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啊，要留心一件事：若要出卖自己的意愿，你会开个什么价，若非万不得已，可别贱卖了。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1：2
不久前的一天夜里，爱比克泰德跟我讲了一件他最中意的小事——他通常会用这个例子引出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观点。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赫维丢斯·普利斯库斯，是一位罗马政治家（他也信奉斯多葛派哲学），他拥有异乎常人的旺盛精力，也拥有出奇的好运气，虽然依然难逃一死。他历经几任皇帝的统治，从尼禄到加尔巴，再到奥托，还有维特里乌斯，最后是韦斯巴芗。按我们的朋友兼向导的说法：“韦斯巴芗不准普利斯库斯进入元老院，后者回应道：‘你可以罢免我的议员身份，不过只要我在职一天，我就必须进去。’‘行吧，进来吧，’皇帝说道，‘但你必须保持沉默。’‘别询问我的意见，我就不说话。’‘我肯定会询问你意见的。’‘那我也肯定会说心中认为正确的话。’‘但如果你说了，我会杀了你。’‘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不死之身了？你做你的事，我也做我的事。杀我是你的事，而安然赴死是我的事；驱逐我是你的事，无怨无悔地接受放逐是我的事。’你会问，普利斯库斯这么卓尔不群，有什么好处吗？紫色染料对衣服有什么好处？好处就是，紫色能体现高贵[7]，能让着衣者脱颖而出，成为典范。”
可想而知，韦斯巴芗并不是说说而已，普利斯库斯被逐出罗马（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遭到驱逐），不久之后他就被皇帝派人杀死了。爱比克泰德带着反问语气提出的“普利斯库斯这么卓尔不群，有什么好处吗？”这个问题，答案显而易见，却难以言明。显然在这个例子中，这位元老院议员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虔诚效忠于共和政体，拒绝承认当时的皇帝韦斯巴芗，但共和政体在当时早已被废除。而普利斯库斯的死也连累了其他人：他的妻子范妮委托塞涅卡（斯多葛学派的一员，反对后来弗拉维王朝的皇帝图密善）为她被杀害的丈夫写一首颂词，而这也导致塞涅卡被杀。但是在爱比克泰德口中，这些人的勇气和荣耀“体现了高贵，使他们脱颖而出，成为典范”还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我们在普利斯库斯牺牲两千年后依然对他这样的人心存敬畏的原因。
现代的“爱比克泰德”可以给哲学系学生们讲许多后来的甚至当代的故事，虽然每个故事主人公的姓名和具体细节都大不相同，但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事例，很好地说明了自罗马时代以来人性并没有什么改变，既没变好，也没变坏。马拉拉·优素福·扎伊就是一个典范。她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依然值得我们回顾一下。马拉拉自11岁起便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上匿名写博客，揭露塔利班在巴基斯坦斯特河谷地区（马拉拉的家族在当地开了许多学校）倒行逆施，禁止女性接受教育的残暴行为。后来马拉拉出演了《纽约时报》的纪录片，这件事一方面让她声名大振，另一方面使她成为塔利班的袭击目标。2012年10月9日，一个懦夫登上了马拉拉乘坐的校车，喊着她的名字找到了她，随后朝她开了三枪。但神奇的是，马拉拉竟然死里逃生，最终痊愈。
单单这次经历，就足以让马拉拉跟普利斯库斯，还有几个世纪以来不同文化背景中许许多多敢于挺身而出抵抗镇压和暴行的人相提并论。然而，枪击只是开始，尽管之后塔利班不断威胁她和她父亲齐亚丁，但马拉拉仍继续在公开场合为女孩受教育的权利大声疾呼。她的积极奔走，被认为促成了巴基斯坦出台首部《教育权利法》。2014年，当时17岁的马拉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我相信她会继续为此奋斗终生，我希望她能够长寿、幸福。马拉拉有没有改变世界呢？答案是肯定的，无论在实践中（这方面她比普利斯库斯幸运），还是作为他人的榜样——她的确是“他人的典范”，她都让世界因她而改变了。
