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才能避免遇到凶猛的狮子、野猪或者野人？” 若赫拉克勒斯说出这样的话，他还能叫赫拉克勒斯吗？我会说，你在操心什么呢？如果出现了野猪，你就跟它大战一场；如果出现了坏人，你就将其从这世上消灭。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4：10
1992年10月13日，正值美国大选季，我在电视上收看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在此的前几年，我从罗马搬到美国，美国人将电视辩论作为“资讯娱乐”的这一整套概念对于我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辩论台上站着三个人——有两个是职业政客，他们分别是阿尔·戈尔（Al Gore）和丹·奎尔（Dan Quayle）；第三个人看上去多少有点古怪，他叫詹姆斯·斯托克代尔（James Stockdale）。那晚对斯托克代尔来说可不好受，辩论一开始他就开了句玩笑，但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所言非虚——他的确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干吗。斯托克代尔看起来确实有些笨拙，但那一晚我并不知道几十年以后他会成为我的榜样，尽管当时他都去世十几年了。你看，斯托克代尔就是一名现代的斯多葛信徒，有个关于他的故事不得不说。
这件事要追溯到1965年9月9日，就在前一年，随着“北部湾事件”的爆发，美国开始全面介入越南战争。这一事件着实古怪，美军军舰于夜间发了几枚空炮，随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将其作为官方借口，下令对北越政权采取“报复性”轰炸。当时正担任美国海军战斗机第51中队指挥官的斯托克代尔其实就在北部湾，对于此事件他评论道：“有什么可报复的？”随后被严令保持沉默。
9月9日，斯托克代尔驾驶的战机在北越上空被击落，随后被捕，关到了所谓“河内希尔顿”的战俘营中，一关就是7年半。在此期间，他遭受了非人的对待，被拷打、折磨，常常戴着脚铐被关在一间2.5平方米的牢房里，连窗户都没有。尽管处境异常艰难，斯托克代尔依然设法将他的狱友们组织起来，为他们量身打造了一套日常行为规范。另外，为了不被北越当局利用，成为其宣传工具，斯托克代尔先是用剃刀把头皮割破，自毁容貌。发现这招并不奏效后，他用凳子猛砸自己的脸，砸得鼻青脸肿，让自己对敌人没有利用价值。有一次，为了避免被拷打从而暴露战友们的地下活动，他甚至选择了割腕。最后，斯托克代尔终于获释重回美国，而当时的他已经奄奄一息。回国后，他的身体逐渐复原，并于1976年获得了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代表着军人的最高荣誉，以嘉奖他超越职责范围的英勇行为。
斯托克代尔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人问他哪些人没能从“河内希尔顿”中生还，对此斯托克代尔答道：
哦，很简单，乐天派。对了，就是那些说“等到圣诞节我们就能出去了”的人。他们眼睁睁看着圣诞节来了又去。于是他们又说“等到复活节我们就能出去了”。接着，眼睁睁看着复活节来了又去。接着是感恩节，然后又是圣诞节。他们就这样在伤心绝望中死去……这件事教会了我很多。你不能搞混两样东西：一是你终将胜利的信念——这是你最输不起的；二是训练自己直面残酷现实——无论现实有多残酷。
采访者将这段话称为“斯托克代尔悖论”（The Stockdale Paradox），但他也可以将这一思维模式寻根溯源——源头就是爱比克泰德。早在1959年，斯托克代尔受海军指派去斯坦福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和比较马克思主义硕士学位，并专攻后者。斯托克代尔逐渐发现自己对那些常规研究并不感兴趣，于是他总是去哲学系转悠。在那里他遇见了菲尔·维兰特教授，也正是这位教授让他的生活从此翻天覆地。海军出身的斯托克代尔在第一学期中途报选了维兰特一门两学期的课程“善与恶的问题”。为了让斯托克代尔能够赶上进度，维兰特教授在办公室给他一对一辅导，帮他补课。在最后一次辅导中，维兰特教授拿起一本爱比克泰德的《手册》送给斯托克代尔，并说道：“你是一名军人，我认为你对这本书会特别感兴趣。腓特烈大帝每次打仗都会带着它。”之后斯托克代尔反复阅读了爱比克泰德的《手册》和《论说集》。他在后来说是爱比克泰德给予他道德的力量，帮助他克服了监狱中的种种折磨，并且让他保持理智清醒的头脑，从而认识到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自己无能为力的，从而让他在越南活了下来。这是斯多葛派控制二分法在极端情况下的应用范例。1981年，斯托克代尔进入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工作，在那里的12年间，他撰写了大量有关斯多葛派思想的文章，并讲授了许多相关课程。
