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丨城乡之间
7月间，中条山之役的最后几声回音逐渐在洛阳消逝了。此刻，我带来中国的钱已用掉了一大半，可了解的资料也足够写一本书了。日本新占领的地区已靠近了共产党辖区的外围。我知道，我应该马上返回重庆，决定什么时候回美国，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旅行路线了，但我打算先在洛阳待到秋天。
战争已经拖了4年，进退亦随季节更替，与气候同样不难预料。9月秋收季节，天气干燥凉爽，大地变得坚实起来，这种情况便于行军，当然就给日军提供了入侵的好时机。夏天的时候，洛阳城内便传言秋天将会发生可怕的事件。不知日军是否会发动大规模进攻，至少在中条山会发动一系列突袭行动，抢粮、偷粮或毁粮。我想看看，中条溃败到底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偶然事件，还是奠定日后国民党抗日的新模式。
夏天，在经历了5月的频繁警报之后，洛阳市民松了一口气。这对我说来，是个虎头蛇尾的时刻，因为我想看的一切尚未见分晓，日后还得从头观察，但那毕竟是个愉快的夏天。我在上文写了广大国统区的凄惨情景，但我无意使人觉得事情一直到处都是如此。其实，在洛阳等省会中，毕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家庭没有被战争或本国政府摧毁，而且仍然抱着永远生活下去的信心，就像双石铺的人们那样。尽管前线近在咫尺，但还有数以千计的人有钱赚，大家表面上生活安定，甚至称得上日子不错。
或许，眼下之所以暂时安定，正是由于无政府状态，尽管在惊慌失措的日子里，这种状态显得尤为丑恶。由于中国人现在没有正规的政府来领导或保护他们，于是他们就凭着悠久的传统文化所养成的那种习性，不管有无政府监管，都能过有秩序的群体生活。没有外来压力带来的恐怖和野蛮行为时，人们似乎是可以和平地生活下去的，就像千年来受皇帝统治一样。对于偶然的空袭，以及通货膨胀临近前线的危险，人们都可以镇静对待，甚至比平时凡事依靠政府的国民都镇静得多。
在中条山战役过后的夏天，百折不挠的古老民族特性不自觉地拯救了洛阳，就像伤口自愈一样。简陋的娱乐场所也很快恢复了。有个仓库电影院在放映战前的中国影片和多年前的美国惊悚片。另外，还有三四家戏院在演传统剧目。其中一家有时还会演现代戏，成员来自战争初期的农村宣传队。现在政府不给钱了，他们就自负盈亏，让市民买票看戏。
这儿还有四五家出色的澡堂，有手艺高超的捏脚、捶背师傅，他们让沐浴成了一种享受。他们把一块毛巾垫在顾客的脚指头上，在顾客患有脚气的脚指头痒处揉捏。他们干得真是妙，据说有些好享乐的人为图此一快，竟故意去染上脚气病。在城墙根出现了草棚茶馆，里面有各种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应有尽有。大鼓高亢动听，是从山东、河北传来的。唱坠子的演出场子最多，音调同样激动人心。坠子是一种说唱艺术，真假声切换自如，唱词押韵。有的茶馆还配有一支小乐队，演奏生动活泼的民间乐曲，乐器有笙、管、笛、箫、大小胡琴，颇有点美国南部街头音乐的意思。市中心有6家大饭馆，佳肴美馔，向称上等。
除花钱才能买到的乐趣，生活在洛阳，也像在国民党的其他大城市一样，还有一些免费的乐趣。“自由”就是一样，最起码做小事有自由，看热闹也有自由。一切公共场合发生的事情都是共有财产。西方这也不准听，那也不准看，中国不一样，行动非常自由。我在美国新英格兰的最漂亮的林区附近住过，那里到处都有“私人财产”“依法不得穿行”的牌子。在洛阳城里，家家户户都用院墙挡住外面的视线，样式各有不同。可是在城外的农村，山丘原野、小溪池塘，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那里有懒散悠闲的充分自由。农民必须整天劳动，劳动，再劳动，但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生活得轻松惬意，无人审查。人们对一切事情都很少感到紧迫，即便在办公和营业时间里也有无限的侃大山时间；遇到一点纠纷就会没完没了地扯皮，好像同事关系比工作本身还重要似的。