但是本章要讨论的并不是榜样（鉴于榜样确实对斯多葛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很快也会谈到这一方面），而是品格的重要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德概念。如今这两个词一针见血地反映出（尤其是美国政坛）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巨大分歧。保守派更倾向于谈论品格与美德，即使他们并不会真正地去践行美德，而自由派则出于本能反应，认为保守派稳定物价的行为只是其实施压迫的工具，这一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此外，在基督教盛行两千年之后，的确很难将基督教所说的“美德”，和此前希腊-罗马式的“美德”区别开来，并且前者的提出正是受到了后者启发。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将两者区别开来很重要，而且它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超越政治分歧的品格和美德的概念，另外，如果保守派和自由派真的像他们所声称的一样在意价值观念，他们可以，或者说事实上他们应该承认这一概念。
让我先来介绍一下斯多葛派的四种基本美德，还有同受基督教启发形成的现代美德概念之间的关系。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些美德，或者至少是一组与之十分相似的优良性格特征（其实同样是美德），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和不同文化的洗礼，但始终如一，不曾改变。这至少支持了一种观点：美德是对人类这种具有文化的社会生物一种极其重要的东西。
斯多葛派对于美德的理解源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认为所有的美德事实上是“智慧”这一潜在特征的不同层面。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就是“主善”，这一观点很好理解，因为它是唯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良善的人类能力。我们不难想象，其他善的事物只存在于特定的情形下。一旦情况改变，这一事物可能，或者说应该就要被替换掉。可以肯定，富足优于贫穷，健康优于疾病，受教育优于蒙昧（以上是标准的几对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和不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如何处理以上所有的情况。换言之，我们必须聪慧、明智，这样遇到生活中繁杂、冲突的情况时才可以游刃有余。
斯多葛派学说吸纳了苏格拉底对美德四个层面的分类，他们认为这是四种紧密难分的品格特质：（实用的）智慧、勇气、节制、正义。实用的智慧让我们做出抉择，提高幸福感，过上（从道德上来说的）美好生活。勇气可以是身体上的，但更广泛地说是指道德方面——比如说，具备像普利斯库斯和马拉拉那样面对危难镇定自若、泰然处之的能力。节制让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与行动，从而免于放纵。对于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信徒而言，正义并不是描绘社会应该怎样运转的抽象理论，而是以尊严和公正对待他人的具体实践。
斯多葛学派（和苏格拉底学派）的美德概念有一个重要特征——不同的美德无法独立践行，即依据斯多葛-苏格拉底的定义，一个人无法做到既毫无节制，又勇敢无畏。尽管对我们来说，一个人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却酗酒无度、脾气暴躁，这是很正常的事。但这样的人在斯多葛派看来并不具有美德，因为美德是一个整体，一损全损。我可从没有说过斯多葛派哲学要求不严格。
基督徒用苏格拉底的这套美德来做什么呢？他们将其大量采纳并进行拓展。托马斯·阿奎纳——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在他1273年的著作《神学大全》中创造了“神圣美德”这一概念。基本上，阿奎纳保留了四种斯多葛派美德，并特意添加了三种基督教特有的美德：信仰、希望、慈善，而最先提出这三种美德的是塔尔苏斯的圣保罗。阿奎纳美德体系由四种基本美德和三种所谓的超然美德构成。相应地，他将其划分成七个层次：智慧是最重要的基本美德（这点和苏格拉底一样），但是四种基本美德都居于超然美德之下，其中“慈善”居于首位。
其他文化也或多或少地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美德，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社会品格特征。不同文化又对不同美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有趣的是，尽管如此，在文化相对主义盛行的今天，不同文化中美德定义的相似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凯瑟琳·达尔斯伽德（Katherine Dahlsgaard）[8]、克里斯托弗·彼得森（Kristoffer Peterson）[9]、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10]等人进行了一项研究，探讨了佛教、基督教、儒家学说、印度教、犹太教、道教，以及他们所谓的“雅典哲学”（主要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人的思想）如何定义美德。他们在所有这些宗教-哲学传统中发现了相当惊人的一致性，并确立了一套六大“核心”美德体系：
