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丨日军退潮
整个9月都是在入侵的谣言中度过的。但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中秋节刚过，就有消息传到洛阳说，日本人已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东面60英里处几近弃守的郑县。东京广播宣扬洛阳也将被占领。于是，市民在过中秋节的时候，就将这消息连同彩纸包装的节日美食一并送到了各个亲友家中。然后3天之内，大家全都紧闭大门，在家大吃大喝起来。富人吃油酥月饼，穷人吃柿饼。谣言风传，说1万名日军和70辆坦克已越过郑县，向洛阳挺进，可每家仍在向玉兔烧香敬酒。
10月的第二周，官方消息证实郑县失陷，中央社广播说：“我军正从三面反攻郑县。”此刻，洛阳人已意识到，危险再度来到，政府会再次跑路，农民的大车将再次被征用。可是这回准备逃难的人很少，因为他们早就在5月的那回疏散中把钱花光了。
日本人过黄河，这是3年来大家最怕的一件事，如今真的来了，大家反而不再提心吊胆了。日本人既已到达南岸，天然屏障既已失守，这一仗也就算打完了。人们只是像身处噩梦中一样，等着品尝被征服的滋味。战区司令部的大头头们忙着在用专列把家眷、家具和文件运往宝鸡，事先一点儿都没和僚属们打招呼，惹得怨声一片。老百姓看在眼里，却只得发出一阵辛酸的苦笑。情势严峻的谣言越传越广。
有的说：“郑县一枪没打就被不到100个日军占领了。日本的坦克是在摩托车上扎着竹架子，再糊上硬纸做的。”
有的说：“第一批过河的日军伪装成了走私贩子，把枪支藏在上海纸烟箱里，我方军队未予拦阻，因为他们正等着受贿呢。”
有的说：“郑县的富商留下了，日军一到就加入了汉奸‘维持会’。有些洛阳士绅也在筹组‘维持会’了。”
蔬菜的价格开始上涨，因为农民怕进城卖菜被拉夫。小麦价格稳定，等到囤粮户抛售时还要看跌。搬不走的物件价格下跌不多，金价和其他细软价上涨也有限。除非再来空袭，大多数人好像连下乡都懒得动了。有个宣传队在张贴标语，上面写着：“抗战建国”“牢记三民主义”“服从领袖”。过往行人看了只是报以难以形容的微笑。
10月的最后一周，从东面来的难民和走私贩子传说，郑县的几千名日军在进行系统的劫掠，并无前进迹象，有些已渡河回去了。洛阳国民党的大头头们已逃跑得差不多了，现在他们才向老百姓提出警告，要求大家疏散出城了。中央社介绍了郑县市外二三十英里位置的日军情况，洛阳银行和学校得到命令说必须在10日内撤走，有些公共建筑物已埋好炸药，准备实行“焦土政策”。附近的炮兵演习频繁，有一天上午的空袭演习，动用的高射炮比5月那次真空袭还多。警方也加大压力，威胁说要开枪射杀行人。最后，保甲长一齐出动，命令行人尽快逃走。
因为谁也没说该往哪里逃，开支如何筹措，因此实际逃走的人很少。洛阳城总的气氛是反疏散的。有的谣言甚至说，战区司令部知道日军将从郑县撤走，就在洛阳制造日军即将入侵的假象，目的是想做笔投机生意，故意使人惊慌失措，让了解内情的人从逃难者手上抢购粮食和难以转移的财产。
中条山战役之后，国民党为稍微挽回一点面子而抓了一批“替罪羊”。11月中旬，11个人被指控为汉奸，他们衣衫褴褛地被绑在人力车上，背后插着刑牌，由一群骑自行车的警察押往火车站后面的刑场执行枪决。这以后又相继零零星星地处决了一些人。对自由派和所谓共产党的迫害也加剧了。在这件事情上，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有增无已。
10月初，“工合”洛阳办事处主任孟用潜接到重庆总会的电报，要他面见卫立煌将军，请示“工合”存废。孟用潜领命前往，卫立煌劝他暂时离开本省，他照办了两个星期。在他重返洛阳的翌日晚，“工合”办事处突然来了3名怀揣手枪的特务。孟用潜当时不在，但特务们拒绝说明来意，也不进室内等待。天黑下来后，孟用潜回来时，有个特务抓住他的手臂，持枪相向，说道：“上面要见你。”
“工合”主任孟用潜发现他是自己父亲的朋友，就甩开臂膀叫道：“你不能这样。”说着跑进“工合”大院。特务们没有跟进去，因为旁边有人，他们不便公开挟持，无法诡称某人没有被捕，而只是失踪了，或许还是自愿失踪的。
孟用潜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副手，后者命令工友去请警察来吃杯茶。这个工友15岁，是从农村来的，血气方刚。他像平常一样满怀自信，三步两步朝大门走去。那3个特务，影影绰绰见个身穿制服的人无所畏惧地朝他们走去，以为有大人物来了，撒腿就跑，就像小孩子在人家门前搞恶作剧被抓到了一样。
此时，孟用潜从院后的厕所跳墙出去，逃到一个有他的熟人的政府机关里。人们帮他安排好汽车，载往战区司令部去见兼任省主席的卫立煌将军。“工合”的要求是，如果一定要抓的话，就要依法公开起诉逮捕，但卫立煌拒绝接见。孟用潜留下了地址，当晚回到朋友的办公室过夜。翌日晨，卫立煌仍不见他。此时，他明白了，走公开途径已然不可能，就设法买了假身份，化装成商人——当然，也不妨叫走私贩子，因为他们是可以公开携带日货的——逃出河南，后来落脚重庆。这套把戏的目的可能也就在于驱逐。河南不少人士也逃到了战时首都，那儿虽然安全点儿，可却掌握在国民党的手心里。
10月末，刚到达重庆的马格鲁德美国军事代表团派了一名上校观察员去洛阳。据我所知，1938年战局趋于稳定以来，他是从重庆派来河南前线的第一名美国官方观察员。到洛阳后，他就不再朝前走了。卫立煌将军宴请了他，并介绍了中条山等处的战况。11月的第一周里，日军的确从郑县撤退了。他完全有机会深入观察当时的战局，可他却乘着卫立煌将军的专列回西安去了。
8月有两位不太重要的美国人来访洛阳——克拉姆小姐和菲斯克先生。这个老姑娘是一名社工，不到50岁，深棕肤色，动作敏捷，多年在沿海地区传教，目前正在搜集有关战时情况的演讲材料。菲斯克是一名记者，高高的个子，面色苍白，似乎不是很自信。他没来过中国，逢人就小心翼翼地解释说，他同克拉姆小姐搭伴只是因为她会说中国话。由于当年凡对中国的报道都得把“工合”提上一笔，他俩也急于了解此事，就搬来洛阳“工合”办事处和我同住了。当时办事处已搬回了城内原址。几天之前，主任孟用潜就不幸被迫离豫了。
克拉姆小姐和菲斯克先生很快就扫兴了。因为他们原是听说洛阳已朝不保夕，所以才仓促乘火车来到十万火急的前线。但下车一看，只见这座危城不但没有同仇敌忾的气氛，反而像是泄了气，哪儿都没有卷起袖子准备干一场的架势，都松松垮垮的。这是一个病入膏肓、坐以待毙的社会，两人原本根本无意如此报道。克拉姆小姐对我说，蒋委员长那么有胆识，还要批评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菲斯克说，现在写那类文章美国没有人肯发表。
他们的衣服也不太适合在洛阳久居。他们原准备深夜行动，在空袭后进行救济，就把城里的衣着都留在后方了。菲斯克穿的倒是棕色乡间服，可那是从纽约男装店买的长途旅行衣，这儿一条拉链，那儿一排扣子，衣角上还镶着一块块皮革。克拉姆小姐上身穿好几件松软毛衫，而下身却穿一件粗布男裤，很难看，也很扎眼。两人都有重庆方面开给洛阳政府的介绍信。可是，令他们震惊的是，介绍信的作用只是让他们在会客室里坐几天冷板凳，根本没人理睬。有人提醒说，他们穿这样的衣服是不能见官的，因而建议他们从当地外国牧师那儿借两套像样的衣服，至少克拉姆小姐得有条裙子才行。可他俩根本听不进去。几天之后，我们知道，由于两人住在“工合”，而且身着奇装异服，已经被人盯上了；而且，有人还总问他们“桃色”问题。
