抗战去了，把他孤零零地留在舒适的住宅里。当斯诺夫妇刚开始与少数中外人士议论筹建“工合”的时候，路易·艾黎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了。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图书馆和其他一切，把大部分积蓄献给了“工合”作为基金，并于1938年随他的一个养子来到汉口。为解燃眉之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协助他获得了国民党的批文。当时统一战线尚未被彻底破坏，政府答应每年给“工合”一定数额的补助，以弥补战时损失的工业生产。此外，在英美本土和香港等其他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地区也建立了许多委员会为“工合”筹集资金。
在中国，“工合”这样的运动唯有走向大众才有成功的希望，路易·艾黎也从不夸大个人尤其是作为外国人的作用，这是很少见的。尽管如此，大家都承认他是筹建“工合”最积极的那个人。在以后的日常工作中，他所做出的努力也比任何外国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多。
在“工合”开始的头四五年中，他是一名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除了为募款而一年一度去香港——还有一次去新加坡——他的时间差不多都花在了崎岖陡峭的西部山路上。他在有“工合”组织的地方停留的时间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周。从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看来，在我所认识的外国人里，他的生活方式是最中国化的。他不像多数外国学者那样聚集在恬静的湖边埋首书卷，而是愿意活跃于中国的汹涌波涛之中，更不像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样，用“西方习惯”和“舒适生活”把自己孤立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咖啡。他的咖啡从来不断，都是国外友人寄过来的。由于能和中国同事们平等相处，他身为外国人反而有一点便利。每逢“工合”内不同国籍的人之间有点小分歧的时候，他们总愿意对路易·艾黎坦诚相告，反而不愿和本国人谈。
在我离开重庆之前，听说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和反动，路易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一伙和孔祥熙亲善的美国传教士和某些顽固派上下其手，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对他打击中伤，阴谋把他以及他的自由派同事赶出“工合”。有些传教士乐于从事这种阴谋，是因为“工合”不仅有声望，而且在国外还有很强的募款能力。国民党也乐于这么干，因为他们已把自由派执掌的“工合”视为危及现状的因素，并为此感到不安。那些传教士的打算是把“工合”转变成救济机构和政治门面，把钱变成食品、衣物发给穷人。可是路易和支持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却坚持把国外的捐款用来兴办社会教育事业，特别是技工培训，这样“工合”的活动就不会局限在无法自立、靠救济金过活的手工业者上，而是能转变成为一项能够独立发展并繁荣起来的运动。批评路易的人率直地称他为新“帝国主义分子”，因为他要从事的改革并不是由国民党发动的。他们推论说，他会像19世纪的商业冒险家一样招人讨厌。
我从来想不出这些批评者们会怎样解释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合理性，作为传教士，他们传布的宗教也并非国民党所发明的。如果按他们的定义，假如承认谁做了未经国民党赞许的事，谁就是“帝国主义分子”，那么路易就确实是“帝国主义分子”。
具体事例有二，均发生于我们这次同行北上的旅途之中。
