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拒绝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唱歌。1977年，他死后的第二年，我在那里开了首场演唱会。在内战和佛朗哥政权的这四十年里，西班牙人经历了挣扎与苦难，最终赢回了权力。太多的狂喜和困惑弥漫在西班牙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
1974年，在上校团政权[1]倒台之后，我曾在希腊待过几个星期。疯狂的庆祝持续了两天后，民众们提心吊胆地回到了各自的住处。人民无法适应自由；他们害怕突然到来的自由会突然消失，就如春日初生的蝴蝶那样短暂，很快他们将被重新扫进政治大网中，然后他们的恐惧一切如旧。西班牙的情况与希腊类似；许多人迷失了方向，惴惴不安。生存在佛朗哥政权之下需要勇气和冒险，现在他们同样需要勇气确信佛朗哥真的已经死了。
过去，保守的西班牙人常常买我的唱片，尤其是那张《因为生命》。但是在这张专辑里，有两首歌因为涉及解放斗争，从原版专辑中被删除了。
在马德里，我们住在丽兹酒店。在那里，安迪和我有一个套间。浴池里有个浴缸。一住进酒店，我们就泡进浴缸里。房间里预备着香槟，我们一找到就拿出来喝了。香槟边上放着玫瑰，是推广人、酒店和共产党送来的。
圣诞节期间，我送了一本画册给弗里茨。画册的内容是关于我们的巡演，其中有我用速写笔画的线条优美的卡通。其中一幅画的是马德里媒体招待会。
“贝兹女士，你为什么现在来西班牙？”
“贝兹女士，为什么之前你没来西班牙？”
“你喜欢马德里吗？”
“鲍勃先生与你同来吗？如果来，为什么？如果不来，又为什么？”
“听说你不再关心政治了，只在乎赚钱。”
“为什么你在这里的演唱会要收门票？你不认为应该免费吗？”
“你结婚了吗？”
“为什么你的合同里说，你的座驾必须是劳斯莱斯？”
“贝兹女士，你为什么要参加明天的商业电视演出？你知道那是西班牙最具商业性的节目吗？”
在我的一生里，我从未听过这么多关于我的谣言，其中最具想象力的恐怕是劳斯莱斯了。于是我试着幽默一下，我跟他们说，我的西班牙推广人没办法为我搞来两辆劳斯莱斯，所以我就只要求了一辆。我看到记者们在他们的速记本上写下我的话，只好迅速澄清刚刚只是开了个玩笑，我并没有要求、也不坐劳斯莱斯。但直到今日，西班牙依然有许多关于我的白色劳斯莱斯的说法。
次日我要上一个电视节目，是件很费工夫的事。我想那个节目的类型应该是类似于约翰尼·卡森脱口秀和维加斯夜总会的混合体。事实也确实如此。弗里茨冒着风险让我参加这个节目，因为他听说“整个西班牙”都会在每天下午五点停下手头的事务，准时观看这档节目。舞台上闪着迪斯科灯，播放已录制好的音乐，一个歌手先上台对口型假唱。接着，一支在欧洲很有知名度的摇滚乐队邦尼·M上场。最后，黑色幕布在所有舞台灯光之前降下，节目氛围也转入昏暗色的严肃气氛。这时我登场。唱了三首歌，整个节目就结束了。
为了这三首歌，我下足了功夫，使它们既合乎时宜又有力度。其中的两首，我用西班牙语唱。我还能记起用西班牙语写的介绍词。
演播室的布局真是让人伤脑筋，简直是个地下迷宫，安迪和我一块儿待的那个化妆间很小，令人感到幽闭恐惧。我一边踱着步子，一边练习自己的西班牙语，预估夜里将会发生的事情以及临场应对策略。节目将会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去。突然，我听到弗里茨在尖叫。这事原本并不稀奇，但今晚，他几乎在暴怒式地尖叫。
“她是大明星！谁是他妈的邦尼·M？没人可以在首席明星之后登场！”他的话很快地被翻译了。慌乱的脚步声，恳求的声音，然后是更多的咆哮声。
“她只能在黑色幕布的环节中演唱，应该是她而不是别人来结束整个节目。这是合同里明明白白写着的，否则她可以不上场，明白吗？”
弗里茨出现在门口。“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要让这些狗娘养的搞清楚，我会用双手杀了他们……哦，是，当然，非暴力手段。”
最终，黑色幕布属于我们，由我来压轴演唱。演播厅很小，前排的观众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来自西班牙中上层阶级。我想，也有几个富人家的小孩。