菲斯克穿着高档美国外套独自工作了一阵，好歹把国民党宣传部长写给洛阳官方的介绍信呈递了上去。而且，西宫地方官员发现他真的有官方身份，马上大吃一惊，要他赶快从“工合”搬出，“因为那儿尽是坏蛋”。他被邀往国民党银行大楼招待所去住，说“在那儿可以遇到好人”。他当真搬了。当时我们刚刚说服了他去郑县前线看看，他长途跋涉了几百英里，理应看到那里的情况。可是，他竟被官方彬彬有礼地送上了美军上校去西安的专列。
离开“工合”的那天，一位能说英语的国民党少将被派来陪他去银行。当菲斯克收拾好行装后，克拉姆小姐和我全都被拉去作陪。这位少将是个“冒牌将军”。他既未受过军事教育，又非行伍出身，只不过是某位正牌将军的侄子或外甥，靠裙带关系进了国民党军队而已。可是，他完全懂得国民党对中条山之役的宣传路线。他说，5月间的这场战争是卫立煌将军的一场辉煌胜利，还说“日军伤亡十四倍于我军”。这次谈话一直拖到克拉姆小姐接过话茬。于是，我面前出现了十分有趣的场面：一方是理想主义的美国人，自愿为国民党站台，而另一方是国民党体制下的典型人物。
每说到沿途所见的“伟大”景象时，克拉姆小姐便热情洋溢，满脸笑容。这些“伟大”景象包括红十字会、“战争遗孤院”、“工合”等等。“伟大”这个词是她最喜欢用的形容词。然后就是笑。她做过教师，当时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对中国人说话，就放慢速度，还要外加手势，不管对方的英语讲得多么好。那位将军是个绷着脸的白痴，也是个讨人嫌的学生。他的英语说得确实不怎么样。后来我才知道，他主要的兴趣所在是和日本人勾结，给正牌将军亲戚跑走私。
“我度过了一个动人心弦的夜晚，将军！”克拉姆小姐说，“和洛阳‘工合’的指导员们在一起。啊，他们真是伟大的人民啊。”她如此回忆，“善良、强壮、聪明，还有伟大的幽默感！”她满脸笑容地说着。将军却有些莫名其妙，又不乏狡黠。
“可你知道那些男孩子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她接着用老师的派头说下去，“我问他们，如果美国肯帮助中国，他们首先会要什么。他们给我的回答，你猜说的是什么？”
“中国需要坦克、飞机、大炮。”将军说。
“不、不、不！”她使劲地摇着一根手指头，“关键就在这里。我以为他们会这么说，可是他们没有。他们说：‘我们想让美国给我们送来的是工具。我们要亲手制造需要的一切！’”她毫不理会少将对她说些什么，直到他一再重复道：
“坦克、飞机、大炮。”
“不，不、不！你不懂，是工具！”
“中国需要……”
“工具、工具、工具！”
克拉姆小姐表面友好，可那只是职业特质罢了；现在掩藏的神经质终于显现了。她站起身来。
“锤子！”她一边喊着一边跑到想象中的桌子旁敲打起来，“当，当，当！”
“锯子！”她咄咄逼人地叫着，抬起一只厚裤子下的膝盖，放在一架看不见的锯上。“嗞，嗞，嗞！”她龇着牙在学铁锯声。
“曲柄钻！”她吼着弯下腰，转着拳头、肩部朝顺时针方向扭，臀部朝逆时针方向扭。
“中国只需要坦克、飞机、大炮。”将军小声嘟囔着。
“谁把我的牙签拿走了？”菲斯克叫喊着走了进来。他的背包、衣服口袋和拉链都整理好了。他把牙签找着后，将军就把他引开了，把他从这群有危险思想的人中引开了。
11月的第二天，中央社宣称：“经过若干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已自郑县撤退，敌方伤亡2500人。”翌日，警察沿街通知所有商店必须悬出标准尺寸的国旗。保长、甲长一齐出动，拉夫参加当晚的祝捷游行。除了排在队伍前面的学童满怀激情地唱着抗战歌曲，拉来的民夫都沉默着行进，满脸愁苦神色。
翌日清晨，我骑车往东边去，那是一个在华北时常出现于初春秋末的好天气，蔚蓝的天空，淡淡的日光，整个农村涂着一层银色光彩，但地平线上却朦胧地罩着灰色的混浊阴霾，预示着雪雨。日光下，刺人的风声在萧萧作响，耸立在光秃秃的田野中的树木凋零下来，黄色转为土色，树叶不断落下。通往郑县公路北面延绵的中条山脉阻隔了黄河，看起来很像尘土与冰块结成的礁石。
农民已开始冬闲了。田野成了成群的乌鸦的天地。但在洛阳东面30英里左右的公路上却满是贩夫走卒、乡间公共汽车和招揽生意的大车。然后，公路穿过洛河的支流，蜿蜒向北，直抵黄河。接下来便是千篇一律的贫瘠的暗褐色，惨淡的北方阳光把它照得分明，使我想起了西江三角洲丛林密布的沼泽地，前年我就是通过这片沼泽地到的中国。这里再次惨遭战火荼毒，土地大面积遭到了破坏，部分遗弃的土地包围着国民党统治地区，就像由万千尸骨铸成的保护层一样。道路跨过洛河，通过临时浮桥；浮桥布置在巨大的废弃钢桥之下。钢桥被自己人炸毁了，或者说被“焦土”了。洛河对面的乡村环绕着一个废弃的现代兵工厂，兵工厂里是大片红色的残砖，还有生锈的大梁。在更高的山上，供运货马车和汽车行驶的公路消失了，只剩下了大坑和土质路障。穿越沟壕的小径上只有战争的行客——士兵和走私者，以及稀稀拉拉的难民。
那天晚上，我在巩县县城外的一家小店内过夜。巩县县城位于洛阳和郑县平原交界的山谷下，里面挤满了士兵。他们正在柳树底下忙着挖坑道，有圆形的和椭圆形的，那些坑道说是坟墓或狐狸洞也未为不可。大炮的声音从山两翼传来，依稀可闻。巩县人见面闲谈已离不开战争了。
日本人虽已离开郑县，但一直留在黄河南岸，掌握着通向旧平汉铁路大桥的通道。这座大桥已被他们修复了。在大桥东边，跨过黄河的其他桥梁和堤道也都重修了，通向这些桥梁和堤道的公路也都在他们手上。据说，日军撤离郑县只是暂时的，卷土重来是迟早的事。同时，时任郑县城防司令孙桐萱将军之前曾因坐视日军越过黄河而被判死刑，现在获得了立功赎罪的机会：清剿占据桥头的日军，这就是大炮轰鸣不停的原因。此刻，蒋委员长的亲信，中央军嫡系汤恩伯早已率领宪兵卫队来到孙部背后督战，对方一旦失利即行拘捕。
翌日清晨，巩县的店主人一大早就把客人们叫了起来，让他们快走，因为敌机经常在清晨前来轰炸县城和驻军。当我到达山岭时，脚下农村中的一切都淹没在了乳白色的阴霾之中。当天空出现黄蓝两色线条、透出日光时，深渊里的爆炸声就隆隆地自巩县传了上来，处于前方和北方的黄河岸上的大炮也尖声轰鸣起来。
山顶上，天气冷得有点像冬天。风吹得军用电话线猎猎作响，扬起的尘土像雪花一样。在窑洞里，在绝壁上，满面乌黑的难民们蹲在用草堆起的火堆周围，争论着未来的打算。如果有人病了，那他们就会像巫婆一样瞪着眼睛发呆，显出一副怪相。一队队上气不接下气的士兵从山两侧向上开来。他们几乎都只带步枪，而让强征来的民夫替他们背负重型装备、粮草和柴火。在士兵的监督下，一群群农民在新建的碉堡和壕沟中工作着。爆炸声让拉来的民夫神经紧张。他们常常逃跑或躲藏，而士兵们则狞笑着把他们拳打脚踢地赶回来。饱经风霜的走私商则得到了当地世传士绅的担保，活动如常。他们头戴礼帽，身穿华丽的衣服，手提大皮箱，平静地骑上骡子或自行车，往郑县去了。