不要把我上面所写的故事当成在为美国干涉越南一事（斯托克代尔知道此事本就因谎言而起）辩护，我亦无意将北越人妖魔化。这只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的个人小故事。斯托克代尔明白一条关于战争的真理，而这条真理也能推广到人生诸事：无论面对敌我双方的武器（以战时为例），还是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同环境，掌握道德制高点并保持自尊，比实打实的现实更为重要。但这样做需要一番心理斗争，这也正是斯多葛派学说特别有用的原因：斯多葛派学说本身就是一场心战，专门让人们保持道德制高点和自尊。
那一年的9月9日，斯托克代尔驾驶的飞机被击落，他必须第一次面对真正的考验。对于此事，他如此回忆道：“从驾驶座上弹射出来之后，距离在前方小村庄主街上降落大约还有30秒，在这段时间里，我尚能以自由之身做最后的声明。我做的这一声明对我帮助很大，我当时轻声对自己说：‘至少要在那里待上5年。该离开科技世界，进入爱比克泰德的世界了。’”
在他着陆并落到敌人手中之时，斯托克代尔对爱比克泰德的控制二分法了然于心，尤其明白如何掌控自己人生的道德制高点。短短几分钟之内，他就从一个受人敬仰的、指挥着100名飞行员和1000多名士兵的军官，“摇身一变”，成了受人诋毁的罪犯。斯托克代尔刚把降落伞从身上快速地解下来，就被12个男子围了起来：“他们对我又摔又打，拳脚相加，一直打了大概有3分钟时间，直到一个戴着木髓帽的男子吹了声口哨才罢手。我有一条腿伤得很重，当时我就觉得这条残腿肯定要跟着我一辈子了。后来证明，我当时的直觉是对的。”他随后回想起爱比克泰德还是奴隶时被第一个主人打断了腿，从而终身残疾，他还记得爱比克泰德对此是这么评价的：“跛足是腿的障碍，而非意志的障碍。记住这句话，今后无论发生什么，都对自己这样说。因为你会发现，它可能会成为其他事情的障碍，但其实不会成为你的障碍。” 斯托克代尔有7年半的时间来好好体会这位希腊哲学家的话无比正确。
当斯托克代尔被带到“河内希尔顿”时，他便下定决心践行爱比克泰德所提出的建议：竭尽所能演好命运给他安排的角色。他时刻谨记，只有当他向两件事屈服时，敌人才会获胜，那就是恐惧和丧失尊严。斯托克代尔对那群抓他的人，尤其是那个负责拷打他的人做了研究。斯托克代尔发现拷打他的那个人并不邪恶，而只是在做他自认为正直的工作，如果爱比克泰德和阿伦特在那里，他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有一点可能挺令人吃惊的，即斯托克代尔并没有对那个拷打他的人产生憎恨，反而产生了敬意。负责拷打的人的工作是击垮囚犯的精神，向他们灌输恐惧。深知如此的爱比克泰德得出了唯一可能的回应：“当一个心意已决，雷打不动，既不求死亦不求生的人出现在暴君面前，还有什么能让他恐惧吗？没有。”
多亏将爱比克泰德的哲学思想内化为己用，斯托克代尔成了一个极有使命感的人，即便他身陷囹圄，一腿伤残。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囚犯协会，作为最高级别的官员，他尽自己最大努力下达合理的命令以抵抗敌人。他向士兵提供了实际建议，告诉他们在酷刑下可以透露以及不可透露的信息。根据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被俘士兵只准向敌人提供姓名、军衔、部队编号，以及出生日期，而一旦这样，许多人将很快因此丧命。意识到这一点后，斯托克代尔重新制定了一套指导方针，其中包括不在公共场合鞠躬，不承认任何犯罪行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挫败北越利用囚犯进行政治宣传的企图。不出所料，这些宣传片适得其反，因为许多士兵用电影人物的形象来捉弄那些关押他们的人。有一次，斯托克代尔的朋友内尔斯·坦纳被要求提供交还了飞机以表达反战立场的飞行员的姓名，他答了两个名字：上校克拉克·肯特[15]和本·凯西[16]。坦纳随后忍受了他反抗的后果：先被吊了整整三天，然后戴着足枷被关了123天禁闭。
