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丨虚情假意
路易坦承，他所以要我和他同路是想要我写文章正面报道“工合”，好在海外募集基金，外国朋友得听说“工合”进展顺利才会乐于赞助。可是他太老实了，不会自吹自擂，使我对“工合”的乐观想法遭到损害的，恰恰也是他。大礼堂中的歌唱人群对山上的枪声置之不理，但他们的运动既然生长于这样一个社会，总归不能免受其伤害。
我和路易在宝鸡同屋居住，他来到此地的消息一传开，就有许多“工合”社员、指导员、管理员蜂拥前来看望，从早到晚，接连不断。每位来访者都带着一肚子委屈或问题。没几天，我对“工合”那种简单明快的看法就被一大堆麻烦、阴谋和挫败弄得模糊不清了。原来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组织，一直在破产的边缘蹒跚前进，不断遭到反对派的迫害、愚昧与落后的阻挠、战争与气候的打击，而其成员也都是会犯错的凡人。
最初不尽如人意的只是些小事：有个打绳合作社为迎接路易的到来而挪用公款粉刷墙壁；另一个制鞋合作社为了多赚钱而制造奢侈的高级鞋；还有个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无法和私营企业竞争。精心绘制的图表悬挂在所有“工合”办公室和厂房里，反映资金、产量、利润的曲线在上升，可是，没有几个合作社的收益增长速度能赶得上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速度。从数字上看，收入每月都在增长，但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价值却在减少。
初来乍到的新鲜劲儿消失之后，我必得承认“工合”即便在它的示范点宝鸡也没有发挥特别大的作用。私营企业的工人数目远远超过“工合”社员，而“工合”的示范也并未改变他们的工作条件。城市主干道上有3家“工合”产品商店，但旁边至少有100家出售私营工业产品的竞争者，最火爆的商店卖的是来自沦陷区的走私货。私营工商业者认为日军不会继续推进了，于是重整旗鼓，正在煽动反对“工合”。
在那漫长的冬天，我听到了许多“工合”的具体困难，在这里，我不想一一详述。现在回头看，那些困难似乎无关紧要，不过说明了一个小组织开启了一场错误的冒险，后来逐步走向失败而已。1941年，当我去宝鸡时，全国分布有2000多个“工合”组织，其中有的规模很大，一派蓬勃气象。1948年，当共产党向长江进军时，解放区内还有一些共产党经营的工业合作社，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却只剩下300多个了，而且其中大部分已无工可做。
“工合”后来的发展为其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性意义。虽然它的理念是社会民主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但它与西方对中国施加的其他影响力并无不同：希望用改良而非革命的办法来推动中国的变化。“工合”所遇到的困难很可能在其他与中国遭遇类似危机的亚洲国家以别种形式出现。
一天早上，我同路易和西北区主任卢广绵一起去视察“工合”实验工厂，它正在为国民党生产军用毛毯，从这里我看透了“工合”与周围的环境已经做了多么大的妥协。它是全国“工合”中最大的工厂，但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这笔订单是与军需署签订的。军用毛毯数量高达50万条，这是国民党高层近来向“工合”表示的少数虚情假意之一。为了政治的原因，这批军毯需在军需署指定的日期内按质、按量完成。由于通货膨胀，还必须在成本超过合同定价之前交货。
凭借“工合”的力量，无论它有多少优点，速度也肯定没有那么快，它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么大一批订货。于是，组织就把原毛分发给几千户手工业者，包括农妇、学童、娼妓，甚至是宝鸡的日本战俘，让他们先加工成毛线，然后在工厂完成下一道工序，织成军毯，生产是由几百名男孩——确切地说是童工——进行的。从任何方面来说，这家“实验工厂”都不是工业合作社了。“工合”搞了个名不副实的幌子，仅就这点意义上说，它是“实验性”的。的确，孩子们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都较血汗工厂高些，而且等生产军用毛毯所造成的压力稍见缓和后，应该就会被吸收成为“工合”社员，从而享有一切社员的权利和待遇。那时他们也已稍稍长大，可以不算童工了。就当时来说，他们给国民党加工的这批军用毛毯还真关系到所有真正“工合”的前途呢！
工厂设在宝鸡城外的渭水对岸，我们是在中午到达的，正值孩子们涌出院墙、相继回宿舍去吃饭的时候。离大门不远的地方有棵大树，大树上吊着一架长长的秋千，有几个小工人笑着叫着把一个伙伴推了上去，让他在寒冷的阳光下晃了起来。这时，一小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从我们身后下了山，前头几个押着一名胖囚犯，他两手被反绑，身穿紫绒衣，头发蓬乱，连哭带叫。其他士兵扛着一挺机枪。押他的士兵喝令他进入旁边的一间厂房，听声音是在那里揍他。其他士兵把机枪放在树下，枪口对准工厂大院。院中的孩子们默默地溜到工厂后面，院外的也都逃散得无影无踪了。可怜那吊在树上的孩子，孤立无援，恰好就在机枪前面上下摇晃。他紧抓着秋千的两根绳子，身体几乎躺在了上面，然后一跃而下，弄得满身泥土，然后像个受伤的小鸟似的逃走了。
卢主任对这些事情好像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跟在他的后面朝工厂大院走去，路过机关枪和传出呵斥鞭打声的房子。厂房后面的院子里，孩子们吓得一群群地躲在各个墙角。这时，我们发现了两位穿便服的先生。他们都戴着礼帽，帽檐快拉到耳朵边了。卢毫无惊讶的神色，礼貌地向我介绍，这一位是宝鸡县县长，那一位是国民党乡党部书记。他们见我们走过来，显出了困惑的样子。卢广绵叫过两个孩子，吩咐去照顾客人的马匹，同时彬彬有礼而又冷冰冰地请他们进了工厂办公室，而把我们两个如坠五里雾中的外国人丢在了门外。突然，车间里那匹拉动梳毛机的大公马跳了出来，不体面地追逐县长漂亮的小母马去了。这时院中真是一片混乱。
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些士兵才抬走机关枪，带走了犯人，孩子们也各自跑去吃饭了。卢先生面带微笑和那两个戴黑帽子的人一道出现，并招呼着他们离去。然后，卢先生、路易和我一道步行往宝鸡去。这时从工厂大门起身后一路跟着个大喊大叫的妇女。她向着空地喊冤叫屈地说：卢广绵缺德透顶，竟让她丈夫被捕挨揍，还像普通犯人一样倒背手被绑起来，让他们全家丢人现眼。
路易和我一样，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茫然不解，现在才开始听卢广绵亲自叙说原委。那穿紫绒衣挨揍的人姓孙，原是“实验工厂”的会计，是重庆“工合”总会硬塞给西北办事处的4名会计之一。除了一般的官僚习气，重庆总会还对下面做具体工作、赢得了一定威信的人心怀妒忌乃至敌意。