有一天，在我们车旁路经一队士兵，他们筋疲力尽地行进着，有个小军官正在用枪柄揍一个士兵，那士兵骨瘦如柴，是因病弱不堪而掉队的。路易把车停下，跳了下去，赶开小军官，并用中文臭骂了军官一顿。我相信，起码在那一天，这个小军官再也不敢体罚士兵了。
走了一程，卡车来到一个村子，便停在那儿上水。路旁一列应征入伍的壮丁正在休息，路易就和他们聊了起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壮丁都被像奴隶似的用绳子捆在一起。有个男孩，看去不过十三四岁，竟设法挣脱了绳套，他求路易帮他逃跑，这时押壮丁的武装警卫正在公路另一边的茶馆里喝茶，没注意这边发生的事情。开车时，路易坐在邻近壮丁的车厢边缘上，把一支腿耷拉在车外。那孩子应他的召唤，跑将过来，一纵身趴到了车厢边上。直到完全出了村，路易才把那孩子留在田地里，好让他平安回家。
从成都出发的第一天，我们穿过了阴云遮盖的田野。水田都还没有插秧，因此田里大半是水。路旁，收过甘蔗的地里有些白鹭正在漫步，一见大卡车过来就踏步跃起，展翅飞翔了。离开成都的第一天，我们穿过这片乌云密布、翠绿中带着沉闷的区域。远处灰色的山脉连在一起，像是一排沉睡的动物。路边，蜂巢状的制糖厂冒出两缕烟雾和蒸汽，一缕黑色，另一缕纯白。卡车靠近的时候，白鹭从糖厂中间空地里的坟墓中飞了出来。
翌日清晨，天空显出迷蒙的蓝色。一条条清澈碧绿的激流咆哮着，把白色圆石块从迂回曲折的河床中滚滚冲下。山顶虽有霜冻，但在既见阳光又能避风的山谷中，棕榈树和其他常绿植物却依然闪耀着露珠，如同亚热带树木一样茂密。公路延伸到了山顶，整个世界沉入绿色条带的海洋。北方蓝色的山脉自地平线凸起，像一排模糊不清的盒子。长颈水鸟飞过头顶，黑白两色的鸭子在激流中的石头上蹭着屁股。公路旁出现了两排古柏，树荫下是从成都通往西安的古代石铺栈道。历史上，无数大军曾行进在这条古栈道上。山顶的黑松林中有的是神龛佛像，红白两色的巨大庙宇却已坍塌倾倒了。正史和传说中都有记载，这一带从三国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的战场。
从成都出发快走完第二天的旅程时，我们来到了嘉陵江北岸的广元，北国就在眼前了。当卡车来到南岸时，一些农民正在路旁的水田中耕作。他们用水牛拉犁，这是从此地直到印度支那普遍采用的耕作方式。氤氲的夕阳余晖中，秧苗在秧床中闪闪发亮，现出一派翠绿的夏季景色，了无半点瑕疵。这景色在我们身后那大半个中国的水稻种植区是到处可见的。稻田旁，宽阔的嘉陵江迂回着向东南延伸通往重庆，江中挤满了帆船和舢板，它们是河湖纵横的南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可是，嘉陵江北岸却又到处是骆驼，在干旱的北方，骆驼就相当于南方的船只。戴皮帽的北方人和缠头巾的南方人把货物在船舱和驼背之间往返搬运。由北向南运的是皮毛，由南向北运的是大米、食盐和调味品。在骆驼队的上边，广元的无数房顶杂乱无章，显出一片灰色的北方景象。在城外，秦岭山脉脚下的山丘是光秃秃的，山丘上散布着红色的条带。那里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雪了。
去广元的路上，沿途地里农民很多。我感觉我们的卡车从来没有远离过人声，在水田里，在那些被村子、灌木丛围起来的岛上，到处是繁忙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工种繁多，节奏奇特。这一切使他们看上去像是以美丽山丘为背景翩翩起舞的演员。在山坡上，有个缠足妇女背着一堆高高的树叶，迈着小碎步前仰后合地往坡下走，面部毫无表情。丛林中，有块大石头上面还压着另外一块，有3个孩子郑重其事地各用一根棍子推着最上面那一块石头团团转，好像在进行一种什么纪念仪式。路旁，苦力们肩上的扁担上下起伏，和他们的步伐节奏一致，简直像是在跳华尔兹。一群群人用绳索把大石头高高抛起，在路面上砸坑，那样子看上去更像是表演而非工作。
这一切都使人大开眼界，但我原有的一种想法却被彻底打破了：这些人物是专供西方人欣赏品评的芭蕾舞剧演员。任何与路易同行的人都无法保留这种想法。虽然他的领域是工业，但他早已看透：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他多年在农村和城镇从事“工合”工作，使他获得了这方面的直接感性认识。对于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一切，他都带着尖锐的讽刺意味向我解说，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理解了表面现象背后的核心问题。倘若让我自己摸索，那真得花上好几个月工夫呢！
