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丨石洞封印
在我住进路易的窑洞之前1200多年，唐三藏去印度取经时曾路过双石铺。当时，这儿一定是个小村子，或许还有几家铺子，在南北向的石头路边向过往行人兜售茶水、纸张、护身符等。我想，双石铺从那时起就一定已经存在了，因为现在这里有它自己关于唐僧路过此地的说法，与全国各地流传的神话迥然不同。
传说唐僧是一位圣僧，吃一块唐僧肉便可长生不老。他头戴一盏神灯，只要此灯不灭，就不会被妖怪吃掉。他佛理精湛，因而神灯从来不灭。在双石铺的传说里，有两个狐狸精住在唐僧必经之路旁的石洞里。虽然多般变化，但也经常现出狐狸原形。听说唐僧要来，她们就摇身变为两个裸体美女，躺在幽谷的小溪里。
唐僧来了，看了一眼，灯苗摇曳起来。
他扭过脸去，灯苗发出亮光。
他再看一眼，灯苗险些熄灭。当他再一次转开脸时，灯苗只稍许恢复了一点。
他第三次再看，灯熄了。狐狸于是现出了獠牙切齿的原形，把他抓进洞里，准备煮熟吃了。
唐僧在路上有猪八戒做伴，还有孙行者保护。他遭难时，恰好孙猴子到新疆办事，不在身边。孙猴子预感事情不妙，于是驾着筋斗云回来，凭借非凡法力和金箍棒打败狐狸精，救出了唐僧。当地居民于是把狐狸精封印在了洞里。我在1941年三四月间路过双石铺时，洞口仍然被小心翼翼地封着。
抗战初期的疏散曾使内地各省稀疏地兴起了若干现代城镇和公路，双石铺就是其中之一，它比其他村庄的面积都大，位于重庆北向大路的三岔路口。从这儿有一条支线，朝东北通往宝鸡、西安和北部前线；另一条往西通往兰州和苏联。抗战初期，难民沿公路从沿海过西安来到此地，使小镇的人口由1000人增加到了3000人。在若干方面，它比一般的欧美小村还要好些。它有一条大街，街上有店铺、旅馆、饭馆、澡堂，还有3所学校，尽管有两所是私塾。“工合”很想把它变成一个示范性的“小宝鸡”。双石铺“工合”总共有16个合作社，另外还有一个水力发电站，负责给路灯供电。在那几年里，外国记者热心报道国统区的新农村新面貌，地点恰好就在这里。其实，这也是他们浮光掠影地参观过的唯一一处。
没人否认双石铺形势喜人。安置在这里的难民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大街上，人们来去匆匆，有种紧张繁忙的神态，同战前北方沿海繁荣地区给我留下的印象差不多。人们不断地听到伐木声、打铁声、穿梭声和缝纫机声。房子两边是青山绿水，在宽广的白沙滩上汇成嘉陵江，南下流往重庆。在阳光普照的白昼，河岸比大街更显繁忙。这儿是甘肃入川驼队停歇的驿站。在嘉陵江的上游，农村妇女在那儿洗衣服和吃食。在沙滩上，染坊晾晒着一幅幅蓝布。商店伙计把茶叶、烟草、粮食放在干净的席子上晒干。另有些席子上坐着几位缝补的妇女。清晨，为军官子弟办的难民中学学生在沙滩上打篮球。晚间，“工合”幼儿园的孩子们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摇摇摆摆地尖声唱着学数字的歌谣：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15]
沙滩的一头有一个柴市，买主是忙碌而富有的难民，卖主是从环抱双石铺的秃山中来的乡民。市场就是双方接头买卖的场所。山民翻山越岭，身背重负来做点小生意，收益却微薄得很。他们卖的是原木、柴火、树皮、树根、干草、荆棘等，几乎把土地上的棍棍棒棒都弄光了。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背着柴火安安静静地坐着。路易走后，我马上从学校搬进了位于河对岸本应归他所有的大房子。不久，他又搬进了山上高处的窑洞。窑洞由拱形梁架支撑，打得很深，冬暖夏凉。地是用灰砖铺起来的，四壁和窑顶刷白一新。朝阳的山坡上，整天有阳光透过靠门一边的棉纸窗户照进来。我带着两条狗和一只鹰安顿了下来。“工合”招待所经理请我给他画像，送了狗和鹰给我当礼物，我其实并不怎么中意。
即使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这座城市化的村庄也显得破败不堪。与光秃秃的大山和虎背条纹形的山坡相比，河边的一排房屋显得更加矮小。窑洞旁边有3座农舍，看起来正在坍圮。这是双石铺旧日景象的缩影。我越是了解里面居住的衣衫褴褛的人们，越是在散步中了解了大山里的一切，在我眼里，蓬勃而现代化的双石铺镇，它的“工合”纸烟摊、修车场、理发店就越显得渺小。
人们可以很快了解到，观察双石铺的最好位置就是这高山之巅。从那儿往下看，刷了油漆的房子简直像是丢在大石堆里的小玩具。公路像是大地上的裂纹，不过是纤细的白色绦带。在双石铺山峡的外缘，无论从哪个方向走出去，百里以内都是同样的景色：大山连绵不断，有的是红色，有的是紫色，里面夹杂着小块的农田。无论多么分散稀疏，在山区靠种地过活的人口毕竟比贫困的双石铺人多得多。在双石铺闹市区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集团。他们劲头很足，致力于实务，虽然也很无知迷信，但不容易被发现；虽然不乏贫困和痛苦，但感受毕竟不深。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的写照，中心住着少数幸运儿，周围有一大群贫苦的农民。
当我搬进窑洞后，幸逢几宵满月。有一天，我正在用餐，月色照得江水发白，江上烟雾缭绕。忽然间，街上喧闹起来。孩子们尖声嚎叫，妇女们敲起铜锣，男人们拍打汽车挡泥板，士兵们朝天放枪。原来是月亮里出现了阴影，是月食。各行各业的村民都知道影子来了就去，所以嘈杂之声没有持续多久，闹腾一会儿就都禁不住发笑了。可是，村镇静下来了好半天，幽深大山里的人们却仍在敲打锅碗瓢盆，声音仍依稀可闻，直到满月复原为止。
翌日清晨，我问与路易相邻窑洞的农民老熊，山里人是否真对天狗食月心怀恐惧。
他亲切而带有自尊地回答说：“当然不是。”可他踌躇了一会儿又说：“也许，他们对天色变黑有点害怕，也许狐仙洞口封得不像1000多年前那么结实了。”
当我第一次走出村子，沿着荆棘丛生的山间小路，爬上山顶上的一块岩石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威胁山区人民的黑暗存在于每块农田、每间农舍。土地带着她的人民一道死去了。早在19世纪初期，第一次在双石铺走过的西方人就曾报道说，这个地区原是很原始的，林木茂密，松柏丛生。在滚滚流下的山泉之滨，只有少数几户农家。现在呢？从上到下，所有的小块农田都被毁掉了。除了农家房前屋后还长着一些林木，只有人迹难见的高处还留着一两行再生林。两条大河在双石铺汇拢。清澈碧绿的激流来自宝鸡附近较高处的山泉，但小点的山峡已为石块所阻塞，只有细水尚能长流。狐狸洞前的清泉水流大大减少，已成为一潭死水。每当夏季，山洪一旦爆发，就会把所经之处的庄稼一股脑儿冲走。少数几块较为肥沃的农田已为洪水冲下来的石头所覆盖，不能再耕种了。