在宝鸡，这4个人被怀疑为重庆总会派来的特务或破坏分子，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们不是很称职，不久，有两名被发现做假账，就开除了。对孙会计和另一位会计的监视也加强了。孙会计开始扬言说，打击贪污的那伙人是共产党，他们在排除异己，还说他已发现“实验工厂”的孩子们里面也有共产党，并借口一点小事或捕风捉影的事，就重罚孩子们，甚至罚他们在院子里跪半天。他还从逃兵那里非法买了手枪、手榴弹等武器。
在我和路易来宝鸡前不久，卢主任宣布他要外出一趟，于是孙会计立即拜访了宝鸡县长和党部主任，声称他发现“实验工厂”里有共产党意欲图谋不轨，如果两位大人愿意在卢主任离厂后去一趟，他便可以指认有“危险思想”的人。可人算不如天算，监视他的“工合”社员早就把他私藏军火、与县长和党部主任勾结之事都向卢广绵报告了。
与国民党治下的所有省份一样，陕西的政治派系也是犬牙交错。最主要的派系是陈氏兄弟的CC系和黄埔系，民政部门的领导是CC系，他属下的重要职位也都安置了CC系的人。陕西的军队首长胡宗南当时负责封锁共产党的陕北边区，属于黄埔系，省内驻军军官亦多为黄埔系。
卢主任是东北人，属东北军余部，这支部队在西安事变前曾执掌该省。当时，东北军领袖张学良肩负着封锁共产党军队的重任。通过个人关系，卢也能找上黄埔系的人帮忙。宝鸡县长和党部主任都是CC系。卢得知孙会计的图谋后便拜访了宝鸡驻军司令，后者属于黄埔系，当然也就是CC系县长和党部主任的对头。他们安排好要在孙会计和地方官员会见时逮捕他，并趁着我和路易在这里押赴工厂。卢广绵认为，有外国人在场更能让对手蒙羞。
当卢广绵和县长、党部主任一起躲进工厂办公室，两匹马在外面追逐喧闹时，公案自然没有解决。说实在的，双方也没有进行正式交涉，而是都伪装成私人拜访的样子。此事后来的纠缠和发展都颇具典型意义。
此事的发展是这样的：孙会计自己就和CC系有联系，当时后者正向重庆“工合”总会渗透。孙会计的后台很硬，与此相比，贪污腐败和私藏军火当然算不了什么。在宝鸡监狱里，他对“工合”做了绘声绘色又愚蠢至极的检举，“他们唱了几小时的共产党歌曲”。他还神经质地提出要一架专机飞往重庆，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报告给蒋委员长。尽管这话只是做梦，可他在省会西安毕竟有重要人物相助，所以不久之后就被无罪开释了。
他跑去西安，在报上登了5天广告，说他“曾在宝鸡因故涉讼，蒙冤入狱，现已无罪释放，并将肩负秘密使命于日内前往重庆”。卢广绵下一次去西安时，孙曾企图雇用打手对付卢，最后是因卢随身带有保镖才未得手。孙最终搭乘一辆官方卡车去了重庆，行前还发出了种种威胁。几个月后，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孙的消息是，他曾在成都搞了一次静坐请愿，要求至少给他一架从成都至重庆的专机，言明自己有重要的反共情报上交。最终他拿到了一张普通航班的专座票。再往后，关于他的检举到底如何就没下文了。
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卢广绵的一次胜利。但实际上，“工合”并没有对周围社会进行任何进步的改造；相反，倒是“工合”多少被社会拖向了腐化。由于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实验工厂”雇用了童工。卢主任也早就学会了国民党内一切以自保为准则的官场套路，在此事的解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早在1941年，他已被“仕途抱负”和“圆滑狡诈”侵蚀，在“工合”内部搞起了分化平衡的把戏，将西北办事处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之后，他又因“抱负”抛弃了“工合”，试图在国民党内部负责职位高又清闲的工作。
路易对“工合”走上歧途常喜欢做这样的解释：“我们创办工合的时间不对。官员素质太差，1000年后才有希望；人民生活太苦，1000年前便该实行。”我想，回过头来看，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了西方试图改变中国的方法的要害：赞成改良，反对革命。
要想进行任何现代化改良，都必须首先揭发国民党的弱点，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任何人只要对这个无法无天的政府不熟悉，就不会想到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工合”是私营企业的竞争对手，但我不认为国民党会因此而公开反对“工合”，不管他们说了哪些反共的大话，因为他们反对“工合”会引起美国的反感。而且，他们自己不是正在从私人企业家手上把重要工业拿过来搞国家垄断吗？
国民党之所以心怀恐惧，疑虑重重，真正原因在于“工合”采取和制定了在美国本会赢得称赞的进步手段与目标，诸如改善劳动卫生条件、加强教育、增进社会服务等。还由于“工合”号召工人自己团结起来，组成民主合作，以争取实现个人福利，而不是等着父母官的恩赐。这种号召在政治上是爆炸性的。在国统区，任何种类的独立社团，一旦显示出优越性便会扩散，成为要求各种类型联合与团结的连锁反应。这恰恰足以把国民党精心营造的、藏污纳垢的大厦化为灰烬。
国民党由于“工合”建立了地区机构而对它进行打压，但国民党并不完全毁掉“工合”。1941年时，它的态度只是明显不赞成，但似乎还不愿把“工合”组织消灭掉，甚至没有将拨款掐掉。显然，这是因为害怕有碍国际观瞻。
国民党是通过重庆总会来控制“工合”的。总会完全是个官僚机构，一切领导职位均由官方委任。政府通过一再“改组”、调整委员会的办法便可以制造混乱。在我能持续了解“工合”情况的这一段时期，一年内至少发生过一次改组，于是，任何长远打算就都谈不到了。况且“工合”运动的整个管理层都已渗透了大批国民党中央的亲信和亲信的亲信，他们的目的是阻碍工业繁荣和社会团结。非国民党中央亲信的人要么在威逼下遭到排挤，要么被利益诱惑另谋肥缺。
在基层，除非合作社获得成功，国民党并不会采取行动。宝鸡“工合”之所以遭到那么多困难，原因之一就在于前两年它们发展得太快了。后来，它们明显不景气了，国民党的压力也就减小了。后来几年，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地方“工合”只要没做出什么真正说得上改革的成绩来，就不会引起官方警惕，有时甚至还能拿到点资助，接下来便又是套上金箍任其苟延残喘了。
这是有效的伎俩，因为在长期的逐渐萎缩中，“工合”的赞助人很难一下子断定前途无望。“工合”中最优秀的成员都是理想主义者，否则他们根本就不会参加进来。运动的停滞势头是逐渐显现的，这就使他们心存幻想，或许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他们的“工合”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他们留了下来，小心翼翼，尽量不开罪于国民党，而他们自己也被国民党分而治之。