原来，那些有节奏地挑东西的人是在士兵看管下运土的，是强征来的筑路民夫。筐里的土是从他们的田里铲起来铺路的，都是珍贵之至的表层肥土。他们如此出工出料，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相应的报酬，丛林中的3个孩子是在磨面粉，那是供城里做糕点用的上等面粉而非自己食用。从他们破烂的穿着看，他们大概从没尝到过那些糕点的滋味。在山坡上一步三摇的小脚女人背的东西远远超过她自己体力的负荷。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前色彩鲜明的年画、香烛都是为了用来迎接旧历新年的。这些在重庆之外到处可见，表明人们依然想用迷信来应对无法理解的灾祸。殊不知迷信徒费资材，却毫无效用啊！在公共建筑上刷的战时大字标语中，常见的字眼是要人民服从，而不是鼓励全民奋起抗战，“服从领袖，复兴中国”、“听领袖的话”、“学习三民主义”，如此等等。
路旁出现的奇异民俗很快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更显眼的是人们因劳累过度而长满结节的四肢。他们的手、脚、腕部因营养不良而消瘦干瘪，头发干枯，两眼流露出病态的光芒，就连大地的美丽景色也被人间的苦难玷污了。奇形怪状的树干上斑斑点点，看上去像是在一根棍子上喷了粉末。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代代农民到处找柴烧，树的下半截的枝条早被人砍光了。石子铺路的大道旁，庄严的柏树也露着粉红色的伤痕，因为陷于冻馁的人们最近不仅剥光了树皮，还砍光了枝条。点缀这异乡景色的有时是在丛林中漫步的、好像在冥想的金鸡，但更为常见的却是士兵们的死尸，它们被抛弃在冰冷的河水里，仰面朝天，凄苦异常，任由涡流漫过腰身和肩头。
在离开成都后的第三天，卡车在广元城外进入了嘉陵江边的一个峡谷中，两边陡峭的山崖直垂江底，陷入大堆礁石之中，江水清澈透明，石块和岸上石壁一样历历可数。公路下，帆船和舢板在风平浪静的江面上航行，犹如在一块薄薄的绿色镜面上滑动。峡谷顶部的公路对岸耸立着一座亭子，据说苏东坡等一些古代诗人都曾到此汲取灵感。卡车停了下来，司机在用小棍子拨弄发动机。公路这边的山坡上有间陋屋，我们这些乘客就到那儿去找茶水或白开水。
房屋里面住着一对砍柴夫妇，他们卖的东西除了凉水，什么都没有。他们自己除了逢年过节，从不喝开水，即使在过节时也买不起茶叶。乘客们纷纷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回到卡车里，只有路易留下来和夫妇聊了一阵。说是砍柴，其实根本就是割草，因为这一带山上的树木早就被人砍光了，这是砍柴夫妇自己说的。他们还说，他们种着山坡上的一小块地，却只能卖柴薪勉强度日。他们家从无隔宿粮，如果不能在城里卖掉柴薪买点粥，那么夫妻俩从一清早起就得挨饿。他们每年要交3块大洋的税，可他们要是不在山沟沟里种点玉米、豆子，就交不了这笔钱。这块山沟地不属于他们，所以只能偷着去种。他们说3个儿子都因“病”去世了，于是日子就比儿子还活着的时候更难过了。他们不止一次地诉说着年老无子的苦处。他们没听说过苏东坡，说实在的，他们连什么叫诗人都不懂。
在那天其余的时间里，我们又越过了许多崇山峻岭，大部分都只见岩石而不见树木，峡谷逐渐减少了。路易指给我看有多少良田被辟为坟地。即使在开阔的平地，那些坟地竟也在横七竖八地分割着农田。在靠近城镇和大村子的地方，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数以顷计的上好耕地都只埋死人，而不种活人吃的粮食。
路易说，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上等良田都被坟地占去了。路易满怀心事地注视着我们路过的片片坟堆，新坟上还装点了一些枝杆和彩色纸条。最后，他把手一抓用坚定的声调地说，要是他当了皇帝，就要把僧人道士、巫婆神汉、风水先生全都捉来，并且警告人们，坟地只能建在山里，而且四周要种上树，否则一律杀头。路易还喘着粗气补充说，这么一来，林木锐减的问题可能也就解决了。