或许，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与中国固有的顽固意识有着紧密联系。按西方人的解释，那是人生无聊的表现。中国的残酷行径，大都起于迷信以及举国残破带来的恐惧。但也有另外一些事例，是那种让我难以理解的麻木不仁的表现。例如，有人被车撞了，竟会倒在路旁几小时而无人过问。但我认为，这并不表明对人命的厌弃。相反，这是一种对群体价值的高度重视，而这种群体价值只限于家庭和乡土。一个人的性命与生活，只有当他能对更大群体的存续做出贡献时，才是重要的。一个人受伤濒死，他就丧失了对群体做出贡献的能力，也就丧失了被重视的资格。这有点像蜜蜂。蜜蜂只看重蜂群，死去的雄蜂不过是应该扔在一边的躯壳而已。这种重视群体和谐、轻视个人生死的精神，或许就是国民党政府除了个人“关系”别无建树的原因。它是否有助于共产党建成公社生活？天才知道！
在洛阳这样的城市中，中国人的幽默感总是令人会心一笑，这种幽默感在农民和苦力中尤为突出。双石铺的山区农民大概因为身体太弱、劳作太累，所以总是一脸严峻。洛阳人生活在肥沃的平原上，离大海也近一些，幽默感便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他们身背重负时会说笑，甚至被抓了壮丁、捆着双手走过街头时也说笑。
另一个就是“平等”。它在各行各业都有所表现，而且促进了阶层之间的交往。在中国，专制的、苛刻的宗教从未扎根；与此相类似，要求绝大多数人屈从于少数人的种姓、阶级传统也遭到了拒斥。也许，正是由于那种幽默感才能使他们免于完全的卑躬屈膝。不管原因何在，也不管实际存在的阶级关系多么残暴，人们在一些小事情上总还是要平等相待的。一个身背重负的苦力可以大声吆喝官员，叫他让路；要是那官员让得慢一点，那苦力甚至还会骂他几句。饭馆顾客要是盛气凌人，跑堂的就会给他来个不伺候；如果饭馆还有点生意，老板就更会给跑堂撑腰。即使在较为富有的家庭，与西方国家相比，主人对仆役也更经常视如家人。
美国人与少数国民党权贵的交往也会是愉快的。国民党派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都有中国上层阶级那种超脱的魅力，因而广受赞誉。我想，这种魅力是下述几种东西的混合体：古老民族的文明礼貌，天生的报幕员或店员式的表演才能，还有中西社会的巨大差异。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生活的一切因素都会程式化，其中不乏迷人之处。我在公共场所遇到的陌生人中领教过；甚至当我知道官员要把我撵走时，我也在他们身上看到过这种魅力。
对我而言，国统区生活最后一点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整个国家已经腐化到了极点，眼看就要崩溃了。若是留在中国，结果可能是一场空，但过程本身依然引人入胜。到这儿来，就好像进入了另一段历史。20世纪已经走完了将近一半，但中国与当时的西方却几乎没有相似的地方，倒是与过去的混乱变革年代颇为类似，而无数文学艺术杰作正是在这样的时期诞生的。我与15世纪弗兰德斯的勃鲁盖尔、16世纪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更近了，离充斥着画报和爱情片的美国反倒远了。
由于我的中文不太好，官方也不欢迎我，我的生活圈子当然就很有限了。回到第一章我所打的那个比方，我只能闲散度日，在炎热的夏日河边静静坐下，不是扭头回望未来，而是等候进入眼帘的一切大事小情。
有许多天，这条河竟空空如也。于是我在窑洞里睡觉，醒来，吃饭，写一会儿，再吃，再睡午觉，然后或许出去溜达溜达，搜寻一点关于入侵和疏散的具体素材，然后再吃，再睡。在另一些日子里，流水似的时光经常给我带来滑稽的小事，小小的危机，以及片片断断的闲聊。这些都足以使我的在华生活变成迷人的戏剧。
我被窑洞外垣沟中的吵闹声和笑声惊醒了。我发现，垣沟边上医院的厨房里埋了个死人，还起了个新坟堆。原来，早先在这儿住过的农民在迁走前埋葬了他们的父亲。现在那位父亲的老伴也死了，子孙们为了把他们合葬在一处，就又找回原地。争执双方各自陈述过后，就都在50米外找了个阴凉之处坐了下来，通过街坊邻居居中调停。结果是，埋人是可以的，但究竟要拆掉多少灶台，就要靠本事和幽默感了。双方辩论了一上午，甚至引来了两家摊贩，他们支起锅来向围观者卖面条和豆浆。
