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金诺战役，以及随后的莫斯科陷落和法军不战而逃，都是富有教训意义的历史事件。
史学家都同意，国家和民族在对外活动中，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战争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民族政治力量的消长。
据史书记载，某某国王和皇帝同另一国国王或皇帝发生争执，他就召集军队同敌军厮杀，杀死了三千、五千、一万敌人，征服了一个有千百万人口的国家和民族，最后获得胜利。这是一种怪事。相当于人口百分之一的军队一旦战败，整个民族就不得不屈服。这也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事。虽然如此，就我们所知，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的军队同另一个民族的军队打仗，其成败就成为民族力量消长的原因，至少也是这种消长的主要标志。军队一旦打了胜仗，战胜民族的权利顿时增加，而战败民族的权利就顿时受到损害。军队打了败仗，那个民族立刻按照失败的程度丧失权利，它的军队彻底失败，它也就彻底被征服。
据史书记载，自古至今，历来如此。拿破仑历次战争都证明了这个规律。按照奥军失败的程度，奥地利丧失了自己的权利，而法国则增加了自己的权利和力量，法国人在耶纳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使普鲁士丧失了独立。
不过，一八一二年法军在莫斯科城下打了胜仗，占领了莫斯科，以后再没有打过仗，但结果灭亡的不是俄国，而是拿破仑的六十万大军和拿破仑的法国。为了符合历史规律而编造历史，硬说鲍罗金诺战场仍在俄军手里，莫斯科沦陷后又打过几仗，从而消灭了拿破仑军队，那是行不通的。
法国人在鲍罗金诺打了胜仗后，不仅没有打过一次大仗，连一次像样的小仗都没有打过，而法军就灭亡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我们可以说这并非历史事实（当任何历史事件不合史学家尺度时，他们就采用这种编造的手法）。如果这只是少数军队之间的短暂冲突，我们可以说这是例外事件。但这次事件是父辈们亲眼目睹的，关系到祖国的生死存亡，而且是所有战争中最大的一次……
一八一二年从鲍罗金诺战役到法军被逐出俄国的整个战争证明，打胜仗不仅不是征服的原因，甚至不是征服的必然标志；同时证明，决定民族命运的力量不在于征服者，甚至不在于军队和战斗，而在于其他因素。
法国史学家描述法军撤出莫斯科前的情形说，那支伟大的军队完整无损，只有骑兵、炮兵和辎重兵除外，因为没有草料喂马和其他牲口。这种灾难无法克服，因为郊区农民焚毁干草，不留给法国人。
会战胜利并未带来良好结果，因为像卡尔普、弗拉斯之流的庄稼汉在法军撤走后赶着大车进莫斯科抢劫，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英雄行为。这样的庄稼汉不计其数，他们没有把干草运进莫斯科卖好价钱，而是把干草烧掉。
让我们想象，有两人按照击剑规则进行决斗，决斗持续了相当久；突然交手一方发觉自己负伤，他知道这不是儿戏，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就丢下长剑，顺手捡起一根大棒挥舞起来。可见这人为了达到目的，明智地使用了最好最简单的武器，同时他受骑士精神影响想掩盖事实真相，硬说他是按照全部击剑规则取胜的。但我们看到，这样描写决斗是多么荒唐可笑！
要求按照击剑规则决斗的击剑者是法国人；丢下长剑、抡起大棒的是俄国人；竭力按照击剑规则来解释的是叙述这场战争的史学家。
从斯摩棱斯克大火起，展开了一场不符合传统作战方法的战争。焚毁城市和乡村，且战且退，鲍罗金诺的受挫和退却，莫斯科的失守和大火，搜捕打劫的法国兵，拦截运输车，打游击战，这一切都是不符合战争常规的。
拿破仑感到这一点。他在莫斯科摆出正确的击剑姿势，看见对方举起的不是长剑而是大棒，就一再责怪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不照规则作战，仿佛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责怪俄国人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上层人士不知怎的认为用大棒作战是可耻的，而希望按照规则站好第四或第三姿势，摆出第一姿势，来一个巧妙的冲刺，等等，人民战争的大棒还是威风凛凛地举了起来，也不问合不合人家的口味和规则，动作粗鲁，目标明确，不顾三七二十一地举起来，打下去，打击法国人，直到侵略军全军覆没。
一个民族不像一八一三年法国人那样彬彬有礼地遵守击剑规则，调转剑柄，姿势优美地把剑交给宽宏大量的胜利者，这个民族有福了。一个民族在危急关头不管别人在这种时刻按照什么规则行事，朴实而灵活地顺手拿起大棒向敌人进攻，直到发泄完胸中的屈辱和仇恨，以轻蔑和怜悯对待敌人，这个民族有福了。
2有一种违反所谓兵法的最明显和最有利的行动，那就是用分散的人群攻打挤成一团的人群。这类行动往往在人民战争中表现出来。这类行动不是一群人打一群人，而是一群人分散开来，单独出击，遇到对方大部队进攻就跑，一有机会再出击。西班牙游击队是这样做的，高加索山民是这样做的，一八一二年俄国人也是这样做的。
这种战争叫游击战，顾名思义就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这种战争不仅不符合任何兵法，而且违反公认的绝对正确的战术规则。兵法规定，攻击一方应集中兵力，使自己在战斗中比敌人强大。
游击战（历史证明，游击战总能取胜）就直接违反这条兵法。
它违反兵法，因为兵法规定，军队的力量是和军队的人数一致的。兵法说，兵越多，力量越大。权力总是在人数多的一方。
兵法有点像力学，力学研究物体运动，根据的是物体的质量，说两种运动物体的力是否相等，要看两者的质量是否相等。
力（运动量）等于质量和速度的乘积。
在军事上，军队的力也是质量和某种因素的乘积，也就是质量和未知数X的乘积。
军事科学发现历史上有无数军队的质与力不符的例子，也就是小部队打败大部队，于是不得不躲躲闪闪地承认有一种未知的因子存在，并竭力在几何图形、装备、统帅的天才（最常用的）中找寻这种因子。但用这些数值来代替因子，并不能得到符合历史事实的结果。
其实只要摒弃为讨好英雄而对最高当局战时指示作虚伪的吹捧，这个未知的X就可以找到。
这个X就是士气，也就是全体军队所具备的一定的斗志和冒险精神。这种斗志和冒险精神同指挥作战的将领有没有天才无关，同排成三路还是两路无关，同使用大棒还是使用每分钟三十发的步枪无关。斗志最强的人总是具有最有利的战斗条件。
士气是因子，乘上质量就得出力的积数。确定和表明这个未知因子——士气的数值，这是科学的任务。
要解决这个任务，我们就不能用统帅命令、军事装备等显示力的条件当作因子的价值，任意用它来代替未知的X，而应该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个未知数不是别的，而是一定的斗志和冒险精神。只有用方程式来表明已知的历史事实，通过比较这个未知数的相对价值，才能确定这个未知数。
十个人，十个营或者师，同十五个人，十五个营或者师战斗，他们把十五个人战败，也就是把对方全部打死或俘虏，自己只损失了四个人。结果一方损失了四个，另一方损失了十五个。因此，四等于十五，也就4X=15Y。它的方程式就是：X∶Y=15∶4。这个方程式并没有表明未知数的值，但它表明了两个未知数的比例。我们可以把各种历史事件（战斗、战役、战争阶段）列成这样的方程式，从中求出各种数据，并从那种数据中发现一些规律。
军队进攻时要集体行动，退却时要分散行动，这个战术规则无形中证明一个真理：军队的力量在于士气。率领军队冒着炮火前进，比打退敌人的进攻需要更严格的纪律，而这样的纪律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能取得，但这项战术规则忽视士气，因此往往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全民战争中，士气有时高涨，有时低落，这种规则同事实矛盾，就格外明显。
一八一二年，法军退却，按照战术，应该分散防御，但他们却挤成一团，因为士气低落，军队只有抱成一团，才能勉强维持。俄军正好相反，按照战术应该大兵团作战，但他们却把兵力分散，因为士气高涨，士兵不待命令就自发去打法国人，他们无须强迫，就不辞辛劳，甘冒危险。
3所谓游击战是从敌人攻入斯摩棱斯克开始的。
早在游击战被俄国政府正式采用前，就有几千名敌军——掉队的抢劫兵和饲料采购员——被哥萨克和农民消灭。他们杀死这些人是不自觉的，就像群狗咬死一条疯狗那样。杰尼斯·达维多夫凭俄国人的聪明第一个懂得这种大棒的可怕作用，它不顾兵法消灭法军，因此最早使这种战争方式合法化的荣誉应该归于他。
八月二十四日，达维多夫建立第一支游击队，接着其他游击队也纷纷组成。战事向前发展，游击队的数目不断增加。
游击队分批消灭这支大军。他们收拾从枯枝上落下的叶子，有时还摇撼枯树。这棵枯树就是法军。十月份，当法军往斯摩棱斯克逃跑时，这种人数不等、性质各异的游击队有几百个，有些游击队犹如正规军，有步兵、骑兵、参谋部，还带着生活用品；有些游击队只有哥萨克骑兵；有些是小股的，有些由步兵和骑兵混合组成；有些由普通农民和地主组成。有一支游击队的队长是教堂执事，他在一个月里抓了几百名俘虏。有个村长的老婆叫瓦西里萨，她打死了几百名法军。
十月底，游击战达到高潮。游击队在最初阶段大胆杀敌，连自己都感到吃惊。他们随时都有被法军包围和俘虏的可能，常常马不卸鞍，人不下马，藏身树林，时刻担心有人追击。如今这个阶段已经过去。现在这场战争已成定局，大家都知道，对付法国人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现在只有那些带参谋部的大游击队长官照规矩远离法军，仍认为有许多事是办不到的。那些小股游击队则就近观察法军，早已开始行动。那些大游击队连想也不敢想的事，他们却认为是办得到的。哥萨克和农民潜入法军中间，他们认为现在什么都可以办到。
十月二十二日，杰尼索夫带领他的队伍打游击打得热火朝天。他带着队伍一早就开始行动。他整天守在大路旁的树林里，监视一支护送骑兵辎重和俄国俘虏的法军运输大队。据侦察员和俘虏说，这支运输大队远离其他部队，在强大的掩护下开往斯摩棱斯克。知道这支运输大队的不仅有杰尼索夫和带着一支不大的游击队、在杰尼索夫游击队附近活动的陶洛霍夫，还有几个设参谋部的大游击队。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支运输大队，而且像杰尼索夫所说的那样，都对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有两个大队的队长，一个是波兰人，一个是德国人，几乎同时邀请杰尼索夫同他们的队伍联合起来袭击运输大队。
