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丨战火余烬
现在可以从黄河南岸看见北岸村庄里的太阳旗了。当两岸的炮火呼啸着飞越激湍的黄河浅流和沙滩时，树林中就喷出了朵朵云烟。国民党从此岸发射的大炮就是传说由苏联秘密运来的东西，现在终于用来打日军了。
从南岸的悬崖上，每天都能见到一些象征战争走下坡路的事件。一些穿草绿色制服的人跟在太阳旗后面巡逻；另一些穿草绿色制服的人骑着马，把穿蓝色衣服的人赶出麦田。在新沦陷的中条山深处，日本飞机在盘旋着空投补给，山脚下带有灰尘的薄雾渗进了农田房舍燃烧发出的浓烟。在最近的山沟和山洞中，难民们爬进爬出，那都是河岸上被日军占领了的地方。每逢清晨薄暮，都有几个人想过河避难，他们用囊带、葫芦做成救生圈，冒险泅渡激流。
南岸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到处游荡，寻找失散的家人。他们聚在一起瞭望缕缕云烟，猜测着是否自己家里着了火。他们住在窝棚或山脚下，瞪着眼，长久注视着他们居住、生活过的地方，面部毫无表情。听着他们讲话，好像他们的眼睛已被烧得失明了，只能谈自己头脑中想象的东西。但许多这样的故事综合起来，互相补充，也能得出一种印象：中条山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了，外敌入侵和内部崩解的压力结合在一起了。农民们被恐惧笼罩着，乡间充斥着溃退的逃兵。黄河之滨的大平原上响彻着逃难的脚步声和呼喊声。每个人都觉得，除自己之外，国家、民族、政府一切都已经不存在了。
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应该是德国老实验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里的。开始的时候，屏幕一片漆黑。一小块光突然在屏幕上方的一角闪现，一个男人靠着窗户，不停摇着自己的胳膊。随着胳膊的摇晃，螺旋逐渐在屏幕上扩大，抹去了黑色，直到男人身边出现了奇异的风景，还有无数奔跑的人。
我在中条山见过的最有思想的一个难民，姓桂，不管他的经历如何，都有资格举起手来，摇动膀臂，使人看清眼前发生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洛阳一家僻静荫凉的饭店院落中就座，身穿一身借来的中山装，手持借来的行囊，伪装成农民时剃掉的头发尚未长出，这才使人不能一眼看出一个月前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原本是小镇中的小店主，亲朋中有些是官府中人。他除了担心有人欠债不还，平时没有其他忧虑。他说呀，说呀，最后总算真相大白。
他为做生意去了一趟王茅镇，那是黄河与中条山脚下之间的一个小镇。就在那儿，战争像台风一般爆发了，他事先毫无准备。
5月3日下午，他看见一些军官护送家属从山区前线南撤到黄河之滨。当晚，从山中传来了炮声。翌日清晨，就见城外原野落了炮弹。他从镇子下乡，来到一处以前的军营，想请教朋友该怎么办。可他发现，这个地方已被放弃了。待他转回头时，日军已近在咫尺，可直接炮击王茅镇了。他赶忙混进一大群难民中向南逃往黄河边，中途又碰到了穿着便衣、拿着马刀的日军骑兵。最后，经多方躲避，他总算死里逃生。
在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里，他东一头西一头，踉踉跄跄地设法渡河。后来发现每个渡口都被日军占领了。在大平原上，士兵和难民一样多，有的成群结队，有的零零星星，总之都是四散奔逃。穿便服的日军和汉奸土匪骑马或步行，拿着刀烧杀掠抢。他听说，有的是真匪帮，有的只是中条山中的贫农。但他们看上去都一个样，行为也没区别。
夜幕降临后，他觉得摆脱人群也许更安全，于是就和几个途中结识的难友朝北奔向中条山了。破晓，他们走上了中条第一脉的山顶，在一所农舍中歇脚。农舍的主人已经逃走，耽搁在那里的是一群国民党溃兵：丢了家眷和士兵的军官，和找不到长官的士兵，其中许多人已把枪支丢弃了，穿起便服伪装成农民。下面就能看见日本兵在列队行进。随后只见一队扛机枪、穿制服的中国人绕过山脉侧翼朝他们开了过来。
桂先生说：“许多伪军原是自己人，连军装还没来得及换。所以，我们不知这些人是敌是友。我们大声呼喊问话。他们喊着答话，但风向不对，我们听不见。他们打开一面旗帜，迎风招展的原来是一面日本旗。于是，妇女儿童都急忙跑下山去，我们也跟着下去。这时敌人架起机枪来朝他们扫射。”
“我掉在一座小石壁上，有个士兵在我之前就在这儿了，我差点儿没把他撞坏。我们一同跑到一座庙里，那儿还驻守着我们的部队。仗一打响，他们就同上级断了联系。尽管四处都有枪炮声，但他们还是不知道山上到底有无敌人，因而对我们带来的消息表示了感谢，并准备马上离开。”
在洛阳饭店里，桂先生惊奇地注视着院落另一角神气活现的国民党军官。他们正在吵吵闹闹、大吃大喝。就在这些人头顶上方的墙上贴着一些标语。我以前出于好奇把它们翻译成了英文。那是蒋委员长的一系列命令，目的是督促官员进步：
