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丨洛阳劫难
从宝鸡经西安至洛阳这条路在未沦陷区是少有的尚在运行的铁路线路了，它全程约300英里。沿途城镇都在战前的陇海铁路沿线，繁荣景象主要靠火车运输支撑。乘客在这条线路上可以过得很奢华：法式高卧车是从欧洲进口、大转移时转运到西边来的，这些华丽的车厢既在崎岖不平的单轨上运行，也会在只有土房的乡村小站停车，但内部装潢全都十分考究。明亮的镜子、用名贵热带木材做的器具、金属制成的配件，肯定会让重庆南岸那些拜物教徒高兴得发疯的。重庆根本看不见火车，这样的车厢只用于精致高雅的“特快列车”；但由于这些进口车车厢太重，从行驶速度来看，只能说是“特慢列车”了。
自宝鸡东行20小时，自西安东行10小时，“特快列车”于天刚破晓时在华山脚下停车了，这里是一片满布尘埃的平原，壁立千仞的华山向来是古典山水画的灵感之源。下车的旅客们纷纷把行李从窗口扔下去，跟马车夫讲价钱，在乳白色的晨光中匆匆地朝东走去，就像朝圣的队伍。在第一座山丘顶部终于出现了一条小路，旁边就是黄河大拐弯。朝左去有泥沙滚滚的河水穿过矮丘，自北向南流去，全程长达500多英里。向右，它又穿过宽阔的山峡，东流入海，距离也是500多英里。小路下面就是大拐弯近前的浅滩，耸立着半废弃的潼关城，中古式的城门楼还残留着花纹，孤零零地架在弹痕累累的城墙上。铁路穿过城墙的一角，通向洛阳的公路则沿着城墙根蜿蜒入山。公路已被挖成了壕沟，成群的旅客是在两层土墙夹道中围着潼关城转的，就像以色列人在两列水墙中穿越红海一样。黄河对岸的日本碉堡、旗帜、哨兵都一目了然。
风陵渡沦为日军在中国这一带入侵最深的据点，至今已经3年了。侵华之初，日军就由北平朝西南方向挺进，沿铁路到达了风陵渡，并建立了碉堡群，以便炮击铁路和公路，干扰国民党在北方的这条交通干线。他们还曾一再试图渡河，以彻底将交通切断，但因水流急湍均被击退。日军自己在风陵渡的立足也不是很稳。国民党当时在黄河两岸的日军背后还占有若干有利阵地，共产党军队正盘桓在整个华北的日军身后。
我路过的时候，潼关前线的炮击已经常规化了。在日军火炮射程内的火车客运线路陷于停滞，而货车在晚间可以照常通过。日军只在下午发动炮击，旅客要是有钱或者有权，就可以搞到一辆手压车 [16] 通过路口，日军对小目标很少浪费弹药。由于潼关城就在日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所以有钱人都逃光了。农民仍在城周围危险的田地里耕种。城里有些人觉得出走的损失大于所得，就留下来了。隔岸相望，日本哨兵历历可数，可人们还是坚持各自的营生。
国民党成为美国的盟友后，美国要人外出视察战备时，就往往被邀往潼关国民党前线，那里确实很适合装样子。贵客可以乘“特快列车”舒舒服服地到达目的地，用望远镜看看活动着的敌人，然后回到潼关群山背后，观看国民党推演对日军防线的进攻。
我是乘手压车越过铁路口的，有一位老先生从西安起就与我同车厢，这回我又和他同乘一辆车。车子在日军碉堡附近疾驰，穿过斜坡上的田野，呼呼作响地在清新的春季林木间出出进进，很像室内打靶场上的铁鸭子。这到底是福是祸，我心里可没底。车主对我说，他以前是做官的，在铁路上一直有熟人，这才搞到了这辆车。与我在双石铺遇到的那位县长一样，他也是东北人，官职后来被重庆来的国民党亲信夺去了。至于前途，他坦白承认：要去走私。他正要去界首，那是河南最繁忙的走私码头。
他讽刺地说：“那地方可太好啦，每天有价值100多万元法币的走私货经过（合5万多美元）。界首的票子像树叶那么多。那些从上海运货来的商号太阔气了。他们开饭馆，请顾客白吃不要钱，备有中西大菜，比重庆最好的饭店都强。”
他本人看外表是很成功的，行李很漂亮，还带了个仆人和一批从上海来的走私美国烟。可是，他也担心自己这样的散户好景不会太长。国民党垄断集团有中央银行做后盾，特别是有孔祥熙的中央信托局。他们能从海关和向走私商抽水的部队那里获得优惠待遇，小走私商很难和他们竞争。
我从宝鸡起就和一个青年“工合”干事同行，他很看不惯那位愤世嫉俗的老者。待我们到达破破烂烂的车站，等车去洛阳时，他坚决拉着我一起同那老头告别，还把我带入一个果园里，乘客都在那里边乘凉边等车。尽管这段路比较安全，可是往东几英里还在日军的炮火射程之内，因此火车得等天黑才能来搭载乘客。闲聊时，我们发现这次旅行是十分奇特的：仅仅几天工夫，你就从一个省份到了另一个省份，不仅景色、建筑、衣着、习俗不同，战争的氛围也不尽相同。
果然，一如在双石铺时不幸料到的那样，苏联的大炮看起来并没有向东运至抗日前线，而是过了潼关；因为我在潼关没见到，也许是留在西安，或运往北边打共产党去了。
在潼关，人们担心对岸的日军会进攻中条山 [17] 。这一带从晋南、豫北延伸出去200多英里，尽属日军东侧的国民党军事辖区。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是保卫北方国统区的战略要地。只要它留在中国人手上，日军无论从黄河的哪个方向渡河都很危险。国民党在中条山有20万名驻军，并筑有坚固的碉堡，号称“华北马其诺”。日军已进攻过13次，都失败了。
潼关城内议论纷纷，说新一轮的进攻要开始了，因为北平来的走私贩子带来消息说，日军在中条山北新部署了3个师团。往北去的走私贩子于是失望地折回了未沦陷区，他们抱怨说，日本人不卖去北平的车票了。据此，人们认为日军在进行大的调动。许多潼关人都相信日军正在修建新路，旨在全面进犯中条山。他们出的工钱颇高，许多苦力和农民都过河去那边干活了。
傍晚，火车从洛阳开来，我们搭上了车。虽然此处在黄河的庇护下尚有铁路运行，但我还是能感到，自己已回到了无人重视、支离破碎的国统区外围地带。这儿的车厢里没有毛毯，没有搪瓷脸盆，许多车厢都像是用牛圈改造的。真正的客车都老掉牙了，破烂不堪，破窗户钉着木头板，走道里的菜油灯只能发出一丁点儿暗淡的光。
在那天夜里，我们同另一类人同处一个车厢。对“工合”的秘书来说，有个人要比手压车老头还要令人难受。他是一个20岁上下的青年，由一名宪兵押着，腕上戴着手铐，看起来挨过打。车子在临近日军炮火阵地时，灯就熄了，宪兵开始打呼噜了。被押解的青年悄声和我的同伴谈起话来，因为他注意到了“工合”的徽章。他打听了几个自己知道的“工合”会员的情况。接着说他是医院的文书，因为没钱学医，就想参加“工合”，做些公共卫生工作。他悄声俯身在那宪兵身上，听他确实睡着了，接着低声说，他正在被押回洛阳国民党集中营去，原因是在假释期间试图逃跑。
他说，医院有个人想抢他的差事，就诬告他是共产党，害他被抓进一所思想改造集中营。他在那儿被鞭子打，被绳子捆，还被上过一次老虎凳。他招认自己是共产党，并声明不想再当共产党了，然后那里的人就给了他一些好东西吃，还给了他宿舍床位，允许他和其他人一起上课听讲。他说上课是强迫性的，除最年幼体弱的男孩和好哭鼻子的小女孩之外，大家谁也没有改造好，谁都无动于衷，对不花钱、不干活、白过舒服日子这种事都觉得可笑。他们学习的不过是在小学时就硬塞给他们的那些国民党教条和仪式罢了。
这日子太难受了，所以他才要逃跑。尽管没人告诉他得在那儿待多久，可他已经待了一年；这次逃跑被抓回去，估计还要再加一年。
“那你出来以后干什么呢？”“工合”秘书悄声发问。
那青年微微一笑答道：“投机倒把！赚大钱！”声音也是悄悄的。
在黑暗中，我看不到他们脸上的表情。