中午之前，有个中学教员要来拜访我，请我帮忙修订正在编写的《英语文法大纲》。他的来访一向是凄凉的，因为他已被贫困和肺病折磨得不成样子。肺病是这里当教员的职业病。他蛮有把握地认为，这本书能让他赚一笔，休养一阵子。他的手稿虽经一改再改，但在文法上依然错误百出，如果就那么付梓印刷，一定会像战前有些外国人买来当笑料的英语教材一样丢人现眼，比方说“Correctly English in Hundred Day’s” （《一百天学会英语》）、“Familiar Rules and Intimate Mistakes in English ”（《英语常见规则与错误》）。但这位教员的大作不仅令人可笑，更使人担忧。他发明的例句中除了单复数错误（如：The parrot were killed in its cage, perhaps by a mouse），更兼针砭时弊：“我们听到警报时正在谈论食物价格（We heard the air raid alarm while we was discussing the price of food）。”“据说，某军官本人就是囤粮户（It is said that the officer himself is a border of grains）。”
当我改过若干页之后，访客给我讲了一段故事，权当报酬。那是他读中学时听闻的一场风波。他说，学生会主席是个既讨厌又不孚众望的高年级生，选他上台是经三民主义青年团导演的，他自己就是三青团头子。不久前，他课后在教室内诱奸了一名年纪比他小得多的女生，但被那女生的朋友抓住了，于是要以强奸罪交给同学们公审。
学生中有个“温和派”出面，要求由学生会审判，可学生会清一色是三青团员，对同志肯定是会宽容的。又有个“激进派”出来要求交班级代表公审。这一派的领导人是公平选举出来的，刚好又不是三青团员。最后，校长出面干预。他是个好国民党员，宣称对学生会主席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尽管有人证。他把两派学生都称为煽动闹事者，将“温和派”的留校察看，将“激进派”的开除了。
我进城吃午饭时在城里遇到一个卖报的，手持上海走私来的英文报纸。我把那一堆都买来了，花了两个小时，在安静的饭馆里读了起来，大小新闻都不放过，连分栏广告也没落下。坐在遭到封锁、满布灰尘的小省城中，看着纸面上讲着土洋杂处、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西式都市上海，没有什么比这更奇特的了。广告比新闻还要怪诞。有卖冰激凌、巧克力糖、威士忌的，有最新的电影，还有空调舞厅、赛马会——五光十色地描绘了一个身在洛阳的人无法想象的花花世界。一则专栏广告说：“年轻美商，屋顶花园洋房，望与年不过20岁的中国美貌女郎会晤。目的：语言交流，共同出游。”
那年夏天的上海报纸暗示，尽管上海已成孤岛，但也难免卷入外部世界的纷争之中。这份英文报纸提到日本领事馆时很客气，仿佛华界不存在一样；但每天都有报道称，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关掉店门回国了。就连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发电厂和公共汽车也发布通知，说由于物资短缺，准备削减业务。一家酿酒厂打广告说买啤酒请携带旧酒瓶。从拍卖行方面得到的消息说明，投机倒把之风日益炽热。实业日渐萧条，拍卖行就成了上海最大的企业。在前现代的洛阳，下列这段广告读起来简直像超现实主义诗歌：“出卖物品清单：电冰箱一台，电扇五台，弹簧床两张，香槟酒一箱，橄榄油一加仑，折叠礼帽一顶，鸟报时钟一座，金色钢琴罩一块，角形壁灯两台。”
离开饭店时，我把报纸给了侍者。他看了上面的照片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们外国人互相怎么认呢？我看都一个样。”
在窑洞睡过午觉后，我出去拜访了基督教会。像别处一样，这里的牧师们也把工作缩减了，因为缺钱也缺义工。通货膨胀开始后，教会几乎所有人都迁入了一个有院墙的大院。院内的砖瓦建筑都是传教事业昌盛时建起来的，规模不小，六七名男女就那么离群索居地过着日子。他们可做的事太少了，于是就用上海时间制订作息时间表，比其他城市用的重庆时间早一小时。他们认为，上海时间与日照时间较为接近。这些人身处逆境，住在孤零零的大院子里，孤零零地生活在中国半西方化的年代里，和上海高层写字楼里忧心忡忡的生意人并无二致。
在大门口，我侥幸躲开了那个会讲英语的中国牧师。他每提到耶稣基督或蒋介石的名字的时候，就总喜欢装腔作势地用英语说：“我爱那人。”重音踩在“爱”字上，这简直成了他的口头语。我还幸运地遇见了两位加拿大女士，并问她们，我在街上从她们的美国同事身旁走过时，那位面色苍白的妇女为何要以手掩面。
“那你一定穿了短裤来着。”她们咯咯地笑了。