在山脚下，就像岩石海岸变成海水一样，那陡坡一下子变成了平原，自此至东边300英里的“太平洋”都是一马平川。这才是中国内陆冲积平原的边缘，也是世界上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地区之一。若干世纪以来，在从山中向外延伸的痕迹中，那大车轮子经过的土地，经年累月，已经形成了一条凹下去的通道，临近郑县15英里左右，无论在哪个方向，凹道都在农田下面20英尺左右。上个月，为了构筑防坦克工事，每隔几百码远就要挖一条深10英尺到15英尺的壕沟。过路人则需拼命绕出壕沟，才能爬上农田。
当我下山时，空袭已经过去了。平原中，村里的铺子都关了门。大家都在街上闲聊，显出一种节日的气氛。国民党碉堡都建在村后的深山之中，人们猜想，日军一旦进攻，平原必定不经抵抗就会放弃。由于有被和平接收的希望，这里的农民们似乎比巩县人更安心点。他们已经自发填平了一些有碍交通的反坦克壕。在这儿，我只见过一队士兵，是在无桥梁的溪流上经营摆渡的。他们给那些走私贩子和其他乘客服务，收费每人5角。黄河两岸的上空，日本人射出的炮弹在透过薄云的阳光下呼啸而过。
在许多村庄的出入口，都有身穿蓝衣的农民队伍，手持鸟枪或带着破旧红穗子的长矛，那是传统的自卫队，名叫“红缨枪”。后来我得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郑县被占领期间保卫本村财产，以免被城市难民盗窃。有时，他们还向城市难民收税，并抢掠他们的财物。那天早晨，有一队人盯上了我，把我拦住，要我出示通行证，可我只有一张普通居民通行证，他们则理所当然地要我出示战地通行证，口气当然也是比较生硬。这时一位老者匆匆忙忙地从村中跑了过来，他的穿着很齐整，仪容也很端正。
“别向外国人要通行证呀！”老者这样斥责小伙子。
“乡下孩子不懂事，别见怪。”他又向我道歉。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被放行了。
“我懂得对待外国人的礼貌，”当我跨上自行车时，那老者向我一躬到底，“我是个基督徒。”当我骑车远去时，他还在后面这样叫喊。可在黄河上空，另一种外国造的炮弹却正在爆炸。
下午，临近郑县时，我和返回郑县的难民混在了一起。他们都背着脏了的被褥，穿的衣服很薄，与气候不相适应，又打喷嚏又哆嗦。在人群的最后行列，那城市的余烬已依稀可见了。这时，来了一群装备精良、看起来很像样的部队，几乎占满了下凹的通道。我在赶上他们之前看见头顶有架日机，就拼命蹬车，好超过他们。我的自行车陷进了一个反坦克壕，我跌了一跤，受了轻伤。待我赶到队伍前端时，道路爬上一个陡坡通往田野。此时风沙很大，很难幸免再跌一跤。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掸掉衬衫和褪色蓝土布裤子上的尘土时，我发现有位穿着考究、体态肥硕的将军骑着一匹大白马，正在皱着眉头看我。那就是卫立煌将军。
“这外国人是什么人？”他对空发问。
“新闻记者。”
“哪家报纸的？”
“《纽约时报》的。”——其实，我什么报馆的也不是。
“你在这儿干吗？”这句话才是直接对着我问的。
“是来看你大捷的。”
他颇感意外地微笑了一下，但没说什么，于是我就骑车先走了。公路跨过一段没有轨道的铁路路基，士兵迅速拆除了土筑路障，为凯旋大军开路。临近城边，有一队军乐队和一群带红缚值星带的嫡系军官在等着卫将军。有些难民在向欢迎的人群乞讨，卫队怒气冲冲地将他们赶开了。
当我骑车进入郑县城区时，天空中的乌云遮住了夕阳。我从未见过一个那么古怪的城市。两星期以来，迄今为止，旅途所见都是萧条的农村田野；点缀其间的农民们简陋破旧的房舍，看起来好像是土地的一部分；而眼前突然出现的却是一大片高大、棱角分明却又破败不堪的建筑物。这一切的确是个城市——也可以说是任何城市——的组成部分，可在我眼前却显得十分荒诞。尽管那儿有座由小小城墙圈起来的城市，墙边一侧遍布灰色的小平房；可是，郑县的大部分城区当年都是很现代的，集中在火车站附近，也就是现在被放弃的、焚毁了的工厂、仓库、公寓的、楼。公寓楼的门廊和楼角笨拙地模仿着欧美铁路沿线城市的样子。这番景象的可怕与讽刺和一年半前我在澳门城后稻田前线中所见的加油站别无二致。
在郑县的堆堆废墟之间，衣衫褴褛的人群挤在坑坑洼洼的田地里，用大城市的考究家具搭棚子，这简直是对城市生活的讽刺。在塌下去了的马路两侧，更多骨瘦如柴的人群蹲在那儿卖货。这些东西在泥土中被高高地码起，看起来简直像是恶作剧中的道具，其中竟有坏了的抽水马桶和配套管件，以及电话机、浴盆、唱片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城市被遗弃后，穷人们收集起来摆摊卖的。
在郑县沦为贫民窟的那一半城区，有少数顽强的郑县市民早已回来了。马路拐角处摆起了出售面条、花生米、香烟的摊子，有些不起眼的商店在夜间透过半开半掩的门户，也照射出了菜油灯光。黑暗中有许多附近的人家在忙着拆除日军占领时留下的岗楼，大家议论纷纷，主题是木料砖瓦是从哪家拿来的。
现在，走私行业已经完全重建，这使得郑县这样孤立于前线的城市竟成了国民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远不是一潭死水。尽管它曾直接为敌军所占领，而且仍处在敌军再度攻占的威胁之下，城市恢复重建工作却必须立即进行。我后来得知，走私业庞大之极，连留下来的普通市民如手艺人、店员都在零售走私货。他们时常推着手推车，前往前线搜寻东西倒卖。城外聚集的农民也留在原地，好搞点走私货运往内地，这就是他们的谋生之道。
郑县市中心是银行、机关、大商店所在之地，马路较为空旷，许多建筑都上了封条。后来我才得知，郑县的富商巨贾早在1938年就已撤走了。有的又回来搞走私，可是在从前的商业区都看不到。这行的大部分交易都设在政府机关附近，方便与官员勾结，寻求庇护。所有大走私商在郑县的活动都尽可能规模小，方便转移，因为前线地区毕竟要冒些风险。他们的家、办公室和重要仓库却在远离前线之地，战线的两边都有。
在郑县市中心，马路两侧有砌得很好的混凝土人行便道，那是我离开香港后首次看到的。那些砖砌的高大百货店、饭店、旅店坚如磐石，但还没来得及涂成防空黑色就都被放弃了，北风凛冽，在最后的夕阳照耀下，它们的旧墙壁上却显出了种种鲜艳的色彩，就如同冰淇淋一样：开心果绿，薄荷绿，还有柠檬黄和樱桃红。这一切都很像现代化的大城市。在死一般的3年岁月中，这条大街的路基石已被雨水冲刷成了白色，天黑之前，少数几个人匆匆走过之后就再无人影，恍似冬日的海滨城市。在道路一端，是风平浪静的大海一样的砖块点缀着朦胧的灌木丛，然后除几只迷途的山羊和五六个衣衫褴褛的大头兵就什么都没有了。大兵蹲在两堵破墙之间生的火堆之前。这里曾是火车站。
我走到火堆前暖和一下手，顺便问问方向。我回答了不少老生常谈的问题——“美国怎么走？”“在美国，人们管中国人叫洋人吗？”这时，一个老乞丐在废弃讲台的角落里爬行着，背负着草和树枝。他犯了个错误：他走得离火太近了。
“你背的东西太重了，老爹。你肯定这些东西都有用吗？”
“噢，你老婆病了，是吧？她发烧了吗？”
“很好！那你就用不着火了。她一个人就够暖和你们俩了。”
“放松，老街坊，早晨你可以把灰烬拿走。”
“我们正在帮你呢，大叔。你用不着把这些垃圾都扛回家了。”