在离开成都的第四天，我们进入陕西，跨过了秦岭山脉，我们在山脉南侧就已感到了严寒。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落在棕榈树荫中的岩石缝里，结成了小冰碴。棕榈树本是南方植物，从此再往北就见不到了。现在，它的叶子竟也镶上了白边，显得很不协调。看来，在气候分界线上，一股来自北方高空的冰冷空气一定和南方升起的湿云搅在了一起。山顶没有人耕种，但植被茂密，这似乎是在提醒着路易：这里看似荒无人烟，其实本来是可以很有生机的。有一次他路过这里，见到一辆损坏了的卡车抛在那儿，发动机已被本地山区农民偷走，只剩下了底盘。路易派了一辆“工合”卡车前往救援，没想到，到那儿时底盘也不见了。
过了分界线，云雾就逐渐稀薄了。我们的卡车沿北坡缓缓行进。田野上的风很大，树上的叶子已完全脱落，其色彩和气候一样，都与遥远的南方峡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峡谷的厚厚云层中往往显出一种浅淡的绿色。
蔚蓝色的天空下，北方的黄土山丘连绵不断，犹如橙黄波浪起伏，边缘上有红、紫、黄各种颜色。在荒无人烟的山谷底部，白色沙石上成行地长着银羽样的速生树木，天空正中并无半点云雾。饱满的太阳发出暖和的光芒，这是在重庆从去年11月以来未曾见过的。强光在沙土上形成的暖流满溢在无风的山谷中。在来自宝鸡的公路上，有一列装有汽车轮子的马车队迎面而来。这些橡胶轮胎可能是从“无路区”中被抛弃了的卡车上捡来的；也可能是因为日本人禁止中国人使用机动车，于是不得不把卡车拆毁，改装成马车。它们运载的是送去南方的皮毛和原油。当车把式催着骡马加劲爬坡时，长长的鞭梢甩出来的清脆响声在这块颤动着的红土大地上恰好成了最恰如其分的乐音。
路易谈到了马车的刹车，就是压在橡胶轮胎表面上的木块。他说，这种刹车法可能是几百年前发明的，原本是给铁皮瓦圈轮子使用的，现在用在橡胶上，对轮胎损害很大，不仅浪费，而且一旦坏了还没法替换。他有些失望地说，这是他在“工合”经常碰到的问题之一。他有时会引进一种西式的方法或设计，可没过多久，就会发现有某种他从未想到的、还来不及宣布禁止的古老习惯已偷偷地溜进来搞破坏了。他言语之间的情绪显得有些低落，但在卡车下次停车时，他却拿起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吹着口哨，开始设计用木材做原料的刹车了。他的办法是让刹车皮与轮子的里缘而不是外缘摩擦。
战争后期，当外国记者不被限制从重庆飞往中国共产党边区延安后，他们回来时常常做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国民党就辩解说，延安和重庆在天时、地理、人口上的差别太大了，在延安，干旱的沙漠气候让最贫穷的人也显得红光满面，而重庆的大雾则会使蒋委员长本人也看起来面有菜色，这种差别本来与政治无关，只是外国人太天真了，受了骗，从中得出了政治性的结论。我从未到过延安，但根据我的记忆，自从离开四川的乌烟瘴气，来到北方的阳光之下时，我就体会到，尽管同是国统区，但秦岭两侧的气候、地理、人口上的差别却非常大，可见国民党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从秦岭分界线下山，阳光之中，任何事物看起来都很美好，好像路易回到北方也感到很高兴，他怡然自得地继续着他那尖锐、辛辣的解说。农舍好像比四川那边陈旧一些，但人的块头却较为高大，面色也较为健康。我们的卡车所过之处，人们都笑呵呵地招手示意。村中的道路都已为迎接旧历新年打扫干净了。在大站双石铺，还有些刚粉刷过的建筑物和新开张的繁忙店铺。屋顶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看来颇为亮丽。在一堵高墙后面有个合唱队，队员都是些青年。我后来得知，本村有个专为官员子弟兴办的私立学校，那些青年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当时他们正在唱国民党的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他们的发音不错，唱的时候满怀热情。