她们告诉我，有一回，她们想跟那个闷闷不乐的姑娘借几本美国妇女杂志。她不大情愿地打开橱柜，拿出一些闪闪发光的期刊，上面有好多情侣的画面，还有些让人看了脸红心跳的广告，是卖防体臭剂、除毛药膏和卫生巾的。她小心翼翼地递过来，好像那些书是从一个名声不好的雪茄商那儿买来的。她悄声说：“别让中国人看见，千万！”
傍晚，我走进一家澡堂，见门前拴着几匹上好的澳大利亚马，比之前的日本马高。里面有几个年轻军官正在池子里像海豚似的戏水。我离开池子时，他们正在庭院中的藤萝架下懒洋洋地躺着按摩修脚。他们很想和外国人谈话。这些人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新式少壮派，也不妨叫法西斯分子。但在党员中间，他们还是比较进步的，他们热心于把仗打赢，希望将国家从腐朽的封建制度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叫嚷中国需要美国的坦克、飞机和大炮，而觉得轻型自动武器更有用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老派的保守国民党人是不一致的。他们没完没了地问了一大堆有关美国的问题，但礼貌地回避了为什么美国帮助日本甚于帮助中国的问题。他们还表示，对任何一点美国的援助，他们都很感谢，甚至对我这样的人也很感谢。
“真对不起，在我们这儿，你肯定会感到很不舒服。”其中一个人如此致歉，然后又接着说道，“中国太穷了，汽车太少了，电话太少了，房子太小了，饮食太简单了，姑娘们——嗯——姑娘们不够红润。”
他们的意思显然是，她们脸上的脂粉太少。但这些话却把话题引向了澡堂子里常见的那种谈天。这时，我学会了一支小曲，算是我的采风成果。第一段是：
老太太请听我唱，
你家有个好姑娘，
姑娘长相挺好看，
就是块头有点胖，
吃口包子想姑娘，
姑娘包子一个样。
当这些军官得知我是个作家时，一个人便双手合十，一躬到底，并说道：“洛阳纸贵。”他给我解释说：“这是从北平传过来的一句老成语，意思是，您是位大作家，书卖得好极了，远在洛阳的纸张都因发行您的书而涨价了。”于是，我又学会了一个成语。
军官走后，我正在穿衣服，这时捏脚师傅告诉我，有四五个苏联军事顾问还留在战区司令部，其中几个经常过来洗澡。
“这些苏联人是何方神圣啊？”他问道，“他们来时坐轿车，穿着豪华，连内衬都很考究，看来真阔气。可是每人都是各自给洗澡费和茶钱，从来不礼让。”我要付钱时，师傅却对我讲，刚和我聊天的那几位军官已在离去之前悄悄地替我付过了。
有一回，我同“工合”的人一起赴宴。他们知道我对汉语只是一知半解，就拿美国人说汉语的典型错误开玩笑说，有个美国人在乡间走路，有只狗要咬他，他想不起来“咬”这个字，只记得是吃饭时候用的，于是就对农民喊道：“哎，老乡，你家的狗要在我腿上吃饭啦！”
宴罢，主客之间又是例行地抢着付账，争得火候到了，主人才付了账。接下来的例行公事：每个客人都要表示感谢，说“饭菜好极了”，主人则小声说，“凑合吃，凑合吃”。
后来朋友陪我去看京戏。那是一出新编历史剧，讲的是几百年前的农民起义。许多现代剧作家都喜欢改编经典历史剧目，以古讽今；当局不许新剧针砭时政，只好用此变通办法。这出戏结合了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京剧里以鞭代马、以椅示城的程式不见了，但舞蹈般的哑剧动作还是一目了然。
主人公是一个渔民，他和女儿共驾一叶扁舟。他们出场时，先在空着的舞台后部停一下，然后纵身一跃，犹如自岸边跳上一只舢板。父女俩以手平举，面面相对，交替屈膝，一看就知道是在小舟上找平衡。这时，扮女儿的掌舵转向，两个演员都只用脚尖着地，迅速在舞台上滑行旋转，同时手臂划着桨。这些动作如此逼真，比把真舢板搬上舞台的效果还要好很多。
当最后一幕上演时，警报响了。后来敌机没来，演出在耽搁了20分钟后，又接着开锣上演了。这场虚惊造成的干扰虽然不大，但毕竟使得这场程式化的、悲喜交加的演出没有善始善终。当观众涌出剧院走向附近的防空壕时，演员们也相继出来。他们穿着明代样式的戏袍，头戴鸡翎盔帽，画着与真人相去甚远的脸谱。在淡青色的月光下，大花脸的紫、银、绿妆容和大胡子，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鬼魅出了坟墓，跨过平川，钻进了防空壕。
戏演完时街上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后来看见两个人力车夫，轮流坐车拉车。坐在车上的睡眼惺忪，耷拉着一只胳膊，和当时拉车的那位闲聊。可是，两人都拒绝载我回家：“累死了，今天钱也赚得差不多了。抱歉，我们俩只是互相帮衬着回家罢了。”