“不，老兄，我也不是娃娃！”杰尼索夫读完信，说。他给德国人回信说，尽管他甘愿在英勇无畏的名将麾下服务，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份荣幸，因为已接受波兰将军的领导。他又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给波兰将军，通知他已归德国人领导。
杰尼索夫作了这样的安排，打算不向上级报告，就同陶洛霍夫一起，用他们不大的兵力袭击和拦劫这个运输大队。十月二十二日运输大队从米古林诺村转移到沙姆舍沃村。从米古林诺村到沙姆舍沃村的大路，左边是大树林，这些树林有些紧挨大路，有些离大路有一俄里或更远些。杰尼索夫骑马带着他的队伍整天在树林里转来转去，有时深入树林，有时走到林边，但眼睛一直盯住撤退的法军。一早，离米古林诺村不远，树林紧挨大路的地方，有两辆载着骑兵马鞍的大车陷进泥里，被杰尼索夫游击队截获带到林中。从那时起直到傍晚，游击队没有发动进攻，只监视着法军的行动。先不去惊动他们，让他们太太平平走到沙姆舍沃村，然后同陶洛霍夫联合起来，而陶洛霍夫傍晚要到离沙姆舍沃村一俄里的看林人小屋里来商谈，到黎明从两面夹攻，像雪崩一样压到敌人头上，把他们全部俘虏。
后面，在离米古林诺村两俄里、树林紧挨大路的地方布置六名哥萨克，要他们等新的法军纵队一出现立刻来报告。
在沙姆舍沃村前面，陶洛霍夫同样监视着大路，以便弄明白什么地方还有法军。运输大队估计有一千五百人。杰尼索夫有两百人，陶洛霍夫大约也有这么多人。敌军人数占优势并不能使杰尼索夫停止行动。他还需要弄明白一点，对方是什么兵种；为了这个目的，杰尼索夫需要抓一个舌头（就是从敌人纵队里抓一个俘虏）。早晨袭击那两辆法军大车，干得太匆忙，把跟车的法国人全部打死了，只活捉了一个掉队的小鼓手，可那孩子根本说不清他们是什么兵种。
杰尼索夫认为再次袭击有危险，会惊动整个纵队，因此派农民游击队队员季洪到前面沙姆舍沃村，尽可能抓在那里打前站的设营员，哪怕抓到一个也好。
4这是一个温暖多雨的秋日。天空和地平线都现出黄浊的颜色。天一会儿起雾，一会儿又下起斜打的大雨。
杰尼索夫骑着一匹两肋凹陷的良种瘦马，雨水从他的毡斗篷和皮高帽上流下来。他和他的马一样，歪着脑袋，侧着耳朵，被斜雨打得皱起眉头，聚精会神地望着前方。他那长满浓密的乌黑短胡子的瘦脸怒形于色。
杰尼索夫旁边是他的助手哥萨克大尉。哥萨克大尉也披着毡斗篷，戴着皮高帽，但骑的是一匹高大肥壮的顿河马。
另一个哥萨克大尉洛华伊斯基也披毡斗篷，戴皮高帽，高个子，身子薄得像木板，脸色白净，头发淡黄，眼睛细而亮，脸部的表情和骑马的姿势都显得镇定自若。虽然说不出这匹马和骑者有什么特点，但只要对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看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杰尼索夫浑身湿透，样子狼狈，只是个一般的骑马的人；而那个哥萨克大尉，依旧神态自若，漂亮洒脱，仿佛他不是骑在马上，而是人马一体，具有双倍力量的一种生物。
他们前面不远走着一个农民向导。他身穿灰色长袍，头戴白色尖顶帽，浑身上下都已湿透。
他们后面不远，一个身穿蓝色法军外套的年轻军官，骑着一匹吉尔吉斯瘦马，马的尾巴和鬃毛都很长，嘴唇磨得出血。
旁边是一个骑马的骠骑兵，马屁股上坐着一个身穿破烂法国军服、头戴蓝色尖顶帽的孩子。这孩子用冻得通红的双手抓住骠骑兵，不断摆动一双光脚以取暖，扬起眉毛，惊讶地环顾着四周。这就是早晨俘虏的法国小鼓手。
后面，骠骑兵三五成群，沿着林间狭窄的泥泞路走着；再后面是哥萨克，有的披着毡斗篷，有的穿着法军外套，有的头上顶着马衣。马匹，不论棕红还是枣红，一淋雨看上去都是乌黑的。鬃毛淋过雨，马脖子看上去格外细长。马匹散发着热气。衣服，马鞍，缰绳，全都是湿淋淋滑腻腻的，土地和路上的落叶也是这样。人们缩成一团一动不动，坐在马上，以便焐暖流到身上的水，同时不再让水从座位底下、从膝盖、从脖子后面流进去。哥萨克的队伍拉得很长，队伍中间有两辆套着法国马和哥萨克带鞍马的大车，在树桩和枯枝中间颠簸着，驶过路上积水的车辙，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
杰尼索夫的马为了绕过路上的水洼，往旁边一拐，使杰尼索夫的膝盖撞在一棵树上。
“咳，活见鬼！”杰尼索夫怒骂道，他龇着牙把马抽了两三鞭，溅得自己和同伴一身泥。杰尼索夫心情不好，因为淋雨和饥饿（从早晨起谁也没有吃过东西），但主要是因为至今没有陶洛霍夫的消息，而派去抓“舌头”的人也没有回来。
“像今天这样袭击运输队的机会恐怕不会再有了。单独袭击太冒险，但要是推迟到明天，那就会让别的大游击队从我们鼻子底下抢走战利品。”杰尼索夫想，不断往前眺望，希望看见陶洛霍夫派来的人。
杰尼索夫来到林间小路，停了下来，从那里往右可以望得很远。
“有个人骑马跑来。”他说。
哥萨克大尉朝杰尼索夫指的方向望去。
“有两个：一个是军官，一个是哥萨克士兵。但不能认定是不是中校本人。”哥萨克大尉说，他喜欢用哥萨克们不懂的词儿。
两个骑马的人下了山坡消失了，几分钟后又出现。前面那个军官衣服褴褛，浑身湿透，裤脚卷到膝盖以上。他挥动鞭子，赶着那匹疲劳地大跑的马。他后面那个哥萨克站在马镫上，让马走着快步。军官是个年轻的孩子，阔脸膛，红脸颊，一双眼睛喜气洋洋。他驰到杰尼索夫面前，递给他一个湿透的信封。
“将军叫我送来的，”年轻的军官说，“对不起，有点湿了……”
杰尼索夫皱起眉头，接过信封，动手拆开来。
“大家总是说危险，危险。”杰尼索夫读信的时候，年轻的军官对哥萨克大尉说。“但我同柯马罗夫，”他指指哥萨克，“早有准备。我们都有两支手枪……这是怎么回事？”他看见法军小鼓手问。“是俘虏吗？你们已经打过仗了？可以同他谈谈吗？”
“哦，你是罗斯托夫！彼嘉！”杰尼索夫匆匆看完信，叫起来。“你怎么不说你是谁？”杰尼索夫含笑转过身去同年轻的军官握手。
这个军官就是罗斯托夫家的彼嘉。
彼嘉一路上考虑着他该怎样像一个大人，像一个军官那样对待杰尼索夫，不让人看出他们以前是相识的。但杰尼索夫对他微微一笑，彼嘉立刻容光焕发，快乐得满脸通红，忘记了事先准备好的军官架子，讲他怎样从法国人旁边走过，他接到这个任务很高兴，他在维亚兹马城下已参加过战斗，有个骠骑兵在那儿立了功。
“哦，见到你很高兴！”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脸上又露出忧心忡忡的神色。
“米哈伊尔·费奥克里迪奇，”他对哥萨克大尉说，“又是那个德国人送来的。他是他的部下。”杰尼索夫告诉哥萨克大尉信的内容，说德国将军再次要求联合袭击运输队。“如果明天我们不能拿下它，他就会从我们的鼻子底下把它抢走。”他结束说。
彼嘉因刚才杰尼索夫对他说话语气冷淡感到不快，以为杰尼索夫是看到他卷起裤脚不成体统才这样，就趁现在杰尼索夫同哥萨克大尉说话的机会，在军大衣底下把裤脚放下，竭力装出雄赳赳的样子。
“大人有没有什么命令？”他问杰尼索夫，把手举到军帽边敬礼，又摆出副官见将军的那种姿态，“我是不是应当留在大人身边？”
“命令？……”杰尼索夫若有所思地说。“你能留到明天吗？”
“哦，行……我可以留在您身边吗？”彼嘉大声问。
“那么将军是怎样吩咐你的，叫你马上回去吗？”杰尼索夫问。彼嘉脸红了。
“他什么也没有吩咐。我想可以留下吧？”他带着询问的口气说。
“那好吧。”杰尼索夫说。他对部下作了部署，派一队人到指定的看林人屋里休息，派骑吉尔吉斯马的军官（他执行副官之职）去找陶洛霍夫，打听他在什么地方，晚上来不来。杰尼索夫自己带着哥萨克大尉和彼嘉准备到靠近沙姆舍沃村的林边，侦察明天要袭击的法军驻地。
“喂，大胡子！”他对带路的农民说，“带我们到沙姆舍沃村去。”
杰尼索夫、彼嘉和哥萨克大尉在几名哥萨克和押送俘虏的骠骑兵陪同下，往左经过一个山谷，向林边走去。
5雨停了，但天起雾了，树枝上滴着水珠。杰尼索夫、哥萨克大尉和彼嘉默默地跟着戴尖顶帽的农民。那农民迈着穿树皮鞋的八字脚，踩着树根和潮湿的落叶，悄悄地领他们向林边走去。
农民走到斜坡上站住，向周围眺望了一下，然后往树木稀疏的地方走去。他在一颗尚未落叶的大栎树下站住，神秘地招招手。
杰尼索夫和彼嘉骑马向他走去。原来从他站着的地方可以看见法国人。一走出树林，半坡上有一片春麦地。右边，经过一个陡峭的峡谷，望得见一个小村庄，那里有一座地主的房子，房顶都坍塌了。在这个小村庄里，在地主的房子里，在整个丘陵上，在花园里，在水井和池塘边，在从桥头到村庄四百米的上坡大路上，透过弥漫的雾气，到处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人，听见他们用非俄罗斯语吆喝拉车上坡的马，以及彼此的呼应声。
“把俘虏带过来。”杰尼索夫低声说，眼睛一直盯着法国人。
哥萨克跳下马，抱下孩子，带他到杰尼索夫跟前。杰尼索夫指着法国人，问他们是什么部队。那孩子把冻僵的双手插进衣袋，扬起眉毛，怯生生地望着杰尼索夫。他显然愿意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但是回答得颠三倒四，不论杰尼索夫问他什么，他总是点头称是。杰尼索夫皱起眉头，转过身去，对哥萨克大尉讲自己的想法。
彼嘉迅速地转动脑袋，时而望望小鼓手，时而望望杰尼索夫，时而望望哥萨克大尉，时而望望村里和路上的法国人，唯恐错过什么重要的事。
“不管陶洛霍夫来不来，都要拿下！……是吗？”杰尼索夫快乐地眨眨眼，说。
“这是个合适的地方。”哥萨克大尉说。
“我们派步兵走沼泽地，”杰尼索夫继续说，“他们向花园那里爬；您带着哥萨克从那里出发，”杰尼索夫指指村庄后面的树林，“我带着骑兵从这儿走。枪一响就动手……”
“洼地走不得，那里有泥塘，”哥萨克大尉说，“马会陷下去的，得从左边绕过去……”
正当他们低声说话的时候，下面池塘旁的洼地上发出一声枪响，升起一团白烟，又响起一声枪响，山坡上几百名法国人立刻齐声欢呼。最初一刹那，杰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后退了一步。他们离得很近，还以为枪声和喊声是由他们引起的。其实枪声和喊声同他们无关。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在下面沼泽地里跑过。法国人显然是对他开枪和呐喊的。
“那不是我们的季洪吗？”哥萨克大尉说。
“是他！就是他！”
“瞧这个机灵鬼！”杰尼索夫说。
“他跑了！”哥萨克大尉眯缝着眼睛说。
被他们称为季洪的人跑到小河边，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溅起了水花。他在水里躲了一会儿，又从水里爬出来，浑身湿透，继续向前跑。追捕他的法国人站住了。
“真机灵！”哥萨克大尉说。
“哼，这个骗子手！”杰尼索夫仍旧恨恨地说。“他到现在都在干些什么呀？”
“这是什么人？”彼嘉问。
“这是我们的探子。我派他去抓‘舌头’。”
“噢，原来如此！”彼嘉一听到杰尼索夫的话就点头，仿佛他全懂了，其实他什么也不懂。