勇敢——情感力量，包含磨炼意志，从而在面对内忧或外患的时候达成目标。例如勇气、毅力、可靠（诚实）。
正义——公民力量，构成了健康社区生活的基础。例如公平、领导才能、公民权利与义务、团队合作等。
人性——人际力量，能够“抚慰和结交”他人。例如爱、仁慈等。
节制——免于放纵的力量。例如宽恕、谦虚、审慎、自控等。
智慧——认知力量，包含获取和使用知识。例如创造力、好奇心、判断力、洞察力（向他人提供建议）等。
超凡——与更广阔宇宙建立联系从而提供意义的力量，例如感恩、希望、灵性等。
在以上六种美德中，有四种与斯多葛派美德毫无二致。斯多葛派信徒也接受了“人性”和“超凡”的重要性，尽管他们并不将其视作美德，而是看作对他人（人性）和对广阔宇宙（超凡）的态度。斯多葛派所说的人性扎根于“视为己有”这一概念，以及赫罗克莱斯与此相对的“关注圈”概念——这些都是犬儒主义和斯多葛派学说中“世界主义”概念的中心：该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朋友、熟人、同胞乃至全人类（一些斯多葛派信徒甚至暗示，应该将所有生物都包含在内）。
至于超凡，斯多葛派理论中的逻各斯蕴含着一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能让我们看到自己同宇宙之间的关系，并了解自己居于宇宙中的何处。举一个我最喜欢的例子：马可·奥勒留提醒自己定期进行冥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信徒嘱咐我们在凌晨仰望天空，从而提醒自己：有那么一些星体一直以同样的方式各司其职，它们纯洁无瑕、秉持本色。因为星星不会为自己披上面纱。”我喜欢最后一句话中蕴含的诗意。旅行期间，我身处世界各地，但一直没有中断凌晨冥想，并常常觉得这样的冥想一方面让我身心放松，一方面能给我忠告，让我想起那个自己身处其间，却常常疲于奔命而忽视的浩瀚宇宙。
我们重新来谈谈美德。从广义上讲，并非只有斯多葛派通过某种方式找到了美德的真谛，而其他学派与美德失之交臂。应该这样说：能发展出生活哲学的人类社会，陆续提出许多非常类似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就是我们口中的美德。我不想揣测这种趋同的倾向是否源于人类早期的生理演化，尽管从灵长类动物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共享了一些我们称之为“道德”的亲社会行为。达尔斯伽德和他的同事还指出，这一结论和他们做的几项（当前这种研究很少）有关无文字社会（如格陵兰岛北部的因纽特人和肯尼亚西部的马赛人）美德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这些可能是由于生理因素、文化因素，或者更有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事实证明，不同人类社会，尽管其宗教哲学传统各异，但似乎都重视其成员品格特征中相同的核心品质。两千多年前的斯多葛派所教导的正是这样的特征和态度。
我之前提到过，一个人对“品格”作何感想，在当今已经成为判断此人政治观点是保守还是自由的试金石：保守派坚称我们应当在学校、家庭乃至整个国家中重新强调品格，而自由派则反对这样的言论，认为他们堂而皇之地维护白人男性特权、父权制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极其不幸的。鉴于各个人类文明普遍重视品格，因而品格这一概念在当代西方社会毫无理由只能存在于某个政治党派之中。爱比克泰德等古人认为，品格贯穿于人类心理发展的演化过程，并视其为我们个体身份的根基：“将议员的长袍放在一边，穿上褴褛的衣衫，演绎那种品格。好吧，关于高尚，难道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吗？你展现的又是什么呢？”爱比克泰德是在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这天穿什么衣服，是参议员的宽袍、华尔街的正装，还是大学教授那种肘部打补丁的粗花呢西装，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都在于他的内核，而这一内核（我们的品格）无关我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无论该角色是我们自己选择，偶尔为之，还是命中注定的。