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串宝石项链。它戴在位置离舞台最近的女人身上。她用漂亮修长的手指抚弄着它。尽管她对我的政治立场和形象颇有质疑，但还是看重自己选中的位置。在随后的夜间鸡尾酒会上，她将会有许多话题可以跟她的朋友们说。她的脸色黝黑，保养得很好，而且她健康的身材也着装体面。她不是那种很好对付的观众。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的主场不在这个演播室，不在这些精心挑选的小团体，而是通过直播和演播室，直抵成百上千万的人民。我理解媒体发布会上那些左派记者的怨言，并照计划行事。
接下来所发生的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料，它是那些人将会永远铭记的罕有之事中的一件。
在台上，我说了一个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最为知名的女英雄：“我希望为那位在抵抗运动中以她的勇敢而闻名的女人唱首歌。我也是一位为正义而抗争的战士，但我的斗争不用武器，而是非暴力。我想把这首歌献给‘热情之花’[2]，以表达我对她的深深敬意。”
“热情之花”一词就像一把令人惊心的枪。戴珠宝的女士不再用手抚弄项链。几对出身良好的夫妇面面相觑，我搞不清他们说了什么。我用《我们绝不动摇》向“热情之花”致敬。这首歌曾是抵抗运动的圣歌之一。在英语中以We Shall Not Be Moved为人所知与传唱。这首歌在我的西班牙语专辑里被禁了，而且被禁止在西班牙公开演唱达四十年之久。我用西班牙语唱道，“在斗争中团结起来，在生命中团结起来”“在死亡中团结起来”。开头的部分我唱得舒缓，有节奏，表达得直白、感性和简洁。我们绝不动摇。就像一棵树，依水而立，我们绝不动摇。
唱的时候，这首简单的歌对许多人产生的冲击力我还一无所知。我仅知道那位珠光宝气的女人和她古铜色皮肤的男人的反应很复杂；他们低眉窃笑，我看到了。但是到了歌曲结尾，他们也与摄像师一样热泪盈眶，站起来加入大合唱中。在热烈的掌声中，我结束了为西班牙商业电视台的献唱演出。
突然，出现了很多人，挤满了后台的楼梯。他们不知从哪儿蜂拥而来，他们哭泣着，想要拥抱我。弗里茨大声咆哮着推开众人。弗里茨、约瑟、珍妮，还有南希，都英勇地堵在走廊上。我关上化妆间的门，向安迪耸耸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已记不大清，直到最近珍妮跟我谈起这事。她说当时她很害怕狭小走廊里的人群会失控。在人群后方，只有一个出口，而他们已挤满了整个走廊。我也不记得我是如何艰难地挤进车里的。人们相互推搡，扯着我的头发，试图摸到我的脸、肩膀和手。不知怎的，弗里茨在我身边，冷静地指引我向车里走去，不时地发出几个带德语口音的西班牙词，分开蜂拥的人群。
当我们在车里坐定，一辆梅赛德斯车停下来，里面的男子向我打招呼。我摇下车窗。我不喜欢他的脸，但还是笑着并向他招手。
“你不应当牵扯进西班牙政治。”他说道。
我用手贴着耳朵向他表示自己没听清。他重复了一遍他那不祥的警告，僵硬地笑着，然后在下一个绿灯口处疾驰而去。
“那算是一个威胁吗？”我问道，感到震惊。
“操他妈的法西斯，”弗里茨说道，“别忘了，佛朗哥死了还不到一年。[3]”
电视节目播出后所产生的势不可当的效应，让这件小事黯然失色。梅赛德斯司机也因此回归到本属于他的恰当位置。我被告知，当人们听到《我们绝不动摇》和“热情之花”时，魔咒就被冲破了，或者说，冲破了依旧笼罩在已被埋葬的大元帅佛朗哥周围的防护性沉默。到处都是疯狂的庆祝、拥抱、亲吻、哭泣，以及在西班牙的客厅和酒吧里的举杯相庆。一种新的力量依然注入穷人大军的幽灵般的记忆中，从中又萌发出新的力量。母亲们的记忆中，重新浮现出那些成排的小棺材中躺着的孩子的面孔，泪流满面的她们再次处于惊恐中。父亲们亲吻着她们的额头。我为西班牙带来了和解与欢庆的礼物。西班牙左翼也原谅我上商业性的电视节目。
节目的制作人被辞退了。他早已知晓我所选择的曲目，依然坚持不干涉，因此失去了工作。