国民党对“工合”的另一个制裁手段是在经济上压制。在预算上虽然还有给“工合”的资助，但数量的增长却跟不上通货膨胀的脚步。1941年，每月拨付的经营费不过8000美元，其中还有3000美元被重庆的官僚总部花掉了。
有时，重庆的银行也按通常商业贷款利息给“工合”地区机构和基层合作社放款，但是越来越难拿到款项。私营工商业者为了破坏“工合”，私下里与一直联系密切的银行家们串通一气。即便得到了贷款，“工合”也会碰到物价迅猛上涨的困难。这是任何投身制造业、不愿囤积居奇的团体所必然遇到的困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通货膨胀会把原料价格抬高，这让他们感到，只消把原料再卖出去就可以赚钱，制造产品不过是浪费精力和金钱罢了。同时，在购买原料、出售成品时，“工合”也与私营工商业一样，越来越听任官方垄断企业的摆布。
倘使其他所有办法都无法削弱“工合”，国民党就会掏出它最拿手的政治武器——戴上共产党的帽子。那些投机分子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强加于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例如，蒋委员长的侄子骑马外出，在西安附近视察“工合”时不慎落马伤了颈骨，有人竟会据此造谣，说这是“工合”与共产党的联合阴谋，还说马是共产党训练的。
投机分子借口反共，曾给一家印刷厂制造了很大的困难。这个合作社承印了某市政府的订单，负责人拒绝行贿，竟遭逮捕。于是，全体社员都跑去监狱门前整夜仰面大哭，像上坟一样。索贿官员被出了这样一番洋相后，只得把负责人放了。可是为了挽回面子，又逮捕了两名大哭的人，也说他们是共产党。“工合”每次遭受一次亲共的诬蔑，就在招工和申请贷款上增加了一层困难。
原宝鸡县县长是个进步分子，他在“工合”开创阶段曾对其大力支持。比起前述刁难“工合”的事情，国民党对他的态度更清楚地说明了它对一切改革的态度。
这位县长曾被逐出宝鸡达一年之久。倘使他只是致力于表面的现代化，专事筑路造林，就会讨国民党喜欢，也能保住“乌纱帽”。可他却试图改变旧的税收、征兵、拉夫的办法。他禁止把征收农业税的权力包给商人，因为他们比普通税吏更加贪得无厌。他把手伸得太长了，当地的地主和顽固派都成了他的仇人。为了把他赶走，他们贿赂了本县远郊的一些农民，要他们种植鸦片，然后就向上级告发，说县长有意纵容。当他抗辩说这是诬告时，西安的上级就劝他转去陇海路做一份待遇更高、事务不繁的差事。取代他的就是“实验工厂”事件里那位戴黑帽子的县长。此公到任后连修路这些表面文章都不干了。我到宝鸡时，东门外大街上的建筑材料已堆积在那里一年多了，一直原封未动。政治犯却有增无减，有时“工合”的人也难幸免，这就可以说明县领导的精力已经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路易对“工合”的后半句总结是：人民生活太苦，1000年前便该实行。这在目前可能更加切中时弊。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在走向革命的途中。尽管我还没听说哪个政府像国民党这样腐败，但其中许多国家同样对改革没做好准备，与中国并无不同。
从理论上说，“工合”是一种可以在劳动人民中自行展开的运动，可实际上它却是一场必须自上而下加以教化的改革，特别是在肇始之际。出身于农民的工人，经过几十年贫困日子的折磨，养成了一种近乎迷信的胆怯和保守习性，你也可以称之为“愚昧”。他们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持怀疑态度，即便对自己有利也不放心。“工合”指导员在农村工作往往遭遇敌意，因为农民们怀疑他们是政府派来的密探，搜集当地情况是为了加税。就算在农民中间搞起来“工合”后，他们的工作也会被充满无知恐惧以及沉重又黑暗的传统拖住。例如，厂房有时建好了，却开不了工，因为工人怕把本村的风水给破坏了。
在城市手工业者中，“工合”组织同样会遇到重重困难。他们为了适应“丛林法则”，为了自保，固守着一套非常顽固、狡诈、自私的传统。在宝鸡，我遇见过几个典型事例。有个制鞋社，选了个较为年长的负责人。他开过作坊，比其他社员技术高超，他赶走了3名社员，把人数降低到“工合”规定的7人以下，对留下的几个孩子肆意虐待，拳打脚踢。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合作社，就变成了牟取私利的血汗作坊了。
这种从中国腐朽了的过去沿袭下来的障碍并非不可克服。一旦教育和工业发展起来，这些坏传统即使不毁灭，也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逐渐消失。真正需要的是那么一批人，他们能耐心地向人们解说，善于启发诱导，引人兴趣，巩固信心。由于“工合”付给的薪金微薄，这些男女必须透彻了解它的宗旨、动机和它在本国历史中的地位，才能安心地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必须熟悉西方现代思想，必须受过教育。
在四万万中国人中，用一代人的时间究竟能培养出多少进步的、西化的公民呢？我怀疑连一座小城市也不够用。尽管“工合”在日军侵华时期名声大振，但也只不过吸引了不足千名上述这样的人才。即便在战争最残酷血腥的年代，中国红十字会也只能找到100多名医生投身于薪酬微薄的爱国事业。这样的医生在国统区真是太需要了，而几乎所有留洋的中国医生都是自己开诊所药店，或留在沦陷区。再拿民盟来说，马歇尔将军曾承认它是中国的自由的第三党派，还曾延请民盟领袖在国共两党间斡旋调停。1946年是民盟声誉最高的一年，但它当时在全国最多不过有2万名党员，可能连1万名都不到。国民党内受过西方教育又能洁身自好的官员屈指可数，连10个也没有。
旧统治阶级若想再度掌握全国政权，看来唯有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这一条途径了；那么，我似乎也就不必忝费笔墨来描写他们的无能了。可是我还是决定写，一部分原因在于，这关系着未来美国的对华态度。本书付梓之际，许多美国军政要人依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建议美国支持流亡台湾地区或潜伏大陆的前上层阶级。我确信，如此行为必然要以失败告终。