回到窑洞后，四邻都是静悄悄的、黑洞洞的，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这时传来了一阵喧闹，夹杂着叫喊奔跑和木头炸裂的声音。由身穿睡衣从窑洞里跑出来看热闹的人群中得悉，峡谷那边有个学校教员，教学生们打麻将牌，一玩就大半夜。那可是非法的。一个学生发现了他们，就把老师赶进田里去了。果然，不大一会儿，有个粗壮的汉子从峡谷那边回来了。他边喘气边呼号着说，他曾亲见那位周先生的丑事儿，他还骂他“王八”，说他和姑妈不干净。这时，另一个粗壮的汉子从人群中出来，皱着眉头，面带怀疑神色，咆哮道：“谁在说老周家的坏话？谁？你可留神，我也姓周！”顷刻间，一场为挽回周氏家族名声和面子的争论展开了。双方都在黑暗中吵吵嚷嚷，旁人来往调解。天热睡不好觉的人们则在茅屋中轻声讥笑。
这些生活琐事最后总是以不愉快告终，因而我也无意拿来当笑话追忆。尽管如此，不管是对洛阳，还是对之后住过几周或几个月的国统区小城市，我都有几分怀念。
在那段岁月里，我在各处的生活多少有些相似之处。环境都是依山傍水，住处总是带院落的平房，还有怕是已经倒掉的古代城墙。每处都有些快要塌了的庙宇和宝塔，位置是早在几世纪前就选定了的。可是在一两条大街上，又都有几处半西式建筑。一早一晚，总有军队的进行曲和号声传来。有的时候，还能听见不多的几条乡间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或是多年前修建的铁路上火车驶过的声音。其他呢？就只有手工业生产、家庭生活，还有程式化的、闹哄哄的小贩叫卖了。
这些半现代化的省城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混乱时期的产物。这一切之所以引人怀念，唯一的理由是，它们都将一去不返，必然要改观。市民们尽管经历了如此残酷和不幸的生活，却仍具有了不起的机智和憨气。他们的有些举动使人回味起来便觉得无限愉快。应该承认，他们的每一举动都具有特定的价值，因为都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特定风格呈现出来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举动再度出现的机会不多了。这就难免使人产生“时不再来”的感慨！中国城市居民的安定日子注定要改变。就像18世纪80年代巴黎的贵族沙龙，或者20世纪初俄国地主阶级的慷慨阔气。回望过去，当我来到洛阳和其他省城，静坐曲水流觞侧旁，观岁月如流水之时，最令我喜爱的人物都不是搁在小木板上，随波逐流，偶尔流入看客手中，供其一饮的酒杯；相反，他们是鸡蛋，碰到河岸会碎掉，流成蛋汤，这蛋汤沸腾起来便是蛋饼。列宁给这蛋饼起了个名字：革命。
说实在的，中国的市民和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才更像是水中的木板。这块木板很大，足够供主人盖起房子，从长江上游的木材产地直到下游的木材市场。可是，为了更为准确地说明中国市民的生活，你还得设想这木板正漂在日益暴烈的海洋之上。这海洋就是无穷无尽的农民。城市里的神龛、汽车站、成人玩具店、蒋委员长肖像都将逐渐在其中沉沦、淹没！
我在洛阳度过的那个夏天使我开始觉察，市民生活的木板受两股力量的牵制，一是独裁者蒋介石，二是农民的汪洋大海。我把蒋介石比作《皇帝的新衣》里愚蠢的皇帝。他明明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却自欺欺人地以为穿着举世无双的华丽服装，招摇过市；国民党的一切思想和手段拿来与这篇童话相比，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国家统治腐朽不堪，“皇帝”个人却被视为民族的伟大象征。不管有多少苛捐杂税，只要官方宣称“皇帝”自奉节俭、道德高尚，就再不准说政府贪污腐化了。拍“皇帝”马屁的人横征暴敛，终于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这时，官方就宣布一项提高“皇帝”威信的新办法，声称这是从海外学来的，有了它，臣民的生活就会改善。他们还宣称这套新学来的洋办法——也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看得见，谁要是说那新衣根本不存在，那他就一定是汉奸或流氓。他们还说，这套新衣是纯金做的，所以赋税还要加重。