季洪是游击队里最有用的人。他原是格沙特河畔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农民。杰尼索夫开始活动时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照例把村长找来，问他们知不知道法国人的情况。这个村长也像所有村长那样要撇清自己，回答说，他们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但杰尼索夫向他们解释说，他的目的只是要打击法国人，问他们有没有法国人流窜到这一带，村长回答说，确实来过外国佬，但村里只有季洪一人对付过他们。杰尼索夫吩咐把季洪找来，赞扬了他的行动，又当着村长的面说了几句人民应该效忠沙皇、效忠祖国、仇恨法国人的道理。
“我们对法国人没有干坏事。”季洪听了杰尼索夫的话显然有点害怕，说，“我们只是同那些家伙逗着玩。确实有二十来个外国佬被打死，但我们没有干坏事……”第二天，杰尼索夫已经把这个农民完全忘了，他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时，有人向他报告说，季洪跟着游击队，不肯离开，要求把他留下。杰尼索夫就吩咐把他留下。
季洪起初只做些粗活，如生营火，挑水，剥马皮等，不久他对游击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并显得很有才能。他常常夜里出去猎取战利品，每次都带回法军的衣服和武器。要是给他命令，他就把俘虏带回来。杰尼索夫不叫他干杂活，出去侦察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并把他编入哥萨克队伍。
季洪不爱骑马，总是步行，但从来不会落在骑兵后面。他的武器是火枪、长矛和斧子。他带着火枪主要是为了好玩，他使用斧子就像狼使用牙齿，狼用牙齿在皮毛里找跳蚤很容易，还可以啃粗大的骨头。季洪抡起斧子劈木头，握着斧背削小橛子，雕小勺子，同样感到得心应手。季洪在杰尼索夫游击队里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遇到有特别困难和讨厌的活要干，如用肩膀把大车从泥里扛出来，抓住马尾巴把马从沼泽里拉起来，剥马皮，偷偷摸进法军营地，一天赶五十俄里路，这时大家就会笑着指指季洪。
“他才不在乎呢，强壮得像一匹骟马。”大家都这样说他。
有一次，季洪捉拿一个法国人，法国人拿手枪对他开了一枪，伤了他背部的肌肉。季洪只用伏特加治伤，又是内服，又是外擦，结果把伤治好了。这事成了全队最有趣的笑话，而季洪也高兴让人开玩笑。
“怎么样，老兄，以后不干了？给人家打成驼背了？”哥萨克取笑他。季洪就故意伛偻着腰，做了个鬼脸，装出生气的样子，用最可笑的话骂着法国人。这件事对季洪的影响只是他后来很少去抓俘虏。
季洪是游击队里最勇敢最有用的人，没有人比他找到的袭击机会更多，也没有人比他俘虏和打死的法国人更多；因为这个缘故，他成了全体哥萨克和骠骑兵逗乐的对象，他也乐意当这样的角色。这次，季洪就被杰尼索夫夜里派到沙姆舍沃村去捉“舌头”。但是，不知是他不满足于只捉一个法国人呢，还是自己在夜里睡过了头，他在白天钻进灌木丛，一直钻进法国人的心脏，结果就像杰尼索夫在山上看见的那样，被法国人发现了。
6杰尼索夫同哥萨克大尉又谈了一下明天的袭击。他看到法国人距离这么近，似乎最后下了决心，这才拨转马头往回走。
“喂，老弟，现在我们去把衣服烘烘干。”他对彼嘉说。
到看林人小屋的途中，杰尼索夫停下来往树林里张望。树林里有个人身穿短褂，脚穿树皮鞋，头戴喀山帽，扛着抢，腰里插一把斧子，摆动两条长手臂，迈着轻盈的大步走来。这人一看见杰尼索夫，慌忙把一件东西扔到灌木丛里，摘下帽檐下垂的湿淋淋的帽子，走到长官跟前。原来是季洪。他那布满皱纹的麻脸嵌着一双小眼睛，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气。他高高地昂起头，仿佛忍住笑，眼睛盯住杰尼索夫。
“哼，你躲到哪儿去了？”杰尼索夫问。
“躲到哪儿去了？去抓法国佬呗。”季洪大胆地急急回答，声音沙哑而悦耳。
“你怎么大白天钻到那里去？蠢货！那么，没抓到吧？”
“抓是抓到了。”季洪说。
“他在哪里？”
“天蒙蒙亮我就抓到一个，”季洪继续说，宽宽地叉开穿树皮鞋的扁平八字脚，“我就把他带到树林里。我一看，不行了。我想，我再去弄一个像样点儿的来。”
“你瞧这个骗子手！”杰尼索夫对哥萨克大尉说，接着又问季洪：“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一个带来？”
“把他带来干什么？”季洪怒气冲冲地插嘴说，“他不中用。难道我不知道您要什么样的吗？”
“哼，这个滑头！……后来呢？”
“我又去抓一个，”季洪接着说，“我就这样爬到树林里躺下来。”季洪突然麻利地趴下来，把当时的动作做了一遍。“又来了一个，”他继续说，“我就这样拦腰把他抱住。”季洪轻灵地跳起来。“我说，跟我去见团长。那家伙大叫起来。他们一下子来了四个人。他们拿着短剑向我扑来。我就这样拿着斧子迎上去：哼，你们要干什么，见你们的上帝去吧！”季洪挥动双手，威严地皱起眉头，挺起胸膛，大喝一声。
“可不是，我们从山上看见你穿过洼地逃跑。”哥萨克大尉眯缝着炯炯有神的眼睛，说。
彼嘉很想笑，但看见大家都忍住笑。他的目光迅速地从季洪脸上移到哥萨克大尉和杰尼索夫脸上，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你别装疯卖傻，”杰尼索夫怒气冲冲地咳嗽着说，“为什么不把第一个带来？”
季洪一只手搔头，另一只手搔背，突然他的麻脸拉得长长的，浮起得意的傻笑，使人看到他少了一颗门牙（因此他的绰号叫“缺牙”）。杰尼索夫微微一笑，彼嘉也发出快乐的笑声，季洪也跟着笑了。
“他可是个十足的废料，”季洪说，“他身上衣服破破烂烂的，怎么好把他带来。再说，大人，他是个大老粗。他说：‘哼，我是将军的儿子，我不去。’”
“咳，蠢货！”杰尼索夫说，“应该让我来问他……”
“我问过他了，”季洪说，“他说，他不清楚。他说，他们人很多，但都是废料，只是挂个名罢了。他说，只要大喝一声，他们就会乖乖投降的。”季洪说完，快乐而果断地瞧了杰尼索夫一眼。
“我要好好抽你一百鞭子，看你还装不装糊涂！”杰尼索夫恶狠狠地说。
“你发什么火呀？”季洪说，“难道我没见过您要的法国人吗？等到天一黑，您要什么样的，我给您抓三个来都行。”
“得了，我们走吧！”杰尼索夫说，直至走到看林人小屋跟前，他都生气地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季洪走在后面。彼嘉听见哥萨克和他一起说说笑笑，还笑他把一双靴子扔到灌木丛里。
他们听了季洪的话发出一阵哄笑，彼嘉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季洪把那个人杀了，他心里感到不舒服。他回顾了一下小鼓手，他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转瞬即逝。他觉得必须更高地昂起头，打起精神，一本正经地向他打听明天的计划，使人家不至于觉得他不配参加这个集体。
派去的军官在路上遇见杰尼索夫，报告说陶洛霍夫马上就到，他们那里一切都很顺利。
杰尼索夫顿时高兴起来，把彼嘉叫到跟前。
“好，现在你给我讲讲你自己的情况。”他说。
7彼嘉在全家撤离莫斯科时同家人分手，回到自己的团里，不久就被派到一个指挥大游击队的将军那里当传令官。自从彼嘉升任军官，尤其是到作战部队参加维亚兹马战役后，常因自己长大成人而感到得意洋洋，并且兴奋地留神不放过任何冒险立功的机会。他对军队中的所见所闻感到很高兴，同时一直觉得他不在的地方此刻一定在完成英雄业绩。他总是急着赶往他没去过的地方。
十月二十一日，将军表示要派一个人到杰尼索夫部队去，彼嘉就苦苦哀求派他去，弄得将军不忍心拒绝他。不过将军派他去时，想起他上次在维亚兹马战役中的疯狂行动，那时他不走指定的路线，而擅自冒着法国人的炮火驰到散兵线上，开了两次手枪。将军想到这件事，就禁止彼嘉参加杰尼索夫部队的任何战斗。就因为这个缘故，当杰尼索夫问彼嘉能不能留下时，他涨红脸，不知所措。在到达林边之前，彼嘉认为他在严格执行任务之后，应该立刻回去。但当他看见法国人，看见季洪，听说当夜一定要进行袭击时，他那颗年轻善变的心就立刻认为，他一直很尊敬的德国将军只是一个废料，而杰尼索夫才是英雄，哥萨克大尉才是英雄，季洪才是英雄，在这紧急关头离开他们是可耻的。
杰尼索夫带着彼嘉和哥萨克大尉来到看林人小屋时，天色已经黑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可以看见备鞍的马，哥萨克和骠骑兵在林边空地上搭棚子，又在峡谷里生火，免得被法国人看见。在小屋门廊里，一个哥萨克正卷起袖子切羊肉。杰尼索夫队里的三个军官正在拿一块门板当桌子。彼嘉脱掉湿衣服交给人烘，自己动手帮军官摆饭桌。
十分钟后，铺着桌布的饭桌摆好了。桌上有伏特加、装着朗姆酒的军用水壶、白面包、烤羊肉和盐。
彼嘉同军官们一起坐在桌旁，撕着香喷喷的肥羊肉，弄得羊油从手上流下来。他一身孩子气，兴高采烈，热烈地爱着一切人，而且相信别人也同样爱他。
“您看怎么样，杰尼索夫队长，”他对杰尼索夫说，“我在您这儿待一两天，不要紧吧？”他不等回答，就自己解答说：“我是奉命来打听的，我要打听……只求您让我参加最……主要的行动。我不需要奖赏……我要……”彼嘉咬咬牙，头抬得高高的，环顾了一下，摆了摆手。
“最主要的行动……”杰尼索夫含笑重复他的话说。
“我只求您给我一个小分队，完全归我指挥，”彼嘉接着说，“这费您什么事呢？哦，您要小刀吗？”他问一个要切羊肉的军官。他把自己的折刀给了他。
军官很称赞这把折刀。
“那就请您留下吧。这样的小刀我有好几把……”彼嘉涨红脸说。“哦，老天爷！我完全给忘了！”他突然叫起来。“我有很好的葡萄干，你们知道吗，无核的。我们那儿新来了一个随军小贩，他的东西可好啦。我买了十斤。我吃惯甜东西。你们要尝尝吗？……”彼嘉说着跑到门廊里去找他的哥萨克，拿来几个口袋，里面装着五斤葡萄干。“各位，大家尝尝，大家尝尝。”
“您要不要咖啡壶？”他问哥萨克大尉，“我从我们的小贩那儿买了一把，挺不错！他有各种好东西。他人也规矩。这是主要的。我一定给您送来。还有，说不定你们的火石用光了，这是常有的事。我带来了，就在这里……”他指指口袋，“我有一百粒火石。我买得很便宜。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全拿去也行……”彼嘉突然担心他是不是扯得太远，连忙打住，脸也红了。
他回想他有没有做过别的傻事。他逐一检查今天一天的事，想到了那个法国小鼓手。“我们过得挺不错，不知他怎么样？把他关到哪里去了？有没有给他吃过东西？有没有欺负他？”他想。他发现他扯到火石，不免有点害怕。
“这事可以问一问，”他想，“但他们会说：‘他自己也是个孩子，真是孩子怜惜孩子。’明天我可要让他们瞧瞧我是个怎样的孩子！如果我问问，是不是丢脸？”彼嘉想。“哼，管他的！”他想着立刻脸红了，怯生生地望望军官们，看他们脸上有没有嘲笑的神色，接着说：
“可不可以把那个被俘的孩子叫来？给他点什么吃的……说不定……”
“是啊，是个可怜的小家伙！”杰尼索夫说，显然并不认为彼嘉的提醒是可耻的。“把他叫来。他叫樊尚·博斯。去把他叫来。”
“我去把他叫来。”彼嘉说。
“去把他叫来，去把他叫来。可怜的小家伙！”杰尼索夫重复说。
杰尼索夫说这话的时候，彼嘉就站在门口。彼嘉从军官中间挤过去，走到杰尼索夫跟前。
“让我吻吻您，好人，”他说，“哦，您真好！真是太好了！”他吻了吻杰尼索夫，往屋外跑去。
“博斯！樊尚！”彼嘉站在门外叫道。