翌日清晨，我到了洛阳。车站后边是一片小山丘，上面长满了麦苗。车站是灰色的，看上去很稳固的样子，站前有成荫的绿树。城市人穿着夏季的浅色衣服。凡此一切都与双石铺那黑色笼罩下的农民和红色的山顶迥然不同。早在3年前，日本人进犯洛阳周边时，当地本来不多的工业企业就撤走了。在这样暴露敌前的地带，大多数生产性企业迄今都难以筹资开工。但所有这些萧条之状，对新来的人并不显眼。洛阳是日益兴隆的走私生意的大转运站和仓库，商业的繁荣足以掩盖工业的萧条。洛阳也是河南的省会 [18] 。河南是国民党手中小麦产量最多的省份，国民党供应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市民的粮食都是从这里征购来的。洛阳城内面积有一两平方英里，有砖房马路，街上还有半西式的商店，城里居民有10多万，看起来百业兴旺，日子过得很不错。中古的城墙已经拆掉，以免被日军占领后用作防御工事，但旧城壕还在，再外面是这座省会城市的附属机构：近郊铁路、机关区、天主教会、基督教会、机场、发电厂，一切都运转如常。
我本来以为洛阳会像南方前线的梧州市那样是一座死城，所以眼前的景象令我不禁又惊又喜。二者的区别在于，梧州濒临通航便利的西江，易遭日军进攻。洛阳则有水浅宽阔、急湍迂回、几乎无法横渡的黄河天险，将日军隔离了开来。黄河是在城北60多英里处东向流过的。郑县 [19] 城外曾掘堤放水，使河水南流，淹没了一大片农田，形成了豫东黄泛区，阻挡了日军的脚步。
洛阳城保持正常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条山里的险要工事。在黄河流经此城的北岸边缘，日军离黄河与中条山的最近处约有50英里远。
尽管如此，当我于4月底到达时，洛阳却开始因谣言而陷入恐慌。据说日军将对河南发动一次全面进攻。虽然洛阳城有黄河的一部分作为屏障，但河南省多平原，地势低，容易受到大规模攻击。何况，洛阳只有3条获取给养的通道。除了已被日军炮火摧毁的狭窄的潼关，其他两条都是很难走的大山。未沦陷的河南省其土地面积大约有丹麦那么大，人口大约相当于丹麦的7倍，即2500万人。在这样惨淡的前景面前，洛阳城内自然会流传一些奇谈怪论。据说，日本人不仅在修筑新公路，以便从北面通至中条山，而且在河南黄泛区以东的地区和南边的湖北修路。最糟糕的是，还有谣传说日本人要在郑县附近修复堤防。这样一来，就可使黄河恢复北边的战前河道，而把国民党的东部侧翼完全暴露给日军。
偶然甚至会有这样的传说，负责修堤的日军军官曾派遣停火谈判代表团去和中国河防司令商谈炮击暂停事宜。日方宣称，他们修堤完全是为了解救黄泛区的农民。遭到中国方面拒绝后，日军飞机在黄泛区散发了传单，说日本人要为农民修堤，却被国民党阻挡。1941年，人们会觉得这是别有用心的宣传战。可是，到了1944年，人们就会开始联想了，毕竟“无风不起浪”。日军当时占领了河南全省，有些中国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攻击国民党军队，将他们缴械，有时甚至把他们活活烧死。
我在宝鸡时曾打算在洛阳附近渡过黄河，然后进入中条山区静待时机。可是当我真的来到了洛阳，却又觉得这就是很好的观察点。我也许得买双新鞋，以便紧急情况时立即溜回宝鸡。后来，5月3日以后，留在洛阳的每个人都逐渐想明白了，各奔前程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了。
洛阳每天都在遭受空袭。一批批军队步履艰难地穿城而过，开往黄河前线。虽然当地国民党报纸什么都不公布，可是从黄河北岸过来的谣言和难民却透露说，中条山发生了不同寻常的灾祸。5月7日，日军开始了对“马其诺防线”的第十四次进攻。和前十三次不一样，他们没有被打退，而是迅速攻破防线，随即向山脉纵深推进，速度比刚开战的几周还要快。要知道，刚开战时人们可是毫无准备，于是很快便惊慌失措起来了。日军全线渗入，占领了黄河北岸的所有重要渡口，前哨部队离洛阳已不足10英里。
官方消息还是一片大好，可是洛阳街上已可听到日军的炮声了。成千难民从黄河涌向公路，使道路为之阻塞。对陇海线和洛阳城的空袭增加了，足以说明日军是在为进一步入侵扫清道路。传言称日军已调来伞兵和陆战队准备渡河了。洛阳城一直是靠那座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中条山为屏障的。结果不足两周，徒有其表的盖子就被揭开了，城市像现出原形的蚁巢，人们像蚂蚁一样四散奔逃。
起初，洛阳城的变化有两种情况搅在一起，让人看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在逃难，可同时也在遭空袭，跑警报。天色一直晴得透亮。飞机一天来五六次，一般是早上来侦察，辅以小规模轰炸，下午大规模轰炸。洛阳人口密集，却只有少量高射炮，而且没有伪装，敌机来时无法正常射击。空袭警报信号对飞机种类不加鉴别，于是，只要有一架侦察机前来，全城就得像轰炸机都来了一样躲起来。中条山的瞭望所失守了，警报系统也完蛋了，人们的恐惧与日俱增。敌机往往是越过黄河时才被发现，所以警报拉响时敌机早已凌空了。
在空袭警报大声吼叫时，这城市的狂乱就像老式喜剧片一样。先是慢镜头拍摄满是车流的街道，演员们在十字路口奔走，每个人都像一个小黑点似的，营造出狂乱的氛围。接着恢复正常速度，下班后尘土飞扬的闹市发出阵阵嗡嗡声。只要有个耳朵尖的人大喊：“警报！”店铺的门窗挂板就会咔啦咔啦地挂上。车把式的鞭子啪啪甩着，大地也会因千万双脚的跑动而隆隆作响。人人都想尽快地回到防空洞去，于是手忙脚乱地逃散。有的和别人撞了个满怀，有的手里拿着东西还扯着别人的衣服。人们都抓起平常干活的什物；在尘土飞扬中，这些物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警报声中碰撞掉落，融入了这出残酷的喜剧。农民们把蔬菜装在扁担的两个筐里，上上下下地颤动着，活像个机械玩具。卖布的整理着散开的彩色布匹，卖木梳的神经质地在大街上跳来跳去，挥动着他那用许多小绳悬着木梳的棍子。一个车把式的徒弟手捧一盘煮熟了的鱼，一步一颤地走过，生怕洒掉，但那鱼儿却斜着身子，像要用死鱼眼来观察活人的惊慌失措。
洛阳的地下土壤虽然较为结实，但也并非一点儿都不松散。战争初期，几乎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都轻而易举地挖了深壕。空袭警报的叫声一旦听不见了，大街上的人群也就看不见了，他们拖着身子走下陡坡，进入地道去了。在沉重的飞机轰鸣声中，在日光烧灼的马路上，空荡荡的只有警察在角落岗楼里值勤。他们不安地暸望着，对走得慢的人喊着，有时甚至会开枪射击。
可黄土的防空壕并不怎么可靠，即便炸弹没有直接命中，而只是在附近落一枚，它们也吃不住。在每次持续轰炸后，打扫现场的队伍总要从大街上抬走若干用草席裹着的尸体。又黑又臭的防空洞更防不住谣言和瘟疫。连咳带喘地从洞里出来的人并不着急回去营业，而是宁愿忧心忡忡地就在防空洞里聊天。开张营业的铺子和敢于上街的人天天都在减少。