“不，没钱，不过你可以拿着这个……”
“还有这个……”
“和这个……”
“他就像一件可笑的旧家具，是吧？看他嚎的，像是我们要宰了他似的。”
当我看着打着哆嗦的士兵把抢来的柴火扔上火堆时，我想，郑县车站的倾毁正是国民党抗战的缩影。
在抗战的头两年，郑县交汇平汉、陇海两大内地与战场的交通干线，因而是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千千万万的人曾通过郑县站，在那个苦难但充满希望的年代做出了牺牲。南方的部队朝北开，西方的部队朝东开，当他们走向壮烈殉国的战场时，群众曾对他们欢呼欢送。日本人深知这里的重要性，于是对其进行了无情的轰炸，许多人死于空袭，血迹斑斑的列车载着伤员回到这里时，又有更多的人继而牺牲。
郑县是抗战初期岁月的象征。不知有多少供养着军队的农民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才使郑县得免沦陷。1938年，日军沿黄河南岸朝郑县迅速推进，退却中的国民党将领下令毁掉了他们面前的黄河大堤。显然，命令来自蒋委员长。由于这条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大堤比周围农田还要高出许多，一旦决堤改道，就会朝东南流向敌人的进军之路，从而迫使敌人迅速撤退。黄河的新入海口在旧出海口南面400多英里的位置。浑浊的河水四散奔流在数千平方英里的农田之上时，有数不清的生灵被淹死或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甚至可达200万。尽管发生了这次大灾大难，但由于中国还在继续战斗，郑县的首次保卫战尚可称为英勇抗战第一阶段的高潮。
火堆旁，有两个人为争一块肉吃，像狼一样地咆哮着撕咬了起来。这使我联想到，最近两年来，有多少生命无谓地消耗在了僵持与腐败中。有的是受命与同胞厮杀，有的则是“削藩”策略的牺牲品，有的是在长途跋涉中活活被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导致应属于他们的食物、药品永远到不了他们手上。
在被浪费生命的人中，因上述缘由而致伤病的就更不计其数了，有些士兵和民夫试过开小差，但他们却永不能恢复自己原来的生活，而只能进山当土匪，其中有些已不幸被野蛮化了。他们必得同类相残，最终学会了抢劫、强奸、残害自己的同胞。据说，被日本人杀害了的中国人有300万人之多，而在内耗中白费了性命的却在千万以上。
我开始希望这被践踏了的郑县车站能像我所见到的那样，一直保留下来，让这车站用自己的肮脏形象显示任人摆布的生命所遭受的苦难，让这车站对人民的深重苦难提出控诉。在“焦土政策”下铁道被拆毁之后，那靠近火堆的城墙遗下的废墟肯定当过一阵军营。地上用丢掉了的脚垫铺过，还有些用黑色碎砖头砌起来的弯曲墙壁，好像每人都搭了一座玩具小屋，墙角还留有破衣服片和草鞋带，都已烂得连乞丐也不会捡走了。各堵墙的尽头都留有成堆的粪便，与火堆的距离和一只野兽从洞穴出去大便的距离大体接近。有人睡过觉的墙角留有碾死臭虫的血迹。再往上一些，则是许多名字和多少有些色情的字画。
为了把这个车站建成人的废弃物的圣地，不妨增加一个蒋委员长的雕像，但中国的蒋委员长雕像已经太多了。我只求增加一样东西，在东墙之上：多年以后我在中国南方看见的铭文，铭文在另外一座遭到破坏的建筑物里，由路过的士兵使用着。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混乱的梦……
我在东墙上写下这段话，
希望第一缕阳光照暖墙壁，
消解我梦中的烦扰。
日本占领期间，在郑县留下的传教士有10多个人。作为中立国公民——中立地位此时也行将结束——他们相当完整地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最近上演的一切。这一切对于1938年的伟大牺牲来说，是个讨厌而又肮脏的续发症。
传教士们说，他们开始感到不安是在9月中旬。当时越过战线的走私贩子说，日本人正从基地沿开封到郑县对面的黄河岸边修补公路。一位传教士问一位姓孙的驻军司令，他是否预期敌军将要入侵。“肯定不会，”将军亲切地回答，“日本人修路是为了撤退时方便运送重武器。”当月末，一名当了汉奸的基督徒从开封越过战线来教会里庆祝复活节时说，开封的日军已在准备进攻了。他估计，目标就是郑县。
9月30日，星期二，年富力强的郑县市市长清晨起来，像每天一样喝茶，可放下茶杯当时就毙命了。人们疑为中毒。他的同事们将尸体抬到教会，借用大厅暂时停尸。后来得知，第一批日本人就是那天夜间渡过黄河的。星期三夜晚，国民党的文武官员都偷偷逃走了。当时，传教士得到了一份简要通知，嘱托他们自行埋葬市长的尸体。他们这才得悉底细。
星期四清晨，郑县普通市民遭到了18架敌机的轰炸，这才得到了首次警告。伤亡和平常一样惨重，因为郑县离前线太近，无法提前发出空袭警报，而当地的砂性土壤又难以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小批敌机几乎整天不断前来，后来差不多所有居民都下乡“跑警报”去了。
傍晚传来了战斗的声音，田野中谣言传说日军已占领了郑县。有些人不敢回去，另一些人一旦明白饥饿与寒冷必将把他们困死，这是一件比死于日军之手还糟糕的事时，就只得回去了。当晚，小米的价格猛涨，因为那是不加工就能吃的粮食，而小麦非经磨过才能食用，对逃难的人并无用处，所以价格就下降了。到处都在打包行李，到处在上门板。人力车、排子车、大车通宵达旦地向西逃去。
星期五，退却的军队穿城而过。第一批有秩序地炸毁了发电厂和兵营，而夜间进城的最后一批则是一片混乱。他们随意抛弃武器和军服，偷窃老百姓的衣服、自行车、食品和其他有用的东西。星期六早上，郑县就仿佛是空城了，留下的只有警察。他们的长官逃得过于仓皇，行前未及将他们遣散。居民中留下的只是一些老人、病号和最穷的人。旧城东出现了少数日军，开始狙击警察，而警察也就立即逃走了。
约有300名日军进了城，大都是骑兵，他们选了若干筑垒扎营之所，日落前就闭门不出了。夜晚是占领后最野蛮的时间，许多穷人白天躲在棚子里。这个走私城的地下人物有许多留了下来。由于他们和各方当局都有联系，因此无论谁来，他们都是安全的。每到夜晚，穷人和匪帮就会席卷城市，肆意闯进空建筑，首先纵火照亮抢东西，然后就酗酒，匆匆离去，少数几家还没完全腾光的大商店和富户虽有院墙，但翌日清晨也都只剩下个空壳子了。
在若干天之内，中国强盗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尽管烟酒之类的东西后来又有士兵从他们手中再度抢去。日军是成建制的，整天忙于修筑碉堡。他们拆除了市中心街角上的岗楼，然后再在房屋附近的地下挖出自己用的掩体，并将其附近建筑物的补给线连通。他们砍倒了电线杆子，用杆子和电线设起了一条东西向的路障。大部国民党军队就是通过这里逃走的。留下来抢东西的穷人大多是逃避旱灾的老难民，他们住在城边的茅草棚子里，现在已开始感到，连他们这样的人竟也不免有些怕损失的东西呢，只要他们的茅棚距离日本人的掩体太近，就得一律拆掉，而且事先毫无警告。