“您找谁，长官？”黑暗中有人问道。彼嘉回答说，今天俘虏的那个法国孩子。
“噢！找维森尼吗？”哥萨克问。
樊尚的名字已被哥萨克叫成“维森尼”，被农民和士兵叫成“维谢尼”。这两种叫法在俄语里都同“春天”近似，用在小伙子身上正合适。
“他在营火那儿烤火。喂，维森尼！维森尼！维谢尼！”黑暗中传出几个人的呼唤声和笑声。
“那孩子可机灵了，”站在彼嘉旁边的骠骑兵说，“我们刚才给他吃过东西。他都快饿死了！”
黑暗中传来脚步声。小鼓手的光脚板啪哒啪哒地踩着泥浆来到门口。
“哦，原来就是你！”彼嘉说。“您想吃东西吗？别怕，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他又说，胆怯而亲热地摸摸他的手，“进来！进来！”
“谢谢，先生！”小鼓手回答，声音发抖而带点童嗓，他在门口把泥脚擦干净。彼嘉有许多话要对小鼓手说，但他不敢说。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廊里小鼓手旁边。然后，在黑暗中抓住他的手，握了握。
“进来！进来！”他只是温柔地低声说。
“唉，我能替他做些什么呢！”彼嘉自言自语，打开门，让孩子先进去。
小鼓手走进屋里，彼嘉离他远一点坐下，认为太照顾他是有失身份的。他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摸钱，不知道给小鼓手一些钱是不是丢脸。
8杰尼索夫吩咐勤务兵给法国小鼓手伏特加和烤羊肉，让他穿上俄国长袍，不把他同其他俘虏一起送走而把他留在队里。这时，由于陶洛霍夫的到来，彼嘉已不再关心小鼓手。彼嘉在部队里听到过许多有关陶洛霍夫作战勇敢和对法国人很残酷的故事，因此陶洛霍夫一进屋，彼嘉就一直盯住他。他抖擞精神，高高地昂起头，表示连陶洛霍夫这样的伙伴，他也有资格结交。
陶洛霍夫外表的朴素使彼嘉感到惊讶。
杰尼索夫身穿哥萨克上衣，留着大胡子，胸前挂着圣尼古拉像，他的谈吐举止都显得与众不同。陶洛霍夫正好相反，他以前在莫斯科总是一身波斯装，现在却是一副标准的近卫军军官装束。他把脸刮得干干净净，身穿一件近卫军棉大衣，纽襻上挂一枚圣乔治勋章，头戴一顶普通军帽。他在屋角脱下潮湿的斗篷，没跟谁打招呼，走到杰尼索夫跟前，立刻询问作战情况。杰尼索夫告诉他他们两支大游击队袭击法军运输队的计划、彼嘉送来的信件，以及他怎样回答两位将军。然后杰尼索夫讲了他所知道的法国部队的情况。
“事情就是这样，但我们必须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陶洛霍夫说，“得去跑一趟。不确切了解他们的人数，不能贸然行动。我做事喜欢认认真真。我说，诸位，有谁愿意跟我到他们营地去一趟。我把法军军服也带来了。”
“我去，我去……我跟您一起去！”彼嘉喊道。
“根本不用你去。”杰尼索夫说。接着他又对陶洛霍夫说，“我说什么也不放他去。”
“哼，太好了！”彼嘉喊道，“为什么我不能去？……”
“因为你没有必要去。”
“啊，对不起，我要去，因为……因为……我要去，就是这样。您带我去吗？”他问陶洛霍夫。
“那有什么……”陶洛霍夫心不在焉地回答，凝视着法国小鼓手的脸。
“这个小东西在你这儿好久了吗？”他问杰尼索夫。
“今天才抓来的，可他什么也不知道。我把他留在身边。”
“那么，你把其余的俘虏弄到哪儿去了？”陶洛霍夫问。
“怎么弄到哪儿去？我把他们送走，还要了收条！”杰尼索夫突然涨红脸，大声说。“我敢说，我没有背着良心害过一条人命。把三十个或者三百个俘虏押到城里，这事难道比——恕我直说——玷污军人的荣誉难吗？”
“哼，只有十六岁的伯爵少爷才会说出这种好心话来，”陶洛霍夫冷笑说，“你已经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了。”
“嗳，我可什么也没说，我只说我一定要跟您去。”彼嘉怯生生地说。
“老兄，我们该扔掉这种好心肠了。”陶洛霍夫继续说，仿佛他对这个激怒杰尼索夫的话题特别感兴趣，“你留着这个小东西干什么？”他摇摇头说。“是不是因为你可怜他？我们可知道你的收条是怎么一回事。你送去一百个，到达的却只有三十个。不是饿死就是被打死。那不等于白抓吗？”
哥萨克大尉眯缝起炯炯有神的眼睛，赞同地点点头。
“反正一样，没什么可说的。我不愿做亏心事。你说他们会死。嗯，就算是这样吧，只要不死在我手里就行。”
陶洛霍夫笑了。
“可是有谁会阻止他们一再下令来俘虏我呢？一旦他们把我们俘虏，那么，你和我，连同你的骑士风度，还不是统统会被吊到白杨树上去吗？”他停了一下。“我们还是干正经的吧。叫我的哥萨克把马褡子拿来！我有两套法军军服。怎么样，跟我一起去吧？”他问彼嘉。
“我？去，去，当然去！”彼嘉脸红得几乎掉下眼泪，同时注视着杰尼索夫。
当陶洛霍夫同杰尼索夫争论怎样对待俘虏时，彼嘉觉得很尴尬和狼狈，但他还是没有弄清楚他们在争些什么。“既然岁数大的有名人物都这么想，那就是对的，就是好的，”他想，“主要是别让杰尼索夫以为我是听他的，他可以对我发号施令，我一定要跟陶洛霍夫去法军营地。他能去，我也能去。”
不论杰尼索夫怎样劝说彼嘉，彼嘉总是说，他做事一向很仔细，决不会马马虎虎，而且他从来不考虑个人安危。
“因为，您也会同意的，如果不确切知道他们的人数，就可能关系到几百人的性命，而我们只有两个人，再说，我非常想去，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请您别拦阻我！”彼嘉说，“这样只会更糟……”
9彼嘉和陶洛霍夫穿上法军大衣，戴上高筒军帽，就向杰尼索夫观察敌营的林间小路驰去，他们在一片漆黑中出了树林，来到洼地。到了下面，陶洛霍夫吩咐护送的哥萨克在那里等他，自己就沿着大路快步向桥头驰去。彼嘉同他并马前进，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万一落到敌人手里，我决不会让他们抓活的，我有手枪。”彼嘉低声说。
“别说俄语。”陶洛霍夫急急地低声说。就在这时，黑暗中传出吆喝声：“什么人？”以及扳枪机的声音。
血往彼嘉脸上直涌，他连忙抓住手枪。
“六团枪骑兵。”陶洛霍夫用法语回答，既不放慢也不加快马的步子。桥上屹立着哨兵黑黝黝的身影。
“口令？”陶洛霍夫勒住马，慢慢地走着。
“喂，热拉上校是不是在这里？”他问。
“口令！”哨兵没回答，挡住他的路。
“长官巡察前线，哨兵不问口令……”陶洛霍夫喝道，突然发起火来，策马直奔哨兵，“我问你上校是不是在这里？”
哨兵让了路，陶洛霍夫不等他回答，就缓步向山上驰去。
陶洛霍夫发现一个穿过大路的黑色人影，就拦住他问司令和军官在哪里。那个士兵肩上扛着一个口袋，站住，走到陶洛霍夫的马跟前，用手摸摸马，坦率而友好地说，司令和军官在山上，在右边农场（他把地主庄园称作农场）。
陶洛霍夫顺着大路走去，大路两边的篝火旁传出法国人的说话声。他拐进地主庄园。他进了大门，下了马，走到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那里。篝火旁坐着几个人，正在大声谈话。火上煮着满满一锅子东西。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蓝大衣的士兵跪在旁边，身子被火光照亮，拿通条搅和着锅里的东西。
“哼，你拿那个小鬼真没办法！”坐在篝火对面阴影里的一个军官说。
“他把他们狠狠教训了一顿……”另一个笑着说。听见陶洛霍夫和彼嘉牵着马走近篝火的脚步声，两个法国军官住了口，向黑暗中张望。
“先生们，你们好！”陶洛霍夫清楚地大声说。
军官们在篝火旁边动了动身子，其中一个高个儿，长脖子的军官绕过篝火，走到陶洛霍夫跟前。
“是你吗，克莱芒？”他说，“从哪里来，见鬼了……”他发现认错了人，说到一半住了口，微微皱起眉头，就像对待陌生人那样同陶洛霍夫打了个招呼，问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陶洛霍夫说，他和同伴在追赶自己的部队，并问在场的军官是否知道六团的消息。谁也不清楚。彼嘉觉得，军官们带着敌意和疑虑打量着他和陶洛霍夫。大家沉默了几秒钟。
“你们要是想吃晚饭，那可来晚了！”篝火后面有人忍住笑说。
陶洛霍夫说他们吃饱了，夜里还得赶路。
他把马交给那个搅和锅子的兵，挨着那个长脖子军官在篝火旁蹲下来。这个军官对陶洛霍夫瞧个不停，再次问他是哪个团的。陶洛霍夫没有回答，仿佛没听见他的话，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法国烟斗抽起烟来。他问军官们，前面路上碰到哥萨克的危险有多大。
“到处都是那帮强盗。”篝火后面有个军官回答。
陶洛霍夫说，只有对他们这种掉队的人哥萨克才是可怕的，但哥萨克对大部队恐怕不敢袭击吧？他带着询问的口气说，但没有人搭理他。
“啊，这会儿他该走了！”彼嘉站在篝火前，听着他们说话，不断地想。
但陶洛霍夫又开始中断的谈话，单刀直入地问他们有几个营，他们营里有多少人，多少俘虏。在问到他们队伍里的俄国俘虏时，陶洛霍夫说：
“随身拖着这些死鬼真讨厌，还不如把他们全毙了。”接着他怪声大笑，彼嘉担心法国人会马上识破他们的骗局，不由得从篝火边后退一步。没有人搭理陶洛霍夫的话和笑。一个没有露面的法国军官（他盖着一件军大衣躺在那里）支起身来，对同伴咬了个耳朵。陶洛霍夫站起来，对那个牵马的士兵吆喝了一声。
“他们肯不肯给马呀？”彼嘉想，不由得靠近陶洛霍夫。
他们给了马。
“再见，诸位！”陶洛霍夫说。
彼嘉想说晚安，但他说不出口。军官们交头接耳说着什么。陶洛霍夫好半天才骑上那匹不肯站定的马，然后一步步走出大门。彼嘉骑马走在他旁边，很想回头看看法国人有没有追上来，但他不敢。
上了大路，陶洛霍夫不从田野回去，却穿过村庄。他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留神倾听。
“你听见吗？”他问彼嘉。
彼嘉听出俄国人的说话声，看见篝火旁有俄国俘虏的黑影。彼嘉和陶洛霍夫下坡来到桥上，从哨兵身边走过。那个哨兵一言不发，板着脸在桥上来回踱步。他们来到哥萨克等着的洼地。
“好，再见了。你对杰尼索夫说，天亮第一声枪响为号。”陶洛霍夫说完要走，却被彼嘉抓住手臂。
“慢着！”他叫着，“您真是位英雄！嘿，太好了！干得真漂亮！我真喜欢您。”
“行了，行了！”陶洛霍夫说，但彼嘉不肯放掉他。陶洛霍夫在黑暗中看出彼嘉向他弯过身来。他要亲吻。陶洛霍夫吻了吻他，笑起来，拨转马头消失在黑暗中。
10彼嘉回到看林人小屋，在门廊里遇见杰尼索夫。杰尼索夫心神不宁，后悔不该放彼嘉去，此刻正在焦虑地等待他。
“感谢上帝！”他喊道。“哦，感谢上帝！”他听着彼嘉激动的叙述，一再说。“你真该死，我为了你觉都没睡！”杰尼索夫说。“哦，感谢上帝，现在我要睡了。天亮以前还可以打个盹。”
“噢……不，”彼嘉说，“我还不想睡。我知道我这个人，一睡就醒不了。再说，我在战斗之前不睡觉已经习惯了。”
彼嘉在小屋里坐了一会儿，高兴地回味着这次出行的细节，同时生动地想象着明天的情景。后来，他发现杰尼索夫睡着了，就起身走到屋外。
天色还一片漆黑。雨停了，但树上还滴着水。在看林人小屋附近，可以看见黑魆魆的哥萨克棚子和拴在一起的马匹，屋后隐隐约约有两辆大车，旁边拴着几匹马，峡谷里有即将燃尽的篝火。哥萨克和骠骑兵没有全睡：除了滴水声和马的咀嚼声之外，有些地方还传来低低的说话声。