“不吸烟，不喝酒。”
“早睡，早起。”
“生活俭朴。”
“绝对禁赌。”
“绝对服从上级。”
“制服概用棉织品。”
“娱乐场所不得佩戴衔章。”
“如无必要，不得宴请。”
桂先生继续讲述王茅镇外的战斗经过。镇子一天就陷落了。桂先生说，原来驻守该地的是从3个省调来的二线地方部队。日本人是从东北方向来的，首先进攻驻守中条山时间最长的那支部队。这支部队的掩体虽是最好的，但士气却是最糟的。日军分成小股，按预定位置迂回包抄，守军稍事抵抗就四散逃窜了。
日军接着向西进攻另一支守军。该军长官害怕上级下令友邻部队切断退路，逼迫自己顶住敌人，就不战而退，向日军侧翼转移了。他们向着沦陷区开去，纯属自投罗网，但毕竟从他们素不信任的兄弟部队的包围圈中挣脱了。第三支部队因前两支部队迅速溃败而军心动摇，立即撤进了背后的山区。
根据来自其他难民的材料，我知道这是中条山会战的常态。日本人充分利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敌意和平衡把戏，破坏了联合抗日。当国民党的嫡系精锐部队从安全的后方向前线开拔时，日本人就在黄河渡口用空军将他们驱散。
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土木结构的所谓东方“马其诺”过于自信。由于日军多次企图突破均告失败，国民党便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了。前线守军松垮懈怠，许多军官都忙着做走私生意。
桂先生说，在王茅镇附近，日本人在正式战斗开始前，搞了两个星期的试探性进攻。他们首先攻击了工事最完备的部队，将其击溃。战斗开始时，指挥官都远离岗位，忙私事去了。留守部队派出一支12人的巡逻队，结果被俘获，一个个都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了。剩下的最后一个答应给日军带路，爬上了中国守军背后守备空虚的高山。日军在那里挖了战壕，驻扎了一支军队。尽管山下的国民党军官明知他们已经被半包围了，但并未努力改变这种处境。正面主攻刚开始，潜伏山后的日军一个突击就结束了战斗。
桂先生兴致勃勃地接着说：“我不该对外国人说这些呀。可要不是这几个星期我东游西荡，不知会死在谁手下，我本来是不会这么多嘴的。”他抹了一下剃了头发的脑袋，沉思着点燃一支烟，又继续讲他的个人经历了。真是说来话长，满是山中恐怖、混乱、离奇、曲折和九死一生的遭遇。最后他冒充伪军渡过了黄河。
他说：“就我耳闻目睹的一切来说，国民党军队抵抗这么短时间就破产了，是因为日军采用了游击战术，可那本来应该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啊。”
桂先生解释说，有五六条公路南北向穿过中条山脉。日本人的前十三次进攻都是依靠这些公路运送重武器的，而国民党军则沿公路两侧的山谷和通道构筑了工事。山顶和只有农民才走的羊肠小路则守备空虚，甚至根本没有守军。他们以为，日本人是不会冒险分成小股部队从这里进犯的。
可是，在日军进犯的第四个夏天，日本人似乎已经熟悉了这一带的公路、碉堡和城市，知道传统战术的效果肯定不会好。因为他们需派重兵驻守，而有大量人口居住的农村则无法控制。他们的特务间谍肯定是探听到了国统区的种种情况，了解到偷袭必可事半功倍。
于是，在日军进行第十四次攻击时，就首次对游击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试验。在中条山中，一批便衣军人在各地游走，其中很多是汉奸。他们是正式进攻的前导。他们的武器主要是马刀、手枪和步枪，少数人携有手榴弹或机枪。他们沿着山路，越过国民党不设防的山区，然后在黄河之滨呈扇形展开，四处制造恐怖和混乱。他们在有渡口的河边会合，突袭夺下渡口，切断山里中国部队的补给和退路。然后若干纵队沿大路回返内陆，抄后路摧毁阻挡日军攻势的工事。
日本人只花了两三天时间就占领了所有黄河渡口和通过中条山脉的各条公路。尚未被击溃的中国军队已撤入高山，成千上万的官兵相继投降。桂先生相信，中条守军中至少有一半，约计10万人投降或伪装成农民潜逃了。日本人把伪军留下，与准备投降的国民党军谈判，自己则选择制高点，构筑长期占领的工事。
日军的这次胜利完全是靠轻武器获得的，这些武器国民党都有，也都能制造。日本飞机主要用来轰炸后方城市，目的是打击士气，阻截援军。在战场上，国民党的飞机主要用于补给而不是进攻，炮兵也只是用来对付那些已被游击队渗透的据点。据我所知，国民党在这些战役中都没有动用坦克。可见，国民党的惊慌失措与混乱局势是日本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原因。
桂先生和我正坐在洛阳饭店的院中，从街门口进来了一家乞丐，带着破烂行李和锅碗瓢盆。从衣着看，他们是从中条山逃难来的农民。这样的家庭多数都在黄河边的农村等待，对岸一旦有平静的迹象就会回到故土，在日本人治下过活。尽管如此，面前这一家显然并非职业乞丐。他们既不哀鸣也不诉苦。大人静静地站在那儿，眼巴巴地盯着佳肴和食客。孩子则羞怯地躲在他们身后。