如果早年关于这一带森林茂密的说法并非夸大的话，那么，它就是在四五代人之内被砍光伐净的。和我谈过话的老农们说，他们小的时候听很老的人唠叨过，这片森林当年有狗熊、鹿和白豹子。照此说来，那就只是两三代人之内的事了。可我却从未搞明白，这带森林何以如此迅速地灭绝，这里的村子是何时起普遍贫苦下来的，也没有一部经济史能告诉我。在双石铺，一般的解释是，砍伐森林最多的是军队。这个说法有道理，因为最近20多年来，军阀混战频繁，军队过往此地很可能乱伐森林当柴烧，军官也可能伐木卖钱。
但是，森林减少还有一个普遍性的原因：人口增长。根据当地农民的回忆，人口日繁主要是由于外来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从遥远的华北地区来的，有的是逃荒难民，有的是失地农民。地主打破了传统封建社会的经济平衡，农民的地也就被他们夺走了。
中国仍然在慢性自杀。跨过路易所住窑洞的悬崖，农民已开出了一条道路，每天都有些农民沿路爬上去，背下一捆捆柴火出卖。有些士兵带着斧子上山，嘻嘻哈哈地笑着弄下来一堆堆大原木，看来又征收了一批农民房前屋后的树木。由于土地日益贫瘠，粮食不够吃，农民就不得不卖树，虽然他们也隐约感到，那意味着生活的不幸和更坏的收成。
近年来，城市难民抬高了布匹等物的价格，而这些都是山区农民必须从城镇买来的，于是他们砍的柴也就日益增加了。难民至少是柴火市场膨胀的一项因素。大部分城市的中产者，不仅烧饭要用柴，整天取暖也要用柴。那年春天，我曾跋涉到一个小山村去，见到了那里的树木。五六十棵是最近才被伐光的，粉红色的斧斫断口和树脂香味还在。大山里到处都找不到一棵树了。可当我问到老熊的看法时，他却回答说：“如果命该如此，对这件事发愁的日子就还长着哩！眼下还得为今年春耕做打算，那可比树木重要得多！”
在山谷下，这里的老式农家屋宇就是这个地区的纪念物。这些房屋都是砖木结构，挺漂亮，屋顶有金属和瓦片做装饰，屋内到处被烟熏得乌黑，头顶有蜘蛛网，地上扔着破烂农具，而门窗户壁上的方格木架却雕刻得十分精致，墙壁顶棚已经开裂，露出几个大窟窿。房屋周围到处散落着破砖碎瓦。这里的住户不仅盖不起这样的房子，而且连修缮都做不到。祖先的修建技艺失传了。人们用芦苇凑合着修补瓦屋顶，用大石块顶住晃动了的砖墙，样子显得邋里邋遢。再看更高一点儿的山上新盖的农舍吧，都是用泥巴和草搭的，比狗窝强不了多少。
除了“工合”及其他战时临时建筑，双石铺本村最体面的建筑莫过于大庙前面的牌坊了。那座庙坐落于锥形的山顶上，俯瞰双石铺全村，是一年前从西安请来的工匠修建的，本地区的瓦木匠已经没这种手艺了。资金是由和尚向农民化缘来的。他搬出迷信的话威胁说，谁不肯出钱就会大难临头。在村中的外来难民看来，山区居民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过的简直是一种非人的生活；而山区居民则认为，在他们的生活圈子之外，有个庞大得多、黑暗得多的世界在包围着他们。那里有的是鬼魅和魔力，必须设法把它们封锁起来，办法就是给和尚钱，盖庙前的牌坊，或者把石洞封起来。
在山上，活人住的房子比死人住的坟墓和安抚亡灵的神龛还要少。每座坟都要从活人手上夺走一块良田。神龛分散在山坡上下，周围都是些外貌奇特的大岩石。陈旧的神龛与农家的老房子一样，都是用砖瓦盖成的，上面还有雕刻的花纹；新神龛则只是用木条或石块凑合垒起来的。魂灵的名字也只是用油漆刷上了事。这是因为他们穷了，不得不如此。易受骗的人相信鬼也是易受骗的，他们相信失地农民就算换了供奉的办法，鬼也不会怪罪。
我亲眼所见，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逃脱灾难，却无一得以幸免。那压得他们粉身碎骨的贫穷使他们衣不蔽体，终生只在降生、婚配、死亡时各洗澡一次。除此之外，还要忍受各种说不完的疾病。谁也请不起逃难来的医生，而这里却连一个公立卫生所也没有。到处可见缺胳膊少腿、呆傻痴癫的人。他们对骨折、腹膜黏连、精神创伤、强迫症等一无所知。当他们患病时，只知道那是“痛症”；当他们死去时，只知道那是“死症”。他们的身心内部都是黑暗世界，被围墙牢牢圈起，仿佛这样便可以将自己与外面的邪物隔离开一样。他们从长辈们那里得来的教训说，在两种黑暗势力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于是当他们生病时，就用彩纸、鸡血、松枝、香灰等做法祛除病痛。然后，他们足不出户就坚决认为已经把痛苦封锁了起来，接下来照常工作，直至病痛消失或一命呜呼。
对外人来说，他们有两种不幸是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双石铺地处沟壑纵深的西部山区，甲状腺病肆虐，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两三名患者，而且代代相传。胎儿智力低下、发育不良、畸形的概率一直很高。
还记得有一次我看到田里有个怪人，他咕咚咚地移动着。当时，我俩都吓了对方一跳。他一见我，就扔掉锄头，来到路边，呆呆地站着，然后蹲下，又站起来。不管我在那儿已住了多长时间，我总归是到双石铺来的第一个外国人，在这遥远的山谷中，我可能是他见到的第一个长着浅色头发的人。他靠近路边时深深弯下腰，把身子和两臂摇来摇去，当我离他只有几英尺远时，他蹲在那儿，动也不动地透过草帽警觉地看着我，两眼发直，像小动物似的。他得了甲状腺病，脖子粗大，浮肿的脸上满是麻点。
我犹豫地再向前走几步，他摇着膀臂跳了起来，又像个炸弹似地“咕咚”一下子落在地上。这时我向山下跑去，却见他朝相反的方向逃走，然后连喊带叫地钻进一堆荆棘中，不见了。我往山上走时见过几户人家，全家都是畸形或智力低下，他们坚持用自己所拥有的一点点智力和体力从事他们很难学会的农业劳动。
迟至3月，又下了今冬最后一场白雪，清晨铺满红黄色的山岭上发出了闪闪的亮光。山谷中，冬小麦苗已长出雪面，麦地好像一块碧绿的绒毛毯。白昼的日光日渐温暖，珍贵的融雪之水流入了麦田，麦苗迅速生长，不久就形成了风吹麦浪的景象。依然留在农舍院落中的少量果树开出了粉白各色的鲜艳花朵。在那早已不见原木的坡上，荆棘丛中，黄喇叭花、大红罂粟、紫罗兰等野花也在盛放。这里还不时会闪过不知名的鸟儿，身上长着各种条纹或斑点：灰、黄、红、蓝、青各色俱全。它们是从北方来的，与本地喜鹊和数不清的乌鸦一起过冬。
农民们开始春耕了。用牛或骡拉的单行犁像极了埃及陵墓上的壁画。断炊户穿着薄薄的夏装在发抖，因为他们不得不典当了棉衣换钱买种子。挽马找不到草地，就在山坡上游来荡去，伸着细长的脖子在荆棘丛中拱着嘴巴，试图找点去年留下的草根，还互相在其他马的粪便里找吃的。有两个南方移民和候鸟一同到来，是一对父子，孩子10岁大，从四川来的。父亲沉默寡言，只说是四川佃农，老伴死了，因不想借贷度日而离乡背井。没过几天，他找了个当苦力的活儿，来到双石铺，收入勉强够父子糊口。他整天坐在冷冰冰的窑洞里，谁问什么他都不回答。