彼嘉走出门廊，在黑暗中张望了一下，然后向大车走去。有人在大车底下打鼾，大车旁边有几匹备鞍的马正在吃燕麦。彼嘉在黑暗中认出他的马。这马虽是乌克兰种，他却叫它卡拉巴赫[20]。他走到马跟前。
“喂，卡拉巴赫，明天我们就该出力了。”他说，闻闻它的鼻孔，又吻吻它。
“您怎么不睡，老爷子？”坐在大车底下的哥萨克说。
“不睡……你好像叫利哈乔夫吧？我刚刚回来，我们到法国人那儿去了。”于是彼嘉不仅详细讲了这次出行的经过，而且讲了为什么他要出去，为什么他认为宁可冒生命危险也不愿马马虎虎混日子的道理。
“您还是睡一会儿吧。”哥萨克说。
“不，我习惯了，”彼嘉回答，“那么，你们手枪里的火药都用完了吧？我带来了。你要不要？你拿去吧。”
哥萨克从大车底下探出身子，想把彼嘉看个清楚。
“我做什么事都是认认真真的，”彼嘉说，“有些人做事马马虎虎，事先不做准备，事后又后悔。我可不喜欢这样。”
“一点也不错。”哥萨克说。
“我还有一件事，伙计，你把我的马刀磨一磨；刀钝了……（彼嘉不喜欢撒谎，就改了口）这刀还没有开过口，你行吗？”
“那还用说，当然行。”
利哈乔夫站起来，在驮子里摸索了一阵。不多一会儿，彼嘉就听见嚓嚓的磨刀声。彼嘉爬到大车上，在车沿上坐下，哥萨克在大车底下磨刀。
“我说，弟兄们都睡了吗？”彼嘉问。
“有人在睡觉，有人像我们一样，没睡。”
“那个孩子怎么样？”
“维谢尼吗？他在门廊里睡觉。他受惊后睡着了。这下子他可高兴了。”
这以后彼嘉沉默了好一阵，倾听着各种声音。黑暗中传来脚步声，出现了一个黑影。
“磨什么呀？”那人走近大车问。
“给老爷子磨刀。”
“好差事，”那人说，彼嘉觉得他是个骠骑兵，“我的茶杯是不是忘在您这儿了？”
“嗯，就在车轮旁边。”
骠骑兵拿起杯子。
“天大概快亮了。”他打着呵欠说，往别处走去。
彼嘉理应知道他是在树林里，在杰尼索夫的游击队里，离大路有一俄里，他坐在从法国人手里夺来的大车上，车旁拴着马，大车底下坐着哥萨克利哈乔夫，正在给他磨刀，右边一个大黑点是看林人小屋，左边下面一个发亮的小红点是即将燃尽的篝火，来拿杯子喝水的是个骠骑兵，但彼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知道。他处身在神仙世界，那里的一切同现实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那个大黑点也许真是看林人的小屋，也许是直通地心的洞穴。那个红点也许是火，但也许是个庞然怪物的眼睛。此刻他也许真的是坐在大车上，但多半不是坐在大车上，而是坐在高得惊人的塔顶上，从那里掉下来，掉到地面需要一整天，需要整整一个月，甚至一直往下落，永远达不到地面。坐在大车下面的也许是哥萨克利哈乔夫，但也许是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天下最善良、最勇敢、最神奇、最卓越的人。也许真有一个骠骑兵来汲水，又到洼地去了，但也许他刚刚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这个人就此不复存在了。
现在彼嘉不论看到什么都不感到惊讶。他处身在神仙世界，什么都是可能的。
他望望天空。天也像地一样神奇。天色晴朗，云在树梢上飞卷，仿佛要拉开天幕，露出星星。有时他觉得天色晴朗，展现出一片黑漆漆的洁净天空。有时他觉得那些黑点是乌云。有时他觉得天空高高地浮在头上，有时又觉得天空低得伸手可及。
彼嘉闭上眼睛，身子摇摇晃晃。
水滴滴答答地落着，有人在低声耳语。马嘶鸣着，互相挤撞。有人在打鼾。
“嚓嚓，嚓嚓，嚓嚓……”马刀在磨刀石上作响。突然，彼嘉听见一阵和谐的音乐声，那是一曲陌生的庄严悦耳的赞歌。彼嘉同娜塔莎一样，比尼古拉有音乐天赋，但他从未学过音乐，也没想到音乐，因此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旋律觉得格外新鲜，格外动人。音乐声越来越响。曲调逐渐扩展，从一种乐器转换到另一种乐器。奏的是赋格曲，虽然彼嘉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赋格曲。各种乐器，有时像小提琴，有时像小号，但比小提琴和小号更悦耳，更纯净。每种乐器都是各奏各的，但还没有奏完一个旋律，就同另一种乐器汇合，再同第三种、第四种乐器汇合，所有的乐器都汇合在一起，然后又分开，又合起来，时而合成庄严的教堂音乐，时而奏出雄伟的凯歌。
“哦，我这是在做梦吧！”彼嘉自言自语，身子向前一冲。“这只是在我的耳朵里响着。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音乐。又来了。我的音乐演奏吧！来吧！”
他闭上眼睛。四面八方远远地传来颤音，渐渐合成和声，分开，汇合，又合成那个庄严悦耳的赞歌。“哦，真是太美妙了！我太喜欢这音乐了！”彼嘉自言自语。他试图指挥这个庞大的乐队。
“喂，轻一点，轻一点，现在停！”音乐仿佛服从他的指挥。“喂，现在高一点，活泼一点，更欢乐一点，更欢乐一点。”于是从不可知的深处传出越来越洪亮、越来越庄严的声音。“喂，声乐跟上来！”彼嘉命令。于是先传来男声，然后是女声。声乐逐渐加强，均匀而庄重地加强。彼嘉领略着这非同凡响的音乐，心里又害怕又快乐。
歌声伴随着一支庄严的凯旋进行曲。水滴滴答答地落着，刀嚓嚓地磨着，马又嘶鸣，又相互挤撞，但这些声音并没有破坏音乐，而是同音乐合成一片。
彼嘉不知道这情景继续了有多久：他欣赏个没完，对这样的享受一直感到惊讶，而且因为无人跟他同享而感到遗憾。利哈乔夫亲切的声音把他唤醒。
“磨好了，老爷子，您准能把法国人劈成两半。”
彼嘉惊醒了。
“天都亮了，真的，天都亮了！”他叫道。
原来看不见的马，现在连尾巴都看得清楚，从光秃的树枝间还看得见水珠的光。彼嘉振作精神，霍地跳起来，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卢布交给利哈乔夫，挥了挥马刀，试了试刀刃，插进刀鞘。哥萨克们解开马，收紧肚带。
“瞧，司令来了！”利哈乔夫说。
杰尼索夫从看林人小屋里出来，把彼嘉叫去，下令集合。
11在熹微的晨光中，游击队队员迅速找到自己的马匹，收紧肚带，分成几个小队。杰尼索夫站在看林人小屋旁，发出最后的命令。步兵的几百只脚踩着泥地，沿大路前进，很快消失在晨雾弥漫的树林中。哥萨克大尉也向哥萨克发出命令。彼嘉拉着马缰，急不可待地等着上马的命令。他用凉水洗过脸，尤其是他那双眼睛，像火烧一样发烫，但背上却掠过一阵阵寒战，他全身迅速而均匀地打着哆嗦。
“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杰尼索夫说。“带马！”
马牵来了。杰尼索夫因为马肚带太松而大为恼火，把哥萨克痛骂了一顿，骑上马。彼嘉登上马镫。那匹马照例想咬咬他的脚，但彼嘉却轻若鸿毛似的跃上马背，回顾了一下在薄暗中出发的骠骑兵，跑到杰尼索夫跟前。
“杰尼索夫队长，您给我一个任务吧！求求您……看在上帝份上……”他说。杰尼索夫似乎根本不记得彼嘉在场。他回头看了彼嘉一眼。
“我只求你一件事，”他严厉地说，“听我的话，不要乱闯！”
一路上杰尼索夫再也没同彼嘉说过话，一直默默地走着。他们来到林边，田野上天已大亮。杰尼索夫同哥萨克大尉低语了一会儿，哥萨克纷纷从彼嘉和杰尼索夫身边驰过。等全体人马都过去了，杰尼索夫才策马向山下驰去。马用后腿蹲着，出溜着，驮着骑手跑到洼地。彼嘉同杰尼索夫并肩前进。他全身哆嗦得越来越厉害。天色越来越亮，只有雾霭笼罩着远方的物体。杰尼索夫跑到山下，回顾了一下，向身旁的哥萨克点了点头。
“信号！”他说。
哥萨克举起手放了一枪。就在这一刹那，四面八方响起了奔腾的马蹄声、呐喊声和射击声。
就在马蹄声和呐喊声响起的一瞬间，彼嘉抽了马一鞭子，放松缰绳，不听杰尼索夫对他的吆喝，一个劲儿向前冲去。枪声一响，彼嘉突然觉得天色像正午一样明亮。他向桥头驰去。哥萨克们在前面大路上飞跑。他在桥上和一个落后的哥萨克碰了一下，又向前驰去。前面有一批人（多半是法国人）从大路右边跑向左边。其中有一个在彼嘉的马旁跌到泥地上。
一所农舍旁边聚集着一群哥萨克，正在做着什么。人群中响起了可怕的叫声。彼嘉向人群冲去，第一眼就看见一张苍白的下颚打战的法国人的脸，那法国人手里握着一杆长矛对着他。
“乌拉！……弟兄们……我们的人……”彼嘉叫着，给狂奔的马松开缰绳，沿着街道向前驰去。
前面响起枪声。哥萨克、骠骑兵和衣衫褴褛的俄国俘虏从大路两旁跑出来，大声乱叫乱嚷。一个剽悍的法国兵皱着通红的脸，穿着蓝色大衣，没有戴帽子，同骠骑兵拼刺刀。等彼嘉跃马赶到，那法国人已经倒下。“又晚了一步！”彼嘉头脑里闪过这样的念头。于是他向枪声密集的地方驰去。枪声就是从他昨夜同陶洛霍夫待过的地主庄园里发出的。法国人躲在灌木茂盛的花园里，隔着篱笆向聚集在大门口的哥萨克射击。彼嘉跑近大门，通过硝烟看见陶洛霍夫脸色灰白，正对士兵们吆喝。“绕过去！等一等步兵！”他喊道。这时彼嘉已跑到他跟前。
“等一等吗？……乌拉……拉！”彼嘉叫道。他一刻也不停，就向发出枪声和浓烟的地方驰去。响起一阵排枪声，子弹嘘嘘地呼啸着，啪嗒啪嗒打在什么地方。哥萨克和陶洛霍夫跟着彼嘉冲进庄园大门。在浓密的硝烟中，法国人有的扔掉武器，从灌木丛里向哥萨克跑来，有的向山下池塘逃去。彼嘉骑马穿过地主庄园，但没有拉住缰绳，却古怪地迅速挥动双臂，身子越来越往一边倾倒。马跑到在晨光中行将熄灭的篝火旁站住，彼嘉就沉重地跌到潮湿的泥地上。哥萨克们看见他的手脚迅速地抽搐起来，而他的头却一动不动。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头。
一名法国高级军官从屋里走出来，用刺刀挑着一块白手帕，宣布投降。陶洛霍夫同他谈了一下，跳下马，走到一动不动、摊开双臂躺在地上的彼嘉身边。
“完了！”他皱起眉头说，接着向大门走去，迎接向他驰来的杰尼索夫。
“打死了？！”杰尼索夫老远看见彼嘉显然已失去生命的身体，嚷道。
“完了！”陶洛霍夫又说了一遍，仿佛说这话使他感到满足。他快步走向被哥萨克迅速包围的俘虏。“我们不收容这些人！”他对杰尼索夫大声说。
杰尼索夫没有理他。他跑到彼嘉旁边，下了马，双手哆嗦地翻过彼嘉沾满血和泥的苍白的脸。
“我吃惯甜东西。非常出色的葡萄干，你们全拿去吧！”——他想起彼嘉的话。哥萨哥们听见类似犬吠的哭声都惊讶地回过头来：原来是杰尼索夫，他猛地转过身，走到篱笆旁边，紧紧地抓住篱笆。
杰尼索夫和陶洛霍夫救出的俘虏中间有皮埃尔伯爵。
12皮埃尔所在的那队俘虏，自从撤离莫斯科以来没有接到法国长官的任何新命令。十月二十二日，和这队俘虏同行的已不是他们离开莫斯科时同行的那些人马和车队。走在他们后面的干粮车队，有一半遭哥萨克拦劫，另一半走到前头去了；原来走在前头失去马匹的骑兵已一个不剩；他们已影踪全无。头上几天走在前头的炮队，如今已为威斯特伐利亚人所押送的朱诺元帅的庞大车队所代替。走在俘虏后面的是骑兵车队。
从维亚兹马出发的法军三个纵队现在已乱成一团。皮埃尔在初离莫斯科时见到的混乱情景现在已达到顶点。
他们经过的大路两边到处都是死马。从各种部队掉队的衣衫褴褛的人，时而加入行进的纵队，时而又落在后面，不断地变换位置。
行军中有过几次虚惊。押送兵举枪射击，东西乱闯，相互推挤，但立刻又集合起来，为虚惊而相互咒骂。
这三股人——骑兵车队、俘虏押送队和朱诺的车队——走在一起，但多少还保持着独立性，也还算完整，虽然他们都在急剧减员。