日军进城后不到两小时就张贴出了不得侵犯教会的布告。翌日下午，日军司令官邀请传教士去茶会。司令官颇有礼节，但也颇带讽刺口吻地说：
“哈德门香烟在这儿卖多少钱？……什么，一块五一包？为什么我们那边只卖一毛五？”
“这儿的电力供应如何？什么，全停了？啊！哎呀！真是倒退了一百年，哼！”
“你们有多久没去上海了？什么，你们到不了那儿？真遗憾，那真是个好地方呀！”
司令官对战争的说法也很风趣。
“我们只是在这儿歇歇脚呀，可国民党军跑得太快了。”他笑了，“不久我们就要把平汉铁路的其余部分完全占领，还要占领陇海沿线，包括洛阳。”
然后他就要求传教士们发布一项公告，劝说中国人重返郑县，担保安全。传教士中有人认为可以接受，但他们毕竟拒绝了使用教会的名义，而仅同意以个人名义发出。这位司令官的诙谐风趣越来越起劲。天黑了，教会人士要求他派卫队护送，以免在路上遭人抢劫。
“这恐怕不行！”他大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们出门也不比你们安全。”他一面开门，一面毫不在乎地这样说着，然后深鞠一躬，一挥手，把客人们送入了黑暗的夜色中。
待掩体修筑完毕，日军有组织地劫掠就开始了。他们把废铁、小麦、棉花、大麻、走私日货都专门囤积起来，尚未入库的物资都清点后贴了封条。对中国强盗现在是一经发现便开枪击毙。据说，日本人这下从国民党的仓库里搞到了大批走私货。至于小麦，那就更多了，因为夏季从郑县附近农村征收的公粮大都被丢弃在了这里。美制日本军车连日在黄河两岸穿梭往来，最后都把这些物资送进了开封。
日军繁忙不已，中国人也在阴影中活动了起来，他们觉得持续不断的暴行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于是从隐蔽处走了出来。日本人让东门保持开放。有些难民回来了，他们在乡下吃了不少苦头，那里的日子也并不总是太平的。有些街头小贩又恢复了营业。城里还留下了许多妓女，她们对日本人来者不拒。当然，强奸良家妇女的事件也不在少数，但城内最猖獗的还是抢劫。市民在夜间依然会盗窃空房中的残留什物，只要能绕开日军岗哨就干一场。白天，他们则会彼此偷盗。
有一阵子，从非沦陷区来的农民带着农产品在东门出售。后来由于日本士兵偷得太厉害，他们就不来了。肉和蔬菜逐渐搞不到了，可小麦却很多，价格相当于沦陷前的几分之一。日本人由开封带来了一批汉奸，显然是由于他们的表现良好而分得了一些抢来的小麦，于是这批汉奸就把小麦摆出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索价15元法币一斗，这对任何从沦陷区来的人来说都是高价，可对留在原地的郑县人来说，与原来的75元一斗相比，那真是便宜得出奇。
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这不是占领而只是一次袭击。除了少数间谍和便衣人员，入侵者全是官兵。从他们对电话线的态度上就能看出，只要便于集中抢劫物资、便于安全转移，他们就宁可选择破坏这座城市的物质设施。从政治上说，他们和国民党一样讨厌，除了涂掉原来墙上的标语，换上“大东亚共荣圈”之外，什么说服工作也没做。
郑县南边少数村庄的“红缨枪”组织搞过游击战，日本人就以恐怖镇压为武器，进行了集体屠杀。有些人被投入井内溺死，任何人想躲开日本人都会遭枪杀。郑县市内的情况尽管大不一样，这里在日本人进入时已是空城一座，没有任何抵抗，可是，在全城沦陷期间，分散的暴行却接连不断，其令人震惊的程度，不下于南京大屠杀和抗战初期日军所到之处的暴行。之前的暴行是发泄对抵抗者的愤怒，而郑县的暴行则是对残障者的任性折磨。
为了构筑工事或运送抢劫来的东西，日本人征用了一切能抓到的民夫，不管有无劳动能力，都得整天干活，还没有饭吃。他们喊饿时，日本人就给盐吃，用以取乐。如果他们听错了命令就会被杖责或用刺刀杀死。有些人只是不懂日语，便被恶作剧似的惩罚。试图逃跑的，就被活埋，有的头朝下，这也成了日本人取乐的笑料。我听说，有两个女孩为逃避强奸就把身体弄脏，结果，她们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这当然又是个好笑料。日军放假时会出去找“花姑娘”，偶然发现躲起来的一家人，他们就强迫父兄强奸女儿或姐妹，也是为了取乐。
开始，城里的中国人谣传着反攻业已开始。虽然，乡间传来的枪声和打兔子时的动静差不多。那时，传教士们也满怀希望，直到10月中旬一位女传教士骑自行车从战线另一边的巩县前来，这才改变了想法。她平静地解释说，她的冬衣都存在郑县，此行是特意来取冬衣的。什么战线呀、战斗呀，她完全没看见。就她所见，不少中国军队都在巩县上边的山峦附近构筑防御工事。朝郑县这边走，有一小队中国兵离郑县还有5英里。她一路上从未见过日本人，直到到了城边的路障附近才看见两名岗哨。那两名岗哨看见她还有点吃惊，最终放她进了城。
10月29日，汉奸们经讨价还价，把最后一批小麦以12元一斗的价格售光，就带着最漂亮的妓女回开封去了。翌日，大多数日本人也走了，方向是东北面建的新桥，很快那里就升起了缕缕云烟。据说，他们把搞到手的走私日本货都烧掉了，这是为了制造新的需求。11月1日，这座城市如此平静，有些传教士就大胆进城查看日军后卫如何撤离。这些日军顶多不过10多名，动作很从容，显得信心十足。他们将个人抢来的东西装上卡车，然后就开走了。
此后还不到一小时，难民们就涌进来了，警察毫无踪影，几小时之内又发生了更多的抢劫和劫匪内斗。一批人手持刀斧，涌向日本人用电线搭成的路障。还没等政府或军方前来，电线和电线杆就都被砍走，不见了，它们都被穷人用了或卖了。下午，有些国民党部队开进了城。又是“一场大捷”。
我从其他方面所得的材料都印证了从传教士处得到的印象。这是现代战争中最低级的那一种，很像那种非常古老、非常原始的战争，也就是在国家出现前的史前时代的“村斗”。那时，地方性的战争是部族之间商业往来的日常组成部分。就日军方面来说，对郑县的征讨显然只是一次胜利的劫掠，那就像是赢了一场体育比赛。
不管有多少血腥的混乱，日军对中条山的入侵总算是像样的战斗，而且在崇山峻岭中引发了小股游击队的长期抗战，但这次对郑县的占领却只有经济意义。国民党军队早已撤进深山，远离日军，形同开门揖盗。可这次全部悲剧的意义毕竟只在于争夺有价值的物品。同类相残的混乱局面曾一度出现，但日军来得太突然、太平静，又迅即在城内建立了某种秩序，这种同类相残的范围就小得多了。不太严重的暴行有一些，大多却只不过是彼此耍花招、争东西。一座城市落入敌手，这当然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悲剧场面之一，但国民党从政治到经济的大崩溃，却又从某方面使这种场面变了样：公民们在筋疲力尽中只能为蝇头小利而吵架斗嘴。和中条山战役的惨败相比，郑县陷落只是一场不够格的战斗。日军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城市，在国民党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渡过黄河，扰乱了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策略。其实，在一个统治者重视财物更甚于人命的国家中，这种事情终究是要发生的。
