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伯尼的鼓励下，我决定录一张完全“非政治”的专辑。那个时候，伯尼是我的巡演经理、爱笑的伙伴、前爱人（《写给陌生人的情歌》事实上是为他而写的）。在录制《此刻你在哪里，我的儿子？》时，我亲自剪辑了十五盘磁带的录音，制作了专辑中一半的歌曲，演奏了钢琴配乐，还帮忙灌制唱片和编曲。
在制作《钻石与铁锈》时，我第一次只是为了音乐而深入做音乐，合成和演奏了电子乐。我为吉他写了点爵士小调。乐队非常喜欢，回去后他们就创作出三段歌词，让这段小调变成真正的歌曲——《孩子们及诸如此类》。我不与制作人戴维·基尔申鲍姆争执，也同意他的那些建议，关于什么样的音乐能卖得出去、什么样的不行。为了与他搞好关系，我只好妥协。然后，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在要不要创作一些“向上”的音乐上产生争执。你得有些“向上”的歌。在我的音乐生涯里，我从未唱过此类“向上”的歌。这类歌不适合我，除非我出去与别的乐队厮混，或者喝上一两杯，或者用西班牙语唱。我们试了二三十首“向上”的歌，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蓝天》。这首歌的小旋律很美，是奥尔曼兄弟乐队（Te Allman Brothers Band）的理查德·贝茨写的。虽然我不喜欢，但也不妨碍。我必须承认的是，《钻石与铁锈》这张专辑出来后反响热烈，在各方面都算是我出过的最好的专辑，最终上了畅销榜。
如果我不想拥有广泛的、世界性的听众，我就不必纠结于是否向制作人妥协了。事实上，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我都不想被标签化地限制在某种音乐风格内。直到现在，因为这一坚持，我一直都不属于美国任何一家唱片公司。我那时还不知道，随着音乐潮流的变化，一个艺术家生存下去会有多难。在商业层面，民谣现在已经属于过去。
十来年前，我开始使用一种非处方药，也只用过这一种。我爱安眠酮[2]，发现只需很小的剂量，就能让我不怯场，还能增进情爱。只有当我再无法获得它时，我才停止使用。虽然我很怀念它，但再也用不了它，于我而言也是一种解脱。
伯尼在我的生活里变得越来越重要。他鼓励我放松，愉快一点，为歌唱本身而歌唱。我在美国和一支乐队巡回演出时，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很英俊的巡回乐队管理员——卡洛斯。卡洛斯是墨西哥裔，比我小十岁。一头鬈发，皮肤如丝绸般细腻，一双可以融化冰川的黑色大眼睛。他讲一个笑话能让我笑好几天，一旦我要上台，他就能突然地变化情绪，让我在台上行事得体。巡演很成功，所有事都考虑周全——比如，感觉自己被背叛而哭泣的民谣死忠、沮丧的政客，以及那些新来的、认为我还不够放飞自我的歌迷。我们在巡演中录制了一张名为《来自每个舞台》的专辑，于1976年发行。专辑里有两张唱片，其中一张是非合成版本，另一张则是含乐队和人声的版本。这张专辑还不错，但封面上写着一段令我尴尬的小声明：“对待这张专辑的最好方式是……我正在休假。而且我已经有十年没休假了。”换言之，我为自己一天吃三顿饭、没有入狱、靠演唱会赚钱以及和卡洛斯做爱而内疚。
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期，我的声音出了一点麻烦。在这之前，我的“极致纯女高音”从未出过任何问题。现在有两件事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一，我不再是一个女高音歌手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擅长唱高音；第二，唱歌时我频繁地清嗓子。我自认为是不可摧毁的，所以接下来的那三年我就没在意这些问题。
1976年的滚雷巡演时，我写过几首歌，其中最好的是那首《海湾的风》。这名字也是我下一张以及最后一张为美国A&M公司录制的专辑的名字。说实话，在我的所有专辑中，这一张并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但封面很漂亮。它是在夏威夷圣莫妮卡海滩的一个工作室里制作完成的。