5月11日，日军已封锁中条山，腾出了更多飞机前来洛阳，这座城市已濒临灭亡。人民是明白的。停电了，发电厂被炸了，学校关闭了，小麦跌价了，因为囤粮户正在出清粮食以便逃之夭夭。新鲜蔬菜价格上涨了，因为卖菜的农民怕进了城后被拉夫帮助政府撤退。机器、家具等不好搬运的东西价格都下降了，金玉等一切易于携带的奢侈品价格都提高了。轰炸范围每天都在扩大，城市外观变得破破烂烂，就和去年秋季我在重庆所见的一样。大街上到处有乱成团的电线和铅缆，橡胶丢得满地都是。宣传画和纸窗都成了飘荡的碎纸条。商店里的镜子和橱窗都不见了。橱窗被防盗的铁丝网取代了。商人们开始把东西往地下室或农村搬，只在货架上摆上空盒子或一些最不值钱的商品。最大的一条街上从早到晚都不见行人。只有那么一天例外，尽管正值空袭的高潮，可按老皇历，对婚丧嫁娶来说却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在空袭的间隙，抬着棺材和花轿的队伍小心翼翼地匆忙穿城而过。乐队拿着锣鼓，但从不停下来演奏。
5月中旬，即便在夜里街上也很安静，只有红、白蜡烛闪出的弱光。月亮似乎是满圆了，在店铺的门窗挂板内传出了装货钉板箱的声音。在机关、银行里，会计的算盘结清了最后一笔账。破晓之前，月亮要落了，残烛也正在熄灭。漆黑的大街上，农民的大车拉着逃难者的重载行装，慢慢走着，车轮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牛身上带着的铃铛叮当作响。
5月的前两周，我只是偶尔匆匆出城一次，可是一眼就能看出这儿的城乡差别之大不亚于双石铺。城外一枚炸弹也没落，农民对日军入侵的威胁并不害怕，甚至有些人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不少人对此毫不关心，大多数人的打算是，就算日军真的打进来也留下不动。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这是一场国际战争，有空袭，有疏散，有报纸，有剧院，还有大皮鞋。这一切都是城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洛阳农民有自己要操心的事。不管这儿的农民看起来比双石铺山区富裕多少，但河南平原今年早旱已成定局。去年降水量就少于往年，如果今年夏收再不好，那就肯定是灾年了。河南农民种的是上好的麦田，可捐税太重，存粮早就被搜刮一空了。
于是，当城里人抬头看天、见机生畏时，乡下人却眼巴巴地盼着乌云涌起。在空袭期间，每天都有小脚老太太进城到庙里烧香，祈求老天爷保佑给个好天气。有的不远数十英里乘长途汽车而来，因不堪颠簸之苦而病倒了。她们不懂什么叫防空壕，进城穿的是专为赶集准备的好衣服，跑不了路的小脚穿着红绣花鞋，却还是坚持从近郊一扭一扭地进城来。天空晴朗，毫无雨意，有的只是钢铁炸弹的威胁。在那之后的两年里，无论城乡，死于饥荒的河南人都超过了整个抗战期间被日军杀死的人数。可是，1941年5月，当城里人还能买得起粮食时，他们是不担心灾荒的。这就像乡下人不为城市遭受轰炸而担心一样。城里人懒洋洋地靠在防空壕边，见有农村来的小脚老太太扭过，就嘻嘻哈哈地讥笑她们。
5月16日，我同杜先生一起去了洛阳西郊。老杜是“工合”指导员，负责洛阳“工合”疏散事宜。时至今日，当天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那天敌机对洛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轰炸。警报自凌晨5时开始响起，直至下午5时才解除，来袭敌机多达100多架次，投弹至少有700枚。后来，我一听说有哪个中国城市在空袭中颤抖、濒临崩溃时就总会想到5月16日。那可怕的图景将破碎的社会描画得淋漓尽致。破碎的原因，除了外界侵略，更有内在的压力；有的不可避免，有的则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人祸。
那天，天还没亮，警报就响了。云雾使天色有些发灰。先是来了一架侦察机，像播种机那样低空飞行，侦察了城外近郊。轰炸机没有马上就来，于是老杜和我骑自行车越过了瓦砾遍地的老城，向郊区去了。接着，天放晴了，碧空千里，空气清新，能很清晰地看到淡青色的中条山，在山河之间还有几座小山丘。在最近处长长的山丘顶上还能看到2000年前留下的古都皇陵。大地时刻受到威胁，在缕缕迷雾之中透出一股清新朦胧的沃野气息。白杨垂柳的叶子尚未被尘土覆盖，在淡青的麦苗上闪出了片片阴影。为旱灾所苦的田野在万绿丛中显出一道道黄土裂痕。斜坡上四处点缀着穿浅色夏装的城里人。
我们沿大路西行，穿过政府机关所在的近郊西宫，但在我们到达之前，侦察机就已在公路上低空飞行了，低得很！我们把自行车放在一条沟里，用草木掩蔽后躲进了稀疏的小树林里。有两三百个从城里来的人正在树丛中走来走去，或坐在新式的墓碑上。在树丛中心有个新坟顶，上面用绳子拴着个冥器，是一条用紫白色纸条做的龙。卖小吃的摆起了摊子。有些人家，大人、孩子一起狼吞虎咽地把面条或醪糟鸡蛋吞下了肚。
我们趁着等待解除警报的工夫聊天。老杜告诉我，路对面充作政府办公地点的古庙是在杨贵妃寝宫遗址上盖起来的。杨贵妃深受唐明皇的宠爱，是四大美人里唯一以丰腴知名的。她裙带松垮，经常在皇帝面前脱落下来，以便让皇帝有机会帮她穿好，以此邀宠。贵妃嗜酒如命，宫中才子们送了她一句话：“虽醉犹饮”。老杜兴致盎然地提到西安附近的华清池行宫，也就是西安事变时蒋委员长被扣押的地方。老杜说，那儿就是杨贵妃因新承恩泽而扬名的地方。
侦察机回到小树林，在上空盘旋时，一切吃喝说笑就都停止了。这儿的人太多，林子又太小；更兼气候干旱，枝叶稀疏，隐蔽效果实在不大好。每个人都卧倒了，在树干周围一堆堆缩在一起；飞机每次回来，都会有一批人胆战心惊地跑到麦地里去。他们尴尬地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跳起来，简直像一群袋鼠。纸龙被卷了起来，在微风中摇曳，纸条尾巴搭在跑来跑去的人们的头上。
侦察机朝北飞去了，微弱的声音逐渐消失了。可是重型轰炸机的隆隆巨响立即让空气中充满了灰尘。树林中卧倒的人们严肃地注视着，然后弄些草或树叶撒在自己身上。大东头，人们挤作一团，正在发疯似地往北跑；而南边却又有一列大车朝东赶。铁道上，一片零零散散的人正往光秃秃的山坡上跑，转瞬间就不见了，大概是钻进狐狸洞去了。所有刚才站在平地上的人现在都趴在麦地里。
天空中弥漫着雾气，看不准飞机到底在哪儿。可是隆隆之声来自四面八方，说明距离很近了，而且是低空飞行。然后炸弹纷纷落下，就在麦田的另一边，半英里长的西宫在爆炸声中卷起了层层白色的浓烟，有些像菜花的样子，只不过硬了些。当32架飞机从头上掠过时，震动掀起了麦浪。树梢上已经出现了火光，接着火焰升起来了。团团肮脏的黑烟凝结起来，然后又倾倒下来，立即在明亮的田野里散发出带着焦臭味的迷雾。
老杜以为，要想逃往西宫之外安全的乡村，最好是从窄小的洛河南面那两堵墙所形成的狭口穿出去。我们刚从那儿走过，就见一群晃晃悠悠的士兵从遭受空袭的政府机关倾巢而出。他们大都满脸是汗，阳光照在他们脸上发出金色的光芒。在狭口最窄的地方有一架渠口水车在隆隆作响。有个士兵撒腿就跑，其他士兵并不知道他听见的不是敌机的声音，也都跟着跑起来，冲进了麦田里。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注意到，一个农民正在田野中安详地干活。他们发觉了自己的愚蠢，于是放下心来。又跑了几百码后，他们停了下来，聚在一座桥上，围观带着鱼鹰、撑着自制舢板的渔民捕鱼。在监视这座桥的岗楼里有一群士兵，他们是西宫被炸前跑出来的，正在专心地和两个妓女打纸牌。