最终，北越军发现了美军俘虏团体内部的抵抗运动，将斯托克代尔和其他9人单独监禁了3年半到4年多不等。斯托克代尔的另一个同伴豪伊·拉特利奇最终在活着回家后进修了硕士课程并写了一篇论文，研究酷刑和关禁闭哪个更可能击溃人的精神。为了收集研究资料，他向自己的战友以及其他曾经沦为战俘的人发了调查问卷。结果令人震惊——那些被禁闭不到两年的人认为酷刑是最糟糕的，而那些被单独关押了两年以上的人说后者的经历比遭受拷打更为难熬。那是因为一个人一旦长期独处，便会迫切地需要朋友，而不管对方是谁，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如何。根据爱比克泰德的教导，斯托克代尔解释了拉特利奇的发现——真正摧毁人类的不是身体上的疼痛，而是羞耻。他记得，当自己从被俘的经历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曾问过爱比克泰德他所有教导的成果是什么，爱比克泰德答道：“宁静，无畏，自由。”这一点在詹姆斯·斯托克代尔身上显露无遗。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到底是斯多葛派学说使得斯托克代尔不惧折磨监禁，还是说斯多葛派学说仅仅将他基于内在品格做出的壮举做了事后的合理化？用比较哲学的方式来表达就是：美德可以通过后天教授，还是每个人生而有之且因人而异？不仅古希腊人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现代生物学和发展心理学也已发现了与之相关的大量实证。
在柏拉图谈话录《美诺篇》（Meno）中，美诺问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啊，你能告诉我人的卓越能被教会吗？或者，如果无法被教会，是否能通过训练而习得呢？再或者，如果既无法通过训练习得，又无法被教会，那美德是天生的，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经过漫长的讨论，苏格拉底总结出“卓越”（或者美德）在原则上可以被教会，但是由于不存在能够教授卓越的老师，所以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那么，这意味着拥有卓越的人可能在出生时就获得了这种禀赋。然而，亚里士多德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将道德美德和智力美德严加区别，前者源于自然性格和后天成长养成的习惯，而后者则来源于成熟心灵的反思。因此，美德有了三个来源：一些美德是我们生而有之的；一些美德源于习惯，在幼年尤其如此；还有一些美德可以通过智力获得，因此是可以被教会的。
这种获取美德的“混合”模式恰好与斯多葛派哲学一拍即合，而且也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青睐。正如我们所见，斯多葛派持有一种注重发展的道德模式，认为我们天生拥有一种能力——从儿时开始便不仅会考虑自己，还会考虑那些照顾我们的人以及日常与我们接触的人。然而，一旦我们成长到具备理性思考的年纪（大约七八岁时），我们便开始进一步通过两种方式塑造具有美德的性格。这两种方式分别是习惯和（在人生较为靠后的阶段）清晰的哲学思考。
在现代心理学中，尝试总结人们是如何培养道德的理论中最著名的或许当数劳伦斯·科尔伯格 （Lawrence Kohlberg） 的道德发展六阶段理论。该理论脱胎于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独创性思想以及大量现代实证研究成果。科尔伯格描述的六个阶段分为三个时期：前习俗道德时期（从服从和惩罚的阶段开始，接着进入一个自我定向的阶段）、习俗道德时期（从人际和谐和顺从的阶段到维护社会秩序和响应权威的阶段）、后习俗道德时期（从回应社会契约到遵守普遍伦理原则的阶段）。科尔伯格的理论在一些层面上受到批评，其中包括过分强调理性决策和正义伦理观（这两个观点分别与本能判断和其他道德美德——如关心别人——相冲突）。但是，尽管人们经历人生阶段有快有慢，而且不同文化对人生阶段的侧重点不同，但科尔伯格的理论似乎对不同文化的人群都非常适用。无论如何，我们无须信奉某种特定的现代道德心理发展理论，就能得出这一普遍观念，即我们的本能、训练，以及（许多人推崇的）清晰的批判性思维，这三点都是我们伦理道德的源泉。该理论和一些生物学家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这些生物学家研究了大量不同生物体内的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复杂的特征，尤其是行为特征，似乎总是通过基因和环境的连续反馈、浑然天成与后天培养的相融合而得到发展。当然，对于人类而言，环境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与同类之间产生的社会性互动。了解到这些，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谈斯多葛派学说了。