“皇帝”敲骨吸髓，榨取了全国仅存的最后一点财富。灾荒与骚乱四起，而皇宫里则喋喋不休地议论着新衣。宣称亲眼看见新衣的人说，它从头到脚都是金线织成的，还配有一支纯金手杖呢！
在根本不存在的新衣制成之日，官方发布命令，要首都的家家户户都从政府垄断的商店购置一面国旗。老板当然也是个专会拍“皇帝”马屁的家伙。命令里还要求，每10户要出一名代表夹道欢呼，庆贺新衣。“皇帝”走在新衣游行行列的最前面，路旁满布特务。奉命庆贺新衣的老百姓匍匐着，满口赞叹着：“啊呀！天哪！”可最后，当“皇帝”赤身露体地走过街角时，却有个小孩喊道：“他怎么光着屁股呀！”
我相信，除非这位“皇帝”能得到外援，否则人民一定会把他打翻在地。
我不能离开洛阳城，搬到农民家去住，因为“工合”主任担心那样做会引起地方当局的疑虑，让原本就在艰难维系着的“工合”横生枝节。可是，即使我只待在城里，也不会感受不到广大农民的存在。这省城不过是放大了的双石铺，和养活着它的郊区虽然界限分明，却紧靠在一起。市中心有光怪陆离的商店和刷着石灰的交警台，可是从这里走出不到1英里的距离就是农田。那里满是灰尘遍地的村落，除近年的衰败，几百年来没什么变化。由于有旱灾，夏季已有小股土匪活动。
在城里，人们依然可以听到一些农民中发生的乱子，这说明了一点：农民对中国时局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身居九重的、生活简朴的蒋委员长。15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来了一条传言，说因为政府在灾后横征暴敛，把农民逼向绝境，从而引起了抗议。
当村民得知几乎得把全部夏收小麦充作军粮后，就决定来洛阳，到当地最高长官卫立煌将军那里请愿。由于请愿代表有时会被抓去服劳役，村民们就只让缠足老太太前往。她们都是些除了对自己家人，对谁都没有用的人。
她们身穿过节的衣服，手持拐杖，朝洛阳出发了。对这50多位扭来扭去的老太太来说，15英里就是两天的路程啊！乡长立即将情况电告洛阳。我听说，省里派了个“建设厅长”在半路上接见她们，允诺将她们的困苦生活转告给卫立煌将军，并劝她们回家。此事只有一个结果：乡长放任请愿人群出村，丢了卫立煌的面子，也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黄河之滨的陕州再度传来农民暴动的消息。他们怀疑征粮队头头超额派粮，中饱私囊。据说，他每天得到的“赃款”超过了两担粮食。但农民俯首帖耳的顽固传统却使他们未提任何异议。有个老农因为连续3天被叫去催粮，最后上吊了。
此事使陕州的农民怒火中烧，几至造反。洛阳得知此情后，粮食厅派员前来陕州检查此事。此人和上级不一样，是国民党中少见有良心的官员，而且是陕州本地人，对乡亲们深表同情。他迅即发现，征粮队长确实有贪污情形，就让乡长将那个贪污犯逮捕法办了。
可是这坐牢的头头却是省粮食厅厅长的亲信。通过这条线，他不仅被释放了，还把害他坐牢的检查员下了狱，罪名是僭越。但这检查员又是副厅长的亲信，于是副厅长去找了厅长，说检查员无辜被囚，恐生后患。厅长表示同意，便把检查员也放了。
显然，厅长耳根子软。陕州征粮队长有个朋友，也是厅长的亲信，又去向他进谗言，说检查员无辜坐牢，倘若放虎归山，必将打击报复。厅长心活了，再度命人将检查员逮捕，可他早已逃往西安了。最终，贪赃枉法的征粮队长在陕州官复原职。农民的苦难照旧，官场钩心斗角的滑稽剧照旧！
夏末，洛阳有传言说，饥荒危机已遍及全省。豫北多少下过点雨，灾情尚且不是十分严重。尽管如此，有的农民却已吃光了夏收小麦，正在典当冬衣，砍伐院里的树木，以便筹资买粮交税。至于旱情严重的豫南，传说已经在吃树叶了，并且有些农民已经弃耕逃荒去了，杀人越货的案件增加了。
8月间，我开始骑自行车去洛阳近郊村落转悠，有时会在村里待上一两天。农民们对外国人不敢全讲实话。但根据他们的说法完全可以勾勒出个大概。苛捐杂税、征粮征夫太沉重了。一般农民都知道，一旦天时不好，或犁坏了，牛死了，麻烦可就大了。许多壮丁都被抽走，有些村子走了三分之一左右。许多家庭只能靠老人、小孩、孕妇下田了。
说到税收，却又村村不同。因为这个爱好投机的政府所采取的办法是，哪儿阻力小，就在哪儿多收。用美国的标准衡量，大部分农民占有的土地都很少。可是，一个有10亩地的家庭——仅能维持一个小家庭生存的起码需要——每年就得交40元法币（相当于两美元）的基本税，附加税粮和军粮约合4美元至10美元。