我们在树下的一个面摊前停下来吃了早饭，这里已经远离硝烟了。从西宫跑出来的部队缓过气来以后，好像把轰炸、日军入侵等都当成了一个玩笑。这些士兵说自己不是本地人，没有拖家带口之累，如果日本人来了，肯定用不着去打仗，而只需要保护政府向西撤退，因为他们是卫队，不是野战军。由于他们是亲信的精锐部队，所以装备很好，显然吃得也很好。他们的外套和长裤在和煦的阳光下看上去穿着很舒适。他们彼此间的谈话大多下流污秽、不堪入耳。
乍一看，这有点像柳州和其他离前线几百英里的许多南方城市遭到空袭时的情景。那时，人们一大早就在小山丘上闲聊天。可是，那一天我所见的成年人里，只有面摊前的这些大兵和几个不住在城里的人是真正开心嬉笑的。在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情势危急万分、社会正在崩溃的地方，这里却依然上演着丑剧。因此，笑话也好，脏话也罢，都可视为严峻形势的表征。
和柳州山丘上的人们不同，眼前这批人并非仅以嬉笑、无知的态度在消磨时间，他们还表现出了一种毫无责任感、对万事漠不关心并暗藏着某种残酷的幽默感。这种表现能够在社会解体的危急时刻征服士兵和其他毫无教养之徒。随着混乱的发展，这种空虚沉沦的精神状态就会远远超出讲笑话的范围，而是导向抢劫、强奸、谋杀。
上述一切发生在一块有两三英里宽的平原上。这块地方从洛阳开始，缓缓上行，通过西安，再走三四英里就到了进山第一脉。它的一边是遮着黄河的低坡，另一边有蜿蜒流过的洛河。天气干旱得令人忧心，洛河不过是干流河床沙砾中渗漏出的细流而已。这块被小麦覆盖着的平原上村庄星罗棋布。每个村子的小树林和美国一家农户的规模差不多。村与村之间到处都由坟头和树木把田野分开。在这片平原的正中有一行笔直的树木，标出了一条公路，从洛阳通向相对安全的西部群山。
西宫在清晨遭受轰炸后，洛阳城也开始遭殃了。每一刻钟或半小时就会来3架或6架敌机俯冲轰炸一番。由于在中条山地区遭受轰炸的全过程中，中国战斗机从未出现，所以每次日本轰炸机来得都不多。因为这对它们来说，轰炸基本没有什么风险。由于基地就在不远处，它们可以利用任何时间，选择任何目标，频繁地进行轰炸，而且不愁加油。轰炸机整天在洛阳城上空盘旋俯冲，活像一群马蜂在折腾一只鼹鼠。平原东部的城市上空纷纷冒起了一团团的灰尘烟硝，有时一缕缕地在上空飘着，有时又汇成了蘑菇云。清晨，旭日东升，蘑菇云沸腾起来，如一团灰乳色的薄纱，然后在中午的大风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道道乱糟糟的乌黑云烟。到了傍晚，日头西沉，空气中满是行人扬起的尘埃。黑烟随之变浓变亮，大有膨胀的势头，有时呈现出黄、橙、棕等各种颜色，将半边天空都遮蔽了。
成千上万的城里人整天在树下待着。他们或坐或跑，或来回踱步，或齐步前进。有些是独自一人，有些结成大大小小的群体，包括家庭、部队、店员和机关等。他们之中有些人只想在当天离开那些恼火的防空壕；有些已把东西搬来，在做逃难的长久之计；有些则已经朝山中出发了。清晨，当林中的清新空气中洒下银色的光芒时，人们井然有序地走动着，或在林中静静地看着孩子在面前嬉笑。中午，树叶静止，遮出了一块块阴影。这时，那平原上的灼热和嘈杂之声，城里无情的爆炸发挥起威力，人们开始镇静不下来了。敌机一旦临空头顶，人们就乱纷纷地从树林中跑出跑进，分散在麦田里。公路上到处传播着可怕的谣言。
整天都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从黄河传来的炮声。人们越来越频繁地用恐惧的眼光注视北方的矮坡。再向前，中条山里的日光正在闪耀。下午，即使没有敌机前来，有些人也总要跑一阵子，另有一些人要跑回城里去，想在他们预料到的乱子发生之前尽量抢救点东西。更多的人则沿公路逃到山里去了。从黄河边上的坡地那边不停地有风刮过来。风吹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顶多只是让树叶动一动；但风的发端之处是大不一样的，那时风的力道之强，足以震落一树绿叶，摧折大片森林，乃至让池塘干涸，让藏在水底的生物无所遁形。
傍晚，麦田在夕阳的照耀下闪出金黄色的光芒，镇静地割了一天麦子的农民开始回家，朝西去的大路上便塞满了从洛阳出来的缓慢蠕动着的人群，有的步行，有的乘大车、人力车、排子车、汽车。人群扬起的灰尘，从城里至山边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带子，在路边的树梢上浮动，活像一条大蛇。人们的叫骂哭喊传到远处的田地里，汇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低沉声响，像是受伤野兽把血淌进长河时发出的沉吟。
那天一清早，老杜和我吃过面条后，骑车来到“工合”的疏散指挥部。指挥部设在西宫外1英里左右，公路西段七里河村的一家“工合”机械厂里，这儿的人们正在大喊大叫，心烦意乱地争论着成堆的问题。“工合”的疏散计划比一般的国民党组织还要彻底，不仅领导要走，工人也要一块儿走。可是即便这样，疏散人群也依然是矛盾重重，混乱异常。
老杜一到这里，七里河的工人就将他团团围住，场面一度十分尴尬。他们要求退还“工合”给他们的贷款。贷款是与“政府”银行有关联的农业合作社发放的，他们担心一旦日军占领此地，会因不能按期付息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个问题得到圆满答复后，大家又开始议论怎么疏散、撤到哪儿的问题。另找地方搞“工合”，还是回家再当农民去？
“工合”制鞋厂整个早晨都在辩论到底是否要疏散。有些成员想等到洛阳沦陷，然后到日军占领的东边城市去。他们觉得那儿的营生也许好做些。
后来，妇女针织合作社也来了。她们已经乱套了。拂晓时分对西宫的大轰炸吓得她们东躲西藏，比平常上班多跑了差不多3英里路，有些年长一点的想回洛阳，她们对跟随组织而不是全家一起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这样的行动顾虑重重。只有乐天的女孩子才对疏散表示出某种热心。她们觉得好玩、有意思。当指导员们对那些年长妇女们做工作、劝她们不要回家的时候，姑娘们却忙着考察着七里河的机械合作社，像行家里手似的提出了盈亏、供销、原材料等许多问题，这让机械工人们很高兴。他们在这批姑娘到的时候就洗过了脸，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最后，虽经一再劝说，到底还是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年长妇女回洛阳投奔丈夫去了。临行时，姑娘们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印刷合作社来了。他们用牛车拉着印刷机和打字机，社员都是些12岁到16岁的男孩子，他们在各个合作组织中思想是最单纯的。他们在“工合”里早就知道“为抗日而建设”“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的口号了。如今情势危急，正好大显身手。就像“过家家”的小孩子似的，他们做好了早午餐，吃过饭重新套好车，西去不见了。临行，他们还吹嘘说，要是日本鬼子真来了，他们就去打游击。