诸如上文提过的斯托克代尔、阿格里皮纳斯、普利斯库斯、马拉拉等榜样人物，都突出表明斯多葛派学说是一种实践哲学，而非抽象理论。虽然斯多葛派也提出一些道德原则，教我们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过上幸福的生活，但他们更加看重人们做事是否真诚，而不仅仅局限于嘴上那一套。因此，观察和模仿榜样人物，便成了一种获得自身美德的有效手段。在现代社会，我们也会做类似的事情，即把公众人物树立为年轻人的榜样。但是眼下有个问题，即总的来说我们在挑选榜样这件事上做得很不好。我们追捧演员、歌手、运动员，还有那些“网红”，我们发现（其实这并不意外）他们虽然善于记台词、唱歌、打球，或在Facebook的点赞数和Twitter的关注量上特别拔尖，但这一切与他们的道德品行没有半点关系。
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即现在“英雄”一词被大量滥用，这一现象在美国尤其严重。那些愿意牺牲自我保全公共利益的勇者，的确配得上英雄这个称号（尽管这些英雄并不一定只能出现在军人或警察队伍中）。但是，（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那他就不是英雄，而是“受害者”。他可能并没有展现出勇气和其他方面的美德，仅仅是恰好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当然，我们理应对他表示哀悼，但给他贴上“英雄”的标签不仅对于发生的事情来说绝非公正之举，而且混淆了人们对该词的理解，对于真正的英雄来说，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关于榜样，还须谨记一点（斯多葛派信徒对此了然于心），即榜样并非完人。原因很简单：人无完人。此外，把完美设定为榜样概念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意味着给榜样设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标准。当然，某些宗教就是这么做的。对基督徒来说，耶稣是全然无过的榜样，但想要实际上效仿这个榜样是很困难的，因为信徒们模仿耶稣，其实就是在模仿神。这注定难以成功，我们必须接受神的怜悯，并以此作为通往救赎之路。
斯多葛派信徒是人类心理学杰出的实践者和行家，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与众不同。塞涅卡曾撰文讨论有智慧的人——理想的斯多葛派榜样（或圣人）的本性。一些批评家认为他把门槛设得太高，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真正成为智者，塞涅卡对此回应道：“你没有理由因为自己做不到，就说我们的智者无处可寻；我们没有把他捏造为人类虚幻的荣光，也没有把他构想为不真实的强大幻影，尽管此人可能不同寻常、难得一见，但我们一直都只是像刻画人物一般将其表现出来，以后也将一直这样做；因为伟大且卓越的人一直都是凤毛麟角；但是那位发起此次讨论的马库斯·加图本人，在我看来甚至超越了我们所设定的榜样。”
马库斯·加图（Marcus Cato），史称“小加图”，是一名罗马元老院的元老，也是尤利乌斯·恺撒的政敌。加图是一名罗马贵族，而他的贵族身份则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例如，他意识不到自己所崇拜的罗马共和国不仅非常不平等（虽然不平等程度不及他努力避免却偏偏成为现实的罗马帝国），而且是建立在奴隶制和军事征服之上的。例如，在公元前72年，他自告奋勇前去镇压由奴隶斯巴达克斯率领的起义军，显然他没有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起义很可能是由于社会极端不公正所酝酿而成。他可能像大多数罗马人那样，对女性在社会上明显低人一等无动于衷。换句话说，以现代对榜样的评判标准来看，加图和榜样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以这种眼光来评判加图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就相当于以神的标准去要求他，让他去做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事，完全超越他的生长背景。相反，我们应该以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标准来评价他，在这些标准下，他确实是一位榜样。