不一会儿，院落那边桌旁的一个军官看见了他们。他用筷子夹起一块肉，用长辈的神气叫那孩子，并把肉丢给了他们。可是，肉却落进了院中的喷泉里。孩子们涌上前去捞肉，一个孩子半个身子都跌进了水里，这下可把醉醺醺、红着脸的军官逗乐了。于是，他们相继朝喷泉中丢起肉来。孩子们不惜打湿衣服地抢啊，抢啊！竟只顾往嘴里塞，却忘了把这难得的好东西拿些给爹娘。
有个军官把一块肉掉在了自己的脚边，一个孩子抢肉时不慎溅湿了他的大皮鞋，这下可惹恼了他，他大吼大叫地把孩子一脚踢开，又喊来堂倌，把一家人都撵了出去。
桂先生赶忙追了上去，给了那做父亲的一些钱。回到座位上后他说：“他们看起来和我在中条山所遇到的许多农民一模一样。”
他说：“我本来不想对你说，我吓唬人脑袋害臊。”他声调平静，看了一眼旁边桌子边上的那些醉鬼军官，接着说道：“要是这些丘八没这么捉弄这些可怜孩子，我是不会跟你说的。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切豆饼’，正适合形容日本人在中条山所用的战术。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切得那么快吗？因为我们帮了他们的忙，在他们来之前，我们早就把自己给切碎了。”
“在开始战斗的第一二天，中国军队之间就为争抢有利阵地发生了摩擦。接着，小股官兵为了山中藏身处和渡船不惜刀兵相向。有些士兵杀了平素痛恨的长官，有的军官开枪打死了平时害怕的士兵。当大家都挨饿的时候，士兵就把抵抗他们抢粮的农民杀死。有时他们会因为无粮可抢而杀人泄愤。他们还常常为了逃跑而杀害农民，以便抢衣服，搞伪装。有些农民也结伙杀散兵。像我这样手无寸铁的难民就只得听天由命了。农民和士兵都抢我们。有些难民就是被自己的老乡杀死的。”
由于以前听过很多类似的传说，所以老桂的话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也没有使我吃惊。种种凄惨的景象我在洛阳亲自经历空袭时就领教过。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典型症状就是惊慌失措。在这种社会中政府无用，法律缺位，更没有对公众负责的机构。即便在平时其实也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由于国民党惯于玩弄扶弱抑强的平衡把戏，所以整个社会实际上只是用纸包着的一团乱麻。
本地区的几种因素使得灾祸越发严重。即便在太平年月，山里的条件也难得养活人，主要是食物太少。战前当地居民也都要靠下矿做工，或从事些简单活计，赚钱买粮。后来中条山进驻了大量军队，也都靠吃外来粮。于是，山区劳力大量被征去背运粮食，负担就更沉重了，有些土地就不得不弃耕。由于军队课税过重，下矿、做活也干不成了。
早在日军此次成功进犯之前，许多山区农民就已陷入了饥饿的边缘。日军一旦占领黄河渡口，切断补给线，流散的军队就会立即陷入饥饿状态，就会更加绝望，更加无法无天。国民党军队大都愿意投降当汉奸。农民痛恨这些部队，因为他们敲骨吸髓，尤甚于敌人。日本人的军粮大都是从后方带来，或是从飞机上空投下来的。
中条山之役的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国民党将领对友邻共产党军队持有怀疑和戒备的心态。在统一战线时期，有些国民党内的精锐部队驻扎此地，顶住了日军的进攻，有时会与共产党军队协同作战。现在，这些部队都被撤出来，调往西安一带封锁共产党辖区去了。如果他们还在中条山，结果也许会有所不同。
回过头来看看，中条山惨败的这些特点似乎都被遗忘了，但有一条教训是谁也忘不了的，贯穿着当代国民党一切失败的战役，包括抗战后期和国共内战中的诸次决战。这条教训就是，中条山会战是一个转折点，表明国民党已经放弃统一战线，谋求独裁统治，由此让国家陷入混乱和衰弱的境地，同时也无力抵抗任何进攻，特别是游击队的渗透。
国民党很难组织纵深防御的运动战。国民党不能以游击战反游击战。国民党不能信任那些抓来的可怜的壮丁，放手让他们深入乡村。由于农民痛恨国民党军队，他们也就无法在农村立足生存下去，更谈不上能成为打胜仗的游击队了。纵深防御需要大量基层军官，亲临前线，主动出击；国民党军队的封建传统恰恰只能培养出相反的品性。
这样一个政府只能依靠若干固定阵地作战，只要把士兵驱进碉堡或城垒，防止他们逃跑就谢天谢地了。各级指挥官都只按上级命令办事，而不需要农民的支援，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少数精锐部队掌握的坦克或飞机了——这些兵器的作用只是活动的防御工事罢了。精锐嫡系之所以可靠，是因为待遇优厚。大多数国民党军官，包括蒋委员长本人，都有一种上层阶级的心态，他们对种种弊病不觉痛心疾首，大概就在于此吧！对他们来说，工事和城市才是军事实力的象征，才能给他们带来威信，才能使他们的脸上增光。只有肮脏的农民和外国人才愿意在乡下跑来跑去打游击哩！