把探讨向前推进一步就可以看出，之前统治着中国的少数人的真实行为，与美国人对他们的认识大不相同。这二者间的差距说明，美国特有的那种“人类形态学”是我们对外事务中的一大障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总是以己度人。看见外国人会说流利的美式英语、熟悉美国的生活习惯时，我们就会设想，他们的思想也与我们一致。只要注意到某国在购买美国汽车、飞机和其他物品，我们就觉得他们在各方面都要现代化起来了。国民党所以能得到那么多的美国援助，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委派宋子文、宋美龄这样表面美国化、骨子里还是老一套的中国人和我们打交道。宋子文会像美国商人那样穿一身哔叽料子西服，而宋美龄则访问过我们的卫斯理文理学院。于是天真的美国人就相信，中国一定到处都是宋子文和宋美龄，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在中国复制美国式的社会。习惯于如此想问题的人在美国大有人在，用不着我来一一点名了。近来还有那么一股风，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会打棒球，因此他们也即将民主了。这股风也是美国失败的部分表现。
在中国建成一个美式社会是永不可能的，因为中、美两国在阶级分布的规模和性质上的差别太大了。美国所拥有的，美国人珍视的一切，包括民主政府、由私人利益推动完成的相对文明的工业化、坚如磐石的基督教传统，都源于西欧和北美几百年的发展史，过程也绝非一帆风顺。美国式社会之所以能建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中产阶级的壮大。它必须有足够的经济保障以实现公众福利，又有足够的教育以运用美国文化中日益复杂的思想和技术。
美国目前的平均城市化率超过四分之三。换言之，20万人中至少有15万人生活在城镇里，只有5万人靠务农生活。另外，无论城乡，几乎所有成人都能读书看报，能够参与选举，在需要时也可以进行公共活动。几乎所有人都会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实际能达到或超过的至少有一半。总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高中毕业生，十分之一上过大学，至少有一半毕业。在这20万人口中，扳着指头粗略一数就能知道，上过大学、有条件走上高位的人数不下2万人。实际上，文化教养高深、有机会成为领导人的美国人总数远不止于此。
再看国民党社区这边，哪怕是要达到与美国勉强可以比较的程度，人口结构方面也必须发生根本改变。在中国，几乎80%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假设一个城市有15万人，那么城外就会住着60万农民，而不是美国的5万。
农民大多是文盲，或是识字很少的半文盲。国民党经常宣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已经识字，但就我在若干农村所见，能供给子弟学会3000个汉字（读报水平）的农民是极少的。他们的常识也非常少，有些文字能读出来却不懂意思。他们对本乡以外的事情的兴趣，甚至还比不上美国三四年级小学生对世界大事的求知欲。
在这20%的城镇居民和其他非农业人口中，教育状况又是如何呢？国民党的统计数字看起来也是夸大的。国民党将军为了面子和军费，总是喜欢谎报军情，虚报战绩；而学校也和他们是一个德行。太平洋战争时期，我曾在中国若干省份做过调查研究。根据我的材料估计，在国民党治下的一般社区，只有非农业成年人的半数和成年农民的十分之一具有日常读报所需的识字程度。上过中学的人在识字人群中不到一半，在所有成年人中更是不到5%。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当于美国的初中，即能够了解一般的公共事务。
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之少简直不可想象。在一个75万人的社区中——当然，不是最发达的地域——我认为，最多有1000人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留学欧美、扎扎实实学习过西方思想的或许只有10多个人，而在美国同等大小的社区中，受过这样训练的人会有1万到2万人。
这些数字都是我个人的猜想，可能标准有些严苛。中国少数半现代化的大城市教育远为先进，上述数字并不适用。但我仍觉得，这比某些美国人的幻觉更真实些。在这种幻觉中，中国到处是宋子文和宋美龄，一旦国民党利用美国援助的资金和武器巩固了政权，他们便会推动中国全盘西化。
如果你只是知道，中国潜在的西方化公民和官员是如此稀少，你只不过触及了问题的表面。即便在这少数人里，也大多不能摆脱社会背景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力求进步时，往往会产发生阻碍作用。
在分析这种背景之前，我想解释一下我笔下“封建”这个词的含义。我之所以选中这个词，是由于它最简洁而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传统状况，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无关。大多数学者不把中国社会叫作封建社会，因为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有很大的差别。在中国，土地一直是可以买卖的；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土地只能从领主那里获得。中国没有完全的农奴，佃户破产时可以抛弃土地，外出流浪。中国人的家族遗产是分给所有成员的，而非欧洲封建制度那样只传给长子。
尽管如此，我用这个词依然不乏恰切之处。大多数农民一向就是农民，一向就被贫困牢牢地捆在他们的土地上，这和欧洲农奴被封建义务捆在土地上没什么区别。近几十年，日益增多的农民变成了佃农，要向地主交租，这和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向贵族纳贡一样。中国没有经商的中产阶级，现代工商业均被一小撮富有的地主及其亲友垄断，这也是封建的。
中国上层社会的形态是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沿袭下来的。地主住在自己的庄园里。这些庄园或在县城内，或在大片肥沃的平地中，都有院墙把他们连同家属围在里面，形成了小小的安乐窝。在西方势力侵入前的若干世纪中，富人与农民之间虽不像现在一样贫富悬殊，但社会隔绝的距离是巨大的，界限是明确的。
与教育领域一样，政权也是全为一小撮地主所垄断。农民出身的学者虽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但实在是凤毛麟角。因此中国政府仍然是阶级性的，主要是独裁的，靠上级委派亲信来施政。由于地主阶级及其亲友一直掌握着政权，永远不受挑战，他们就以为可以千秋万代了。他们觉得可以任意把政权当成玩物，把施政当成儿戏。政权永远是用阴谋诡计行使的，有时这就是那种错综复杂的所谓“关系”的必然结果。任何人都知道，在一种没有公开安全保障的社会中，获得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搞阴谋、拉“关系”。有时竟出现了那么一种现象：为阴谋而阴谋，为关系而关系，权谋本身简直就是乐事。