从成都出发，一路上路易在我耳边叨念个没完的就是他的那个“工合”，好像那就是未来的极乐国度。可是，一到双石铺，我们就遇到了阴霾。路易和我原是打算在这儿住下来的，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把自己仅存的几百美元积蓄寄给了双石铺“工合”，要求他们给他盖间房子。他在其他国家并没有“家”，对于这个他经常路过的“工合”中心，他所有的要求不过是一间带壁炉的单间宿舍。一路上，他曾对我吹嘘说，他已是一家之主了，有一个有暖炉的家了。他的要求真是低极了，正如我这个以漂泊为生的人，只消有根手杖就行一样。可是到了双石铺后，我们在“工合”招待所待了两小时，在尴尬的笑声中，真相逐渐显露出来了：他的房屋尚未着手兴建，因为当地“工合”负责人断定，单间对外国朋友的尊严是非常不适当的，于是就用公款给他盖了一座有6个房间的宅子，后来又觉得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多房，就把大部分房间分割成几份，由他们自己分掉了。再后来又得知，艾黎先生并不喜欢群居，于是就又计划重建住房了，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行，况且艾黎的钱已经混在这6间房之内了，那就还得动用“工合”公款。看来路易此行是不会有暖炉房子了。可是，对他这么个乐天派来说，这点不便也不是什么事儿，双方笑了笑，我们爬上卡车告别，去翻越去往宝鸡的最后一道山岭。
宝鸡县地处秦岭脚下，靠近河西走廊东端。河西走廊西起高原，东过黄河继续向前，与华北沿海大平原相接，乍看起来是战时中国最好的地方了。尽管陇海路正在向西部山区延伸，而且从沿海“无人区”抢运了大批铁轨、枕木，但宝鸡仍是国统区在北方内地的唯一一处铁路枢纽。机车在车场内调动的样子有些可笑，它们呼啸鸣笛，喷出缕缕蒸汽，这是出川旅客遇到的第一个扣人心弦的信号：他们已从孤立的四川走进了另一个具有正常工商业和战时生活的世界。
宝鸡县地域狭长，旧城西端，位于结了冰的渭水和寸草不生的悬崖之间。旧城四周是古代的城墙，城内有若干破败的庙宇和衙门，还有上万个本地人住在里面，他们全都蓬头垢面。从火车站往东是新城，有现代马路，路旁有商店、住宅和工厂，是七八万难民的立足之所。主干路周围比重庆更加城市化，有碎石马路和铺了砖的人行道，路旁还有新栽的行道树和新盖的房子。这儿很少遭受轰炸，银行和大商店甚至还装有大块玻璃窗呢！我们的卡车在黄昏时刻开着大灯进城，光线耀眼。相形之下，县城的灯光就显得很微弱了。
但宝鸡之所以值得羡慕，不仅在于它拥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其实在这方面，它连某些美国小镇都比不上，更在于这个流亡者的城市是在武汉沦陷前后几个月的沉重压力下兴建起来的，这才是它真正值得骄傲的地方。1938年夏，它是从注定沦陷的临时首都武汉可直达的最西边的火车站。千万户人家、整个的工厂、学校、政府机关源源不断地搬迁过来。那年10月，汉口沦陷之际，旧宝鸡城墙和铁路附近的平原上人山人海，到处是牲畜、帐篷、茅屋，到处是装有商品、机器的箱子。当冬季寒风从陡峭的悬崖之间吹来之际，日本人在本年度的进攻行动有望接近尾声，于是，建设开始了。
路易·艾黎以及和他交往的中外人士在汉口创建“工合”时，他们看出来宝鸡的地理位置会使它成为抗战重镇，就动用了第一笔基金来发展这个地区，这笔基金中有国民党政府拨给的500万元法币。在大规模内迁之前，他们从汉口派了一批“工合”指导员到宝鸡。他们还与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进行磋商，在危急存亡的日子里，3人都给“工合”做了一些有利的安排。另外，新任宝鸡县长是一个年轻人，对“工合”持友好态度。于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迅速在宝鸡成立了，第二个月份就又建成了好几十个。当时，已有许多饥寒交迫的难民涌入了宝鸡。