日本人在中条山取得辉煌胜利后，便全面修改了对华战略，更多地依赖于使用游击战术。国民党却越发在深沟高垒上下功夫。于是日本人的胜利日益扩大，而国民党的全面腐朽几乎使得全国陷于无法遮掩的大崩溃。日本人最煊赫的胜利是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美国第14航空队之前在该地区建立了基地网络，给国民党提供空中支援，掌握了战役制空权。可是，日军进攻却是由小股骑兵和便衣人员组成的。他们像尖刀似的直插农村各地，从空中很难打击到。结果乡村地区惊惶失措，日军迅速渗入，包围并攻破了国民党的防御阵地，夺取了美国的前线空军基地，使美国在亚洲吃了一场最大的败仗。
国共内战爆发后，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运用游击战来打击国民党。这种打法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锻炼出来的。诚然，日本人用游击战对付国民党很可能也是从共产党那里学到的。现实让他们认识到，在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家里，深沟高垒和重武器是对付不了游击队的。
不管日本人的游击战是不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共产党军队在内战中迅速占据上风的事实都表明，他们的游击战术远比日本侵略者纯熟。1948年和1949年这两年，共产党军队自东北挥师华南主要是运用了渗透包围的运动战。国民党龟缩于城市和满布深沟高垒的交通线上，共产党则占领了广大农村——那里才是真正的中国。
桂先生和我在洛阳谈话的饭店院落就好像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遗留的一切奢侈享受的缩影。在角落里有高高的一堆仿西式家具，还没来得及撤走。但在树荫下的其他一切，包括砖墙、方格纸窗、砂地上的几盆夹竹桃、喷泉和传出悦耳歌声的鸟笼，却呈现出了中国几千年来安定生活的气氛。饭店的桌椅、瓷器、角落草棚、灶台中的大铁锅，还有一切其他器皿，全都设计巧妙、质地优良，只有经验丰富而又满怀自信的文化才能生产出来。菜肴就在顾客的眼前烹调，这使我联想起战前欧洲最上等的小餐馆。但是，欧洲的烹饪艺术只有几百年历史。在洛阳，像这样的饭店，供应这样的菜肴至少有2000年了，或许已长达3000年了。
桂先生和我准备走了。他又看了看军官那一桌，然后悄悄扯了我一下，让我留在原位。我顺着他暗示的方向看去，但见那一席“必要”的宴会已经终了。人们一面咳嗽一面喝茶，然后又把茶水喷在痰盂里，把制服扣子解开，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没有人注意到，6只小鸡雏在家具顶上爬来爬去，在他们桌子的后面若隐若现。
一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若是来到中国内地酒楼，第一种会让他们感到不文明的情况没准儿就是小鸡雏们。它们可以到处乱走。主人不会喂饱它们，这样它们就会自己在桌子底下找剩菜吃，直到有一天被送上餐桌。在宰杀之前，它们会被关进笼子里养膘，但在之前的日子里，它们都瘦得可怕，就是长着脏兮兮鸡毛的一堆骨头。它们争抢食物的场景令我不快地想起了饥民的嘴，它们成群地聚集在餐厅里，当然雅间是与它们绝缘的。
这些小鸡奔跑着、凝视着，凭借小鸡的头脑算计着，不免有些荒唐。若非如此，饥肠辘辘的它们大概还要更令人同情些。不止如此，主人还有意叫它们出丑，给它们涂上斑斑点点的鲜艳颜色，好方便在它们跑到街上时抓回来。这里的鸡的尾巴都被涂成了血红色。
它们来到家具的顶端，努力平衡着，在扶手椅顶上站成一排。它们发出轻微的咯咯的叫声，扇动着几乎没有毛的翅膀——它们兴奋极了，下面散落着丰盛的食物。然后，一只鸡笨拙地扑棱着，落在一个坐着的军官头上，顺着肩膀和胳膊滑到桌子上开始狂吃。人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其他的鸡也都像喝醉的伞兵一样，在桌子、盘子、食客身上四处飞来跑去。
桂先生看着这一切，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这些官员在鸡面前不堪一击，他们愤怒地擦着自己的衣服，吵嚷着让老板打个折，但没被答应。然后，他们离开了，怒气冲冲地。
“或许它们是共产主义的鸡，”桂先生故作天真地说，“它们身上有红色纽扣，你注意到了吗？”
洛阳再也没有恢复我初来时的兴隆景象。但黄河边上的炮击减少了，整个6月也只有两三次空袭，从7月起大街上就逐渐稳定下来了。大多数难民都从西边回来了。炸弹造成的瓦砾都堆在了一起，或把弹痕用墙围了起来。大商店换了橱窗货品，乡间带来的东西也摆了出来。有个新澡堂在吹吹打打中开张了。电话线上悬起了纸烟广告。给特务告密的小箱子新刷成了蓝色，看起来有点儿像信箱。