白昼渐长，气候渐暖，山谷上下的农民们生生死死，各有本命。路易窑洞的后山上有家人，父亲死了，母亲老弱多病，家境又十分贫苦，全家人就决定不立即掩埋尸体，等老太太死后合葬。他们估计老太太不会活到天气转暖，丈夫尸骨未寒就会随他而去了。老太太同意了，他们就把棺材放在一间最黑、最冷的屋子里，也就是老太太生病躺着的屋子里，并把石头码在门槛上，防止狗钻进去。儿子们70天不理发不剃须，以此方式表示对亡父的孝心。
从几英里外的村子里传来一个故事，一个美丽的农家少女因欠债被卖给凤县县城的高利贷者做小。少女打算吞金自杀，就把丈夫送她的金戒指吃下去了。当然，这金戒指一两天后就又出来了，然后便被收回了。
就在双石铺本村，一个地主很阔气，住在新村，也学外来户花钱买了一个农家姑娘为妻。4月初，他怀疑她有外遇，就把她杀了。农家姑娘的死因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正当她的双亲准备跋涉30里地去县城告状时，她丈夫的朋友就来劝道：人死不能复生，即使官府将她丈夫处死也是枉然，何不让他出钱私了呢？姑娘家太穷了，觉得这也不无道理，就拿了7000元法币，折合350美元，官司不打了。一天傍晚，姑娘的葬礼在村子上面的山丘举行。一群穷人围在四周，面露不平，双臂抱在胸前，沉默良久。
4月，有个很穷的男人在双石铺山谷东头耕种一小块地。他因续弦妻子不孕而颇感苦恼。于是，他做了一件让她蒙羞的事，卖掉几口猪，换来一根铁链子放在前妻的坟上，好把这个“吃醋鬼”锁住。结果此事传开后，那条昂贵的铁链就被不迷信的外来人偷走，拿到村中的修车铺吊东西用了。
后来，山谷另一侧有个年轻妻子，生头胎时竟连个产婆也没有，全靠她自己料理。两个礼拜后，孩子死了。在孩子死后的第二周里，她每晚离开孩子，打着灯笼在山上游来荡去，哭着喊着让孩子改主意别死。人们相信，婴儿的意志不坚定，一经幽灵劝说就愿跟他们去死，但父母仍有机会让孩子微弱的求生欲回转，起死回生。
双石铺上面孤零零的大山里有家佃农，人称“郭毛子”，他因捐税过重决定弃耕外出。一家人带着箱笼什物投奔宝鸡而去，想在那里做苦力为生。他们行前在门上留了张纸条，给爬上山来收租征税的人看。这是万般无奈、弃耕出走的北方农民的传统做法。纸条上面写道：
吃饭凭卖力，
天下站得住。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那年春天，我耳闻眼见了许多农民遭受的种种不幸，其对策大都带有这样那样的迷信色彩。郭家的出走是唯一的例外。漆黑房舍和农民的头脑中，藏着无数迷信的仪轨和符号，外来人根本无法搞清楚。但仅就我所见到的来说，也能管中窥豹，了解到迷信思想的影响真是无处不在。农户大门口都挂着祈求兴旺的八卦图。院墙外面画着白线圈，以防野狼闯入。许多夜晚，农田角落都有燃过的柴火，余烬未熄。清晨，近山的神龛前又会发现少许供品。一天，所有农民都去上坟，把白纸放在草地和灌木上。
迷信就是这些忧患重重的、愚昧无知的农民对付种种艰难的唯一办法，他们一直是这样被教导的。村里有个由政府资助的小学，但能把子弟送来的山区农民却寥寥无几。孩子一到入学年龄就得下地干活了。讽刺的是，他们无力供孩子读书的原因之一是地亩税太重，而地方政府兴办教育等事业所用的正是地亩税。
村北头有座庙，对农民说来，它似乎比学校更加重要。庙里供奉的是一位当地的善人。他抽鸦片，据说死后有人看见过他的幽灵。他生前对佃户挺和善，于是人们就觉得，他的鬼魂也是站在农民一边反对邪恶势力的。双石铺“工合”有几位顽皮的青年指导员，在庙门上贴了副对联讽刺他，上面写着：
半斤烟土有求必应，
一只肥鸡无问不答。
可这儿的农民不识字，他们还是照样前来上香，逢年过节还要从可怜的家当中挤出点供品来呢！
4月初的每天傍晚，山区人放火烧山草。火光一道道地在山巅爬过，连夜不断。在中国的某些地区，这个季节烧山是可以理解的，目的是改善夏季牧场。可这儿并无畜群，小树苗原本有机会长满荒山，现在竟白白被烧光了。我问过许多农民，可谁也说不出为啥要这么干，只说从来就这么干。人们流传着某种无文字记载的民间传说，告诉他们许多世纪之前，在有巢氏还没教民为巢时，人们还住在山上，为使下山时免于遭到野兽的袭击，就每年烧山一次。也许，这就是现今烧山习俗的来源。
只有一个人说了个具体理由。他是个身材短粗的小老头儿，龇牙咧嘴，几乎和村头的疯驼子一样目中无人。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烧山？”
“好玩呗！”他哈哈大笑着把草堆得更高。旁边有几棵小松苗刚破土而出，正在挣扎着生长。
山区农民对政治保持着恐惧的沉默。许多人对政治的确一无所知，连乡公所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在他们那模模糊糊的概念中，“政府”是可怕的、神秘的东西，离着老百姓十万八千里，也是老百姓永远搞不明白的东西。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农民上千年来的传统态度。大多数人不喜欢政府，不信任它，对它尽量少念叨、少打听。
在村里，我从健谈的难民中了解了一些当地官府的情况。凡政府，概分两端，一者取之于民，一者用之于民。在当今中国，取之于民者占据主导，这是由于国民党因袭了保甲制。
保甲人员全部是由上面任命的。联保长由凤县县长选，保长由联保长选，甲长又由保长选。这是毫不掩饰的暴政，而其最荒诞之处在于，施行暴政者也非大富大贵。
即便是在保甲制里油水最多的人，日子也赶不上村里流亡至此的小店主。林木和农田迅速灭绝，其后果竟连地主也沦为了穷人，土地也不可能集中起来。1941年，这里最有名的大地主只占有土地40亩。可是，社会不平等依然十分显著，而且日益增长。在春天，许多农民为了满足新的索取不得不典当破棉衣。在他们看来，联保长有两件大棉袍，那简直就和拥有高级轿车一样豪华了。
在双石铺，除了保甲系统，政府其他的“用之于民”的职能全都不足挂齿。村子位于大路旁边，于是名为“镇”，有个“镇长”，“镇长”也是由凤县县长任命的。镇长督管学校和省属保安民团，任务是保证保甲征税顺利进行。这两项职能的开支由地亩税支付。地亩税名义上是地主交，但在这种政府中，权和势是分不开的，结果地亩税的一部分乃至全部都转嫁给了佃农。除学校，这里什么公共设施都没有，连个消防队都没有。村中家家户户都是自己照料自己的一切，最多也就靠和别家的亲戚关系保护自己的利益。
上面来了命令，要这村子成立个“自卫团”以备日军入侵，但镇长却觉得，他离前线远得很，对这样的命令在大部分时间内可以置之不理。我在那儿待过两个月，只见过“自卫团”两次。团员都是通过保甲制征来的贫苦村民，共有五六十名，他们正在河边受训，手持柳木棍代替枪支。此外，每当上面有命令下来，镇长就召集群众大会。他发表演说，群众排成方块队形，站在那儿听，他们的脚是捆着的。演说的题目是辫子问题（有些山区农民还在蓄着）、公共卫生问题、道德问题、仇日仇共等问题。这样的事我虽不曾亲眼得见，但确实听说过一两次。