上层阶级永远占有土地，以此为基础，他们的经济优势同样固若金汤。除土地之外，他们不懂还有别的价值标准。他们知道周围有众多的农民，从佃户的村子、贫瘠的农田直到沼泽、沙漠、连绵群山，到处都有农民，这是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唯一事情。身居地主外围的大众有个传统的称呼：“老百姓”。老百姓太多了，权贵太少了！
既然衡量财富的首要标准是土地，而金钱只是次要的，那么钱就只不过是玩具。农民的欠款和地租当然是土地财富的一部分，不可小看，但在上层阶级内部，货币往来并不重要，钱财本身只是一种符号，如同棋盘上的卒子，借出多少钱又收回来多少远不如“关系”重要。有了“关系”就有了钱，钱是在“关系”中易手的。
这种上层阶级的态度在当代依然明显，甚至在改革运动中也不例外。宝鸡“工合”的卢主任是个务实的人，1941年，他是“工合”组织中最先进的现场指挥员，可他的下属却议论纷纷，说他掌管的公款实际上是他个人关系的一堆乱麻；除他自己之外，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专项拨款可以挪为他用，或者放了高利贷；他把账目从一个合作社到另一个合作社倒来倒去（这种做法，无疑是会吓坏任何一个西方会计师的）；卢主任对由他经手发往基层“工合”办事处的款子，总要先在自己这一层压一阵子，然后再转下去。几年之后，我认识了一些民盟的人，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情况，说明有的民盟组织也存在公私不分的问题，资金账目除了当事人谁也搞不清楚。政治团体也与资金账目一样犬牙交错，原因自然是私利，有时则完全是出于习惯。国民党就是这方面的翘楚。
上层阶级周围的农民是很多的，就此而论，上层阶级的传统地位看似稳如泰山，实则危如累卵。权贵集团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筑起高墙，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说，是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
在这一切安全保障中，最突出的部分——也是最可能产生反作用的部分——就是冷酷无情的阶级对立关系。这在人为扩大的灾荒中表现得最清楚。恐惧心理可以解释地主们的无所不为。他们知道，受自己残害的人比自己要多得多。
中国的上层阶级也像某些西方殖民者一样，极其推崇享清福。他们把参加体力劳动或不舒适的生活看成丢脸的事，建立起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与老百姓截然分开。在我所认识的“工合”指导员中，有些人明知他们必须从工人中获得良好的威望，可还是放不下架子，不肯参与“工合”的体力劳动。后来，在美国协助国民党作战期间，一位美军军官生气地对我讲：有些中国同僚谈吐不凡，像是聪明能干的领导者，很明白封建军队的作风和弱点，但是一到过河的时候，他们却不像美国军官那样自己涉水，而是让劳工或勤务兵把自己背过河去。
对农民来说，更加吓人的是特权阶级用文字塑造的偶像。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有种迷信习俗一直保留到现代：有字的纸是神圣的，只能焚毁，不得当手纸使用。中国有一项传统，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尊重学者的态度在西方常是引人羡慕的。但中国的旧学问大都是抽象哲学，文章本已烦冗，人们却还要在故纸堆里一再雕琢，于是学问就越发地僵死。
中国话并不难说，外国人不用多久即可大致与中国人聊天，但中国的文字却比较难学。中国人学会读写方块字非用几年工夫不可，而外国人学会用音标拼写的中文却只需用几个月时间。
迄今为止，汉字难学排外的特点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作用：它将一整套行为、思维模式强加在识文断字的精英阶层之上。在中国的上层阶级中仍有一种普遍倾向，认为读写本身就是能事，文字与真相并不总是需要相符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文字被人写过、读过、说过，便拥有了独立的存在。
再以争论为例，凡事一经出口，人们就认为其中必定有实情的部分。在争论过程中，凡所说事实均必须与引起争论的原始事实划为同类。即便你明知对手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即便他也知道你看出了他的破绽，但你依然不能指责他在撒谎。你要讲策略：先把他的话接受下来，假装它是真的，然后把真话掺进去。这便是中庸。事情可以这么办，因为这场争论原不需要揭露事实；其目的原只在于达成妥协，搞好关系。如果这种妥协能使双方满意，就无须再去追究确切的事实了。语言不被当作表述观察结果的手段，而只是策略或玩物。
当然，这类事情各国都有，各种语言都有，但中国的上层阶级却把这套把戏搞得登峰造极，非同凡响。无疑，中国文字的难学排外是一部分原因。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字都是一幅图画，虽然大部分很抽象，但永远有足够的个性和生命。在空话连篇上，当代最伟大的楷模莫过于国民党了不起的发言了。这类发言说国民党有能力行使政权、坚决抗日、打赢内战、重建国家。其实除了在演讲稿和书本里，这些话没有任何事实的成分。
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中国上层阶级早已形成了一种单纯接受符号而不顾及事实的习惯，随之而来的还有“面子”的观念。对于支配现代西方日常生活的活动，中国人过去没怎么见过。不下地的人们大多忙于日用品如衣服、家具、陶器等行业。全国性的贸易品有茶、盐、调料、水产、干货和各种餐具。整个中国，各行各业都带有家务性。
当代的西方是工业社会，上层建筑包含大宗贸易、非人格化政府、机械化战争、科学、法律、医药、卫生等行业，不仅让中国围绕家庭展开的文化相形见绌，而且建立了新的价值观。在这些价值观中，“注重实效”恐怕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对一样东西常要追求它实用廉价，而非不惜巨资迎合高雅的品位。我们看中一个人的才干，而不是出身。
就家务而言，我们西方人可能有了新的观念和方法，因而稍逊一筹。近来一个时期，富有的中国家庭与相似的西方家庭相比，在衣、食、住各方面可能还要更为享受。但是，为了使这种由我们发展起来的复杂文化充分发挥作用，西方新的价值标准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国的上层阶级却长期死抱住一种家庭主妇式的坏习气不放。这种属性可以用“面子”加以概括。一个有面子观念的家庭妇女可以从穿着打扮上辨识出来。她一切力求考究，哪怕是远超丈夫的经济能力。她的客厅摆满装饰品，可家里的一切却偏偏都不许人用。她只重视表面，而忽视实际。