大多数店铺午间还不开门，但那是因为怕热，不是怕空袭。在极稀有的几个下雨天——对农民来说却是太少了——就整天也不开张。在空旷、泥泞、蒸腾的大街上，可以听到关闭着的商店内在喝酒猜拳。晚上，天气凉快下来，空气也清新了。这时才有大批人群出现，中国的城市生活才热闹起来。在重新亮起的电灯光晕下，蝙蝠在人们的头上飞来飞去。中央广场的一角有报童叫卖从西安、重庆、上海等地来的报纸。只有在日军入侵造成的恐慌达到顶峰时，沦陷区走私来的报纸才中断了几天。
在5月的一次空袭中，洛阳“工合”办事处被炸了。该处人员移往城边峡谷中的一排窑洞里，我也随同前往。一天早晨，我被一群在峡谷里蹦蹦跳跳的姑娘们吵醒了。她们兴奋地数着几个国家的名字：“美国、英国、德国、苏联。”上午，报社还出了号外，报道了德军侵略苏联的消息。当天，染布的价格就暴涨，因为大家都知道，染料是德国产的，通过苏联，再到日军占领区，然后走私来到国统区。接下来的一周，洛阳报纸用很大的版面报道了那场千里之外的大战，有些国民党的社论还预料纳粹必胜。
当地战况虽然只占据了次要版面，但也很引人注目。官方正式宣布，中条山失利系汉奸作祟。有几个看起来像农民的人在游街示众之后被当众处决。他们吓得要命，其中有的身着黄罩衫，头戴红边纸帽，活像中世纪宗教审判所上的被告。重庆还宣布，放任日军渡过黄河的将领一律枪决。负责豫陕战区的司令官卫立煌受到处分，副司令降级留职。卫立煌本人职级如前，但也大受折辱。
卫立煌不久之后就宣布说，中条山之教训已“加强了他的自信”，还许诺3个月收复失地。他征集了成千上万的民夫和大批木材，在黄河沿岸构筑新的碉堡壕沟。在洛阳城内，他摊派了200万元法币捐款，用来建造一种他发明的所谓“游动碉堡”。那是一种木架土筑碉堡，木架部分可移至别处，比从头构筑稍快一些。他宣称，中条山区“人民的行为”过于邋遢松散。为了克服这种风气，他之后下令，衣衫不整进城者罚5元，不管是农民、苦力还是难民。带着蓝色波纹白旗的巡逻队每晚都在大街上申斥风纪扣没扣好、军容不整的文武官员和士兵。
中条山战役的另一项结果是掀起了反共高潮，带头的是重庆《大公报》。《大公报》自诩“公平持正”，以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持自由主义观点而驰名中外。于是，多家报纸也开始纷纷谴责共产党要对中条山失败负责，说他们没有攻击敌后日军。于是，前线各个城市刮起了一股逮捕自由主义分子的歪风。“锄奸”群情激奋，警察比平时更加无法无天了。
现在轮到“工合”被监视了，因为中条山战役期间，有些“工合”组织曾撤到了山里。他们的领导人收集残兵，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只有共产党才会干这类事，于是“工合”似乎名声扫地。有些相对友好的官员对“工会”洛阳办事处主任说，在入侵危机时，他的撤退计划就曾引起过若干方面的怀疑，因为他的计划不是像国民党那样要撤至拥挤而花费大的西部城市，而是要撤至郊外农村，这“恰是共产党的行为”。
在这场风波的最后一幕上演时，我很幸运地把事情看了个清清楚楚，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培地和贾克二人到洛阳来了。他们是前一年冬天我在重庆记者招待所结识的两名美国记者。由于我已先于他们在洛阳有了落脚处——“工合”，所以他们也就和我住在一起了。在黄河以北的败仗被遗忘之前，战区政府愿意接待的最后一批访客当然就只有外国记者了。不久，我们搬进了土窑洞，于是在政府那里显然就不受待见了。这座城市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人们在重返家园，旧日风习也明显地在恢复。这时，连低级警官都来检查我们的护照了。他们劝我们去西安，因为日本人随时可能到来。但直到我们参加了一次洛阳共产党办事处举行的招待会之前，并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麻烦。
按照统一战线的协议，共产党可以在6个省会设置办事处。但在皖南事变后，大部分办事处都已被关闭，留在洛阳的办事处也受到严密监控。办事处的任务是：与本地友军联系，为远在北方的共产党军队采购。现在这些任务都很难进行了。一年之后，灾荒即将降临河南，国民党日益不安，就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武装搜捕。除部分人逃脱外，其他的都被捕或被杀了。但在1941年夏天，他们自我感觉还不错，以为自己还是国共合作抗战的一分子，自然有资格宴请外宾。于是，我们收到了请帖。