更加离奇的还有这类事：国民党经常发布一些有关现代化、文明礼貌的公告。这些公告通过各官僚机构从陪都重庆传递到了双石铺。举例说，镇长可能突然命令苦力不得在集市上打赤膊，年满12岁的少年不得光屁股，严禁打麻将，如此等等。若是这样的全国性政令真的在双石铺推行，镇上就会掀起一阵强制改良的运动，有两三周时间；但这之后，既然政府保全了面子，一切就又无声无息了。所谓改革云云，也就都拉倒了。如此政府，难怪人民会觉得神秘而可怕。
村子里的难民中，以及把他们和全国各地联系起来的车流中，近来出现了山雨欲来的迹象。这些灾难过去一直只给农民带来麻烦与不幸，现在终于降临到了全国中上等阶层人士的头上。重庆的两大特务组织都在双石铺设有机构，监视日益收缩的权贵圈子以外的过路旅客。国民党各大银行和垄断企业都在镇子上或附近设有办事机构，忙着处理各自的业务。在通衢大道设有一个官方路卡，这是把私家车赶下公路的各种机构中最主要的一个。私人的卡车大都是改装老车，以木炭或柴油为燃料。他们少不得在这儿一停就是大半天，既要交税还得行贿。而国家垄断企业的卡车则烧着没有异味的汽油，疾驰而过，司机和检查员之间，只消相互报以会心的微笑就行了。
在税吏面前能得到笑脸优待、和公家卡车一样能顺利通过的私人卡车，只有走私卡车。这勾当没什么秘密。货物表面都盖着日本人或伪政府的税章。他们在双石铺过夜时，会在饭馆里大吃大喝，那样子好似富比王侯。他们把自带的日本造的大灯泡，插在饭店灯座上，直至散席。国民党路卡的官员们就是走私贩的座上客，他们一道大吃大喝。
几乎所有的卡车，无论公私，无论去来，都会满载“黄鱼”，“黄鱼”是非法乘客的绰号。绝大多数汽车售票处不会超卖。可是，售票处卖过票后，惯常的法外“交易”就钻了进来。在地下售票处，司机、机师、助手或亲信就会卖出尽可能多的私票，把车子填得满满当当。这些车子老远朝双石铺蹒跚而来时，只见车里的人码得高高的，活像用人搭起来的金字塔。在适当的地点，司机会把车停下来，让“黄鱼”们下车，让他们自己交路卡的钱。客货验毕放行后，车子就开往村对面一端，停下来等“黄鱼”上车。
这不过是走个过场。“黄鱼”们放心大胆地扛着行李走过检查站，穿过悬崖上面的人行道。而这一切，检查员其实都看得一清二楚。除非上级来了新命令要严禁“黄鱼”，或检查员的油水没捞够想找点麻烦，一般情况下，他们对躲着点走的“黄鱼”总是听之任之的。大家都面带着那种难以形容的微笑。
由于载着“黄鱼”，很少有车辆能正点行驶。陡坡上满是超载的卡车，冲将下来发出阵阵噪声，给人快要出事故的感觉。那些车子看起来十分荒诞，有好几十名乘客跨在车身两旁，还有些人胡乱趴在车顶。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景象，就不由得会想，这些车就是国民党的写照：它正在守旧而传统的中国大地上飞驰，驶向它必然到达的终点。
从军队路过双石铺的情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政府为了自己的荒唐闹剧，给生民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
在我住在双石铺的那些日子里，军队常从那儿步行上山，每次序列都是一样的。最前面是骑马的指挥官，身披带彩缌的值星带，腰悬带装饰品的指挥刀。他身后是高阶部下，或步行或骑马，装备由勤务兵背着。然后，在由一批低级军官和可靠士兵组成的武装警卫队当中，夹着一长列抓来的壮丁民夫，他们扛着大锅和其他重型装备。
士兵走在民夫后面，有时齐步走，有时脚步拖沓，与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作战装备、生活用品都背在身上，可我从未见过他们携带枪支。所有武器都在民夫拉着的大车上，距离士兵相当远，这是有意为之。阻止开小差的队伍也由军官和亲信士兵组成，其规模和防止民夫逃跑的一样大。
不难看出，这些士兵是想逃的，偶尔也有少数虽然消瘦但穿着整齐的老兵，吹嘘说他们从军阀混战起就开始南征北战了。他们只熟悉军旅生活，对这样的生活也还算满意，只是偶尔面露愁苦之色。他们大多四肢消瘦，手腕和脚腕由于营养不良而纤细异常，眼里满怀心事，眼珠闪亮异常，像发烧似的。发肿的双脚上裹着血迹斑斑的破布。
在武装卫队之后跟着一批病弱濒死的士兵，走一步叫一声，用不着专门看守了。他们若是掉队了，也就没什么用处了。他们的情况越糟，就越不想逃走，因为逃回远方家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当然更无法找别人照料他们。国民党故意把拉来的壮丁都编入远离家乡的军队，致使他们无法逃跑回家。这是精心策划的计谋。在大部队过去之后几英里，病弱的可怜虫们还在路上踉踉跄跄，甚至连滚带爬地紧赶慢赶。他们离开行军伙房就没地方吃饭了。
这些挣扎着的人们所属的部队很少是开往前线、为抵抗侵略而去洒最后一滴血的。他们大多是那些从未见过日军或许永远也见不着日军的地方“杂牌军”，只是国民党在国内搞的“平衡”把戏中被抛来抛去的抵押品罢了。让他们受苦受难的目的，只不过是削弱这个或那个地方集团的势力，并在后方建立外地人的政权罢了。这一切都只能使民族更加衰弱，民心更加涣散，但国民党却由此增强了力量。大车上的枪支是为对付部队所到之处的农民用的。
那年春天有好几回，成群的壮丁被赶来双石铺。因为他们还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对他们的主人来说，一点军人的作用也起不了。对待他们的方式于是更加残忍、更加野蛮。我所见过的最惨的一群约有150人，他们自成都来到此地，已被驱赶了几百英里路，距离西安军营还有100多英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下午。在耀眼的阳光下，红红绿绿的群山在发亮，天空现出五颜六色的云彩，仿佛孔雀开屏，积雪为山顶镶上了白边。就在这样的诗情画意中，一群壮丁被赶进村里来了。黄土路的转弯处，一群愁眉苦脸的人拖拖沓沓地过来了。他们面色苍白，简直和积雪差不多，破烂的衣服上积满尘土。当然，他们是被捆在一起的。他们东倒西歪，互相碰撞，残酷地向别人乱踢腾，有些人自言自语，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神经错乱。本来，人们对壮丁受到的不人道待遇已经见怪不怪了，可那天我在双石铺所见的却非比寻常。繁忙喧嚣着的大街一下子静了下来。这些呻吟喘息、自言自语的生灵被赶进了一堆堆征用的干草，他们晚上就睡在里面。
那天晚上出现了许多街谈巷议，那如果不是出于义愤，也是出于好奇。有些和壮丁或警卫谈过话的人四处散布消息，说这些人都是鸦片烟鬼、乞丐或其他社会渣滓，是在成都搞新生活运动时被从大街上扫出来的。让他们走这么远的路，原是想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中途死掉，剩下的才做壮丁。被征用了草垛的村民就住在这些人附近。他们说，夜晚什么床铺、铺盖都没给那些壮丁用，那些人都是从四季无霜的成都来的，衣着原很单薄，在山中度过了几个寒冷的夜晚，有许多人都冻病了；还有人说，他们沿途除稀粥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另一个人说，人家这么做是故意的，怕他们吃饱了有劲逃跑。