在中国旧上层阶级的传统中，“法”是不存在的，凡事只需靠耍手腕和搞“关系”。他们总是喜欢从“面子”的角度看待西方的发明创造、风俗习惯。这和他们把中国的政治、钱财、语文都搞成玩物的做法并无二致。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势力如此强大，致使他们把学习、采用外国的技术规则视为大大的丢脸，好像那样做就意味着他们和乡民一样无知。末代皇帝溥仪干过一件事，堪称典型案例。1920年，当时他被软禁在紫禁城里，有人送了他一辆汽车。汽油用完，司机跑掉之后，他就让一批苦力推着车在宫里转悠，他坐在车里倒也颇为自得。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中国上层阶级重视西方新事物，不是因为内在价值或者实际用途，而是因为拥有西方新物品能提高声望。例如，一个新潮的西式家庭买了个带飞机图案的喷雾器，家族的声望似乎就高了。这样，大省城里的百货店就都带上了成人玩具店的色彩。只要在中国做买卖，你就会听到汽车推销员跟你这么说：新座椅、新喇叭对销量的帮助比优质发动机还大。
同样，西方的思想也一直是被当作玩具对待的。以“民主”这个词来说，引入中国多年依然有人音译成“德谟克拉西”。这串怪里怪气的字会使说它的人显得特别西方化、现代化，特别神气。
这种态度用来对待家务，说不上害处有多大，但中国的旧上层阶级却经常用它来治理国家、指挥战争。一座城市不搞垃圾处理设施，而只张贴新生活运动标语，如此就算理论上的卫生城市了。一支军队，不加强训练，不善待士兵，却用纸张泥巴糊个假“马其诺防线”，如此就算加强战斗力了。国民党以为，自己的军队有了美国武器，如此便不必加强其他方面了。美国武器这块招牌光彩夺目，真了不起！一项政治或军事措施严重失当，后果实在无法掩盖，当局却觉得只需制定新条令，防止未来出现“泪滴问题”，就足以粉饰过去的失败、挽救丢掉的面子了。当然，新条令也是有象征性的期限的，但为政府挽回面子即可。
图省事的、找捷径的习惯，以假想代事实的风气，对名声的过分看重，无论上层阶级做什么事情，它们都如跗骨之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大骂中国人全都不讲信用，愤然离去，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这种“一刀切”的批评当然不公正。可是，说实在的，这种坏影响既在中国反动分子中存在，也在中国进步分子的思想中存在。这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必然由思想表现为言论，最后见诸行动。“工合”可以在纸面上存在，与国民党纸面上的胜利如出一辙。
不少先例说明：利用中国上层来反共，只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或者干脆难以为继。或许，我试图探索的思想基本上是这样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革命是生活中一种根本性的、彻底的、自然的事实，正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分秒不差。
美国人不太擅长思考这种问题，因为我们从没有真正感受到革命的必要性。我们把18世纪的独立战争称为革命，其实那只不过是反对远方宗主国的局部起义而已。这场战争发展了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这种思想倘若用之于阶级壁垒森严的古老国家，例如法国，就当真变成革命性的了。但这种理论应用到新兴的、未定型的美国社会经济结构时，却并未产生深刻的影响。美国的富人比穷人更倾向于保守派，但亲英和反英并未形成阶级对垒之势，各个阶层都兼有两种派系。美国起义领袖乔治·华盛顿是美国最大的地主之一。有些保守派却是农民，他们的财产和英国农民一样少。
我们的革命未曾十分激烈，因为不需要。美国当时是蓬勃发展中的国家，西部边界之外有差不多半个大陆的资源等待着开发。阶级壁垒也不是那么高。在这个小康社会中，阶级分化并未造成什么麻烦，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有理由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美国人民向着全国扩展，达到天然边界，工商业繁荣昌盛，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发展掩盖了诸多弊端，产生了显著的不平等，但依然带来了生活水平的缓缓提升。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公众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这就加强、确保了民主政府。
按照某些共产主义思想家的说法，美国的一切进步只不过是暂时的假象。由于美国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策，各种不平等必然在增加，其发展方式必然类似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我们必将走向自杀性的、更严重的垄断。这是由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以私利驱动发展造成的结果。我们将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以巩固统治，对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呼应支持对内政策。这必将带来新的经济危机，使我们挑起一场针对苏联的战争。最后，美国将爆发共产主义革命。
我无法接受这种理论。美国有不少激烈反共的人物，他们的影响力不小，正在努力促使美国走上马克思预计的那条道路。可我认为他们不会成功。即使他们采取阴谋手段，撒下弥天大谎，我相信美国依然大有希望不至于走上那条垄断、侵略、破产、革命的道路。在当下的美国社会中，许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份产业。他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懂得如何利用投票、结社等集体行动的手段。不论我们的最终目的将是什么样子，我确信，我们可以不使用暴力手段而逐渐达到。我们将采取反映多数人愿望的、法制下的行动。
在美国这样一个看不到革命迹象的国家，革命集团是小的。它倾向于吸引一些难以适应社会、仇视社会的特殊分子。我所知道的美国革命力量只有共产党一家。有一次，一名欧洲某国的共产党员告诉我，美国共产党是令共产国际感到头痛的一个党。