我骑车跑到七里河外的西段大路时已接近中午了，公路上满是令人窒息的灰尘。人群中，“工合”社员与其他撤退的人们不顾情面地争吵不已，造成了一些不愉快，倒也颇有家中口角的趣味。只要拥挤的车辆挤成一团，就会有人尖声叫骂，有时还会挥拳相向。这样的情景以前在中国是很少见的。现在买吃的要吵架，雇车也要吵架。餐馆老板在西逃之前会把价钱提得比平时高出四五倍。大车把式的、拉排子车的、洋车夫的报价是根据货物价值来的，行市也在稳步走高。
尽管政府早在平民疏散的几天前就开始疏散了，可是他们在制造混乱方面依然不落人后。几乎所有的汽车和半数以上的大车都装着文武官员的家眷、家私和公文。政府看起来也是那手忙脚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情势的主要推手。他们的大车是强行雇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不给钱的。而且，他们还派荷枪实弹的士兵紧紧监视着赶车人，好像人家是囚犯或壮丁。路旁打架的原因主要是官员要为自己征用更多、更好的车辆，或用权势、枪支的威力廉价强买车辆。少数特权阶级独占一切，排除异己的风气发展得如此迅速，其恶果一目了然。
重要机关的大官们在疏散途中表现得最为放肆可恶。他们有权有势，什么东西都可以让别人搬。一切家庭用具，从帽架、吊床到油瓶，什么都有，甚至还有破家具、散木板、碎草垫子之类的东西，简直是一个从地窖里搜罗出来的破烂集市。至于坐在大车上的人，那真是形形色色、混杂不堪。有大官们的卫队、仆从、家属、女眷和佣人，然后又是这些家属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等等。总之，所有这些非法乘客之所以能混上车，都因为是有“关系”或者是行了贿的。这支队伍正是当时国民党的象征，比双石铺卡车上的“黄鱼”还要更恰当些。
中产阶级、中级官员也过来了。他们只带着自己一家人，行李不多，几名仆人，各乘一辆大车。后面是依附于特权者的小职员、文书、会计。他们颠簸西行，满面愁容，因为他们得把所有装不进箱子的东西都丢掉。有些做丈夫的还不得不把家眷抛下，独自漂泊异乡。公路两侧，有些人在蹒跚前进，他们是失业的原机关小职员。前途不可预料，于是许多部门就把不太用得着的人辞退了。他们原本就是人浮于事，现在逃难时用的是自家积蓄，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到西部山区后能官复原职。
理所当然，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苦处，走路的念叨坐大车的，只有1辆大车的抱怨有6辆的，大车要多少有多少的诅咒着乘火车逃往西安的。可以想见，乘火车的又会对那些出门就乘飞机的嫡系亲信们大发牢骚。
过了几个星期，人们每每记起日寇进犯中条山后的疏散活动，仍觉愤慨不已。在这次仓皇逃跑中，国民党政府带来的混乱似乎不亚于日本人。当然，任何社会，只要突然发现军事威胁近在眼前，总会出现社会崩溃的迹象。但在洛阳，政府的行径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危机发生的最初几天，国民党一直利用媒体机器，在普通洛阳市民中营造安全的假象。关于中条山上发生的情况，当地报纸只发中央社的消息，那都是些片断而又乐观的零星报道。那些天，洛阳报纸登载了纳粹进攻克里特岛的情况，内容比近在咫尺的日军进犯要详尽得多。社论号召人们不要议论当地战局，以免引发不安。可就是在这时候，政府官员却已在征用大车，准备逃之夭夭了。
在日军到达黄河之后，报纸刊载了一些注意伞兵的官方通报。民间人士议论说，这只是因为德国伞兵在克里特岛战役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这方面内容写进给重庆的报告里比较好看。没有人告诉平民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基本形势如何；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到什么时候要疏散，往哪儿去，该怎么走。零散撤走的人不久就从西边转回洛阳来了。他们说山城洛宁的生活条件太差了，受不了。提早去的政府官员已经占据了所有的好地方，囤积了食品，把物价哄抬了上去，只有最有钱的人才能买到东西。
事实上，早在不安全迹象萌发时，国民党就放弃了职守。5月16日的大轰炸中，机关纷纷逃窜。自那时起，这个受威胁的地区就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在这种状态中，带头无所不为的却正是政府官员，连警察也和政府官员一样匆忙逃走了。这当然会使群龙无首的人民更加惊慌失措。由于洛阳市立即遭到了轰炸，整个伊洛谷地已是一派凄惨景象。如果大家得知日军已渡过黄河，就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种惨状的扩大了。剩下的一点点正常生活也会被吞没在东逃西窜、磕头碰脑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国民党一旦狼狈溃逃，被遗弃的惊恐民众中间总会发生种种彼此冲撞的惨象。
5月16日那天，国民党本身的疏散尚未完成，公路两侧布满岗哨。白天，只能看到那危险景象的少许一点。尽管如此，东逃西窜的局面却已经形成。人群移动的主流是向西的。可是就在大批人东一头西一头地胡乱奔跑时，却有一部分人正从山里往回走，他们想找个隐蔽的村落，期待能在日寇进占之后安居。暴力事件开始出现。就在离开七里河几英里之遥，我就见过一具死尸，他是被人割断咽喉而死的。路旁茶馆的闲聊中则充斥着大崩溃的各种传说。
“别再找军车搭‘黄鱼’了，昨天有辆军车，走的时候四处招揽生意，装满‘黄鱼’，可开出城去没多久，就把人都赶下车，把行李抢走了。”
“开饭馆的要涨份，可得特别小心，路那边有个饭馆，人坐满了，都要了菜，还没给钱。这时候，老板要涨价一倍。结果，他挨了顿揍，杯盘碗碟都给砸碎了。”
“那是个车把式，有个买卖人雇他的车载东西去芦氏。当他路过一个政府车队时被大兵拦住了。车队中有辆车坏了，大兵就把买卖人的行李丢到沟里，把车征用了。其实买卖人都把车钱付了。当晚，车把式就用车钱里的一部分贿赂了看他的老总，让他赶车逃走了。车上还有些当官的行李呢！”
“离开洛阳可得留心别住小村子。两天前，几个带枪的人，可能是逃兵，也可能是农民，抢了个小村子；村子里面住满了难民，每个人都被抢光了。那几个带枪的人还杀死了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呢！”
在这之后3年，即1944年春，洛阳当真落入日军之手时，有个曾当场目睹一切的朋友告诉我，社会解体的确发展到了无政府的程度。沿着西部公路，难民之间彼此残杀抢掠，竞相逃命。山上有土匪、逃兵、农民，都是已挨了两年饿的人，只要看见路上有可欺的难民走过，他们就成群结队地下来抢劫一番。日本投降后，内战又爆发了。1948年春，洛阳是中国共产党夺取的第一座内地省城。