给这些壮丁留下的就只剩下一条解脱之路了。翌日清晨，在大家被吆喝、鞭打起来之前，警卫们已经把4具精疲力竭、冻馁而死的壮丁尸体草草包裹起来，扔到河岸去了。
通常，村里的外来难民户并不关心全国的崩解。他们是心满意足的鸭子，一边嘎嘎叫着，一边吃着蛇和小鱼；而另一边，公园里的豹子已经吃完了金花鼠、知更鸟和小鸡。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原本是要去重庆的，留在双石铺多少是出于偶然。由于战事吃紧，过往车辆在这里住宿、打尖的甚多，稍具眼光和资本的人都不难发现，在这里开个饭馆、旅店一定能赚不少钱，于是就索性留了下来。尽管在我滞留此地期间，私营企业已开始衰败，但双石铺的市面还很繁荣。
外来难民户所用的地皮都是租来的，免交地亩税——从名义上讲，双石铺只收地亩税这一种税——可是他们却能送子弟上学，也能受警察保护，这两项的开支可都来自地亩税。他们需按保甲制报户口登记，但有钱行贿的日子很好过，即便钱不多，也不至于像山区农民那样备受欺压。他们是城里人，技术、声名都比山区人强，和保长搞好关系是很容易的。而且他们都是从东边来的，同乡之谊很深，一家有难，家家支援，有困难时富裕的同乡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另一方面，保甲长们从他们的传统压榨对象那儿还能榨取所需，也就不苛刻地对待外来户了。
山区人很穷，只要能拿一点钱，愿意给外来户干活的人就多得很。他们都很胆小愚昧，在威逼利诱下更是容易受骗上当。大致说来，他们和本地人的关系颇有点像西方殖民者和有色人种的关系，后者如同下等种族。他们是中产阶级，有技术、有见识，其中大多数还有资本，因此对笨拙落后的农民是很看不起的，其程度甚至比当地地主更甚。1941年，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店铺、作坊都搞到了手。饭馆、理发店、妓院之类的城镇买卖都是由外来户经营的。地主们即使在穿着饮食方面可以学得和外来户差不多，可本事还是不行，资金也很短缺，因此无法和外来户竞争，也无法在社交上渗入外来户的圈子。没有一家企业是本地人和外来户合伙经营的，有的只是四五起互通婚姻之事，但都被视为不幸的结合。论技术和股本，没有一个本地工人有资格加入“工合”。
外来难民户的经济事业一般也像殖民者一样目光短浅。按战前勘探结果，凤县是中国矿藏最富饶的地区之一，铜、铁、煤一应俱全。农民只开采了很少。其他矿产也露出了有开采价值的迹象。路易在离开上海之前就把双石铺列为了“工合”的据点。两座低山之间的山涧很适合建水电站。双石铺临近公路，一旦西部得到开发，它的地位必然十分重要。
但我没听说有哪个外来户试图为双石铺做长远投资。他们宁愿做短期买卖。就连那些在本村设有办事处的国民党银行也只热衷于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而忽视实业。
山区农民经常以抱怨的口气念叨那些外来户，因为他们“骗老百姓”，抬高物价。农民们希望有朝一日这些讨人嫌的城里人从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村镇里的人也有同样的心情，希望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从未碰到一个愿在战后留下来的人。一想到眼前的一切只不过是暂时扰乱了双石铺缓慢走向贫穷与腐朽的历史进程，一想到山区的老乡们终将俯瞰难民腾出的一片片空房子、店铺和再也不冒烟的烟囱，一想到这一切，本地人和难民一样，心里都是美滋滋的。这情况与当时国民党的对外宣传是截然不同的。
那年春天，我在村中或路旁的人群中只见过3个思想敏锐的人，他们感觉到了自己身处什么时代、什么方位。
一个是某个早晨我在路卡见到的小姑娘。她是个中学生，是从南方乘卡车独自前来西安复学的。通常这里的警察很少做政治检查，可是，赶巧卡车的轮胎瘪了，补胎用的硫化橡胶还要几个小时才能送来，乘客就被撂在一边了，于是，警察就找乘客的茬儿解闷。最后，他们发现了这名十二三岁女孩的日记。一群士兵和官员蜂拥而上，开始是对日记本里夹着的漂亮花卉标本赞叹不已，继而就以重重怀疑的眼光读完了日记。
显然，这孩子从课本里摘引了一些孙中山先生的话，并天真地联系她周围所见的现象，提出了如何实现孙中山学说的问题。人们把警长找来了。他斜眼瞟了一下日记，经一番议论，断定她有“危险思想”。当我离去时，警长正在抄写日记片断，以便寄给她的校长予以警告。姑娘的箱子被打开了，摆得整整齐齐的东西被翻腾了一阵，以便调查其他反动物品。她被吓坏了，一直哭。可是她好像又明白这场面是多么荒唐可笑，便在哭泣中忍不住发出阵阵神经质的大笑。
第二名是漂泊异乡的男青年。他刚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几乎快被烦死了。一天中午，我看见一群男孩不成行列地坐在尘土飞扬的饭馆门前。几名军官正在里面吃喝饮宴，猜拳行令。外面的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几乎和一般拉来的壮丁差不多，但没有被捆在一起。他们身上带着土产的军用背包和干粮袋。当我过河回家时，又看到另一些男孩子在冰水中濯衣洗澡，这是和一般抓来的壮丁不同的。
午饭过后，他们中有一个来到我的窑洞里对我说，他的同伴们都是上海来的学生，是上海的国民党党务人员劝说去西安军官训练班受训的。他们经衡阳、贵阳、重庆、成都去西安，一路步行。几个月前，这孩子和两个同伴曾和路易在路旁谈过一次话。路易嘱咐他们，路过双石铺时可来找他。那之后，他的朋友有一个死了，另一个逃跑了。他发现路易不在，感到非常遗憾。
他约有16岁，和同伴一样出身中等人家，父亲是上海法租界一家面包房的师傅。他瘦得像只小鸟，不停地发抖，肯定是发烧了。但是，我问他身体怎么了时，他闪烁其词，只是对他身上的污垢一再表示歉意，好像他觉得这是件很可怕的事。他的衣服旧得令人生厌，灰色的皮肤上满是条条斑斑的疮疤。
“你可别以为我一直是这样！”他一边说话下巴一边在发抖，“我都是尽量要干净的！在上海，我两天洗一次澡！在上海，我的衣服要是不干净，父亲就会打我。在上海……”当我问他是否愿意在我这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时，他忍不住流泪了，但他谢绝了。直到我指给他洗澡的地方，让他知道可以自己在里面洗、谁也不会看见他有多脏时他才答应。
