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劳拉·波拿巴是一位来自阿根廷的精神分析师。她的丈夫是一位生化学家，1976年6月11日，她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拖走，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她的女儿也“消失”了。当她出发去寻找自己的女儿时，她收到了一个装着她女儿的手的容器，让她做身份认定。
1981年的春天，访问阿根廷时，我被催泪瓦斯袭击，被赶出酒店，被禁止公开演唱，两次媒体招待会也因炸弹威胁被迫中断。招待会上，防爆组来了，搜查出两枚炸弹。
失踪者的母亲们说，幸运之人属于那些已得知她们的孩子死讯的人。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哀悼死者，克服悲痛，然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她们说最煎熬的是入夜时分，那时她们失踪的孩子的样子，就会从黑暗中浮现于眼前。
我在智利被禁了，但是学生们组织了一场音乐之夜。警察驱车前来包围大厅，他们通过外置的扩音器听到音乐会的实况。在持续两日的传单散发和口口相传之后，有七千人到场。云集在大厅里的有钢琴师、小提琴家、喜剧演员、合唱团成员、舞者、诗人、教授、作家和演员。在那里，也有曾被监控、入狱、被捕、被折磨的人——1973年政变之后，这些人再也没有在公众中露过面。有人跟我说，这七年里从未发生过如此规模的文化事件。
最奇怪的地方是巴西。这个国家有新闻自由，我也能说想说的话，却不被允许公开演唱。
我只差一点就能去学生音乐会表演了，但警察来到酒店，跟我说我的证件不合要求。我们立即前往警局把该办的手续办好。警长就在场，所有外国人都站在他跟前向他挥舞着证件。我让他承认是他不允许我去唱歌的，然后走到楼前，站在辖区标志牌下，用我最大的肺活量唱了一首《因为生命》。
然后一位可爱的、有着迷离蓝眼睛的议员把我带到那个大厅，让我与听众坐在一起。这位议员也曾在那个警局里被虐待过。突然，大厅里彻底安静下来，于是我开始唱歌。这间拥挤的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跟着我一块儿唱。当我准备要离开时，他们也站起来，唱那首《行走》，还有用西班牙语唱的《在风中飘荡》。有些时候，善是不可能阻止的。
回国的路上，我们访问了尼加拉瓜。
演唱会间歇，一群年轻的保镖带着枪搜查完我更衣室的每个角落和衣柜，之后内政部长托马斯·博尔赫斯将军用西班牙语对我说道：“大使可以等。”博尔赫斯比我还矮。他一边打量我，一边挑衅地抽着雪茄。我已告诉过他，演出结束后我必须去拜访美国大使。
“我可以与你共进晚餐，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向他说道，“掐了那根令人恶心的雪茄。”
他不只掐掉了雪茄，而且再也没当着我的面抽过。演出结束后，他又过来了。
他带我去吃晚餐，饭后又带我去参观监狱。监狱里挤满了索摩查[1]政权时期的国民警卫队成员。他走向一个污秽的黑暗囚室，那里收押着一些悲惨、无聊和肮脏的住客。他让狱警把门打开，让自己的警卫候在囚室外，径直走进去，走向一个蹲在高个儿囚徒边的矮个儿男子那儿。
“你多大了？”他询问道。
“Dies y seis（十六）。”
“你在这儿多久了？”
“Tres años（三年）。”那男孩答道，有些吃惊。
“你犯了什么罪？“
“我父亲是名‘guardista’（卫兵）。在他被捕时，我恰好与他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把我也给抓来了。此外我没别的罪。”
“收拾好东西。你可以回家了。”
男孩愣在原地几秒，然后抓起自己不多的几样东西。
博尔赫斯先生看上去对自己很满意，在另外两间囚室，他重复了一遍刚刚做过的事。接着他带我们上楼，来到一个特别区域，这时他变得非常情绪化。他在一个空囚室前站住，沉默着。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这里就是……这里就是他们曾经关押了我三年的地方。在这里的六个月，我的手腕被拴在一起捆在那些栏杆上，所以没办法躺下来。我的头被亚麻布罩着，六个月时间里，什么也看不到。”
“为什么你要再回到这里，让这些东西再一次折磨你自己？”我问道。
“这样我就不会忘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了。我答应自己，绝不能忘记这些。”
我们停留了很久，久到足以看到历史在重复着自己。在各领域的工人那儿，在每一次集会的青年那儿，在城市广场的每一次演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扎根。而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尽可能地让尼加拉瓜人建立起一支军队来反对我们。至于说到遗忘……这个政府已经忘掉索摩查了吗？或者有朝一日，史书上竟会给此人留下美名？
注释
[1] 尼加拉瓜独裁者。1934年任国民警卫队司令时暗杀抗美民族英雄桑地诺。1936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后两度出任总统（1937—1947，1951—1956）。1956年被刺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继任总统，其家族统治直到1979年才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