日军过黄河时曾有少数几场厮杀，农村中的“红缨枪”也有过一些零星抵抗。我们看到的是：人们一直在把东西打包，拆封，当掉，藏起来，扔掉，卖掉；或悬在井里树下，分成几份，藏在衣襟下。不管对谁，发生什么事情，几乎都和东西有关。
例如，有个小走私贩子对我说：
“在10月2日之后，我把一些东西埋在铺子的地板下面，雇了两名推排子车夫，想运往洛阳。我们平安地出了城，但一下乡就得在每个村口停下来被‘红缨枪’检查。他们说这是日货，就拿走一点权作税收。傍晚时节，我的东西就只剩一半了。那天夜里，村子遭抢了，可是抢匪却只抢外地难民，他们一定就是‘红缨枪’。我剩下的那点东西都被抢光了，于是我就留在了那儿，直到听说日本人杀人不多才又回来。我发现，铺子被抢匪烧了。但房后有间没烧的小棚，我可以在那里面躲着，抢匪们没发现我藏东西的地方，我还可以拿它换粮食吃，要是日本人再回来我该怎么办？我可是待不下去了。把财物处理完之后，我就到沦陷区去，那边做生意还比较安定。”
有个中产阶级妇女（一位铁路工程师的遗孀）说：“在大轰炸之后，我带着孩子们跑到乡下去了。我们听到枪炮声是从黄河这边来的就吓坏了。尽管我们只有那么点钱和三床棉被，可还是不敢回城里去。我们和城里的难民一起在小村里整整过了一个月，难民们倒还互相帮助，彼此借些用具。可农民就太狠心了，他们一直对我们说，决不养活我们，要我们在冬天以前去洛阳。我想，他们的确很怕我们，因为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他们甚至不许我们从他们的树上摘叶子吃。有一天，我那个12岁的小女儿在地里偷了一块白薯，就被一群农村妇女打了一顿。幸亏她会画画，我们后来发现农民愿意拿粮食换画，靠她的画和我那点钱，我们每天都能喝到一顿小米粥。返回郑县时，我们发现家被偷光了，如果日本人再来怎么办？不知道。我想只能留下了。”
一个打扫城市厕所、向农民卖粪肥的苦力说：“日本人没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我太穷了，我那棚子不上锁——买不起嘛！所以，当我听说他们要来了，只把粪桶往门口横着一放，就带着家眷到了乡下。整整一个月，我们都和一户农民住在一起。他是买我粪肥的老主顾，给了我们许多东西吃。回城后，我们发现一切东西原封没动，要是日本人再来，我就还这么干。我觉得粪桶挺好闻的。”
在我留居郑县的一周中，一切事务渐趋正常，第一天，除了蔬菜、开水、纸烟，什么都买不着，许多关闭的或抢光了的店铺门前都摆着块木板，用粉笔写着：“停止营业，祈谅！”或“抢光了！”再过一天，又出现了三种流动服务业：人力车、剃头挑子和算命先生。剃头挑子听说赚钱很多，因为有许多人发誓说，日本人一日不离郑县，他们就一日不刮脸。
再过一天，附近村中农民带来了筐子和芦席，二者对重建家园都是必需的，因而索价甚高。有几个“游击商人”在人行道上开了铺子，卖些简易走私商品，如鞋带、肥皂、水笔等，都是从衣箱里拿出来的。第四天，大街上的人群增加了4倍，人力车则到处都有了。马路边的商贩似已确信日本人不会再来了，便把藏在乡下的大件商品拿来出售了，暖水瓶、镜子、毡帽，应有尽有。店铺开门了，可商品只有劫匪和日本人都不要的东西：棺材、梯子、床板，这些东西都原封未动地摆在那儿。在大街上，人们可以买到墨水、牙膏、领带、红盖头和一张蒋介石的像。警方禁止在大街上贩卖赃物，于是就转到平常卖旧货的地方，其实只隔着一条街。
到了周末，凭着中国人“春风吹又生”的本领，郑县的日常生活已经有所恢复。马路上的垃圾被清理了，碎纸、破布、玻璃渣子、草屑、马粪和其他战斗遗下的破瓦碎砖也都扫干净了。空袭造成的瓦砾、碎砖头被用来垒成了墙，只是这墙看起来不太牢靠。在半毁的房子里还出现了一些盆景和鸟笼子。有张海报还写着一家戏院不久就会开张的消息。
尽管如此，这些情景也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只是城市的某些物件拼凑在一起的轮廓。这样的日子大概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许多逃得最早、最远的官员却一直没有回来。谣传他们不仅害怕日本人，更怕“不安民众”，也就是饱经他们骚扰的人民。尽管这里有成千上万的穷人，有的已经陷入冻馁，有的不久也将陷入冻馁，但我走遍郑县各地，却未见政府救济机构的到来。国民党携武装进城的唯一组织就是警察。从他们的作为来看，好像把城市只看成了个码东西的地方。据说，特务在日军撤走之前就混进城了，他们是来侦察抢匪的。果然，郑县被收复的第一周内，监狱里就挤满了穷人，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把别人留给日本人的家具拿来搭棚子住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言有些人在打仗以前借了别人钱，为了赖债，就诬告对方是抢匪。
我来郑县时，政治部已将日本人的墙壁标语涂掉了，但我从未见过一个有组织的国民党机构来关怀灾难中的人民。警方出了布告说，抢来的东西要物归原主。公共标语牌上通常贴着的是私人贴的寻人启事，观之令人伤神。有两条新标语，我看不贴也许更好：“协助中国军队驱逐日寇，中央政府对难民关怀备至！”
恰在我离去之前，国民党税吏赶来了。他们宣布，由于日军已将之前征集的夏粮掠走，为供政府和军队之用，郑县一带必须紧急征收秋粮一次。在这之后不久，第一批满载粮食的排子车队就由农民推进了城。对其中的许多人来说，那可是他们仅存的最后一点口粮啊！
就其本身来说，郑县的入侵不过是小事一桩：那年秋天的主要战事是在华中的宜昌和长沙附近。但日军对郑县附近黄河大桥的占领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此桥留在日军之手，那么已经将其阻挡了3年之久的黄河就不能再奈何他们了。郑县附近国民党部队的抵抗不力仅仅发生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两个月。这件事证明日本人可以从中国战场抽出更多的人力和装备，转为他用。
我回美后翻阅了《纽约论坛报》对郑县状况的报道。尽管1941年10月和11月的大部分消息都表明美国即将卷入战争，而且在远东已陷入险境，可是，我发现该报对中国战场报道的潦草，一如《纽约时报》对中条山战役的报道。如果有个难得的读者能认真通读这些报道，他或许可以得知郑县被占领经过的基本事实，但对这些事实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又会导致什么后果，就无从了解了。报道中连黄河大桥的失守也没说明白。
也许，该报对于郑县事件报道中最发人深省的地方是，郑县事件表明日本人已经认识到，诱使美国人高估国民党的力量是何其有利。他们好像是在自觉地帮助美国人找自我安慰。例如，早在10月，日本人就从上海发了一则消息，说俘虏了5000名中国军人，另有包括一名将军在内的2000名国民党军人在郑县外围战役中被击毙。的确，那时曾有过一些小冲突，但如果规模大到如此程度，则我在逗留郑县期间是必有所闻的。又过了几天，还是在10月，一则从北平发出、显然来自日方的消息说，有成员超过2万名的中国军队正在力战以图夺回北平。那正是上文所说的女传教士骑自行车跨过战线、进郑县取冬衣的时候。这则消息要是被她听见，一定会让她目瞪口呆。