骑兵车队原有一百二十辆大车，现在只剩下不到六十辆；其余的不是遭抢劫，就是被抛弃。朱诺的车队也有几辆被抛弃和被抢劫。有三辆大车遭到达武军掉队士兵的洗劫。皮埃尔从德国人的谈话中听到，押送车队的人比押送俘虏的人多，其中有一个德国兵被元帅下令枪毙，因为在他身上发现元帅的一把银匙。
这三股人中减员最多的要算俘虏押送队。离开莫斯科时的三百三十人，现在剩下不到一百了。押送队士兵觉得，俘虏比骑兵的马鞍子和朱诺的行李难对付。他们知道，马鞍子和朱诺的匙子多少还有点用处，但对于饥寒交迫的押送兵来说，看守同样饥寒交迫的俄国俘虏（其中有在路上死亡和掉队的，掉队的便就地枪毙），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令人厌恶。押送队士兵处境悲惨，他们仿佛要克制对俘虏的同情，以免使自己的处境更糟，对待俘虏就格外冷酷严厉。
在多罗戈布日，押送队士兵把俘虏锁在马厩里，出去抢劫自己的仓库，有几名俘虏挖墙脚逃走，但被法国人抓住枪毙了。
在离开莫斯科时，把俘虏中的军官和士兵分别编队，但这项规定早已被打破。凡是能走的都走在一起。从第三天起，皮埃尔又同普拉东和那条雪青色矮脚狗合在一起。那条狗把普拉东认作主人，总是跟他形影不离。
在离开莫斯科的第三天，普拉东在莫斯科医院里患过的热病又发作了。由于普拉东身体虚弱，皮埃尔逐渐疏远他。皮埃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自从普拉东身体变得虚弱以来，皮埃尔要接近他，总觉得很勉强。皮埃尔每次接近他，听到他的低声呻吟（普拉东一到休息处就呻吟），闻到他身上越来越难闻的气味，就疏远他，也不去想他。
皮埃尔在俘虏棚里悟出了一个真理：人生下来是为了幸福，幸福就在自己身上，就在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一切不幸并不在于缺少什么，而在于过剩，不过他悟出这个道理并不是凭理智，而是用他的整个身心，用他的生命。可现在，在最近三个星期的行军中，他又悟出了一个新的令人欣慰的真理：天下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他认识到，世上没有哪个环境能让人过得幸福和完全自由，也没有哪个环境能让人过得不幸福和不自由。他认识到，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个界限，而且两者非常接近。一个人睡在锦绣被褥里，因为被子有一个折角而感到难受，就像他现在睡在光秃秃的湿地上，一边身子冷一边身子热而感到难受一样。从前他曾为穿紧脚的舞鞋感到痛苦，就像他现在光着两只出血的脚（他的鞋早就穿破）感到痛苦一样。他认识到，当年他自以为出于自愿同妻子结婚，并不比现在晚上被锁在马厩里更自由。在他后来称作痛苦而当时几乎并不感觉到的事情中，最难受的是他那双磨得出血的伤痕累累的光脚。（马肉味美，富有营养，硝烟代替食盐，简直很好闻；天气不太冷，白天行军往往还有点热，晚上又有篝火；虱子咬得他浑身发热）初期唯一使他痛苦的就是那双脚。
第二天上路，皮埃尔在篝火旁察看自己出血的伤脚，心想无法走路了，但当大家都动身的时候，他还是跛着脚走起来。后来他走得身上发热，脚也就不觉得疼了，虽然到晚上那双脚看上去更可怕，但他不去瞧它，心里想点别的事。
皮埃尔现在才懂得，一个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救力量，足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就像气锅上的安全阀，每当蒸汽达到一定密度时，它就把过多的蒸汽放出来。
他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枪毙掉队的俘虏，虽然已有一百多人这样被杀害了。他不再去想日益衰弱的普拉东，因为他显然也逃不掉这样的厄运。皮埃尔更少想到他自己。他的处境越困难，前途越可怕，他就越容易产生超脱现实的欣慰的思想、回忆和幻想。
13二十二日正午，皮埃尔沿着泥泞滑溜的道路上山，边走边瞧着自己的脚和崎岖不平的山路。有时他望望周围熟悉的人群，又瞧瞧自己的脚。人群也好，自己的脚也好，都是他所熟悉的。雪青色的矮脚狗阿灰快乐地在路旁跑着，偶尔提起一条后腿，用三条腿跳跃表示它的灵活和得意，然后又狂吠着，撒开四腿扑向落在死尸上的乌鸦。阿灰比在莫斯科时更活泼、皮毛更光亮了。地上到处狼藉着各种动物的肉，从人肉到马肉，大都不同程度地腐烂了。狼不敢接近有人走过的地方，因此阿灰可以吃个痛快。
天一早就下雨，此刻眼看就要雨过天晴，不料雨停了没多久，反而下得更大。道路已湿透，水再也渗不进去，就顺着车辙流泻。
皮埃尔一边走，一边向两旁张望，同时每走三步，就弯起一个手指。他在心里对雨说：“下吧，下吧，下得更大些！”
他似乎觉得他什么也没有想，但他的内心深处却在回味一件重要而令人欣慰的事。这是他昨天从普拉东的谈话中所取得的最微妙的精神收获。
昨晚在宿营地，皮埃尔在熄灭的篝火旁觉得很冷，就站起来转移到附近烧得较旺的篝火旁。在那堆篝火旁，普拉东头上裹着军大衣，就像牧师裹着法衣那样，坐在那里，正用他那流畅悦耳但是虚弱有病的声音给士兵们讲皮埃尔熟悉的一个故事。时间已过午夜。这是普拉东通常退了烧精神特别好的时候。皮埃尔走到篝火旁，听见普拉东虚弱有病的声音，看见他那被火光照红的可怜的脸，心里感到一阵刺痛。他怕流露自己对这个人的怜悯，想走开，但没有别的篝火可以取暖。皮埃尔竭力不看普拉东，在篝火旁坐下。
“你身体怎么样？”他问。
“身体怎么样？如果有病就诉苦，上帝就不会赐给我们死了。”普拉东说，立刻又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说，老弟，”普拉东接下去说，苍白消瘦的脸上露出笑容，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快乐光辉，“我说，老弟……”
皮埃尔早就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普拉东单独对他讲过五六次，每次讲总是带着异样的快乐心情。但不管皮埃尔多么熟悉这个故事，他现在听着仍觉得新鲜，而普拉东讲故事时那种平静的欢乐显然也感染了皮埃尔。这个故事是讲一个老商人，他和一家人过着正派虔诚的生活，有一次他同一个有钱的商人一起到马卡里去。
两个商人投宿同一家客店。第二天发现有钱的商人被人谋财害命了。在老商人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把染血的刀。老商人因此受审判，挨鞭笞，撕破鼻子，一切都依法行事，最后被流放服苦役。
“对啊，老弟，”皮埃尔进来的时候，普拉东正讲到这里，“这事过去了十年，也许是十多年。那老头儿一直在服苦役。他安分守己，不做坏事。他只求上帝赐他一死。嚯，有一天晚上苦役犯聚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老头儿也在那里。大家闲聊，谁为什么事受这份罪，什么地方冒犯了上帝。有人说他害了一条命，有人说他害了两条，有人说他放了火，有人说他是逃亡农奴，平白无故遭了殃。有人问老头儿：‘老大爷，你为什么吃苦啊？’他说：‘我的小兄弟们，我吃苦是为了自己的罪孽，也为了别人的罪孽。我没有害过一条命，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我还帮助过穷哥儿们。我的小兄弟们，我是个商人，我有很多财产。’他如此这般把事情从头到底讲了一遍。他说：‘我并不为自己伤心。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我只可怜我的老伴和孩子。’老头儿说着说着哭起来。没想到这伙人里有一个，正好是谋杀那个商人的人。他问：‘老大爷，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几月份？’他问得很详细。这时，他的心难受极了。他就这样走到老头儿面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说：‘老人家，你代我受罪了，弟兄们，他说的全是事实，他被冤枉吃了苦。’他又说：‘这事是我干的，刀子是我趁你睡着的时候塞在你枕头底下的。老大爷，请你看在基督份上饶恕我吧！’”
普拉东停了停，望着篝火，快乐地微笑着。他拨了拨劈柴。
“老头儿说：‘上帝会饶恕你的，我们大家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我是为了我自己的罪孽吃苦。’说着，他自己已热泪盈眶了。老弟，您想不到吧！”普拉东越说，脸上越焕发出兴奋的笑容，仿佛他此刻所讲的事，包含着最动人最有意义的内容，“你想不到吧，老弟，这个杀人犯就去官府自首。他说：‘我害过六条人命，罪大恶极，但我很可怜这个老头儿。让他别再怨恨我了。’他去自首，人家记下他的口供，送了公文，一切都依法办理。那地方很偏僻，法官审了案件，照例向上面写了一份份公文。这案子最后送到沙皇那里。沙皇下了一道谕旨：释放商人，发还没收的财产。公文下来了，到处找老头儿。那个无辜受罪的老头儿在哪里呀？沙皇谕旨下来，大家到处寻找。”普拉东的下巴颏哆嗦起来。“原来上帝已饶恕了他——他死了。就是这样，老弟。”普拉东结束了他的故事，默默地含笑望着前方，望了好半天。
这时皮埃尔心里隐约而快乐地感受到的不是这个故事本身，而是普拉东讲故事时脸上的快乐神情和这种快乐所包含的神秘意义。
14“各就各位！”突然有人喊道。
在俘虏和押送队中间发生了一阵高兴的骚动，大家都在期待一件幸福和庄严的事。四面八方响起了口令声，一队服饰讲究、坐骑优良的骑兵，从左边绕过俘虏出现了。人人脸上显出紧张的神色，那是每逢最高当局来临时常出现的表情。俘虏被推到路旁，大家挤作一团。押送兵排起队来。
“皇帝！皇帝！元帅！公爵！”高大强壮的卫兵刚过去，就来了一辆由几匹灰马纵列牵引的马车。皮埃尔立刻看到一个头戴三角帽的人，那人神态端庄，相貌俊美，脸庞白皙。这是一位元帅。元帅向皮埃尔魁梧的身体望了一眼，皱起眉头，转过脸去，皮埃尔发现他流露出同情的神色，并竭力加以掩饰。
率领车队的将军神色慌张，满脸通红，骑着一匹瘦马，跟在马车后面奔驰。有几个军官聚集在一起，士兵们把他们团团围住。个个脸色兴奋而紧张。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呀？”皮埃尔只听见一片询问声。
元帅经过的时候，俘虏们挤作一团，皮埃尔看见早晨还没见过的普拉东。普拉东穿着一件短小的军大衣，靠着一棵桦树坐在地上。他的脸上除了昨天讲无辜受罪的商人时那种快慰同情的神色，又增添了一种恬静庄重的表情。
普拉东用他那双善良含泪的大眼睛望着皮埃尔，显然在招呼他过去，他有话要对他说。但皮埃尔顾虑重重。他装作没有看见他的目光，慌忙走开。
俘虏们又上路了，皮埃尔回头望了望。普拉东坐在路边的桦树旁，有两个人俯身对着他说话。皮埃尔没再回头看他。他瘸着腿向山上走去。
后面普拉东坐着的地方发出一声枪响。皮埃尔清楚地听见了枪声，但就在听见枪声的一刹那，他记起他还没算出到斯摩棱斯克还有多少路程，他在元帅到来之前就开始计算了。于是他继续计算。那两个法国兵从皮埃尔面前跑过，其中一个提着一支冒烟的枪。两人都脸色发白，他们的脸色有点像那天那个行刑的年轻士兵的脸色，其中一个怯生生地瞧了皮埃尔一眼。皮埃尔看了看那个兵，记起前天他曾在篝火上烘衬衫，把衬衫烧掉，弄得大家都取笑他。