这是令人头晕目眩的重负。这些农户的全年收支，或买卖总值远不足100美元，很可能都不到50美元。这样来看，税收就要占全部收成的10%，有时还要多得多。佃农则要另拿出20%—60%交地租。在抗战前，税收相当于1941年的三分之一，可农民们连这也不是轻易能拿得出来的。
况且，税收还是不公平的。那年夏天，我在洛阳遇到过负责向少数市民和乡村小康之家征收所得税、营业税和遗产税的一个税吏。他说，尚未沦陷的河南全省中，城市居民不下二三百万。前一年，他从这部分人口中征得的税款不过相当于60万美元，平均每人只分摊到几十美分。1万个农户交的税就有60万美元了，而河南的村数都不止1万。
在城市税款中，又主要来自工薪阶层的所得税，而公教医务等知识分子的实际收入早已因为通货膨胀而缩水了。除了洛阳和另外几个大城市，营业税都很难收上来，因为生意人勾结官府，对交税采取“不合作”态度。至于遗产税，那更是直接触及大富人家的切身利益，根本就收不上来。
“遗产税太麻烦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他笑道，“现在，我们只是先让人们了解程序。过几年，等我们真打算收的时候，他们就愿意交了。”
很遗憾，我没在河南农村住过，因为和老熊的谈话使我明白，农民跟人单独相处时真是可爱极了。这些河南人比双石铺的农民更吸引我，因为他们更能代表全国农民。他们这儿没有甲状腺病、智力低下、侏儒病、荒山秃岭等让双石铺的农民身心畸形化的特殊因素。洛阳附近那些只有小山丘的农村似乎更能代表农村的本来面貌。坡上的田地中间种着树木，在正常年景下能起到保持水土不致流失的功能。河南的村落也比双石铺更为典型。每村都有一二百户人家的砖房集中在一起，每户相距半英里左右。村子大部分不通公路，因此还没有受到难民和现代世界的侵蚀。
我在河南农村旅行的日子里，只能搜集到当地农民的一些零散资料。他们经常把各家的播种时间表排开，以便收获时可以互助。有时，他们会给男孩起女孩的名字，为的是欺骗邪鬼，免得它们带走宝贵的男婴。除了蒋介石的名字，很少人对国民党还有什么其他了解。但多数人认为，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苦了，甚至比在清政府治下还苦。提起本省军阀吴佩孚，大家还是很有感情的。
棉花地集中采摘后，剩下的就变成公共财产了，谁有需要和耐心，就都可以去摘。他们觉得这样挺好的。可是，在某个春天的夜晚，他们又都会到别人家菜园里去偷菜。有些人不相信能打败日本，因为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另有些人又坚信能打赢，因为抽走的壮丁太多了。他们有句老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意思是光脚的敢走泥巴地，无所畏惧，穿鞋的则会瞻前顾后。大多数河南村民有选举保甲长之权。他们专选忠厚又圆滑的人，那样有利于和上级官吏讨价还价。按照几百年的老规矩，村民可以自行组织民团，名为“红缨枪”。
很少有农民在住所设厕所，因为他们觉得在院子里挖坑像挖坟，不吉利。他们也不在院里栽葡萄，因为葡萄叶子朝下长，象征死亡。他们对女人的命运还有句格言说：“二十年从母，又二十年从夫，再二十年靠天。”1941年夏末，谣传政府即将征收树木，以弥补中条山战役损失的黄河渡船。于是，农民们纷纷砍掉自家的树木，锯成不能做船的短棍，藏起来当燃料。
土地集中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大部分河南农民都有自己的田。高利贷为患在这一带比地主尤甚。毁坏山村的现象很早就开始了。土壤是靠人口密集地区的粪便保持肥沃的，但人口压倒了地力。多数农民家庭为养儿防老都尽量多生孩子，于是人口就太多了。农民们不得不超负荷使用土地，种双茬不轮作，不改良土壤。
我觉得河南农民有点儿像兽群：害羞、迷茫、动机神秘、行为怪诞。有人想问他们话时，他们全都会跑开；就像野性未驯的动物面对烦扰不堪、想要爱抚它们的人时一样。他们棕色的村庄覆盖着平原，平坦而浓密，总是有很多人在绿色的田野里劳动，他们好像是热爱大地的小动物一样——有点像草原上的鬣狗——忙碌、自足、神秘。
想到他们在中国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我记起了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一个美国矿业工程师告诉我的一些事情。他是美国国务院派来的矿产资源顾问。