在此期间，《论坛报》还刊载了一篇关于中国抗战的社论，题为《中国战场出现转机》，是根据国民党所谓的“宜昌大捷”的消息写的。该报道建议美国人注意中国的强大是否能够吸引住日本人，使之不会与美国开战。我在《论坛报》上所能找到的有关中国的社论，基本上都是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消息。蒋委员长在“双十”讲话中好像不太在意自身的问题，反而强调说，美、英两个友邦已在日本周围建成铜墙铁壁，使日本再无力进一步侵略。该报引用长沙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发言，称中国抗战已进入“新的反攻阶段”，并呼吁英、美、苏三国立即对日本发起致命的一击。该报还引用孔祥熙的话，称日本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无力利用世界形势在他处寻衅。
在华美国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仅次于报界和国务院。势力最大的可能是传教士，因为他们的对华评论会在美国各教会内传播，而华盛顿的决策有时又会受到教会的影响。我的郑县之行让我第一次看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危机会怎样反应。
起初，教会区井井有条，在过去一个月里，唯一未遭战火荼毒的就是这里了。这些建筑看起来与里面住着的人一样引人注目。在这座能够听到前线枪炮声、半已残破的城市之中，还能保持那么一块具有地道现代西方舒适生活条件的绿洲，简直不可想象。这是我离开沿海地区后从未见过的。由于郑县和上海在战前有铁路连接，所以教会内宽敞房间里的一切家具什物都是从上海甚至海外运来的。无疑，我如果从美国直接前来郑县，这些家具或许显得有点陈旧寒碜。在那种情况下，也许更引起我注意的将是少数几处弹痕。可是，我已经在中国西部游历数月，所住之处都是小旅店或窑洞，于是这一切就真是奢华极了。意大利天主教会养着一群进口奶牛，餐桌上不乏鲜奶、奶油、黄油和奶酪。对生活在未沦陷区的外国人来说，除了身居重庆的显贵，那些东西简直是梦都梦不到的珍品！
日本人进城时，包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三国的所有传教士都留下了。大部分牧师和基督徒义工都一同居住。他们把教区开放给难民和附近的居民。天主教会区地处郊外，因而我所常见的只是基督教区。我敢说，至少在这里，所有难民都是被一视同仁、直到住满为止的。教堂保护了数千名家园被异族践踏的中国人民。
当我问到他们为什么要留下来，为什么给任何中国人提供住所时，这些传教士们都感到非常吃惊，好像这些问题是不言自明的。他们大都坦率地回答道，他们留下来是为保护教会财产的。再说，作为勇敢的善男信女，他们显然觉得擅离职守是不道德的行为。他们依然对自己的中立地位很有把握。至于为何来者不拒，他们说，对一切提出要求的人给予施舍，那是他们的职责。
我开始感到，传教士不能像以利亚那样在荒野里生活——脱离尘世的环境，似乎由鸟儿喂养，一心一意奉献于福音传道或慈善工作——这实在是有些遗憾。在当时的中国，他们当然做不到。在一个经常受到国外势力影响的国家，外国人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的存在本身，都有着政治含义。这可能会导致他们陷入尴尬的情形当中——即便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
在郑县，至少有一名汉奸在教会区躲过了日军进城之初最动荡的几天。他是从开封伪政府处来参加复活节集会的。我听一位中国牧师说，此人并不坏，“因为在日本人到来之前，他通知了中国人，走时也一样”。这位牧师还说：“没有哪一个基督徒会当真成为汉奸。”
说到在教会里滞留的其他中国人，我只确知一件事情。如果日本人的占领是长期的（起初谁也无法预料），那么，这对中国将是一项损失，而对日本将是一项收获。因为，从我在西部一带所见的难民生活来看，这里的教会在日本统治之下可能会给中国人安排生活，加以庇护。但不会有任何人得知西部的真相。他们对国民党的概念完全受上海走私来的美国杂志的影响。他们会认为，郑县发生的令人沮丧的事态没有典型意义，而只是前线附近的特殊状况。他们会以为，远在大后方，身为基督徒的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正在建设一个新中国。
最后，这些传教士在一件事情上是幸运的。由于对郑县的占领整个是一起“低压事件”，即便从日本人的角度说，也是如此，他们这才有可能保护住在那儿的人。可在其他沦陷区，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南京，当地教会和其他受外国人庇护的地区成了日本人猎取受害者的仓库。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从那些地方拉出人来奴役、强奸、屠杀。听说，南京有个传教士是和平主义者，在战斗结束前，他说服中国士兵放下武器，并到他的教区去避难。后来，日本人把那些士兵拖出来，泼上汽油，要么烧死，要么活埋了。
在郑县，传教士及教民的冒险事功，究其大要，不过是和所处的非基督教环境之间的一次怪诞而不流血的摩擦而已。
我举一个例子。有个中国传教士骑自行车去农村照料自己的家产。因为怕碰到日本人，他就在车把上树了两面旗子。一面画了个十字架，另一面写着“欢迎皇军”。他无意中闯进了未沦陷区，被当地的“红缨枪”游击队抓到，并将他投入一间暗室，里面全都是汉奸嫌疑人。
“对他们传教！”红缨枪队员们说。
于是，他就传开了教。为了保命，他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听众中有些人安静了下来。他们注意到外面也非常安静，就小心翼翼地开了门，然后发现游击队员应该是被他的说教弄得很烦，全都走光了。
“我发现，日军占领期间是传教的大好时机。”一位女传教士对我这样说。
“什么意思？”
“有些人，平常不听传教，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就肯听了。”
“那是些什么人呢？”
“是些——呃——商人吧。我让他们把——呃——货物放在教区里，然后他们就肯听了。”
我到她的教区去看了。原来里面藏匿了许多日本货，她还窝藏了郑县最有名的几个走私贩子呢！我去的时候，他们之中有的还没走，都是些又臭又硬的家伙，竟认为城门开着，所以存货还不够安全。他们两手插在丝绸大衫里，神气活现地说，虔诚信仰给他们带来了和平与安全。
一个走私贩子在日军占领中期感到有点不安，曾试图自东门携带货物逃走，结果被“红缨枪”捉住，把日本货全部没收，他只好又回来了。
“如果日本人再回来，你怎么办？”我这样问。