那条狗在后面普拉东坐过的地方哀嗥。“哭什么呀，傻东西？”皮埃尔想。
同皮埃尔一起往前走的俄国兵也像皮埃尔一样，没有回头去看那发出枪声和狗吠的地方，但人人脸上都显出严肃的神色。
15骑兵车队、俘虏队和元帅的车队都停在沙姆舍沃村。大家都聚在篝火旁。皮埃尔走到篝火旁，吃了烤马肉，背对篝火躺下来，立刻睡着了。他又像鲍罗金诺战役后睡在莫扎依斯克村那样。
又是现实和梦幻交织在一起，又有人——不知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对他谈思想，而且就是莫扎依斯克村人家对他谈的那些思想。
“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运动。这运动就是上帝。有生命，就有感知神圣的快乐。要爱生命，爱上帝。最困难和最幸福的事，就是在痛苦中，在无辜受苦时爱这个生命。”
“普拉东！”皮埃尔想到了他。
皮埃尔突然生动地想起了在瑞士教他地理的教师。那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早已被他忘记了。“等一下！”那小老头说。他给皮埃尔看地球仪。这是一个没有大小比例而可以活动的球。球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点子。这些点子都在变动，改变位置，时而几个合成一个，时而一个分成几个。每个点子都在竭力扩张，多占点空间，而别的点子也要扩张，就排挤它，有时消灭它，有时和它合在一起。
“这就是生命。”小老头教师说。
“这事多么简单明了，”皮埃尔想，“可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呢？”
“中间就是上帝，每一个点子都在扩张，以便尽量反映上帝。它生长，汇合，收缩，从表面上消失，向深处下沉，然后又浮上来。普拉东就是这样，他扩张又消失。——你懂吗？”教师说。
“你懂吗，见鬼？”有个声音嚷道。皮埃尔就醒了。
他欠身坐起来。一个法国人刚把一个俄国兵推开，蹲在篝火旁，拿通条叉着肉在火上烤。他卷起袖子。一双青筋毕露、皮肤发红、长满茸毛、手指粗短的手利索地转动着通条。他那张双眉紧皱、神情阴郁的褐色脸庞在篝火光中清晰可见。
“他反正无所谓，”他迅速地转身对旁边的士兵嘟囔道，“……是个强盗，真的！”
那个兵转动通条，阴沉地瞧了皮埃尔一眼。皮埃尔转过身去，望着暗处。那个被法国人推开的俄国俘虏坐在篝火旁，用手拍打着什么。皮埃尔凑近一看，认出那条雪青色小狗，那狗坐在士兵旁边，摇着尾巴。
“哦，你来了！”皮埃尔说，“哦，普拉东……”他刚开口，但说不下去。突然，他的头脑里浮现出一连串往事：普拉东坐在树下望着他时的目光，从那里传来的枪声，狗的哀嗥，从他身旁跑过的两个法国人负疚的神色，那支冒烟的步枪，今天宿营的已没有普拉东，他只得相信普拉东被打死了，但就在这一刹那，不知怎的，他忽然想起夏天他在基辅庄园阳台上同一个波兰美女共度黄昏的事。皮埃尔终究没有把今天一天的事联系起来，并由此得出结论。他闭上眼睛，于是夏天的景色就同游泳、同活动的地球仪混合在一起，他的身子在往水里沉，直到没顶。
日出之前，皮埃尔被一阵响亮密集的枪声和呐喊声吵醒。好多法国人从他身旁跑过。
“哥萨克！”一个法国人喊道。一会儿，就有一批俄国人把皮埃尔围住。
皮埃尔好半天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他听见四面八方传来同伴们的欢呼声。
“弟兄们！亲人，宝贝！”老兵们一面拥抱哥萨克和骠骑兵，一面哭着喊道。骠骑兵和哥萨克围住俘虏们，连忙送东西给他们，有的送衣服，有的送靴子，有的送面包。皮埃尔坐在他们中间大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拥抱第一个走到他跟前的士兵，一面哭，一面吻他。
陶洛霍夫站在一座倒塌房子的大门旁，让缴了械的法国人进去。法国人因刚发生的事很激动，大声交谈着，但他们走过陶洛霍夫面前，看见他用马鞭轻轻抽打着靴子，他那玻璃般冰凉的眼睛没有丝毫善意，就都住了口。另一边站着陶洛霍夫的哥萨克，他在数俘虏，数满一百就在门上画一个记号。
“多少？”陶洛霍夫问数俘虏的哥萨克。
“一百多。”哥萨克回答。
“快走，快走！”陶洛霍夫不住地说，这是他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他的目光一接触到俘虏的目光，他的眼睛就发出冷酷的光芒。
杰尼索夫摘下帽子，脸色阴沉，跟在抬彼嘉尸体的哥萨克后面，往花园里挖好的墓穴走去。
16自从十月二十八日上冻以来，法军溃败的情况越发悲惨：许多人不是冻死就是在篝火旁烤死，而一批身穿裘皮衣服、乘坐马车的人，带着皇帝、国王和公爵劫得的财物继续赶路；不过，法军撤出莫斯科后逃跑和瓦解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变。
从莫斯科到维亚兹马，法军原有七万三千人（近卫军不算在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近卫军除了抢劫什么事也不干），如今只剩下三万六千人，而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到五千人。这是第一项数据，其他各项就不难推算了。
从莫斯科到维亚兹马，从维亚兹马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到别列津纳，从别列津纳到维尔诺，法军按照这个比例减员和逐渐被消灭。这种变化同天气寒冷的程度、有无敌人追击、道路是否被阻等情况无关。到维亚兹马后，原先分成三路的法军混成一团，并一直维持到最后。贝帝埃向皇帝呈递了一份报告（这些官员所描述的军队状况离实际情况有多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写道：
最近三天在行军中视察各部队，我认为有责任向陛下报告。这些部队已几乎完全瓦解。只有四分之一士兵跟着军旗行进，其余恣意乱窜，寻找食物，逃避职责。大家只想到斯摩棱斯克休息。近日许多士兵抛弃枪支弹药。不论陛下如何部署今后行动，为陛下军事利益计，必须在斯摩棱斯克集结军队，剔除失去马匹的骑兵、丢失武器的士兵、多余的辎重和部分炮兵，因为这些炮兵同目前的兵力不相称。军队需要粮食，需要休整几天；士兵又饿又乏；近日有许多人死于途中和宿营地。此种情况愈益严重，使人不得不感到忧虑。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一旦发生战事，我们将无可用之兵。写于十一月九日，离斯摩棱斯克三十俄里。
法国人拥进他们认为天堂的斯摩棱斯克后，为争夺食物互相残杀，抢劫自己的仓库，把全市洗劫一空，又继续逃跑。
他们一个劲儿逃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去做什么。天才拿破仑更是心中无数，因为没有人对他发号施令。但他和他周围的人仍保持根深蒂固的老习惯：拟命令，发公函，写日报表；彼此称呼“陛下”“贤弟”“埃克米尔亲王”“那不勒斯王”，等等。但命令报告只是一纸空文，完全没有照办，因为不可能照办。他们虽然以陛下、殿下、贤弟相称，其实知道彼此都是些作恶多端如今受到报应的卑劣的可怜虫。尽管他们装出关心军队的样子，其实个个只关心自己，只想尽快逃命。
17从莫斯科退到涅曼河的战斗中，俄法两军的行动就像在捉迷藏：两个游戏的人蒙住眼睛，其中一个不时摇摇铃，告诉捉的人他在哪里。起初，那个被捉的人不怕对方，不时摇铃，后来心里一紧张，就竭力悄悄地溜走，躲避对手，但常常心里想躲开，却一头撞到对方怀里。
起初，当拿破仑军队沿卡卢加大道撤退时，他们还让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后来上了斯摩棱斯克大道，他们便按住铃舌逃跑，往往自以为可以逃掉，却迎面撞上俄军。
由于法军退却和俄军的追踪如此神速，又由于骑兵的马已筋疲力尽，侦察兵要确定敌军的位置已不可能。此外，由于双方军队的位置常常迅速改变，即使弄到情报也不及时。如果二号得到消息，说敌军一号在什么地方，三号能采取什么措施，那么，敌军那个部队已走了两程路，早已转移地方了。
一支军队跑，一支军队追。从斯摩棱斯克出发，法军面前摆着许多条路；法军停留了四天，似乎可以弄清敌人在什么地方，想出什么有利的办法，采取什么新措施。但在停留四天后，这群乌合之众既不向右也不向左，毫无主见和策略，又沿着那条最不利的老路向克拉斯诺耶和奥尔沙逃跑。
法国人以为敌人在后面而不在前面，在逃跑中拉开距离，前后相距二十四小时路程。跑在最前面的是皇帝，然后是国王，再后面是公爵。俄军估计拿破仑会向右渡过第聂伯河，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于是俄军也向右转，走上通往克拉斯诺耶的大道。这时，就像捉迷藏一样，法军碰上了我们的先锋。法军没想到在这里看见敌人，慌了手脚。他们吓呆了，接着便扔下后面追随的同伴继续逃跑。这时，法军各个部队，先是总督部队，然后是达武部队，然后是奈伊部队，一个接着一个，就像穿过俄军的队伍，一口气走了三天三夜。他们各走各的，丢下一切重东西，丢下大炮和一半人员，夺路逃跑，只在夜间向右兜个半圆圈避开俄国人。
奈伊走在最后，虽然他处境不妙，但也许正因为处境不妙，他要捶打使他们跌痛的那块地板，也就是说，他要炸毁对任何人都没有妨碍的斯摩棱斯克城墙。奈伊带着他那个军的一万人走在最后，等他跑到奥尔沙见拿破仑时，只剩下一千人了。他抛弃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大炮，夜间穿过树林，偷偷渡过第聂伯河。
他们从奥尔沙沿着通往维尔诺的大道继续逃跑，又同追兵捉起迷藏来。他们在别列津纳河又乱作一团，许多人落水，许多人投降，那些渡过河的人又继续前进。那位主将身穿皮衣坐上雪橇，抛下同伴，只身狂跑。凡是能逃的都逃了，不能逃的就投降或者死掉。
18在这场逃跑中，法国人是在千方百计毁灭自己。从转到卡卢加大道到统帅丢下军队逃跑，他们没有一个行动具有丝毫意义。对这一阶段的战事，史学家总不能把群众的行动归因于一个人的意志而对这次退却任意描写吧。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这次战争，史学家的著作汗牛充栋，一再描述拿破仑的决策和他那深谋远虑的计划，他用兵的神奇本领，以及他的元帅们的天才部署。
从马洛雅罗斯拉韦茨退却时，他面前摆着一条通往粮草充足地区的道路，同时还有一条平行的道路可走，也就是后来库图佐夫追击他的那条路，但他却毫无必要地走一条贫困难行的道路，而史学家却认为这是深谋远虑的结果。他从斯摩楼斯克撤退到奥尔沙，也被说成是深谋远虑的行为。再有，他在克拉斯诺耶的行为则被说成是英雄之举，据说他准备在那里应战，亲自指挥战役，他曾举着桦树大棒说：
“我当皇帝已经当够，如今要做做将军了。”他说是这么说，但说完又继续逃跑，撇下他的残部听凭命运摆布。
其次，史学家又给我们描述元帅们的伟大精神，特别是奈伊，而他精神的伟大就在于他夜间穿过树林绕道偷渡第聂伯河，抛下军旗、大炮以及十分之九的军队向奥尔沙逃跑。