但在如此需要革命的中国，为了革命而努力的人却完全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倾向于加入共产党或者和共产党合作，这是很自然的。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发动政变和清党后，共产党就成了中国最强大的革命集团，也是唯一拥有地盘和军队的革命集团。在后来日本侵华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农民方面十分成功，而农民正是中国任何革命运动的力量源泉。对许多有政治头脑、有教养、认可革命必要性的人说来，共产党的纲领最能给他们迅速指明道路。还有些人因为疑忌苏联而疏远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依然把一批才华出众的人吸引到了他们一方去，这些人的才干起码可与美国各大党的领导人相匹敌。
与我早先在“工合”、后来在民盟认识的人相对比，我应该说，在国统区模仿西方发动群众运动，或者从事改良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的人，通常反倒是中国社会的特殊分子、非典型人物，他们由于偶然因素走上了这条道路。有些人出身于上海或其他大城市的小康之家，这些地方确曾造就了一批较少封建瓜葛的家庭。有些人出身地主家庭，他们从西方的教育中碰巧接受了自由思想。有些原是富人，因个人际遇而脱离了本阶级的其他人物。有些人出身贫寒，靠教会奖学金或侥幸机遇受了教育，有了西方式的自由思想。
我想，这一切的政治意义不外是“维护家门平安”。我们必须立即认识到，其他国家和美国毕竟大不相同，特别是在亚洲古国，一切现代政治都带有悠久传统的封建色彩，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看一下中国的实例就能知道，美国对这一类国家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寻找人我两便的办法。任何地方，只要出现革命已经临近的局面，美国就应采取革命的政策，否则必将倒向共产主义，或者走上无可预料的道路。拿中国来说，军事镇压政策只能收效一时。
在那些游走于社会之外的无党派人士中，有我一些高尚的朋友。他们热爱西方式的改良事业，不想放弃努力。这些事业除“工合”外，还有红十字会、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和若干教会事业；有的甚至是直接为国民党所资助的。但是，请看100年来他们所做的这点分散、无效的工作吧！在此期间，西方曾有许多机会帮助中国从封建走向民主，可上述的西方化改革却酷似内地的工业化进程，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玩具店中最光彩夺目的几样而已。
在我的记忆中，西方道路失败的最明显标志，就是我在宝鸡“工合”办事处遇到的那位中国妇女。她曾在英国留学数载，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刚回国不久。她个头不高，身体结实，锋芒外露，懂得西方科技知识。她在宝鸡附近的农村中负责教育成年农民。计划书的中英文说明都是用进口纸张印刷的，有彩色图表，弄得十分漂亮。
我问她：“第一炮打响了没有，成绩如何？”
“啊，大部分学校都不得不废弃了。”她说。
“为什么？”
“我们发现农民太笨。”
我想起了慈禧太后，作为在末代皇帝溥仪之前君临天下的女人，在内心里，她无疑是恐惧而疑惑的。在她看来，挪用海军经费建一艘石舫，置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万寿山下是理所应当的。
1941年春，路易·艾黎正打算从宝鸡返回双石铺。他要安排好住宅动工事宜，然后远行去西北的天水、兰州等地。在重庆记者招待所时，曾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申请去西北旅行的区域太广，那么通行证最多只会批到成都。国民党是不愿让一大批外国人去西北的是非之地的。自从封锁中国共产党的钳子夹紧以来，没有哪个外国记者曾被批准去西北边区。我后来发觉，其实没有人真的去试探国民党，看它到底肯不肯批准外国记者去西北。所以当路易约我同行时，我手头却没有去天水和兰州的通行证。
双石铺“工合”为路易安排了几个窑洞，代替他那命途多舛的住宅，他答应我说愿意在那儿住多久都行。3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又爬上了一辆老掉牙的“工合”卡车，重新在川陕边界的群山中颠簸起来。路易在双石铺待了10天才走。
我在宝鸡时跟着路易到处视察，一直到双石铺工业合作社。他就像一台永动机，当他慢步跨过山坡时，身上的旧内衣和老羊皮袄简直把他短小精干的身躯完全裹了起来；在其他时候，他经常出来进去、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地看个没完；有时围着一个地方转来转去，捅一捅，瞄一瞄；有时即便相机里没有胶卷也要给工人照相，因为工人知道自己的劳动被记录下来时是会感动的、高兴的。他总是大声用汉语解说、批评、建议。有时专对我用英语调侃或者解释：“来看看这个了不起的茅坑吧，刚挖好的，就在水井边上。有笔贷款好像不见了。小事一桩，我一会儿就处理完。等会儿提醒我，要他们把茅坑换个地方。”……“这些家伙，制服偏要跟宝鸡‘工合’的规定样式不同，还有脸笑，难道是什么好笑的事吗？做不到标准化，就办不成大企业”……“他们有人问，为啥不在双石铺办一家工合的银行？是要自己跟自己借钱吗？”
他每天不停地工作。晚上我们住在“工合”学校的教室里，因为他的窑洞还没有安排好。“工合”会员不断带着问题过来找他，他一个一个接待，还把珍贵的咖啡端了出来。然后，他给重庆总会和7个地区办事处写了建议信。他一封接一封地写着，苦笑着承认，其中有不少信只是自己的备忘录罢了。旅途中，他经常找出一些留在“待办”卷宗里的旧信，按信中的建议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然后再将信中要点报告给有关部门。当他继续旅行下去，来到这些有关部门时，又会找出后来自己写而未发的信，作为进一步处理问题的参考。
即便他把信一一写完，“工合”学校的学生都离开了校园，他的注意力也很少离开“工合”。当他就寝、起床、刮脸、吃饭时，总是自言自语地大声说：“等我下次给香港写信时，提醒我向他们要点防冻霜。上海来的机师在为孩子们担心呢。他们的脸被干旱气候弄得皲裂了，得让他们高兴才好。要多了解他们。战后回沿海去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群人，我们是要和他们一道工作的。”“中国的行会传统有助于我们把工人组织起来，加入‘工合’。但也有问题，他们跟傻瓜一样互相保密。得让他们懂得，其他工业合作社不是仇人。要使他们的脑袋瓜开窍，要让他们肯把有用的办法传授别人……”“真讨厌，这些人连一点合作精神都没有。他们要是懂得点就好了。你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是如何灌溉的？那当然要靠灌溉上的合作。地里的青苗是怎样看守的？看青合作。嘿，看青人都是些最狡猾的家伙，他们只消在社员家的地里放些白石头，就无须再要人看了，因为别人都不敢去偷了。小偷看到石头才不知道看青的是谁呢……”