新县长尽管忙于兴建宽广的公路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可还有意愿和余力来保护“工合”，使之不受少数将其视为激进运动的政客和厂主干扰。也许“工合”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一小撮人从私利考虑，也想先弄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动向再做打算。在此期间，他们愿意把生意让给任何傻瓜。等我到了宝鸡的时候，那一带已有70多个工合组织，工人有5000多名。他们纺织棉毛布匹，制造皮革和皮鞋等皮制品。另外，还打绳子、做肥皂、烧炭，制造其他多种商品。服务行业则有木匠合作社、铁匠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宝鸡的“工合”联社有个供销处专司批发商品，在宝鸡的主干道上则设有零售商店若干。联社还为社员子弟办了一座小学，并为成人开办了多所夜校和一家卫生所。它还开设了一个银行和一个消费合作社，社员能够用批发价买到“工合”外出产的商品。
在从成都来宝鸡的卡车上，我得知“工合”的计划说起来极为简单：每当“工合”总部的指导员来到一地，他们就会调查研究一番，看哪里有由战争造成的失业，哪里有未经满足的市场，哪里有可资利用的原料，然后，他们就办企业来填补空白，并在“工合”成员中筹集尽可能多的资金，不足部分由“工合”总会借贷，倘有可能还会向国有或地方银行贷款。一旦有了足够数目的基层合作社，就成立联社，经营批发或其他服务性业务。联社每年能得到一部分政府资助，更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海外救济款，余款由“工合”自筹。
每个基层“工合”需有7名以上成员，每一成员至少要投一份股金。只有“工合”成员有权入股，每人持股比例最多为四分之一。工资与工时由全体会议表决确定。无论持股比例大小，每人只有一票表决权。日常工作由普选负责人担负。合作社要经常召开评议会制订计划，解决问题。任何成员或负责人倘有失职、欺骗或其他“反合作”行为，都必须由多数表决开除。社员需要住在一起的情况是常有的，于是就要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宿舍和食堂。委员会的成员有的有补贴，有的没有。
工资和利润分配完全由社员在年底投票决定，但指导员会劝告社员将五分之一的利润上交，其中一半用来改善本社成员的卫生和其他生活条件，另一半上交联社作为运营资金；其余五分之四的利润则全由社员分配。
在我抵达宝鸡的第一个晚上，“工合”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被安顿在“工合”区办事处主任卢广绵家中。卢家在宝鸡城区的尽头。我们走过满地是垃圾纸屑的街道，路过装潢艳俗的店铺，然后就进入了这样一个环境：墙壁粉刷得雪白，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用具朴素而引人注目。这一切使人像走进充满进口家具的教会和港口一样吃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里并无任何进口货，连新式的建筑格局也是本土设计的。
第二天，我随路易视察了10多个“工合”基层单位，得到了同样深刻的印象。我们所到之处都很整洁有序。社员们可能事先知道他要来，所以早有准备，但不可能一切都是做给他看的。因为无论是在一列窑洞、一座破庙还是在一组席棚里，凡有“工合”标记之处都洋溢着精气神，和肮脏的本地居民、冻馁的穷苦难民、浮夸的富裕流亡者的聚居区都截然不同，这是一种低调而忙碌的工业气氛。人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小心谨慎、方向明确、一丝不苟。总之，要给这种精神下个定义可不那么容易，尽管它就像“工合”徽章一样引人注目。徽章是由艾黎亲自设计的。他把基督教青年会的三角形标志和汉字“工合”融合在一起。所谓“工合”，就是“一起工作”的意思。
“工合”的机器大部分是家庭作坊木器，或由前方托运来的金属制品，其中有些配上了木质部件，经过上油打磨，看来和刚进口的新机器设备一样。厂房和生活区都粉刷、打扫得一尘不染。老建筑经过改造后，阳光和通风条件都改善了。车间有指导员贴出的标语和图表，还有社员悬挂的趣味装饰画。宿舍里，每张床边的各种卫生盥洗用具都摆得整整齐齐。在这里，不讲个人卫生是一种“非合作行为”，是可以在评议会上批评的。社员身穿简单的棉制服，这本身就是新气象。人们微笑着，信心十足，还有些羞怯地流露出一点骄傲的神情。很明显，他们正在建设一种与渝宝路上所见的贫困状况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在“工合”商店里摆着质地良好的手工产品，这些产品对“工合”运动的解说比路易和指导员们的讲话、图表更有效。