我们离开那座没完没了的喧闹着的城市，上山呼吸新鲜空气，参观教堂。长明的蜡烛，跪拜着的信徒，流血的心，彩绘玻璃窗，圣婴像，荆棘冠，沉静的管风琴，明亮的铁器，一个世纪的石头里散发着的霉味，以及乞援者的喃喃低语。我沉浸在弥漫着这一切的礼拜堂里。哦，下午五点钟的时光真令人敬畏。我跪着，为格尔尼卡[4]的孩子们的灵魂，为他们的母亲和父亲祈祷。感谢生命。感谢生命赐予我的一切；欢笑与泪水，在走了太多的路之后，我的腿累了……我为那个留着大背头发型的法西斯分子祈祷，因为他告诉我要远离西班牙政治，感谢我在斗争中使用的武器——我的歌声和我对歌唱的渴望。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司机是在车外给我们的对话录了音，还是做了大量的笔记。还有一位受雇于一家报社的摄影师，假装自己是狂热的歌迷，偷拍了我们不少劲爆的照片。那个丽兹酒店的客房服务员一定是拿了什么好处，也在监控我们。几天后，我们才在报纸的八卦专栏里读到了关于我们的各种说法。上面写着，我们中间的谁跟谁睡在一起（他们让约瑟和我一起，安迪和珍妮一起，不过没人在意），写我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也写我们穿什么聊了些什么。所有本不值一提之事，都被添油加醋地写在报道中。
报道发出来时，我们已经在巴塞罗那，也有了新的麻烦要处理。
我真是个可怜的白痴，竟不知道巴塞罗那属于加泰罗尼亚，那里的大多数人显然不说西班牙语（或者不愿意说），而是说加泰罗尼亚语。一般认为这种语言与法国南部省份的方言相似，但我完全分不清。我为演唱会准备了西语歌以及西语开场白。当我迈步走向舞台时，他们报以疯狂的欢呼；可当我投入事先已排练好的唱段和表白时，所获得的欢呼就不算太热情了。我用西班牙语唱，只收获了冷淡的回应。这种感觉真糟糕。当一个人试图用尽各种专业技巧去讨好观众时，首先就得让自己显得真诚，但越是这样越感觉自己深陷于泥潭般的窘境中。
那晚为我救场的是一位创作型歌手胡安·曼努埃尔·塞拉特，他是加泰罗尼亚人。我知道他的歌。他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一副好嗓子，还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在第二场演唱会开始之前，曼努埃尔跌跌撞撞地来到我的化妆间。身后跟着他的随从，手里捧着好大一束花。他在我的椅子旁蹲下，向我解释说，我必须用加泰罗尼亚语唱上一两句，只有这样，演唱会之夜才能魔术般地融为一个整体。我跟他说我会唱一首他的《夜莺》，他说那再完美不过。他教我用加泰罗尼亚语说“我们绝不动摇”，我用音译把这写下来。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在纸条上写下“晚上好”“谢谢”“没关系”，等等。曼努埃尔还有一个真正绝妙的主意。他跟我说，当年佛朗哥担任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时，约瑟普·塔拉德拉斯[5]被放逐到法国。直到佛朗哥死后，约瑟普才再次见到他挚爱的祖国，并再次被任命为主席。据说，当他出现在他的人民面前时，他说了一句：“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在这儿！”人民听到这句话后就幸福地狂欢起来。
曼努埃尔说，所有我需要做的只是走上舞台，向观众说约瑟普的这句话，一切就会变得完美。
这个故事打动了我，我很激动，疯狂地把我要说的每一句话的加泰罗尼亚语发音写下来。曼努埃尔拥抱我，祝我一切都好，然后我就出发去另一场演唱会了。当我走向麦克风，如他建议的那样说了我的开场白，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当他们几近于歇斯底里时，我在他们那里看到了自豪。说完那几句加泰罗尼亚语后，无论我唱什么他们就都能接受了。在唱到《可怜的游子陌客》中间的某处时，我听见从人群中传来一把口琴发出的哀怨之音。八千人向那个“侵入者”发出嘘声，但是我鼓励道：“哦，不。没关系的。让他继续！”在这一段悠长而美妙的乐章中，那个加泰罗尼亚音乐家倾尽灵魂中的所有。现场除了一把吉他、歌声和那哭泣的口琴，没有别的声音。
那晚快要结束之时我演唱了《夜莺》，大厅被几千支蜡烛照得亮如白昼。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加泰罗尼亚人不只是在听一首用他们的语言写就的曲子。对他们而言，这首歌是刻骨铭心的，他们站在那摇晃着光的蜡烛之下，跟着唱这首歌中的每一句。在令人幸福的嘈杂声中，我开始唱那首《我们绝不动摇》，孩子般的和声与喜悦传来。此时，一切尽在不言中。蜡烛重新燃起，他们热泪盈眶，把鲜花抛上舞台。一位在任时曾公开反对佛朗哥政权的参议员，在我的邀请下登上舞台。胡安·曼努埃尔也出场了。我们一起演唱那首《我们将得胜》。在拂去玫瑰花上的尘土之后许久，加泰罗尼亚人手挽着手，摇晃着身子，也和我们一起唱出声来。这人世间的挣扎啊，变成了我们的眼泪和笑容。那个梳着大背头的法西斯驾驶着佛朗哥的车，车上白骨累累，只留给将军很少的地方坐下，消失于死亡的深谷之中。