这就是在力争提升自己品格的同时评估他人品格在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原因。关于这点，有一则犬儒派信徒第欧根尼的趣事。一天（大概是在他成为全职哲学家之前，那时他偏偏还是一个银行家），一个人请求第欧根尼为他写一封介绍信。第欧根尼对他说：“你是一个人，这一点他凭双眼能够分辨。但至于你是好是坏，如果他有能力区分好坏，那他自己就能做到；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纵使我写一万封信也无法让他发现。”爱比克泰德为我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你也可能拿着一枚德拉克马银币找人检测真伪。如果对方是鉴定白银的行家，你肯定会上前做自我介绍。因此，正如贵金属鉴定者有能力鉴定白银，我们也应当具备一些指导自己生活的能力，从而能让自己说出类似的话：‘你随便给我一枚德拉克马银币，我都能给你鉴定出来是真是假。’”换句话说，如果你和一个鉴定品格的行家交往，你的品格是你最好的名片，除此之外，不需他物。
我是在观看2016年美国总统初选时想到这一点的，恰好意大利当时也在进行地方选举——包括选举罗马市市长。两国选举的相似之处，既引人注目又令人沮丧。在我看来，第欧根尼显然会发现大多数（不一定是全部）的候选人——不论哪个派别和国家——都有明显的品格缺陷。好吧，也许犬儒主义者的标准对于大多数人高得不切实际，但是在我看来，崇高理想和严酷现实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正因为太过巨大，导致一想到其中有些人最后会赢得选举，而某人将成为世界强国的总统，就让我浑身不自在。
公平地说，如果我们没有亲自见过某人，没有相当次数的交往，就很难判断他的品格。然而，一旦对象是整天抛头露面的公众人物，我们就能通过现代媒体，从他们说话的内容、方式，尤其是行为模式来收集重要线索。根据这些标准，在这些候选人身上我几乎看不到勇气或节制，大多数人置正义于不顾，且没什么实用的智慧——而实用的智慧恰恰是美德中的重中之重。
品格在政治领域是有迹可寻的——保守派牺牲特定的方案平台以强调他们候选人的品格，而自由派则恰恰相反。但无论在政治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两者并没有多大区别。我当然想知道某位总统候选人或市长候选人对赢得竞选后面临的重要问题的大致看法：他对于气候变化、外交事务、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个人权利等问题有什么见解。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当他一旦上任，不论命运强加给他多么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局面，他都要一一面对。而要在这些局面中成功找到方向，这时需要的就不再是一些大致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从理论上看可能是正确的。事实上，他们所需要的正是基本美德：在艰难处境下行正义之事的勇气，遏制过度放纵的节制，斟酌自身决定对他人造成影响的正义，当然还有实用的智慧可以应对世事无常。
爱比克泰德恰当地运用了一个航海的隐喻来阐述类似的观点：
对于舵手来说，颠覆一条船所动用的资源远不及拯救这条船所消耗的资源：如果他按照风向转舵但稍转过了头，船就会翻；没错，如果他掌舵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只为引人注目，那么船同样也会翻。生活亦是如此：如果你打了会儿瞌睡，此前你所积攒的一切都将离你而去。因此你要时刻保持清醒，注意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你所坚持的绝非鸡毛蒜皮之事，而是自尊、荣誉、坚定，以及不忧、不惧、不焦的从容心态——一言以蔽之，你所坚持的是自由。你打算拿这些东西换取何物？好好看看什么东西才配得上你吧。
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我们自己，都需要培养美德和品格。但同时也要保持警惕以防我们驾驶的船只（整个国家或个人生活）偏离航向，因为即便是一刹那不经意的分神，都会招致灾难。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正直有多少价值——倘若我们决定将其变卖，则价格不应过贱。每当读到这些文字，我都不禁联想到政治丑闻和腐败，但想要消除这些问题，或许应该从我们自身做起，规范我们的行为，纠正我们为了方便而在原则问题上的妥协（虽然我们经常矢口否认），鼓起我们在危急关头所缺少的勇气，纠正空谈正义的风气，贯彻常被用来当作夸耀资本的节制，以及培养处理生活难题时显然不足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