那次招待会非常有趣。与那几年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主人也希望得到美国援助，就尽可能给我们好印象。吃过美味佳肴后，我们离开了铺着刺眼红台布的餐桌，上楼来到大厅中央。办事处租用的是一个地主的大宅，上楼途中我们把住宅看了个遍。大厅里有百来人在等着我们，包括该处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他们一排排坐在地上，露出一张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大多数人都很年轻。一见我们走进来，他们就在活动委员的率领下，喊起了专为欢迎外宾用的几句简单英语口号，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显然都是临阵磨枪。他们喊得很齐，异口同声。后来要他们喊出较长的句子，比如“打败侵略者，解放全中国”时，他们就只能跟着活动委员瞎嚷嚷了，只有一个穿贴身制服的矮胖姑娘声音洪亮，吐字清楚。当大家重新就座时，他们也觉得这口号喊得可笑，就都笑了起来。
晚会节目与后来去过解放区的外国记者报道的差不多。先是一出独幕剧，是根据民间小调改编的；然后是民间舞蹈、独唱、合唱。表演者都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作为业余演员，他们的演技是很不错的。可是，这些年轻的观众由于看过同志们的演出很多次了，反而最在意偶然的疏漏。独幕剧讲的是，一个日本家庭的独子在中国战场上被俘虏了，然后转变成了反战者，很感动人。台面只有那么大，留给后台的面积更小。在这个悲惨故事演出过程中，幕后一旦出了乱子影响演出效果时，观众就会轻轻地发出开心的笑声。终场时，发了狂的母亲可怜地哭泣着，缓缓离开了空荡荡的舞台。女儿已经去参加东京大街上的反战游行了，她自己也跟着去了。幕外声中，这老妇人不见了，她脸朝下，掉进了一个大桶。观众鼓掌欢呼，与之后每首歌唱完后的掌声同样热烈。布幕出了点问题，拉不开了。拉幕人就手持幕布从舞台一端跑到另一端，但幕布依然是一撮，舞台还是敞着。
晚会在6支抗战歌曲声中结束。在国统区，我只在“工合”集会上听过类似的洪亮歌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我们再度被请回铺着红台布的桌子前听讲话，发言的是一位姓袁的领导人。他从共产党人的观点谈了中条山战役，他的话比国统区难民的刻薄言语要平心静气得多。他说，这次的防御计划还是好的，但合作不够，因而导致计划未能实现。他强调国民党对他们的防御工事过于自信了。最后，他宣称，共产党军队完全遵照重庆命令的时间、地点，在北方攻击了日军补给线。在5月的第二周，他们曾切断了平汉、陇海两条通往中条山的铁路线。他还补充说，上述行动对战役的作用不大，因为国民党的命令下得太晚，任务地点距主战场也太远，是在北边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
晚会之后，警察来“工合”窑洞找我们的频率更高了，他们暗示外国人必须马上离开，因为一旦我们被“他们”俘去，定会按间谍罪论处。特务为暗中监视我们也做了部署。他们在峡谷对面稍微低一点的位置租了一间窑洞，驻守在那儿，直到两星期后倍地和贾克去了重庆之后才离开。我继续住了下去，因为“工合”主任想着，既然他已经蹚了政治的浑水，反正手下搞游击队的“工合”组织都找过麻烦了，再加进个外国人来也不会有更大的害处。倘使果真如传说一般，特务要下手绑几个“工合”的人，有外国人做个见证，也许反而有点好处。
共产党人宣称切断了日军补给线的那场晚会，还有另一个有意思的后续。在贾克离去之前，他和《大公报》的一位女记者一起采访了卫立煌，她也参加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宴会。在国民党将领里，卫立煌是最了解共产党所说是否属实的人，而且否认此事对他也大有好处，但他却说这是真的。贾克发往美国的消息没有通过重庆的邮检，《大公报》也没有发表女记者的报道。几年之后，我才听说，稿子被总编辑张季鸾压下了。张季鸾和蒋委员长的关系很近，可称是蒋委员长的民间幕僚。号称“公平持正”的《大公报》继续没完没了地谩骂共产党在中条山以北的无所作为。但洛阳毕竟离战场太近了，不多报道点实情，怎么也说不过去。于是，就连国民党主办的报纸也终于承认，日军铁路运输在短时间内被切断了，可他们说那是“×××”军干的。“×”是指代新闻违禁词汇的。
我回到美国后，翻了一些旧报纸，做了点调查研究，以便了解中条山战役在美国的报道情况。我相信，只要看看一家美国媒体如何报道这样一场我亲历的战役，就可以知道它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我拣出了《纽约时报》作为代表，因为1941年它在重庆、上海、东京都有自己的通讯员，也曾尽力想在盟军新闻检查和商业新闻常规允许的范围内详细报道海外事件。在中条山战役发生的那一个月里，它获得了普利策奖委员会的褒奖，原因是它的海外新闻对公众发挥了教育性作用，“手法娴熟，范围广泛，背景翔实，图文并茂，堪称典范”。但是，就是这样一份了不起的“时报”，却连中条山战役的性质和意义都没说清楚。