他吃了一餐晚饭，足有通常4个人吃的那么多。当我请他当晚就睡在那儿的时候，他要了一支铅笔和一些纸张，他写了再写，一直坐了好几个钟头，然后在天亮前离开归队去了。桌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书笺：
别以为我受不了苦，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事情的经过。
不行军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日两餐稀粥，一点干的都没有。行军时，我们只有一点水喝，脏河水，别的什么都没有。从上海集合出发时，我们共有700多人，现只剩下不足400人了，其他的或逃或病或死。逃了的大部分也死了。
现在我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饭碗了，可我想，也许我还能有力气到达西安。
你知道，我那些死去的朋友们都有疼爱他们的爹娘，可现在，他们都死去了！他们还有爱他们的兄弟姊妹，可现在，他们都死去了！他们想参加抗战，可现在，他们都死去了！他们想为同胞们解放中国，因为他们懂得博爱，可现在，他们都死去了！现在，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贡献自己的满腔热血和青春，为了高贵的东西。
这孩子忘记了带上饭碗，他把它们落在了厨房里。后来，我接到他的几封信，说他到达了训练营地，在那边身体还好。我了解到，在那样一所学校他不便接外国人的来信，就没回信给他。两年以后就再也没接过他的来信了。他的经历最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国民党是怎样走向自我毁灭的。
倘使国民党政府果真想要政令通畅，这个男孩子，还有和他一样的年轻人难道不正是他们所急需的吗？我想当年从上海把他们动员出来的人定能认识这一点，起初的计划里也必然包含长途跋涉去西安所需的物质安排。但这个政府太无能、太暴虐，官僚互相勾结，上下其手，整天只顾彼此吹捧，互保面子，这些孩子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率领他们的军官是为图私利而使他们挨饿受冻的，这怎么能叫他们对政府不失望呢？
第三个飘零的人是那年春天我遇见的一位老者。他受过一切国民党的政治训练，自己也干过许多别的行当。
他以前是做官的，政治生涯甚为活跃，经历丰富，可以追溯到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他是东北人，后来日军侵占东北，他就在1932年离开故乡，移居陕西。张学良曾委任他为西安附近某县县长。可在西安事变之后，他的靠山被囚禁，他的地位也便随之朝不保夕了。他和许多东北人一样，对蒋委员长及其亲信集团对日妥协、对内独裁的统治十分不满。可是，和别人不一样，他敢大胆讲话，不甘俯首帖耳。来双石铺之前不久，他被解除了县长职务。
他以出语惊人、才华出众而闻名。有一天晚上，我同他共同进餐时，他显得有点疲倦，后来就找了个背静之处，沉默地坐着，但作为主人的“工合”人员却像小学生似的起哄，要他讲当年敢言壮士的风采。就在罢官前不久，他在西安应国民党之邀赴宴。他知道自己即将下台，便决心不吐不快。
他有个自鸣得意的同事，派了一辆公车接他赴宴。车不怎么样，不过同事得到了公车的使用权，便觉得脸上增光。
“你觉得这辆车怎么样？”他问道，好像车是他自己的一样。
“好极了。”老人答道，“除了喇叭，什么地方都响。”
席间还有一位刚从重庆来的国民党亲信，在国民党艰难草创的岁月里，此人从来不曾出头，1927年之后，倒是很识时务，对党国大献忠心。
他问道：“阁下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
“没掌权时不敢，掌权以后又不屑。”这老头儿竟如此回答。
宴会结束时，一位国民党的省级高官出言讥讽：
“你们县里的二流子多吗？”
“现在不多了，”老者答道，“他们都参加国民党了。”
当晚，在双石铺，那老者神采奕奕，直至散席。他现在正要往南方去，估计是想安度晚年。尽管他的政声颇佳，但在那年月，凡曾在宦海浮沉的，谁能纤尘不染？老者恐怕也不能免俗，多少总接受过点贿赂。虽然不合法，但已为成规。
“你打算怎么过呢？”
“不知道，”他以自讽的口气哀鸣道，“我老了，被罢官了，一无所有了！”
他眉头一皱，又补充说：“可手头多少还有点钱。”
然后，他又讲了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所谓的“老谋深算”。有些人在西方大肆抨击这种习气，但他们谁也没提到过，在一种远非个人能力所能经受的压力下，在远非他能控制的环境中，那不过是自我保护的手段。
老人家说，在他的邻县有位留洋归来的县长，非常有抱负，负责任。两个老式地主因故把官司打到他那里。一方当事人给他送了一对小猪，律师听说后吓得要命，他解释说，这是个新式的清官，谁给他行贿，他就判谁输官司。此案照常开庭审理，判决行贿者胜诉。律师感到非常诧异，因为他的当事人理亏，他心里是有数的，可这老地主却对他说，原委是这样的：“我当然把猪送去了，不过，我是以对方的名义送的。”
4月中旬，我的邻居老熊不再猜疑我这个外国人了，于是向我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就连那些他平常用坚忍和苦笑排解的惨淡过往也不再瞒我，但是一谈到当地的国民党及其作为，他就找个借口笑笑，不谈了。
“老熊”，只是乡间常见的亲切称呼。其实，他做一家之长还是不太够年龄的。可是3年前他父亲“病死了”，而他哥哥却是个白痴。哥哥一犯病，老熊就得把他锁在仓库里。山区的精神病人常在家里闹腾，而唯一的办法就是锁起来。老熊的左眼珠小时候害过病，什么也看不见，除此之外，他身体简直壮得像头牛。中午，每当我们俩在大橡树下聊天时，他就把小女儿带出来，在阳光下玩。除了红头绳之外，她全身都光着。老熊很爱她，每当他将她抛起来，或让她的小脚丫踩在自己结实的肌肉上时，父女俩就纵情大笑。在荒凉的深山里，我听过的开心的声音很少，这就是其中之一。
在我眼里，老熊家破破烂烂，可据老熊说，他家的境况还是比邻居的好。他得意地说，他们每月可吃一次肉，还有蔬菜、白薯、玉米、白面。他家有20亩地，其中10亩是山地，另外10亩在较肥沃的平地上。他家原有两所房子，几年前驻军占去了一所大的以后，就只剩这所小房子了。小房子是以前熊家从一户佃农手上买来的，那家人破产后全家逃荒去了，谁也不知他们到哪儿去了。
“军队给多少房租？”
“房租！”老熊觉得我这个想法可笑极了。
那年4月，熊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去年收的麦子能否够吃直到新麦收获，同时不至于吃掉种子。他们每天都要忧心忡忡地检查逐渐空下去的粮柜。如果接不上茬，就得典当必不可少的农具——他们只有这点东西了——或向银行甚至高利贷者去借钱。