实际上，1941年5月的洛阳之所以没有陷入彻底混乱，头一个原因是日军还没有渡过黄河。其次，国民党军在中条山被击溃了，可黄河渡口也都失陷了。他们形同瓮中之鳖，无法南逃，无法沿途散布混乱与恐怖，就像他们在别处吃败仗时那样。第三个原因是农民的镇定。那也许是出于无知，也许是通情达理，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当成千上万精神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务实的农民正忙着日常耕作。全国农民好像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阻遏了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可那高高在上的父母官，总是承诺给人民办好事的政府呢？当人民以行动表示，他们有资格让政府为他们做点好事的时候，这些父母官到底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带头制造混乱，而且无法无天。为民父母者本是靠着最卑贱的子民——农民养活着！
那天下午，老杜和我一起来到山脚下，访问了几个村子，有几个“工合”厂子想暂时撤往那里。我们感到，当地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国民党强征大车。此事是通过保甲施行的。征车多少，各地不同。每保平均要出车30辆，也就是说，每100户左右出车30辆。可是贫农家里没有车。有的两三家共有一辆车，所以30辆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村庄的一半运输工具都被征走了。给的车费也多少不等，倒霉的连一个钱也见不着，最幸运的也只能得10元法币一天（合50美分），供两个人两头牛之用，根本不够。他们用牛车西行芦氏要走一个多星期，但回程却不给钱。
多数村庄都建立了分担摊派的制度，不出车的农户就要担负政府疏散的派款。可是每家每户都在发愁，那么多大车和壮劳力都被征走了，眼看庄稼就要成熟，怎么往家里收呢？老人和小孩都被迫下地干活儿了。
但即便在受到侵略影响的村子，人们对日军的行动也了解很少。有些农民还不知道日军已到了黄河，不知道他们听见的到底是炮的响声，还是炸弹的声音。如果我们向他们多问一点儿战争的情况，他们就会发出人畜无害的友好笑声。
“这些事儿，城里人才懂。”他们会这样告诉你，然后就有礼貌地走开了。
慢慢地，我开始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农民对这场战争竟奇怪地保持着中立，把它看成一种遥远模糊的、和“政治”一样的东西。战争和政治尽管和他们有关，但太复杂了，他们弄不懂。这是理所当然的。从1941年起，国民党就连他们那些言不由衷的全民族抗战宣传也不在农村搞了。那些使城里人震惊的消息只能缓慢、间接地传入农村。再说，经常有人越过前线，在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来来往往。他们听说，沦陷区农民的处境也不比他们坏多少，有的兴许还稍好点。结果，这场战争在他们中间，就不像在境况较好的人们中间那样带有感情色彩了。战争好像是一场坏天气，可能只在一个农民的田地上掠过，而这个农民自己采取的明智对策就是待在家里，设法规避或恢复自家受到的损失。由于离开土地的农民极少，因而我估计，国民党声称抗战初期曾有8000万人西迁的数字是夸大的，实际上至多不过2000万人。
农民对政治、战争都很无知，但只要与切身利益相关，他们的小道消息就灵通得很，就连打仗的消息都能顷刻间在战线两边传出数百英里，农民对战争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举例来说，在中条山战役前，黄河南岸日军传布雇用筑路工出价甚高的消息，竟吸引了许多潼关一带未沦陷区的劳工。5月16日，洛阳遭到大轰炸那天，我还在村里听说了另外一些数百里间不胫而走的传闻。
一是南阳附近的官员们被日军的侵略吓坏了，竟然命令公路附近半英里之内的一切农户都把房子拆掉，以免日军占领公路时用作碉堡。于是洛阳农民就担心同样的事情也会在这儿发生。第二，几天前洛阳与潼关之间的陇海线上有一列运载壮丁的火车被炸起火了。这条铁路一直有飞机轰炸，但为了防止逃跑，壮丁都被锁在车厢里。传说有200多人被烧死了。有些洛阳附近的农民担心自己的儿子也在这列车里。
在所有这些恐惧和威胁下，他们却耐心地照常工作。当老杜和我从村里回到公路上时，经过一个在地头边休息的农民，他正注视着长长的城里人逃难的队伍。在我们走近时，他做了个手势，指着难民们笑道：
“他们没有办法！”
他用手指着自己和村庄，骄傲地说：
“我们有办法！”
在冒着狂风返回七里河的那个下午，老杜和我来到一个地方歇脚。这地方有三棵半树，遮着一口井和两个半醉鬼。手拿酒瓶的人说，他是个行商，原本雇了一辆排子车装杂货，都是衣架、带子之类，数量不多。可那辆排子车的车主却只答应每天议一次车费，于是越往西车费越高。最后，在一次空袭中，排子车和家当全完蛋了。他也就自由了。他吃够了撤退的苦头，就决定东返，回沦陷区老家去沿街叫卖。今天因空袭阻挠无法通过洛阳，他就买了瓶老白干和几盒纸烟，坐在树下享受一番。
倚在那半棵树上的老人家是他的叔叔，也是他唯一的亲人。老头儿半醒半睡，显得蛮高兴的，他提着一个破鸟笼子，里面装着一双鞋、毛巾、牙刷，还有一部破烂的《三国演义》。第二个醉鬼是个串村贩卖针头线脑纽扣杂货的货郎。他一大早就离开公路，找地方喝了一通。他这行当一直是四处为家的。他自小离开父亲，从没在自家床上睡过一夜，因此他也无牵无挂。大路上的人被空袭压得喘不过气，他却满不在乎。
这几个人把这小树林占为己有了。他们毫不吝惜地把半截纸烟满地乱丢，直到草地像是开满了白花一样。他们还用纸烟盒里的锡纸折成一大堆高脚酒杯，摆满了井台。他们请我们共饮，在大热天的下午，大口咽下高度白酒，果真让小树林成了危险大陆中的一个孤岛。
要是有个人平躺在阴凉儿下，眼前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小世界：有毛毛叉叉的杂草，有几排锡箔折成的高脚酒杯，还有在草地和酒杯上爬来爬去、亮晶晶的黑蚂蚁。这个小世界显得和远方树木成行的地平线上的世界一样大、一样重要。在那个世界上有一片火海的洛阳城，也有狼狈逃窜的人群。此时，洛阳城高射炮的弹药都耗尽了，日机对疏疏落落的步枪射击满不在乎。当我们卧倒在地的时候，从北面飞来3架敌机，掠过我们的头顶朝东向洛阳城奔去。它们飞得很低，透过玻璃罩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满脸胡子的小个子飞行员们，他们有点像人，又有点像兽。
在小树林里，几个漂泊异乡的人好生享受了一番。我们站起身来之前，他们正在地上打滚，哈哈大笑。原来，在他们买酒的那个村里有个人，被清晨的大轰炸吓得失魂落魄，一头跌进两丈多深的防空洞风口，把两条腿都摔坏了。长头发的商人身子挺结实，身材像个圆圆的苹果。他用脚去踢叔叔，想给他讲个故事，可老头儿却只是打呼噜，于是他只好自顾自地讲了起来。后来，我知道故事出自中国古代的神怪小说《聊斋志异》。