加图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同。他14岁的时候问他的老师萨尔珀冬，为什么无人挺身阻止独裁执政官苏拉（Sulla）的非法行为？萨尔珀冬回应道：“人们惧怕苏拉甚于厌恶他。”于是加图说：“给我一柄剑，我就会把我的祖国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为了以防万一，萨尔珀冬从此再也没有让加图在罗马单独玩耍。加图自学习斯多葛派理论以后就过上了朴素的生活，尽管他继承了大笔财产。在28岁时，加图被授予马其顿的军事指挥权。在此期间，他与士兵们一起行军，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因而深受士兵们的爱戴。后来，加图很快在政治生涯中树立起清廉之名，这一品质无论是在当时或是任何时代都是非比寻常的。身为检察官，他起诉苏拉的线人非法挪用财政资金以及谋杀。他被派往塞浦路斯后，以极其廉正的态度管理公共书籍（这确实又是一件罕事），并且为罗马共和国的国库筹集了7000塔兰特白银。这是一笔何等的巨款啊！1罗马塔兰特折算为现代计量单位，约合32.3千克（71磅），尽管雅典塔兰特重量较小，但1塔兰特就足够支付技术工人9个人年[17]的工钱，或者相当于一艘三层桨座战船上200名船员一个月的工资。
最终，加图与恺撒公开决裂，后者步苏拉后尘，率领一支军团越过了卢比孔河，向罗马元老院宣战。当时，加图说了一句名言 “Alea iacta est”（骰子已掷出）。剩下的就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了：恺撒的军队起先经历挫折，最终在希腊的法萨罗击败了元老院军队。加图拒绝投降，并撤退到位于如今突尼斯的尤蒂卡。恺撒向加图及其盟军展开追击，并在塔普苏斯打赢了最后决定性的战役。加图拒绝被他的敌人活捉，后者会利用他获取政治利益。于是他做了件罗马人会做的事情：试图用匕首自杀。史学家普鲁塔克为我们讲述了接下来的故事：
加图并没有因伤当场死亡，而是挣扎着跌下床，撞倒了立在床边的一张数学用桌，仆人们听到了巨响，大叫了起来。他的儿子和所有的朋友立即赶到他的房间，只见他躺在血泊中，大部分的肠子流到体外，而他自己却仍然活着，睁着眼睛看着他们。在场的所有人吓得目瞪口呆，束手无策。医生上前去，想为他把没有被刺破的肠子放回体内并缝上伤口，但是加图慢慢恢复意识，并了解了医生的意图，一把将医生推开，拉出肠子，撕开伤口，马上就断气了。
恺撒闻此大为不悦，评论道：“加图，我就像你怨恨我保全你的性命一样怨恨你的死亡。”你们应该可以领会到为什么塞涅卡认为这种人是真正的斯多葛派榜样了吧。
说了这么多克服酷刑、单独监禁或拒绝提供政治利益而剖腹挖肠的苦难，你可能会觉得斯多葛主义并非遥不可及，但确实要求严苛。我的同事、公共哲学家奈杰尔·沃伯顿在访谈中问我：“在日常生活中呢？毕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需要应对如此极端的情况，或表现出如此强大的勇气和耐力。”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答案却也简单不过：聆听完那些伟人的事迹之后，我们不仅可以从人类处事的极致中受到启发，而且间接地受到提醒：相比之下，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多么的轻松。既然如此，当你的同事被老板找碴儿时，挺身而出并不需要多大的勇气，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最坏的情况就是被炒鱿鱼，而不是被单独监禁、严刑拷打。既然我们不用冒着军事失败和自杀的可能来守卫荣誉，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真诚的举动又有何难呢？反之，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人每天都多拿出些勇气，多拿出些敏锐的正义感，多拿出些节制，多拿出些智慧，那我们的世界将获得多么大的改善。斯多葛派的冒险就是通过聆听诸如加图、斯托克代尔，以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其他人的事迹，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看待事物——换句话说，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