他们对借贷很担心。所有农民都知道，从一点点借贷抵押开始，他们就被套上了不断举债度日的锁链。他们的邻居有许多就是这样逐渐倾家荡产、丧失土地的，最后沦为佃农或去给人打短工，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庄稼人背了债，就一辈子还不清了。”老熊像圣人般一再重复这种看法。他笑笑，好像这是他独创的俏皮话一样。其实这话在中国农村时常听说，简直都是家喻户晓了。的确，1941年时，熊家非常幸运。那年天气暖和，播种的日子提前了，于是他们还有足够的种子。他们节俭地吃着剩余的麦子和土豆，一直撑到种出新一茬粮食。
年来岁往，四季轮回，在拉壮丁方面，熊家也比较幸运。三兄弟中只有最小的被征走了，独子是免役的，可去年，征兵官和甲长一起来了，当时，他的白痴哥哥没发病，就还得再出丁，这样老熊就把他送走了。重重压力之下的农民们会尽可能地耍花招对付保甲长的横征暴敛，情况十分普遍，比方说把傻子、瘸子、残废当壮丁应征，在小麦里掺砂土交粮，等等。老熊的哥哥在被捆走之后的一周之内逃回来了，一般人可不敢冒这个险，算是“傻人有傻福”吧。究竟是怎么逃的，他对谁也不说。下次征兵官再来时，他的处境如何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熊家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个很久以前就被征走了。老熊告诉我，现在除了妈妈以外，谁也不再想他了。老熊已记不准他被抓走时多大了，只有十六七岁。当然，他一直没有写信回家，因为他是文盲，而且没钱买邮票。不论死活，反正他是回不来了。有些壮丁在抓走之后的一两个月内还能逃回来，时间一长，走远了，就回不来了。反正，双石铺从来没有被抓走两个月以上又逃回来的壮丁。另一方面，“政府”从未通知过家里他们服役的儿子命运如何。对家里来说，从和村里人一起被绑走的那天起，壮丁就死了。
但熊家的日子还没有不幸到可以免交苛捐杂税的地步。他家只有20亩地，税率是最低的第五等，但每月还是得交10元到20元法币。这说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有多低。这个村子交通还算便利，可是中央政府明令以粮代款后，这里还是照旧用货币交税。尽管老熊吹嘘自己家道兴旺，可是他和傻哥哥每月都还得到村里去卖几天苦力，如果他们无力按税吏的要求如数交税——税吏从不事先通知他要多征的数额——同来的士兵就要把粮食、农具之类的东西没收抵税。上个月，熊家差20元交不出来，“老总们”就拿走了两口现已无法买到的老式饭锅。
老熊对地亩税之外的苛捐杂税概念很模糊。他说，究竟有多少种捐税，谁也搞不清楚。只要联保长、凤县县长或上边派来的官儿说句话，要东西或者要劳力，双石铺就都得照交。他对保甲作风最生动的记忆，是有一年春天，他家的种子粮被征去给过路军队吃了。那年冬天，他自己被征去给军队运货做饭，军队到了宝鸡后才把他放回来。
眼前的问题总是逼得他喘不过气来，所以老熊对自家田地外的一切都没有兴趣。外面的世界是一团迷雾，他懂得不多，关心更少，任何10里地以外的东西都是“老远的”，任何3年前的事都是“大以前的”。
他对熊家的过去也一无所知，从哪儿来的，什么时候到双石铺的，房子是谁盖的，什么时候盖的，他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出生时房子就盖好了，“大以前”的事了。在他家北面10多英尺的地方有座雕得很漂亮的砖砌门楼塌了。不过，那儿以前有没有墙，有没有大门，以前发生过什么事，老熊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他只知道一件事：自己无力修缮祖屋。
他不知道自家的田地是怎么来的，他从未有过地契，直到去年，村里来了几名官员，在山中查看了一番，才给每户农民发了一张纸。熊家人没当回事，以前也都没有地契什么的，就把那张纸放在孩子们常去玩的屋子里，最后都被撕破了。
“要这张纸干吗？”老熊笑着说，“别人家谁要我们这点地？太赖了！”
老熊知道日本侵略了中国，还知道有个什么委员长姓蒋，他对战争和政治就知道这么多。他不知道战争打了多久，虽然他知道他头回听说打仗时，地上有雪，那就是说，开战五六个月后他才知道，如果是同一年的，他就连战役的名字都不会知道，连名声最响的台儿庄大捷都不知道，也没听说过中央政府从南京撤离的事。说实在的，他对什么是中央政府、在哪儿，都模模糊糊。对国民党政府成员，除蒋委员长，谁都不知道。蒋委员长是谁？在哪儿？他也不知道。
“你听说过蒋夫人吗？”
他愣了一会儿，平静地说：“蒋委员长是个男的，我估计是成家了。”
日本鬼子是否杀人，他没把握，那事情太遥远了，但他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坏、骗农民。这是从什么时候得来的印象，不记得了，虽然他小时候肯定没有这种印象。
“你知道吗，要是你们把树都砍光，庄稼就遭殃了？”
他笑了：“谁都知道，农民只在缺钱用时才砍树，可最好的树总会被当兵的偷砍掉呀！”
“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把去年留在地里的根茬挖走，土地会更肥沃的？”
他又笑了：“如果不挖根茬，那就得砍更多的树，不然，拿什么烧火做饭呀？”
“多吃点盐就能治‘大脖子病’，知道吗？”
他又笑了：“盐，太贵了，吃不起呀！”
“为什么不在山上筑坟，以免破坏农田？”
他想了一下，给了个尖刻的回答：“如果埋在坏地里，死人会不高兴的。”
对近来双石铺发生的事情，在老熊的记忆中只留下不多的一点，诸如，公路修到这里是哪一年，第一辆汽车驶来的那天多么了不起，一家家农民全都跑下山去把车子团团围住。他们并不害怕，因为筑路工人和从河南征来的壮丁对他们讲过汽车是怎么回事，他们甚至还见过飞机呢。对老熊，更为重要的是这么一些问题：自打修建公路那年起，有些人家就得离开土地外出流浪，有些人家的土地被征走太多了。有些上等良田是几代人努力施肥、改良土质才有的，结果也被占去筑路了。
老熊还记得那年共产党长征打这儿经过，有七八年了，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县政府差人来召开会议，告诉农民说共产党有多坏。于是，那天早晨，老熊听见坡下边有人叫喊共产党来了，他就带全家人上山了。在向上爬的时候，他们可以看见共产党从峡谷里出来，在村子附近跑步行进。村民正在从各个方向朝山上跑，穷人穿的都是蓝褂子，和山区农民差不多。可那是夏天，村官和10多个大地主都穿白衣服，活像城里人。共产党穿的都是灰色军服，他们把穿白衣服的追上，逮起来了，没去捉穿蓝衣服的。
老熊和大部分穿蓝衣服的都藏在山里，直到穿灰衣服的走了才出来。一个多星期后，他们回家发现房舍以及家中的一切都保持原样没动，可是穿白衣服的却被枪毙了几个，尸体被丢在了河边。