马德里。
演唱会。
太多的媒体。太多的摄影师。有安迪在那儿，让我宽心。我有了一张更好的曲目单。我身穿深棕色的裙子，还有毛茸茸的小毛衣，脖子上围着圣罗兰牌玫瑰花样的米黄色和暗绿色围巾。我向前迈步，出发去体育馆演唱。那里有超过十万的西班牙人。
摄像师就像训练有素的民兵把闪光灯打向我。唱前两首歌时，我还不在意这些。然后我要求、请求，如果他们可以，帮我个忙，再唱完一首歌以后，就不要再拍照了。让我震惊的是他们生气了，而且还准备抗议。在下一首歌结尾之时，我又试着劝了一遍，这次我用西班牙语：请你们体谅，拜托，对我来说这是噪声，摄像师们。我讨人喜欢的微笑毫无效果，只好躲进角落里发抖。照相机越过一片疯子般的推搡与叫嚷的汪洋，咔嚓咔嚓响个不停。“在这儿，胡安，看这里！”人群冲着他们大喊，让他们坐下，他们也喊回去。我感觉自己已沉不住气了。在混乱中，我唱了另一首歌。我厌恶这首歌，也厌恶他们。我感到绝望、渺小和精疲力竭。安保人员开始周旋于双方之间。天哪，我想，他们要做他们唯一知道该如何做的事了——强制性地把摄像师们从乐队演奏处推出去。公众理解我的困境，而且他们自己也对破坏了演唱会的秩序感到厌烦。但是在他们的记忆里，将留下与镇压无异的残酷形象，以及警察们脸上那无能为力的表情。情况开始变得复杂，已超出我能否将它解决好的经验与能力范围。摄像师们在怒喊的同时，警卫们越来越暴力地推挤他们。正当摄像师们已近乎被清场时，一个令人生厌的小浑蛋躲在一个大个子警卫的胳膊下，准备按下最后一次闪光灯。我下意识地摆出一个愤怒的姿势，把左臂插着我的右手肘部，右拳紧握。西班牙人把这种姿势称为“butifarra”（香肠），我想它的意思应是强烈的“去你的”。闪光灯闪了一下，人群哄然大笑，那摄像师看上去就像是“中枪”了。刹那间，我觉得轻松了。表演继续，也很成功。最后大家点起蜡烛，一起高声合唱。我差不多要忘了之前发生的不愉快。但是真正的重头戏刚刚开始。
酒店里安排了媒体招待会。我很兴奋，准备好就任何主题做出说明，急着要马上开始。我领着自己的随员，小步向前。
“不要进去。”一个女人说道，她突然出现在我们边上。
我停下步子。
“为什么不？这是我的媒体招待会。”我说，对她的干扰感到厌烦。我的西班牙推广人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
“他们生气了。”她继续说道。
“谁生气了？”我质问道，自己也愤怒了，“不管怎样，我会处理好。”
没人能主动告诉我的是，我对那摄像师摆出的迷人手势的意味，远比“去你的”更严肃。这手势还有跟母亲做了可耻之事的意思。最近一家解禁的西班牙媒体集团发现，这手势在根源上与天主教的禁欲主义相关。在被我不淑女的手势侮辱，又进一步被警卫激怒之后，当地媒体发动了一个工会组织用罢工来反对我。当然，也不完全是罢工。因为他们就在那儿，足有上百人，甚至更多。
当时我对此毫不知情。我冒冒失失地大步走上去，来到麦克风前，那样子就像一个在生日宴会上被宠坏了的孩子。我还想着能安抚他们，劝他们不要那么傻乎乎的就急眼了。我笑着问他们，是不是想让我摆个姿势拍照，不管是在提问之前还是之后。
他们对我价值千金的笑，有的感到愉悦，有的感到愤怒。我想起了刚才在大厅里那位女士试着跟我说过的话。
“有人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吗？”最终，我问道。一个男子从他座位上跳起来，取出一张打印好的纸开始宣读，以他的个人情绪控制着节奏。他的同行用点头与随声附和来怂恿他。我请他使用麦克风。他跺着脚跑上台，念了很长一串不满事项。简而言之，他们被羞辱了，而且还是被一个女人和外国人羞辱。
他们认为是我叫来了警卫吗？他们知道我没有。在新近被解放的西班牙，这真的只是因为一个手势？他继续咆哮着。我瞥了一眼弗里茨。他看上去害怕极了。我的西班牙推广人也一样。我倒不害怕，只是困惑和没耐心。现场翻译完成。草草写就的两张纸上的抱怨事项，最终要点就是要求道歉。
“当然，我会向你们道歉的，”我当时就说，“我不知道自己的手势在西班牙竟意味着这么严肃的事情。那手势是我气愤之中、情急之下做出的，而且我觉得自己的气愤也是正当的。我为自己粗鲁的手势道歉，也为自己羞辱了你们道歉。”
