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感是防止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案例，是一个死刑犯写的日记，他因为蓄意谋杀两条人命，已经被执行绞刑。他在犯案前，在日记本里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我们由此可以知道犯人在行凶前的心理状态和具体计划。很多罪犯都写过这样的日记，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犯案过程详细记录下来，并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社会感的重要性，即使是罪犯，也想要和社会感保持一致。在犯案前，他会想方设法打破社会感的高墙，消除自己仅存的社会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 [2] 在小说《罪与罚》中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
拉斯科尼科夫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考虑要不要做一桩罪案。最后他问自己：“你到底是拿破仑，还是一只不值一提的小虱子？”他从这句话里得到了勇气，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罪犯经常用这样的想法来欺骗自己、激励自己。其实，每个罪犯都知道怎么做是对社会有益的，也知道怎么做是对社会有害的，但因为懦弱，终究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之所以懦弱，主要是因为没有足以取得成功的能力。只有与人合作，才能妥善解决人生问题，可他们对合作之道却一窍不通。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摆脱生活的重担，他们只好找借口，比如生病、失业等，来推卸责任。
让我们来看看那位杀人犯在日记里是怎么说的：
“我认识的每个人都离开了我。我就是这么讨人厌、惹人烦，每个人都嘲笑我、侮辱我。还有人比我更惨吗？我不想活了，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应该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唉，可惜肚子不争气，总得吃饭啊。”
他开始找借口了。
“有人预言我会死在绞刑架上，那又如何？饿死和绞死有什么区别呢？”
有这样一个案子，说是一个母亲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总有一天，你会绞死我。”果然，那孩子17岁时，就把母亲绞死了。预言和挑战的效果是一样的。
“反正我都是要死，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我一无所有，别人也拿我没办法。我爱的女孩不想见我，既然如此……”
他想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可是他没有钱，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他把这个女孩看成一宗财产，这就是他对婚恋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只好用同样的办法，把她骗过来，让她成为我的奴隶。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这种人的思想一般都很偏激。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把任何事情都看成非黑即白。
“目标已经选定，只需静待时机。周四我就孤掷一注，我要做一件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
是啊，他做了一件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用刀捅死一个毫无准备被吓得浑身发抖的路人。如此残暴冷血，他却以为自己是个英雄。
“就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饥饿驱使人们犯下了黑暗的罪行。也许我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没有比饿肚子更可怕的事情了，我受够了忍饥挨饿。现在，唯一让我感到苦恼的，就是必须接受审判。犯了罪当然要付出代价，不过死亡总比挨饿好。我如果饿死了，又有多少人会注意到我呢？可是现在我被判处绞刑，一定有很多人注意到我，甚至为我流下同情的泪水。我想好了，就这么干。我今晚的彷徨和恐惧，很多人恐怕一辈子都体会不到。”
这个把自己当成英雄的懦夫，在接受审判时说：“虽然我没有捅到他的要害，但他确实因我而死。我知道我是注定要上绞刑架了，遗憾的是别人穿的衣服都那么漂亮，而我却一辈子也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他不再说饥饿是自己的杀人动机，现在他关心的是衣服。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他辩解道。
每个罪犯都会为自己辩解。有些罪犯会在犯案之前先喝酒，以便找借口推卸责任，这些行为都证明他们为了打破社会感的高墙，做过很多努力。几乎每个罪犯在陈述犯罪过程时，都会触及以上要点。
现在我们遇到了真正的难题——怎么办？如果每个罪犯都表现出这样的特征：缺乏社会感、合作能力低下，追逐虚假的个人优越感，我们该怎么办？对待罪犯就像对待精神病患者一样，除非我们赢得他们的合作，否则我们将一筹莫展。但我们不能过于强调这一点，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能使他们对社会产生兴趣，学会用合作的方式解决人生困境，他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项工作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给他们安排的事情不能太简单，也不能太困难，不能直接指出他们的错误或者跟他们争辩。他们已经沿着既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生活了很多年。想要改变他们，必须找出这种思维模式的起源，如此，就要了解他们童年的处境和错误的起点。人格在四五岁时基本定型，罪犯错误的世界观也是在这时候形成的。我们必须找出并纠正这些原始的错误，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深入探索他们的早期生活。
之后，他们会按照童年形成的思维模式来解读自己遇到的每一件事。如果经历的事情和他们的思想发生矛盾，他们会用回忆、沉思来彻底扭曲那段经历。比如，如果有人觉得“每个人都想羞辱我、欺负我”，他就会找出很多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至于那些与这种观点相左的事，则会被他抛诸脑后。罪犯只对自己和自己的观点感兴趣。他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倾听、思考。对于那些不符合他的解读方式的事，他视若无睹，不，他根本就不允许自己看到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若想说服他，首先必须弄清楚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和这种方式的成因，并找到他态度的原发点。
这就是严酷的刑罚总是无法起效的原因。罪犯把刑罚当成社会充满敌意，因而不可能和社会合作的证据。他们可能早就遇到过犯错受罚的情况。比如在学校的时候，越是受罚，他们就越排斥与人合作，成绩每况愈下，总是在班里调皮捣蛋。惩罚和指责并不会增强人们的合作意愿，只会让人觉得受到了排斥。没有人喜欢待在充满责备和惩罚的地方，更不要说对这种地方感兴趣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会排斥学校、老师、同学，同时对自己丧失信心。他们开始逃学，找一些自在的地方待着或藏着。在这些地方，他们遇到了一些和他们有相同经历的孩子，那些人了解他们，不像别人那样责备他们，知道怎么哄他们高兴、怎么让他们把心思都放在人生的无用面。
他们本就十分抗拒社会的基本规则，现在更是把社会当成了敌人，把这些酒肉朋友当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人喜欢他们，和这些人在一起使他们感到自在。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走上歧路的。如果我们也用指责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越发认定我们是他们的敌人，只有罪犯才是他们的朋友。
即使是这样的孩子，只要能在学校培养出自信和勇气，重燃希望之火，也绝对有能力战胜人生的考验。
还有其他原因使刑罚无法起效。很多罪犯并不怎么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生命的某些时刻会产生自杀的念头，刑罚根本就吓不住他们。他们把很多事都当成对自己的挑战，而应对挑战的本能反应就是反击。他们想要打败警察，证明警察拿他们没办法。狱警越是凶狠地折磨他们，他们就越是要反抗到底。刑罚只能增强他们和警察作对的决心。他们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在他们看来，和社会的接触是一场战争，他们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取胜。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那是正中其下怀。即使是电椅也可能成为一种挑战。罪犯们以为自己是在赌博，赌注越高，他们就越是跃跃欲试。很多罪犯正是因此才犯罪的。死刑犯经常会懊悔他们为什么会被警察抓住：“我要是没扔掉那条手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