那年5月，中日战争从未在该报上过头条。或许是因为当年大新闻太多，都挤在了一起：盟军成功从希腊撤出、纳粹开始进攻克里特岛、伊拉克发生亲纳粹叛乱、鲁道夫·赫斯逃亡、伦敦遭到一系列大轰炸、德国U艇战果赫赫等等。可是，中条山战役至少牵涉了50万人民，待遇却和中国内地无趣的普通战斗一样，连后页版面也占不上。中国的其他新鲜事儿反而占据了更为显眼的版面，仿佛比中条山的故事还要重要。
一年一度的重庆夏季空袭是和中条山战役同一天开始的。美国财产在重庆的损失，不管多么微不足道，也要仔仔细细写，其详尽的程度，绝不亚于对北方山区大混乱的报道。中条山战役是在打响6天后才报道的，而且只在报纸角落用了寥寥数行。同一页的上面却啰里啰唆地叙述了罗斯福送给宋美龄一件衣服。在那以后，直到5月底，涉华新闻的报道重点都是纽约的中国救济周，其中包括一段“慈善时装”文艺茶会，时装都是用罗斯福送给宋美龄那件衣服一样的料子做的。唯一关于中条山战役的中立报道所占的版面还比不上美国驻渝大使约翰逊告别中国，版面也更不显眼。这两条消息都是同一个通讯社发出来的。约翰逊告别的报道详细列举了他接待过的国民党高官名单，还描写了蒋委员长举办的送别茶会。在茶会上，他兴高采烈地大吃饺子。他早年在东交民巷租界做过联络官，当时就是外国人里的“饺子大王”。凡此种种，《纽约时报》都丝毫不惜版面。
在进攻中条山的同时，日本人还发动了对另外3个地区的小规模进攻，分别是在华南、华东及华中的豫鄂地区。前两者似乎是例行的抢粮行动，因为夏收之后就有序撤退了。第三处虽然后来也撤退了，但更像是在牵制中国援军开往中条山。当时，援军位于中条山以北约200英里处。这一切活动都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从5月12日直到月底，除两天外，每天都有中国战讯见报。有那么几天，各战线战报单列了一个专栏，还专门加了个小标题。
就中条山战役本身来说，《纽约时报》的消息把基本事实也算讲清楚了。要是读者耐心地通读这些消息，也会对其性质和意义有所了解。《纽约时报》的确曾经指出，中条山是战略要地，随后也承认日本占领该地十分迅速。此外，它还引用了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的言论，称“中条大捷”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胜利，并将其归因于新采用的“闪电战术”。
然而，《纽约时报》在报道此类日方声明时，往往会加上一句：立场中立者一般不会全盘认可该消息。在中条山战役问题上，该报不加鉴别地同时引用了国民党完全相反但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声明。《纽约时报》还跟在国民党屁股后头，百般设计把读者的注意力从中条山战役上引开，办法是发表了许多有关华南、华东、华中战场的零星所谓“胜利”。其实，这些地区之后不久就都弃守了。
到5月底，《纽约时报》又两次报道了中条山战役的余波，篇幅和对战役本身的报道差不多，问题却实在不少。其一，国民党进行了反攻，这在洛阳根本没人相信；其二，国民党指责共产党未在北面出击，以致中条山战败。
文中还以“据传”的形式转载了《大公报》的一段话，说中国共产党已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不久就要成为日本的傀儡。尽管《纽约时报》同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否认声明，也发表了来自重庆的一则消息，说日本之所以未能继续前进，原因正在于有国共合作。但从整体来看，核心思想是要说明错在共产党。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从中浑水摸鱼，大捞一把。他们宣称，在中条山战役中，共产党军队确实不曾攻击他们，还说共产党军队攻击的是国民党军队。这是连国民党也不曾讲过的大瞎话。
5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在重庆的讲话。他没有提中条山战役，却宣称日本人已筋疲力尽，只要美国能给他以重型武器支援，他就可以独自击败日本，无须美国士兵代劳。他说日本既无勇气、也无力量来进攻美国。还说日本只是在虚张声势，唯一目的是在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中制造不和。
两天后，《纽约时报》发表了唯一一篇对中条山战役的中立评论。该评论说，上海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相信，包括中条山战役在内的日军春季攻势在战术上没有创新。之前的30个月里，日军一直因此停滞不前，时至今日依然沿用。日军在中国的任务好像是把沙土堆用棍子捅个窟窿，一旦棍子拔出来，沙土就复原了，窟窿又填上了，所以必定是徒劳无功。早在两年前，日军已经丧失主动地位，达到了占领能力的极限。