到宝鸡后的第二个或第三个晚上，我对“工合”的热情达到了高潮。当时，联社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欢迎路易的群众大会，地点是在“工合”西北办事处的大礼堂，以前那是一所地主家的房子。原本雕花的阴暗天花板被粉刷成了白色，墙上的画与工厂环境相得益彰。会议节目由卢广绵等指导员的简短讲话开始，但主角却是路易，他在正式讲话之前往往要先讲几个小故事作为开场白，可是还没等他开口，听众就先笑了，从这笑声中可以听出，大多数听众听过他的讲话，而且每当他来宝鸡时，大家都想听他讲话。我知道，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反应。他对我说过，中国人对外国人是有疑心的，要想相处融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显得滑稽可笑，就像跛子或畸形人为了消除歧视，也会专门提起自己的生理缺陷一样。他讲了几件事，主题是鼻子太大和一头红发带来的麻烦。然后，路易言归正传，讲到有关“工合”的意见。他从成都启程后，一路上跟我大致说过：
在数以千计的农村市场中，无论挑出哪一个，都可以说明中国工业化的性质。衣服、鞋子、家具、农具的主顾都是农民。这些货物绝大部分来自老式手工作坊，与几百年前一个样子，生产过程也是陈旧的手工劳动。现代工业品很少，因为机制品需要厂主投入大量资本，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于是产品价格就必得比手工产品贵些，销路便打不开。农民们只买得起最廉价的产品啊！人口过剩和贫困使手工劳动的成本低得可怕！
大一些的城市有部分店铺出售简单的日用工业品，特别是布匹，即使在货物必须从沦陷区走私的战争期间，也都照常销售。这些货物和任何西方国家的工农大众——人口的大多数——所使用的货物相比，在一般价格和质量上都别无二致，但在中国内地却只能为少数中上等人家所享用。况且，在任何省会所出售的工业产品中，都有一部分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或稀罕玩意儿，诸如米老鼠梳妆镜、暖水瓶、酒杯、高耸的卧房用灯、船形或屋形的幻术钟，还有各种化妆品。总之，这些出售工业品的商店都是为少数富有的中国人服务的，他们为享乐和排场而购买的西式货和为实用购买的物品一样多。
看看这些店铺就能明白，现代工业只在中国的外缘触及了一点表面。它摧毁了古老农村经济的平衡，可并未产生一种新的工业化经济。现代化工业十有八九，剩下的一成在其他少数沿海城市。把这些工业都加在一起也抵不过比利时这样的欧美小国。
只要中国人的购买力还不足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工业品，就无法像西方那样在中国展开一场产业革命。“工合”道路的合理性就在这里。随着小企业工人开展集体所有和利润分享，他们的购买力会提高，企业也会壮大。“工合”发展起来也会给自己的产品形成市场。“工合”制造的都是日用必需品，价格也是普通人消费得起的。由于“工合”总是从很小的工业开始，第一步总是用手工生产，因此就没有必须定高价的压力。
“工合”还会触及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的贫困。有了工人和雇主的双重身份，他们可以自行安排任务和工时。农村中可以组成半日制和季节性的合作社，利用冬季农闲和其他农闲空隙来增收。目前，只有少数自愿建立半日制“工合”的织工、铁匠、陶工能筹得初始资金。至于劳力资源，只要有七八名农民愿意拿出全部的剩余时间来，就肯定是可以建成一个“工合”的。