“是哪个朝代末年，我记不清了。城市全都完了，山里到处是土匪。某城有个青年继承了祖父的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凭着宝刀，他在‘团练’里谋了个好差事。”
“有一次，‘团练’捕获了6名江洋大盗，准备杀头。在押解途中，其中一名与这青年是邻居，他颇知此刀厉害，便求小伙子看在老街坊的份儿上，亲自动手砍他的头。”
“其他几名盗匪是由别人用钝刀砍头的，免不了折腾一番。待到这名匪徒把头放在枕石上，小伙子只一刀，立时身首异处，滚滚落地的人头大喝一声：‘好刀！’”
酒也喝了，故事也讲完了，货郎用手背抹了一下紧绷的面孔：再来一杯酒，再讲个故事吧！
“那恐怕至少有15年了，在黄河与铁路之间，有一双年岁相当的男女孩经家长定了终身。男的只有3岁，女的比男的小一两岁。可是，在他们刚刚长大即将成婚的时候，男孩被几个大兵拉走了，之后再无音讯。过了几年，家里人都认为他死了。女孩长大后出落得很俊俏。她父亲于是另订了一门亲事。不消说，男方是个阔地主的儿子。女方的父亲虽穷，可新亲家自会出钱了结原来的婚约。”
“在办喜事前三天，那男青年竟又回来了。原来他在西安从军，当了一名下士。军装齐整，小伙子长得也结实体面。当他来到女家要求履行婚约时，女方父亲解释说已另外许人，如再反悔，全家就要遭殃。这男青年从未见过那女孩，不知她的美貌，因而也就同意罢婚回家了。”
“可那女孩子在他来时不在家，回来时听到人声，就舔湿窗纸偷看了一眼，见他比那地主的儿子可爱得多，那下士离开后，她就溜出后门，跑到田里赶上下士。她说自己信守婚约，要和他私奔。男青年对她也是一见钟情，俩人就携手乘火车去西安了。”
“地主儿子听说女孩不见了，就纠集了一帮亲朋，手持梭镖鸟枪到下士家里要人。刚巧，他家只有一个未婚的老姨。此时，她正和一个小学教员私通。匆忙中，那小学教员藏身于柜中。她披了衣服去开那被砸得山响的大门。她看见那么多人手持凶器，登时六神无主，以为奸情败露，隐瞒也无济于事了。”
“‘人在哪儿？’人们拥进来时这样喊。”
“‘人在柜子里！’她以为他们要逮那教师，就这样回答了。”
“大家拥上来就要开柜。这时，她大喊道：‘人还没穿衣服呀！’”
“当然，他们以为柜里藏的是那女孩，于是就用绳子捆了柜子，抬到地主家的洞房里去了。地主家的丫鬟把绳子解开，多方劝说那柜中人出来。她们拿来了肥皂香汤，绸衣缎带，对着柜子说尽了甜言蜜语。然后退到大厅，把门倒插，继续在门外哄劝。”
“可屋里一直静悄悄的，毫无动静。于是她们就破门而入，只见那可怜的老教员已经用新婚丝带悬梁自尽了。”
老杜陷入了深思。他面色严峻，眉头皱成了一条线，与南美土著有几分相像。我们推着自行车在逃难车队中不停地穿梭，向七里河走去。
“他的故事让我联想到了另一件上吊的事。”他最后说道，“就在去年，就在这一带，是七里河的机械工人们告诉我的。”
“在他们村外有20亩地，是个老头儿的，他老伴死了，儿子也死了，自己也无力种地，便把地租给佃户，言明收成对半分，地亩税他全交。正常年景亩产可达300斤粮，可去年干旱歉收，佃户每亩收了差不多20斤，老头儿总共才得了200斤。”
“秋收刚完，甲长就带着兵来了，告诉他说得交200斤军粮。他已经把粮食吃了一些，不知还剩多少，就把粮食一口袋一口袋拿来给收军粮的过秤。当称到差不多200斤时，老头儿走进了藏粮的屋子，外面的人等了半天也不出来。甲长进去一看，老头儿上吊了。”
自从离开重庆，我就一直在观察许多像老杜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沿海的现代城市长大上学，现在参加抗战工作，在内地和农民在一起。他们的生活状况就好像让美国大西洋沿岸的市民和新墨西哥或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同住一样。不管是出于兴趣还是厌烦，他们现在都是业余社会学家了。
这些来自中国东部沿海的年轻人处境很困难，甚至很可悲。口岸才是他们的故土，他们在这儿作客他乡，成了孤独而不合群的少数人。本地村民生活艰难，屡遭不幸，说是未开化也不过分。除了沿海口岸，这样的人遍布整个中国。
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很少能意识到，内地生活中的这种潜在动乱与野蛮状态是会波及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现在，村中的故事还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老杜是怎么想的，我不敢说。他在抗战后几年的低潮中，坚持干这种毫无名利可图的工作，时间比所有同事们都长。在去七里河的途中，他敏锐地长时间地注视着那些从土崩瓦解的城市匆忙外逃的人们。后来，他又讲了个家破人亡的故事。
“在去郑县的路上有个巩县。那儿有对农民夫妇，和20岁的独子一起生活。由于负债，他们丧失了大部分土地，最后只剩下了6亩。在这里，5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亏得有儿子在矿上找到了工作，全家才得以勉强度日。”
“去年夏天，那位大娘怀孕了。她已年过四十，没料到还会再有孩子。全村都觉得奇怪，但也很高兴。后来，那个大娘生了个男孩。老父亲杀了3只鸡，用卖鸡的钱办了满月酒。”
“后来，征兵官来了。他告诉农民说独子才能免役，现在他们已经有两个儿子，长子得应征了。母亲抹着眼泪去找甲长、保长以及联长，讲自己家里的特殊情况。如果长子走了，不能养家，他们又得去借高利贷，最后连这6亩地也保不住。新生儿子以后的日子自不消说了。因此，她恳请他们能高抬贵手。”
“这些官儿们对她所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们说，法律就是法律，照章办事没办法。可她却找到了个办法：回到家里把小孩子活活摔死了。”
我们到“工合”机械厂时碰上一件事，又给老杜的故事集里增加了一条。“工合”皮革厂从洛阳搬了过来。他们怒气冲冲，连疏散途中的麻烦都顾不得提了。厂里有个人是老兵，全程参与过1937年的淞沪抗战，曾两次负伤。后来他的部队在南京失陷时被打散了，他找不到长官，就回到了河南老家禹县。由于他的哥哥是个瘸子，征兵的就又把他拉走了。他在长途跋涉后病弱不堪，伤势未愈，部队又不要他了。可是一到家，征兵的就又上了门。他花了75元法币才把征兵的打发走。1940年，他们又来了。这回他花了100元法币。没过多久，他到洛阳来参加了“工合”。现在他父亲从禹县跑来找他说，他走后，征兵的又来了，见他不在家，就把自己押了两星期当人质，逼着叫儿子回来。后来又把老父亲打了一顿，让他亲自跑来洛阳找儿子。
要么儿子回去应征，要么老父亲回去坐牢。此外，还有个办法，花钱买个替身。这是很平常的。部队里中上等家庭出身的兵真是凤毛麟角！由于通货膨胀，买替身非要700元或上千元才行，老人家四处挪对才借齐。此刻，他正在同儿子一起，跟随“工合”从洛阳撤退。厂里的同志激动不已，议论纷纷，当然也得不出什么满意的答案。队伍朝西方出发了。他们边走，边议，边骂。
老杜大致处理了皮革厂的这场不幸事件。他们走后，他就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那是他在筹建“工合”机械厂时用过的一间屋子，至今还有他一个箱子留着。当我走进来时，他正在翻阅一本照相簿。那是一本生活照，人们有时会从箱子里抽出来浏览一番。这是我在中国西部常见的。