他抬头向上看，以一种恶狼学绵羊仰望天堂的神气说道：“下次，我就信基督，留在教区。”
主管这一教区的女传教士又对我讲了一段经历，让我更加莫明其妙了。她碰到个日本兵醉鬼向她要钱，她说没带钱，其实她忘了自己钱包里还有点钱。日本兵搜了她的身，把钱拿走了。她说，她无意间撒了谎，这样罪就算赎了，她很高兴。还是这位女传教士，她对我说，日军占领期间妓院公开营业。她就住在她们对面，她认为那些妓女很好。
“她们必然拯救了许多基督徒妇女。”
在另一个教区，一位老教徒信奉教义，认为尼古丁是撒旦的工具，但手头却总是准备着纸烟，以便招待来访的日本人。“要是我们不照他们希望的方式招待他们，那他们就会拿走东西。”我在郑县时，这个教会正准备自筹资金修桥，那是一座在他们门前公路上的桥，多年失修，以前一直没当回事。日本人占领郑县后，卡车经常从桥上驶过，他们这才想到，万一有辆车掉下去，那可比没送上纸烟的麻烦还大。后来中国人收复了郑县，可修桥工作还在继续，因为他们怕日本人卷土重来。
尽管日本人听到了谣言，说孙桐萱将军的财产藏在天主教堂里，并进行了严密搜查，但那里的传教士却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人受到任何伤害。日本军官对他们大都非常客气，简直到了令人难受的程度。日本兵一般对他们不予理睬，除了个别人喝醉了，决心在外国人家中看看外国人是什么样。他们就像来自外星球，向来不问世事，却横遭入侵，经常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既无政治也无道德的环境之下。要不是存在遭到野蛮对待的威胁，倒真与《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样子有点相像呢！
醉酒日本兵消磨下午时光的最好方法，莫过于爬上教区墙头，手持酒瓶，坐在上边，待上几个小时，像柴郡猫似的注视着院墙内发生的一切。这让两位女士感觉特别难熬。她们当时是一所寄宿学校的负责人，满屋都是中国女孩子，她们俩让女孩子们住在楼上，以防被日本兵从墙上看见，同时还让仆人经常在院内盯着。看起来日本人已经开始怀疑了，因为墙头上的“柴郡猫”日益增多了。
任何时候，只要有日本兵溜进教区院墙，他就会被请进屋里，待以南方式的茶水点心，并对他们客客气气，使他们拉不下脸来要求上楼搜索。有个日本兵被这种过于殷勤的礼数吓到了，撒腿跑出屋外，连口琴都忘了拿。
有个军官自大门接待入内，这是对待军官的一般方式。他把这两位女士吓了一跳。在待茶时，她们觉得楼上女孩子们发出的声音太大了，尽管此刻那军官还没有觉察。那些女孩子大概不知道楼下有日本客人，竟在楼上肆意说笑打闹。这位军官举止文雅，会讲英语。他说他在日本是一个英语教师，喜欢美国文学，他问这两位女士最喜欢的是什么书。她们回答后，反问他爱读的书。
他彬彬有礼地柔声回道：“《小女人》。”
郑县沦陷后期，有位男传教士被一名会说英语的日本人拦在街头盘问。对方身穿便服，这在日本士兵中颇不常见。
传教士耐不住，发了脾气说：“你问的我都回答了，现在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他挥了一下手，接着说：“你有什么权力盘问我？”
那日本人气呼呼地叫道：
“我？我是个正牌特务！”
我回洛阳的前一天去了郑县的一所教区，恰好遇到一位衣冠楚楚的国民党军官来访，说要向传教士借些最好的台布、银器和瓷质餐具。传教士们绷着脸问：“为什么？”
“今晚卫立煌将军要宴请你们这些外国人，因此才来借东西，一会儿你们就会收到请帖了。”
请帖来了，可没有我的份儿。当时天色阴暗又下着小雨，女传教士们不想出门。但大家觉得，身为外国人应该多到场面上走动走动，然后一位女传教士的丈夫又提出书面请求希望多带一人。少顷，我也得到了一张正式的红卡请帖。尽管我没有正式的衣服，只有进城时偶遇卫将军时穿的那身破棉袄，可是不难借到一身考究的哔叽教士衣，包括白衬衣和黑领带。
我们走出去，在黑暗和阴雨中奔向卫立煌的司令部。途中，我们路过一群农民，他们正指着一列装运小麦的大车队骂街，口吐唾沫，那是被日本人抢走征粮后第一批新征的军粮。司令部设在某前铁路官员的官邸。在卫兵的指引下，我们从战场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明晃晃的灯光，最高级进口料子做的制服，一张铺着白桌布的长桌摆满了纹饰玻璃花瓶，瓶里没有水，都插着菊花。
节日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明白并不是所有客人都愿意在这样的天气出门，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最终只得围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一端，总共不过12人。这张桌子最起码能坐30名客人，我们于是显得像是凸出来了一块。菜肴极为丰盛，是西式大菜，有天主教会的新鲜奶制品，有远自200英里外的灵宝运来的苹果，但交谈声却从未盖过户外的雨声或黄河岸边的炮声。那炮声单调得像是寂静夜晚的关门声。
卫立煌将军以主人的身份出现，身边有几位副官，都是时髦的年轻“冒牌将军”，有的会讲英语，有的会讲法语。但无论英语还是法语，都是言之无物。传教士后来说，他们想不出卫将军宴请的任何缘由。看起来只是由于日本司令官曾把他们请到茶会上去，而卫将军则决心要更胜一筹，如此而已。席间有位年长的传教士想打开局面，便找了个话题。他说从一张洛阳报纸上看到卫将军在日军入侵时全部撤出部队，未曾损失一兵一卒。卫将军对此保持了沉默。在这个独角戏般的提问之后，全场又都陷入了沉默。所有的外国人都开起了小会。一个副官对卫将军得胜的故事又大肆吹捧一番。但当他最后提到中条山战役和收复郑县时，场面再次陷入沉默。有个传教士觉得，还是听卫将军独自发言更好些，他问道：
“为什么日本人要离开郑县？”
“因为我们的兵力数量大大超过了他们。”卫将军面带微笑如是回答。全场又恢复静默。
席间卫立煌一直都没有理睬我。最后快散席时他才盯着我问：
“你从哪儿搞来了这么一身衣服？”
“借来的。”
“你很勇敢，”他说，“真勇敢。”这个词的意思是胆大，也可作机灵解。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冷冰冰的语气已经说明了一切。那天晚上，他再也没有理我。
我在郑县期间，日本人的进占和撤退都相当莫明其妙。在我离开那里的一个月之久，这疑团一直在持续着。后来，我把这些零星事件联系起来才看清了眉目。当时，我已回到双石铺，住进了路易·艾黎的窑洞。待我回到重庆，我已经有了充裕的材料来写一本书了。12月10日，我遇到了国民党的村干部，他们正从黄河之滨上坡，朝西北方向去。他们的手杖、胸章、围巾、粗布黑衣都标志着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没怎么理我，但此刻却兴高采烈地凑过来和我握手，告诉我说，12月7日有500架飞机轰炸了东京，我们是盟国了。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