他说，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有不少“理论地质学家”。他们受过西方教育，很会画图，擅长画出“美丽的曲线”。可是，就他所知，还没有出现一个“实务地质学家”，或者叫矿业工程师。根据上层阶级的观点，倒腾泥巴和石头，在乡下四处晃悠，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实在丢面子。来自美国国防部的人说，在中国，没有一个矿藏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地质学家发现的。他参观过的所有矿藏、油田、盐井，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当地农民发现和辛苦开采的。国民党“发现”这些矿藏的方式，就是把农民赶走，然后划为自己的垄断产业。
自从我来到中国，这些点点滴滴的信息积累着，在我心中形成了一种感情。这些土地真的属于农民，包括土地的使用、照料、责任、转让。在封建时代，他们养活着官员；到了民国，他们不仅供养着政府和城市，还支持着战争。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分享到中国文化带来的多少好处；但是，他们乐观、容忍、勤奋，这使得如此怪诞而不切实际的社会结构竟比世界上的其他任何文明都持久。
每当我在农民的乡下度过几日，我脑子里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应该建造一个纪念碑，纪念农民世世代代的痛苦，在苦日子结束的时候。纪念碑不要太壮观，因为他们是反英雄主义的，他们是用苦涩的微笑来自嘲的。我最后决定，最好的纪念，应该是给他们一片良田，一片他们现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良田。
那是一片平缓的坡地，河谷深阔肥沃。山顶覆盖着葱郁的森林，到处都是鸟兽。清浅山涧从林中流出，灌满了小溪。总要安排一些田休耕，这样庄稼就会长得更高、更密、更绿。为了把这片山区建成纪念碑，我只需要添加一样东西，那就是最高顶峰上的一块石头，上面刻着我从洛阳附近农村听来的乡间段子。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农民演化出了怎样残酷的自嘲，来缓解他们多少年来的麻木和愚钝。
“一天晚上，两个蠢人在一张床上睡觉，其中一个人的腿被臭虫叮了。他挠痒的时候，却挠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腿上。他用力极了，把对方的腿都给挠破流血了。”
“被挠的人醒来，说：‘真丢人，你怎么尿床了，我们出去躲躲吧。’”
“于是两个蠢人就出去了，肩并肩站在院子里。邻居有一袋豆腐，挂着滴水。这嘀嗒的声音让两人以为对方还没有尿完。他们都很礼貌，谁也不先独自回屋。就这样，他们站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邻屋传来了大声喊叫，说发现有贼。两个蠢人想着他们可能会遭到怀疑，就赶紧跑开，把头埋在干草堆里。不久，邻居发现了他们露在外面的屁股，就击打起来，还拿刀去砍。在干草堆里，一个蠢人对另一个蠢人说：‘不要出声，我想他们逮住贼了！’”
对于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怪异行为，多愁善感或许反而会不得其解，那样你会越发觉得他们神秘难解，而不是发现真相。我在洛阳附近的公路上遇过一个老农，他说的话恰恰能解多愁善感的“毒”。那是一个上午，空袭警报还在响着。
因为空袭，城际交通停止了。旅客们在树下闲聊或者打瞌睡。所有车辆都用树叶做了伪装。这些城里人弄的伪装都有点可笑，徒具形式，就像传统曲艺里的道具一样。一辆摩托车的把手旁放着一根玉米秆，和周围很不协调。一辆卡车被几把麦穗保护着，每个挡泥板上都有一把。然后，有个老农在空荡荡的公路中央小步快跑，阳光普照之下，其实很危险。他平衡着扁担上的两桶水，桶里分别有一片大大的叶子，在水面上游来荡去。我谦卑地问他：“这叶子是为了防止被飞机发现吗？”
“当然不是啦！”他说着朝泥土啐了一口，“只是为了防止桶里的水把短裤溅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