开头是老杜小时候的照片，当时还没打仗，他和童子军一起去南京、杭州。照片里有穿着漂亮西装、站在阳台上的妈妈和姐妹，有网球场上的女同学，有上海公共泳池里蓄势待发的运动员。在毕业集体照后面是剪报，其中有1937年战争开始时的各种惊人新闻。下面又是1938年统一战线时期在汉口的照片：有高举标语旗帜的大游行，有站在公共建筑场上的晒黑了脸的、情绪激昂的青年男女，还有穿着军装微笑的女郎，身后是伍尔沃斯大厦、伦敦桥和埃菲尔铁塔的铁质模型。
老杜一边慢慢地翻阅汉口时代的照片，一边一个一个地指着说：“这个在上海患肺病死了。”“这个回上海在伪军铁路上找了份差事。”“这个去解放区了。”“这个在滇缅路上发财了。”“这个被关在重庆集中营里受训去了。”在相册的后半部分，照片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了。这张上有个满脸皱纹的、制服打着补丁的姑娘，那张是辆破卡车。再一张上有些农妇和几架粗糙的织布机，她们在窑洞前面咧着嘴傻笑。最后几张都是空相纸，一张照片也没有了。胶卷太贵了。相机生锈了。朋友离散了！
“我烦透了！”老杜突然大声吼了起来，“烦透了，烦透了！”他折起空白页，“啪嗒”一下合起了相册，丢到了一边。
“你还不知道我已经订婚了，不是吗？”他一点也不害羞地说，“我订婚三年了，可我有两年半没和她见面了。我们是从汉口撤退时分手的。”他把箱子倒在地上，粗暴地把东西分为两堆。“一定要离开洛阳，这些社会工作永远也搞不完。我要立即去重庆，我未婚妻的叔叔是CC系的，我要求他给我找份差事，坐办公室都行，什么都行，我得有足够的钱成婚呀！”
下午5点半，从洛阳传来了依稀可闻的解除警报之声。空袭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平原上的人群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适应。人们拥挤着走回城去，走在最前面的人进城时已经日落西山了，朝西逃难的长队却还在继续前进。成群的飞鸟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翱翔盘旋，在神情紧张、身体疲乏的人们头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谣言四处流传，有的激起希望，有的引起恐慌。
靠近城垣，回家的人群走过新被炸毁的区域，沉默不语，新废墟上布满了灰尘。许多人只能拿点没用的东西从家中跑开，或者什么东西也没得可拿了。显然，这次长达12小时的空袭除了制造恐怖，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唯一被毁的军事目标是火车站。其他命中目标包括：南关外走私贩子们的存货，都是日本货；洛阳最大的妓院“新华书寓”；几箱子“圣经”，那是一个基督教会从上海走私进口，存在仓库里，准备发往重庆的。
在城里，人们刚从防空洞里钻出来时心急火燎的，可不久就陷入了倦怠和迷惘之中。阴暗的街巷已为烟硝灰尘所笼罩、瓦砾砖石所阻塞。人群中没什么议论，大家都忙着为各自的难题发愁去了，没工夫谈话了。即便身旁有死尸或残缺的肢体抬过，人们也无暇停步看上一眼了。消防队要么被炸，要么逃走了。不管什么地方还有炸弹引起的火焰在燃烧，都只有房主独家在用锅碗瓢盆孤军奋战，那当然是缓慢而又绝望的。这城市的房屋墙壁都是砖砌的，火势蔓延的威胁不大，因而其他人家帮忙救火的不多。遭殃者得想方设法在天黑之前尽可能扒出点值钱的东西来，不给夜幕降临后的“三只手”以可乘之机。有的房屋只炸毁了一部分，主人就拼命修补裂缝，目的是防盗。没受损失的屋主进门后赶忙找吃食或其他急需物品，有的则匆忙把门锁好，西行逃难去了。
在我记忆中有那么唯一的一个人，举动和忙乱的夜晚相反。在市中心的一角，有个穿破衣服的妇女倒在那儿，用微弱的声音呼唤身边的孩子。他们一家曾躲在空袭时塌陷了的防空壕里。丈夫被砸死了，她头部受了重伤。几个孩子里有两个呆若木鸡，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最大的是个女孩，9岁左右，正在扒出他们衣服里的泥土。第四个原本在他们房子的瓦砾堆中爬来爬去，后来也和他们在一起了，是个男孩，此时正痛哭着用脚踢面前的一具被炸死的小猫尸体。然后，4个孩子“哇”的一声放声痛哭。
有些闲人叼着纸烟在旁边看着，其中有个人让那女孩送她妈妈去医院。这时，刚好有辆破人力车路过，拉车的身上满是泥巴。小女孩想雇他的车，但他喊价过高，小女孩出不起。拉车的正想走开，却赶上个大块头的中年苦力路过。他衣衫褴褛，和那车夫一个模样，他怒气冲冲地大吼一声道：
“拉走，不许要钱！咱不都是穷人吗？”
看热闹的闲人笑了。那车夫要是不干就得丢脸，便只好把这一家老小都拉走了。他们得找尚未撤走而且愿意免费接治病人的医院，希望实在渺茫。
月亮东升不久，警察就来敲百家门了。他们说警报器坏了，今晚可能会发生月下空袭，城里要撤空。这是洛阳城从未发生过的事。霎时间，寂静中匆匆忙忙的人群又在大街上挤成了一锅粥。大家从家中走出，跨过昏暗的田野，汇成人流，这时耳语的谣言就传开了：三五百架日本飞机来了，要把洛阳夷为平地，第五纵队和伞兵要来占领城市了。警察把人从洛阳城中撵出来，然后和士兵聚在一起，在西逃之前先抢掠一番。
老杜和我跨过铁路，来到黄河边上的城郊，进入一条长长的山沟。那里有小溪和树木，沟两侧的开阔土地都是当地农民开垦出来的。当一波又一波的人群涌进山沟，在阴凉处安顿下来时，不安的农民们就开始奔走相告，像一群栖息在黑暗丛林中的突然受惊的鸟。可年幼的孩子们却竞相夺门而出，嬉笑欢呼，仿佛马戏团进了山。
凌晨5点钟左右，西方残月未落，天空万里无云，一片蔚蓝。这时又来了一架侦察机，在城郊上空四处窥探。阵阵微风吹动树叶，微有凉意。之后风势变得强劲有力了。每个人都把头转了过去，每只耳朵都在支着倾听那深沉巨响的回声。
我担心这就是昨天清晨以来使人最感恐惧的时刻。在这山坡之上，即将爆发一场“雪崩”，只要有人呐喊一声，“雪堆”就会滚滚而下。农民们都在家中熟睡，看不见；可是如果有人沿山沟吼叫起来，如果哪里发生爆炸或者起火焰，原本聚合起来像一整只野兽般的人群就会顷刻星散，在山沟上下、城里城外乱跑乱窜，无法收拾。
旭日东升，恐怖的时刻已成过去，侦察机向北去了，就连树下的阴凉儿处也感到燥热了。筋疲力尽的难民们躺了下来，彼此倚靠着，开始打瞌睡了。他们在睡眼惺忪中试着躲开成群的烦人飞虫。10点了，从车站背后传来一声微弱的解除警报之声。先是三三两两，后来成群结队，大家拍打了身上的尘土，乱哄哄地回城去了。
翌日中午，又有一次小空袭，再往后就没有了。传言很混乱，据说日军曾两次企图渡过黄河，一次是用皮筏，另一次是用伞兵，但都被轻易击退了。看来是试探性的，他们在黄河沿线的驻军是靠空投补给的，这就意味着后方补给线遇到了麻烦。空军基地并未转移到靠近洛阳城的地方。在那个星期，有两种迹象说明日军进一步入侵的危险已成过去：国民党的报纸大骂共产党是汉奸懦夫，说他们在中条山的敌后不向日军进攻；还有，国民党政府开始返回洛阳了。这座城市开始缓慢地恢复元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