即使用英语思考说话，他也保持着说中国话那种一字一顿但听起来很流畅的特色。他和农民一样爱用表现力强烈、类似于成语的短句。他的话里常重复一些强烈的感叹词，中国味很浓，“呵！啊！”这一切简直可以产生催眠的效果，特别是他那口头语“有办法”更具有不寻常的感染力。当时西北国统区的人们聊天时爱说“没有办法”。他对时间、地点、距离、数字也有种不同于西方的模糊态度，但当我就此抱怨时，他却只是笑着回答说：“哎呀呀！除非你相信世界是流动的，否则就什么也别想改变。”
只有当暮色降临疲倦已极时，他才在繁忙生活的底下露出并非万事如意的本来面目。他的旅行家生活注定是孤独的。在统一战线时期，他的两个义子都投奔八路去了。他毫不隐瞒烦恼，因为他再也看不见他们了。有时，他正在教室里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讲话时，会突然停下，代之以长长的沉默，不止一次，他都以这么一段话来结束这沉默：“啊，有时我真觉得不该在上海买那些书，而应该再多收养三四个孩子。”然后，他又小心翼翼地指出：“人要是只喜欢少数几个人，他对其他人的关心就少了。”
虽然他不肯承认，但他对“工合”的前途渺茫还是看得很透彻的。早在1941年，他似乎就已形成了“工合”可能失败的观念，这观念在他头脑中常是遮盖着的。他指出，不管“工合”下场如何，现在它到底正在给一些人提供了生活出路，让另一些人受了教育。这二者在“工合”解散之后也会是有用的。因此，他没有理由泄气。
他还觉察到，那些称他为“新帝国主义分子”“管闲事的外国人”的人正在得势，可能最终会把他排挤掉。他担心那些人想把“工合”变成国民党家长式统治下的摆饰，会拿出“捧活佛”的伎俩把他调回重庆给他安排一个高位，却什么事情也不让他做。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把他打发到国外讲学。他给重庆写过一些信，力争留在基层。投递时，他常常自言自语地嘟囔：“重庆的‘活佛’够多的了。”
如果他失去外出视察的工作，他知道，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政府是无能为力的，那样的话他就再也无法给“工合”解困纾难了。他希望大力解决“工合”的根本性问题：缺乏得力人才。在宝鸡、双石铺、兰州，他兴建起了一些训练班，名为培黎学校。约瑟夫·培黎是美国传教士，也是赞助中国“慈善工业化”的先驱。生源主要是“工合”孤儿院中的孩子，有时还有生活无着的难民。他们都是路易在路上碰到的。教学内容和美国的手工艺训练班所教授的差不多。
他们会学习如何使用、维修、组装机械，而且必须学满几个工种的课程：瓦匠、木匠、电工、机械工。这样，他们就有了一技之长和自学能力。这种人在工业化的美国是常见的，在中国却是少有的。他们还学习语文，要达到能每天读报的水平。有些人还学会了英语，能继续钻研技术。所有的人都要学点历史、地理、经济以及其他通识课程。最重要的或许在于积极思考的习惯：求知欲、乐观向上、可靠自信。有了这些品德，或许就能与旧时代传下来的不良传统做斗争了。
他们将成为新型的中国人，不以体力劳动为耻，而且懂得几种西方技术。他们不会因周围都是大批农民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劳动人民。路易想用这样一批人来取代不称职的空想主义者和投机分子，这些人在当时的“工合”一直位居显要。他这样一个人，做过那么多大事业，最后竟把精力放到了学童上，实在是有些丢面子，但他设想，如果国统区政治风向恶化，这就是留给他能做的唯一事情了。他相信，倘使每年能有哪怕100名中国需要的那种青年毕业，他的精力就不算白费。
那年，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在他启程去天水的那个下午。和预想的一样，车子在攀爬第一座山时就坏了。那儿是峡谷的西部出口，距离双石铺约1英里远。当时，我正从山上走过，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冒气的发动机，那搬石头垫后轮的机械师，那无精打采、爬出车来观看的乘客们。尽管距离相当远，我还是一眼就把路易认了出来。不仅是由于他敦实的身材和一头红发，还由于他的动作一下子就显现出了他的性格特征。他从车顶上跳下来，从底盘下面朝上看，捅发动机的内部，招呼乘客们推车，一会儿忙着拨弄发动机，一会儿又回来推车，总是不停地向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群挥手，活像只忙碌不堪的棕色蚂蚁，直到那老破车在山脊上驶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那以后的两年中，我曾匆匆见过他两次。他所担心的事情——包括对“工合”，还有对他自己——终于发生了。他去西北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他被免去行政院技术顾问之前，他已经从位子上退了下来，因为他感到自己已无能为力。他按计划兴办培黎学校去了。一根笛子、夕阳西下是不能使他满足的。1944年，日本发动了一次进攻。双石铺和宝鸡培黎学校疏散到了西北靠近新疆边界的山丹。他随校撤退，算是自我放逐。
本书付梓前不久，即1949年秋，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山丹。据我所知，路易仍留在那里。尽管培黎学校经费拮据，每年毕业学生不过百名，但他总算在千疮百孔的国统区的少数几块净土里，让培黎学校占据了一方天地。
当然，路易和无数中外志士仁人奔波多年，最后竟以边远沙漠地区中的小小学校收场，这实在是悲剧式的浪费。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到处亟须改革，国民党却坐视“工合”凋零，这浪费的严重程度便更大了。最后的讽刺性结局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工合”真是成也外国，败也外国。
作为新西兰人，路易是英帝国的臣民，最早给予“工合”重大官方资助的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时间是1938年。美国国务院对“工合”迟迟未予理睬，时间长达5年之久，但民间捐助一直是“工合”生存下去的重要原因。1938年至1949年，美国私人捐献给“工合”的钱多达400万美元。这证明美国人对“工合”是有兴趣的，对国民党扼杀“工合”的行径是抵制的。
近年来，随着国民党对美国政府越发依赖，英国的态度和美国非官方的态度对“工合”的重要性减退了。虽然美国国务院曾于1943年派了一名顾问视察“工合”，并为一些“工合”组织安排了美军订货，但那只是纯商业交易，美国政府从未在财政上给予“工合”鼓励。在抗战期间与战后之初，美国投入国统区的资金高达几十亿美元，其中没有一分钱是分给“工合”的。这就使国民党感到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继续削弱“工合”。于是，“工合”中的自由派实在有理由质疑，美国政府对中国自由派的支持究竟是怎样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