老熊不觉得杀掉这些人有什么不对。在这些人里，有他平素熟悉的，确实坏，总是欺压农民。其他的是否该死，他也说不准，因为听说这几个人还是很和气的。我们已接触到他不愿讨论的问题了，看得出来他想溜走了。
“双石铺有人跟共产党走了吗？”
他带着一副庄稼人的骄傲神气，拍拍身上的土，说：“有几个！”
然后他面露友好的微笑，双肩一耸，大棉袄披到肩上，领着小闺女进破屋里去了。
在临近4月底的一天，一列军用卡车沿着往兰州方向的公路来到了双石铺，布罩下面明显是大炮。车后荡起灰尘，朝西安和宝鸡方向开去，越谷穿村，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外。
第二个星期，这样的车队来得更多了。每队由四五十辆车组成，有的就停在村中过夜。后来才知道，这些大炮是苏联人送给中国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人造的。一个谣言说，20世纪20年代初，法国人把这批东西给了波兰人，要他们用来打苏联。另一个谣言说，这些大炮是苏联最近跟芬兰打仗时缴获的。在双石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些武器到底要运往哪里。西安是两线作战，一线是日本人，一线是共产党。
几周以来，凡是有点政治头脑的旅客都带来了内战临近的传言。自1月的新四军皖南事变以来，国共前线冲突迄未中断。4月又传来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对这件事，双石铺村里流传着一种残酷的解释：苏联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和日本人签订和约，纵容国民党和日本人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
大家认为内战无可避免，因为国防部部长是以亲日反共而闻名的何应钦。他几个月前从重庆去西安市路过了双石铺。总参谋长白崇禧一度北上共产党辖区，试图消除两党分歧，达成和解，但未获成功，冲突以皖南事变的爆发而告终。何应钦的行动事先严格保密，但是他沿途的道路之前都被日军空袭或炮击过，而且何部长出行的排场简直比得上以前的皇帝出巡。他在双石铺最好的旅馆“工合”招待所待了一两个小时。他检查了厨房和厕所，真像个“新生活运动”的好成员。之后他又召见了当地的官员。他每到一个城镇都这么摆一次排场，行踪都在报上发表，但日本人却没有派飞机在沿途袭扰。在他到来之前，倒是有一批卫队先行入驻。他们三十步一哨，五十步一岗，面向农村排列。他们是嫡系部队，吃穿都挺好。本来站岗是最容易开小差的，可是他们手中拿着武器，也没有人监视，可靠程度可见一斑。
我在双石铺交了一些“工合”的青年朋友，这些不祥之兆在他们当中引起了一些私底下流露出来的不安情绪。有我在场时，他们不愿谈政治；可是我一离开，就可以听到他们悄声议论。记得有一回在茶会上，有个青年指导员喝醉了，就在饭馆里唱起了统一战线时期的群众歌曲，主题是国共合作打败日寇。这可吓坏了其他的客人们，他们非常尴尬。邻座就有一个身穿黑衣的人，虽然没有任何标志，但很可能就是特务。他的朋友们把他拖出饭馆，给他来了个冷水浇头。
我相信内战必将取代抗日战争，于是打算前往宝鸡，然后东下洛阳，在河南省前线之处落脚。在洛阳以北，国、共、日三方军队鼎足相持，要想了解未来，那儿可是个好地方。如果没有内战，从那里能很方便地进入解放区。那边已经有两年多时间没有外国记者涉足了，因此我很想去探访一番。西安以北一带已被国民党严密封锁，想从那儿进入已不可能，但在洛阳附近，在豫北晋南，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相接的前线因走私活动而相对松懈，较易渗入沦陷区，然后还可以找到游击队员护送前往共产党辖区。
整个4月都是烈日当头，我离开双石铺时正急需雨水，山上的麦子已经受损，峡谷中的庄稼也有危险了。一周前，农民们决定搞半斋（禁食）求雨。他们不吃肉，反正也难得吃一次，也不许别人吃；还不吃葱不卖葱，因为葱味会冒犯神灵。这是我头一回看见山区农民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村里生活优越的人，给他们多少钱也挡不住这些迷信活动。难民们且不说，就连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官员也被迫只好委屈吃点白萝卜、胡萝卜和红薯了，和最穷的农民一个样。
我上路的那天也是个大晴天，熊家都很高兴，因为前一天他家的牛下崽了。他们上午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地里看庄稼和天气。在去汽车站的路上，我朝河边走去，跟在两个山区农民身后。他俩都有“大脖子病”，他们牵着一匹又瘦又黑的骡子。骡子被背上的柴火压弯了腰。一棵好好的树就剩下这点柴了。骡子虽然戴着笼头，可每见着路旁的草堆或麦苗就拱嘴想吃。农民解释说，牲口要是饿极了就得戴笼头，不然会把别人家河滩上的好麦苗吃掉，惹来麻烦。他们说着说着就笑了，一个人还踢了这牲口一脚。
河边悬崖下，南边来的小男孩依然在洞里蹲着。10多天前，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我把他带进窑洞，给了点东西吃。可是在邻人们因嫌恶死尸的臭气而把他父亲埋葬之后，他就回到洞里，再也不愿出来了。显然那孩子是不想活了。他不再出来找吃食，在那个最阴暗的角落里，蹲在那儿，缩成一团。谁走近他，他就嫌恶地盯着谁。翌年冬，当我返回经过双石铺时，听说他在我走后不久就死了。除了他父亲，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想说话，还是不会说话。
从村里走过，我一边等车，一边看着宝鸡来的木匠们忙乎着在盖一座饭馆。他们或锯，或装，或钉，手艺都很高超。在炎热的日光中，堆得满街都是的木料散发出了大兴土木的清新气息。马车和卡车拥挤着，车把式的吆喝声、卡车引擎的吼声给这明媚的清晨带来了一幅万物相生、人心振奋的景象。双石铺繁忙的铺面装点了中国的门面，看起来比我初到时强了不少。为响应重庆重建山林的号召，遮阴树苗沿阴沟两侧栽得整整齐齐的，树苗都是用山区农民所交的税款购置的。在汽车站门上悬着一张闪亮的新的蒋委员长肖像，他目视远方，面带一种空洞的果敢表情。
另一列运送苏联大炮的车队进村了，此时长途汽车也吼叫着爬上了小山坳后面那条通往宝鸡的公路。左边山丘上，离唐僧洞不远处，一群穿蓝色旧衣的农民正爬上山来进庙祷告求雨。他们手持香烛彩纸，敲锣打鼓。卡车离他们的距离不算远，他们的动静听得清楚，车上各色“游击商人”和其他小市民一见这情景就把头伸出车窗外，招手欢呼，直到车子开到等在那儿的“黄鱼”们的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