在整个5月，《纽约时报》只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战局的社论，都与国民党的观点一致。一篇发表于5月16日，题为“用人堆起来的沙包”，基本上是对上述报道和观点稍加发挥。另一篇是4天前。这篇文章把日本人比作一个把手伸进坛子里抓糖果吃的孩子，除非撒手把抓到的糖果都丢掉，否则就不能把手抽出来。
在那个月里，上了头版的远东新闻主要是美国如何与日本谈判，以期相互达成谅解。尽管也提到了中国问题，但着重点却是要求日军不要南进欧美殖民地，而非在中国止步。涉华新闻只有一条出现在头版，是从华盛顿发出的，大标题是“日本援助中国共产党，任其进入沿海三省”。
报道署名是一名在中国待过一阵子的通讯员。可是，他在中国时，只是住在沿海大城市的高级旅馆里做研究。在文章的开头，他就承认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苏联通过陆路援助了中国共产党，所有援助都是给国民党的。接着，他指出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协定》意义深远。根据条约，苏联在上海开设了领事馆，开通了海参崴至上海的海上航线，而且可以在日本的默许下从海上支援沦陷区的中国共产党。为证明这样一条交通线有可能存在，他搬出了3年前的老情况，说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活动于3个沿海省份的日军后方，即河北、山东和江苏。他没提，也许还不知道，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军队至少还在另外4个省的日军后方活动，更不消说东北抗联了。这篇文章发表于5月17日，恰值国民党为遮掩中条山失败而四处兜售“红祸论”时期。我猜想，此文当是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手笔。
总之，我觉得，《纽约时报》的一般读者在匆忙之间所得出的印象是：“今年5月确曾在中国发生了一些战斗，但中国人如往常一样击退了日本人，只是中条山情况有些不利，大概是暂时的困难。过了两个星期，中国人开始反攻，转入敌后，又能牵制对方了。我想，蒋委员长若不是由于背后有共产党在暗害，肯定能战斗到底。”
我无意通过这些报道来中伤《纽约时报》。当时美国媒体总体都是这个态度。只是《纽约时报》是美国品质最高的报纸，它的失败最足以说明美国舆论界薄弱到了何等地步。和国务院一样，《纽约时报》还没有适应新形势，走上全球性大国的地位，转变得实在太慢了！
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和其他战役使日本人体会到，他们可以花费比过去小得多的代价战胜国民党。如果他们以前并不明白，那么经过中条山这场混乱，也完全可以看出，国民党发动全国性的反攻那种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是可以不加理睬的。他们用游击战术便可轻而易举地穿越农村，摧毁一切抵抗。这就使他们意识到，可以用较过去更少的力量来巩固新占领区。在中条山动用的伪军规模也是空前的。便衣特务是中国人，正规军也是中国人，留守驻防的还是中国人。日本人终于发现，他们可以腾出手来，从中国抽调大批兵员和武器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月里，这是多么重要的消息啊！可是竟没有人及时提醒美国人，美国公众当时还正被诱导着朝相反的方面设想呢！
由于对中日战争的错误认识，我们对来自日本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同样由于我们的无知，掉以轻心地给中国以空中支援，却没有事先考察国民党是否变革一新，有足够的陆军来保卫美国的空军基地，其结果就是1944年日本人轻易夺取美国空军前方基地，酿成大祸。日本投降后，美国的公众舆论依然混乱异常，竟认为仅靠一小撮政客和将军就可以在全中国重建国民党的统治。我们的这种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但中国内战期间，美国实行的正是这一政策，仍然不断给国民党援助，然而那只是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共产党。
共产党当然可以宣称，美国报界之所以歪曲真相，是由于他们的老板是资本家。这种解释可能有待商榷。可是，既然美国报纸得卖钱才能活下去，编辑诸君确实有时不大情愿发表抓不住眼球的新闻和观点，尽管它们是值得重视的。美国即将成为全球性大国，因此民众需要关心世界大势，可惜他们并未做好准备。在此情况下，美国报纸才没有按照实际的需要，为公众提供充分而又客观的海外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