“工合”是作为抗战爱国运动而兴起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这样一场长期战争中，经济问题一直非常严峻。如果想打胜这场战争，那么，未沦陷区的生活就应该比沦陷区更好。对此，“工合”的产品和它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如果“工合”能在战争结束前获得成功——它是可能在战争胜利前建立起遍及全国的繁荣工业网络的——那它便能对战后事业产生影响，私营业主再也不能像战前那样对待工人了，沿海的工厂主在战前是把工人看成半奴隶的。“工合”还会防止沿海工业重新沦为国家边缘的点缀，让中国不至于回到欧美工业品倾销市场的地位。
然而，“工合”最有益处的地方是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国要走民主道路，这是政府和民众所宣示的共同意愿。“工合”的道路恰好就是民主预备的最好办法。只有在社员们具有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感时，“工合”才能成功，民主才能成功。
在中国，贫困使得上述国民特征难以成长；若是经济上的安全感有所巩固，则可以较顺利地发展。就这点意义说，“工合”也可以发挥引路的作用。每个“工合”社员不仅可以通过这个合作的、民主的组织改善自身生活，而且会感到自己是在为国家的未来而工作。
尽管宝鸡的“工合”社员已多少次听过这篇报告，但他们还是扬起了脸，表情就像刚刚发现阁楼上的旧书竟是莎士比亚剧作初版一样。路易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就座了。人们开始传递茶和花生、瓜子，今晚接下来是自主报名的文艺演出。
这儿的一切显示了一个新世界，或至少是个新团体的面貌。我所指的不仅是那些洁净健康的面容，朴素大方的衣服，这二者，你在普通的中国大街上也能找到，只不过没有这座礼堂那么多、那么集中罢了。“工合”的特点主要在于自信乐天的神情和家人般的团结和亲热，这种感情感染着台上的业余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也感染着一般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受过较多教育的上层人员，如指导员、管理员、会计员等也受到了感染。显然，人们不仅珍视这里的一切，更有新鲜、稀罕之感。当表演者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从舞台上蹦上蹦下时，那兴高采烈的劲儿更显得他们天真憨厚，他们是自信而不是自傲，是亲热而不是起哄。此情此景，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见过。国民党会议的特点是冷冰和礼数。在我的记忆中，可与这里的“工合”晚会相比的，只有我童年时代参加的童子军晚会。
唱歌和其他节目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一位青年指导员表演了口技，模仿了农民打场、空袭警报和一辆烧炭的卡车在山路上出故障等各种常见声音。一小队“工合”幼儿园的小女孩上台表演了她们自编的“日本歌曲”，其实只有些“叽里咕噜”的声音，像只拨快了的钟表。观众中发出了阵阵整齐的呼喊，要求几位来自纺织合作社的缠足妇女“来一个”。她们凑在一起叽咕了一阵，那神态比幼儿园的女童还天真。后来，她们登台演唱了一曲《小放牛》，讲的是放牛娃与过路天女嬉戏的民间传说。接下来，一位从沿海来的工程师唱了一支战前上海电影中的爱情歌曲。他的唱法大有歌星平·克劳斯贝的派头，每小节结尾都有几个“布、布、布”的声音。再下边的节目来自运输合作社的一位原籍甘肃的司机，他唱了一首激情洋溢的小调，声音是半唱半吼，内容是骆驼的一生。礼堂地上到处是花生、瓜子皮，地板逐渐看不到了，屋顶下弥漫着吸纸烟的人喷出来的团团烟雾。
晚会在子夜结束，大家站起来齐声唱歌。严肃的神情又让我想起了唱童子军军歌《星条旗》时的情景。人们放声歌唱了四五首激昂的抗战歌曲，这些歌在抗战初期曾四处传唱，后来就很少听到了。在歌声中夹带了一阵从远处传来的枪声，显然来自城市上方的悬崖，在温暖明亮的礼堂中听得很清楚，但没有人注意这次的夜间干扰。
“这是什么？”我问身边的一位指导员。
“土匪吧，”他笑着说道，“当兵的，逃兵。这些人怕饿死，所以开了小差，但也怕回到家里再被抓丁。每年这一带山里都有一些这样的人。今年冬天，他们就在城镇附近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