最后，史学家还对我们说，伟大的皇帝最后抛下英雄军队也是伟大的天才行动。就连那被人们称为卑鄙之至、连小孩子都认为可耻的逃跑行为在史学家笔下也得到了辩护。
每当历史评论这条富有弹性的线拉得不能再长时，每当人的行动显然违反人类公认为善甚至正义的准则时，史学家就乞灵于“伟大”这一概念。“伟大”似乎可以排除善恶的标准。伟人无恶行。伟人无被控犯罪之忧。
一旦史学家说“这很伟大”，就不再有善恶，而只有伟大和不伟大。伟大就是善，不伟大就是恶。在史学家看来，伟大是被他们称作英雄的特殊人物的本性。拿破仑身着轻裘回家，任凭那些不仅是他的伙伴而且是（据他看来）由他带到那里的人灭亡，他还觉得“他很伟大”，因此心安理得。
“崇高（他自认为很崇高）同可笑只有一步之隔。”他说。于是五十年来全世界都一再重复说：“崇高！伟大！拿破仑伟大！崇高同可笑只有一步之隔。”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承认没有善恶标准的伟大，就是肯定微不足道和极端渺小。
基督既给了我们善恶的标准，我们认为不可能衡量的东西是没有的。没有纯朴、善良和真实，就谈不到伟大。
19读到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记载，有哪个俄国人不深深地感到懊丧、愤慨和困惑？有谁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俄国三路大军以优势兵力包围法军，既然法军饥寒交迫，溃不成军，大批投降，既然（历史告诉我们）俄国人的目的是要阻止、切断和俘虏全部法国人，那么，怎么没把他们俘虏和消灭呢？
既然人数少于法军的俄军能打一场鲍罗金诺战役，那么，这支军队已三面包围法军，而目的又是要俘虏他们，怎么没达到这个目的呢？难道法军真有那么厉害，我们以优势兵力包围他们也不能把他们击败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历史，所谓历史，回答这些问题说：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库图佐夫、托尔马索夫、奇察戈夫等人没有采取某些措施。
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呢？如果他们应负没有达到预定目的的罪责，那么，为什么不审判他们，处决他们呢？但即使认为俄军失利的责任应由库图佐夫、奇察戈夫等人承担，仍无法理解，俄国军队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拥有那些优越条件（俄军兵力在那两地都占优势），为什么没有俘虏法国军队及其元帅、国王和皇帝，既然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此？
这个怪现象用库图佐夫阻止进攻（俄国军事史家就是这样说的）来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知道，库图佐夫在维亚兹马和塔鲁季诺无法阻止俄军的进攻。
既然俄军能以微弱的力量在鲍罗金诺战胜全部敌军，为什么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拥有优势兵力，却败于溃不成军的法国人？
如果俄国人的目的是要切断和活捉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而且要达到这目的的企图每次都遭到最可耻的失败，那么，法国人认为战争最后阶段是他们获得一连串胜利，这种说法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俄国史学家认为那是我们的胜利，就完全错了。
尽管俄国军事史家们对俄军的勇敢和忠诚作了热情的歌颂，他们若遵守逻辑，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只得承认，法军退出莫斯科是拿破仑的一连串胜利，是库图佐夫的一连串失败。
不过，撇开民族自尊心不谈，我们也会感觉到，这个结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法国人的一连串胜利却导致他们的彻底灭亡，而俄国人的一连串失败却导致他们完全消灭敌军和光复祖国。
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史学家们根据两国皇帝和将军的通信，根据战报、报告、计划之类的文件研究当时的事件，从而确定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目的是要切断和活捉拿破仑及其元帅和军队，其实这样的目的是虚构的，从来不曾有过。
这样的目的从来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因为它毫无意义，也完全不可能实现。
这样的目的毫无意义，因为第一，拿破仑的溃军以最快的速度逃出俄国，也就是他们做了每个俄国人所希望的事。既然法国人竭尽全力逃跑，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大动干戈呢？
第二，拦住全力逃跑的人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法军没有外因也在迅速自行灭亡，即使没有堵截，他们也不可能在十二月间使更多的军队（全军百分之一）逃离俄国国境，因此为了消灭这样少量法军而损失自己的兵力是没有意义的。
第四，要俘虏皇帝、国王和公爵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就连当时最老练的外交家（如迈斯特尔等人）也认为，俘虏这帮人会给俄军带来极大的困难。而俘虏整个法国军队就更无意义，因为俄军到达克拉斯诺耶时自己就已减员一半，而押送这么多俘虏需要整师的人，再说当时俄军士兵也不能经常领到足够的粮食，已有的俘虏也正在饿死。
切断和俘虏拿破仑及其军队这一深思熟虑的计划，就像一个菜园主所制订的计划，他为了要驱逐践踏菜园的牲口，赶到菜园门口，迎头痛击那头牲口。唯一可以为菜园主行为辩护的理由是，他太气愤了。但这对制订计划的人来说也并不适用，因为他们不是菜园遭践踏的受害者。
但是，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是办不到的。
这事之所以办不到，因为，第一，经验证明，在一次作战中，纵队行动拉长到五俄里的距离，绝不符合计划的要求，要奇察戈夫、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及时在指定地点会师，其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库图佐夫正是这样考虑的，他在接到这项计划时就说过，远距离牵制作战是不可能得到预期效果的。
第二，其所以办不到，因为要制止拿破仑军队撤退时的那股冲力，俄军必须拥有比现有力量大得多的力量。
第三，其所以办不到，还因为“切断”这个军事术语毫无意义。面包可以切断，而军队是切不断的。切断军队也就是堵截它的去路，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可以迂回的地方总是很多，再说，一到黑夜就什么也看不见，军事学家即使拿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的实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只要对方不肯就范，你就无法俘虏，就像无法捉住一只燕子那样，除非它自愿落到你的手里。只有像德国人那样按照战略和战术投降的人才能加以俘虏。但法国人理所当然认为不值得这样做，因为逃跑和被俘结果都免不了一死，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第四，也是主要的一点，其所以不可能，因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一次战争像一八一二年战争那样艰苦卓绝，俄军追击法军已尽了全力，如越过这个限度，将自取灭亡。
俄军从塔鲁季诺到克拉斯诺耶行军途中，生病和掉队的达五万人，相当于一个大省城的人口。没有作战就减员一半。
在这一阶段的战争中，军队没有靴子和皮大衣，缺少粮食，没有伏特加，一连几个月露宿在零下十五摄氏度的雪地里；那时，白天只有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都是黑夜，根本无法维持纪律；那时，人们不像在战斗中那样只有几小时处于不讲纪律的生死关头，那时人们一连几个月一直在同饿死和冻死搏斗；那时，一个月军队中就有一半人死掉。史学家讲到这一阶段的战争，对我们说，米洛拉多维奇应当向某地侧翼进军，托尔马索夫应当向某地进军，奇察戈夫应当向某地转移（在没膝深的雪地中转移），某某应当击溃和切断敌军，等等。
俄军死掉一半，他们为了无愧于人民的崇高目的已竭尽全力，因此，一般俄国人坐在暖和的屋子里，提出一些无法办到的建议，俄国军人对此可不能负责。
事实和历史记载之间所以发生令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矛盾，就在于史学家写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将军们的美好感情和豪言壮语。
他们感兴趣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言辞，这个将军或那个将军所获得的奖赏和他们所作的推测。至于有五万人留在医院里和坟墓里，他们根本不关心，因为那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围。
其实，只要撇开那些报告和将军们的计划，而深入研究千百万人直接参加的行动，那么，那些原以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获得明确可靠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这一目的，除了十来个将军的幻想外，从来就不曾有过。这个目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毫无意义而又无法实现。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从侵略者手里光复自己的国土。这个目的达到了：第一，它是自然而然达到的，因为法国人逃跑了，只要不阻碍他们就行。第二，这个目的是靠消灭法军的人民战争达到的。第三，俄国大军紧跟逃走的法军，只要法军一停步，就对它施用武力。
俄国军队的行动应该像一条驱赶牲口的鞭子。有经验的赶牲口人懂得，最好是举起鞭子吓唬奔走的牲口，而不是迎头抽打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