沉默。
没有什么能比致歉更难以预料或令人泄气的。很显然，他们更想要斗争。一个男子起立，冲我挥舞着拳头，用西班牙语向我喊着：“你说你搞不清楚那个手势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你肯定是知道的。你在这个国家也四处逛过。我无法接受你的说法，还说什么不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人群里传来附和声。
“对不起，但是你错了。我为什么要与媒体不和，如果我也需要媒体？如果我确实知道一个无意间做出的手势的意思，那我为什么还要做那手势，使自己陷于被攻击的境地？是的，我确实游历广泛，事实上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发脾气和做诸如此类的事情，但那些事通常不过五分钟很快就被忘记了。再说一次，我为自己的无知而致歉。”
沉默。
“仅仅向我们道歉是不够的！你必须向公众致歉。你为什么不向公众致歉？”
“先生。正如我刚才所说，第一点，我不知道这个羞辱手势的真正本质。第二点，现场听众也笑了。我想他们是觉得搞笑。只有你，而不是群众，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
他们对自己和彼此更加不满了。
“不管怎样，”我大胆地说道，“我当然会向任何人和每个被我伤害或羞辱的西班牙人说，我为我的冒犯和无知真诚地道歉。”
还是有更多的不满。
“现在，如果你们希望有一个媒体招待会，我非常愿意马上开始。”
问了更多问题，但是没人拍照。我在发抖，也确信自己的脸上写着委屈。但是如果我表现出更多，而不只是悄悄地在脸上表现出不满，我就会完蛋。我真的做错了什么吗？面对人群，我竟能如此坚强！当夜里大家都睡去时，我会哭的。安迪会理解我的，他也会抱着我。
次日清晨，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出门去帕西奥街买报纸。在每个报刊亭的报架和报夹上，都挂着一张贝兹女士的照片。这张照片以极度的失调和丑陋的幽默的方式，极尽丑化之能事。她下流的表情在模糊的报纸纸张上印刷得几不可辨，还有她那著名的拳头。其中一份很滑稽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弹着吉他的香肠”。我崩溃了。我那么努力地工作，唱得那么好，想着在整个世界，或至少在整个西班牙，人人都会爱我的。但在这里，他们印下这么一张可怕的照片，让我的整个西班牙之旅最终显得如此丢脸。
当我和我的“家人”经过那成排的报刊亭时，我可怜的脸越拉越长。
弗里茨想要和我说的是报道本身写得很好，而且在西班牙我也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已掌控了整个马德里。他还说，那张照片只不过是为了确保报纸的发行量而已……但我什么也没听，大声地哭出来，在令人伤感的阴云密布中离开了西班牙。登机后，我买了一份《国际先驱导报》，发现还是同一张噩梦般的照片在盯着我看，下面有一段小小的文字说明：在西班牙，贝兹女士失去了对观众的控制，并叫来了警察。
注释
[1] 希腊军政府时期，始于1967年4月21日清晨希腊军方发动政变，终于1974年7月。前后共七年。
[2] 即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895—1989），西班牙工人阶级领袖，常以“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为笔名发表文章。
[3] 此处应为作者记述错误，佛朗哥死于1975年，当时已是两年之后了。
[4] 格尔尼卡，西班牙北部重镇。“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空军轰炸此镇，无辜者死伤甚众。另有毕加索的同名名画。
[5] 约瑟普·塔拉德拉斯（1899—1988），加泰罗尼亚政治家。1931年，任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总书记。佛朗哥掌权后，被放逐于法国。1954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