伯尼成功地把我从曼尼那里撬过来。曼尼在本质上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位民谣的主办人。当时，我想有所进步。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开始要对抗时间和年龄了。我突然想变得嬉皮、时髦、酷，以及拥有所有过去不曾拥有的特质。伯尼在许多事情上是对的，除了这一次。在他的鼓励下，我做了职业生涯中最愚蠢的决定，离开A&M，加入了当时很红的小唱片公司“肖像”（Portrait），据说这家公司会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子公司。
我录了《随风而去》。这张专辑很好，但封面很糟糕。伯尼和我分道扬镳，多年以后又成为朋友。我的老朋友南希横跨欧洲和美国来找我，最终接手成为我的经纪人。除了我自己，每个人都清楚没有经纪人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专辑《随风去吧》出来后，封面上的我穿着银色赛车夹克衫，戴着二战时期的飞行护目镜，夹克的袖子上有一面美国国旗。这么做原本是为了显得有趣，实际上只能反映出我对自己的音乐事业和人生的规划完全是错乱的。
人生的第三十九个年头，我决定请一位声乐教练。在帕洛阿尔托，竟然有三个人向我推荐同一人，于是我便小步跑向拉蒙娜街。我听到一个细长的嗓音在奋力地时高时低，没敲门就进去了。有着细长嗓音的学生离开后，罗伯特·伯纳德注意到了我。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声音不大对。唱高音时上不去。”
“你是专业歌手吗，还是仅仅是业余爱好？”
“我是专业歌手。”
“啊。我懂了。好，要不你试试这段……你叫什么？”
“琼——”
“哦，哈哈，琼什么，萨瑟兰？哈哈！”
“不是，琼·贝兹。”
“哦，天哪！老天！哦，真搞笑！我竟然不认识你！”他的脸红了，就像是番茄那样。他用手捂着嘴，尽力不笑出声。对歌喉来说，笑很不好。这可能就是上伯纳德先生的声乐课的有趣之处：我们不能笑。
当我的唱腔恢复过来时，我与“行业”的关系破灭了。《随风而去》卖得不是很好。我与肖像公司的主管度过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夜晚。据别人说，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家伙，你会爱上他的”。他建议我的下一张专辑，应当由当下熟知唱片市场状况的作曲家来写。这种侮辱已超出了我脆弱的容忍底线。直到我向他推荐我自己，他一直都没有把我包括在内，他说：“哦，当然，有一首你的歌也是无所谓的。”我陷入了持久的、怒不可遏的愤怒。我恨这个来自肖像公司的大粗人，他的手指很肥，毫无礼貌。
事实很简单，我却一直没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红人”了。我前往（亚拉巴马州）马斯尔·肖尔斯市录制《真诚的摇篮曲》。为了这张专辑，我几乎要杀死我自己了。我们在零下十五摄氏度的天气里，往北去渥太华，只为了让约瑟夫·卡什[3]能给我拍一张专辑封面照片。照片很美。选入专辑的歌，曲风都很温柔。兴许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即将迎来重金属的时代，我的专辑不会那么好命。我尽可能地参加每一场能够推广新专辑的脱口秀节目。我讨厌推广专辑，最终还是明白，我必须这么做。所以我做了。
关于《真诚的摇篮曲》发布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我所认为的是肖像公司放弃了它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因为我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总裁不和，为此在纽约付出了沉重代价。
我要去以色列演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把我安排进一个著名的音乐节。听上去这个主意很不错。直到我发现音乐节举办地是那时的一个被占领区。出于原则，我取消了合约。取而代之，我在特拉维夫和凯撒利亚举办了两场门票被售罄的演唱会。有少数人围堵抗议，但喜欢我的开明以色列人比我想象中更多。
从以色列回到纽约，我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打了个电话。我们聊到了唱片，顺带提到他的人曾试图安排我去被占领区演唱。他大怒。我说的“被占领区”是什么意思？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属于犹太人，为了阻止那些该死的阿拉伯人占领此地，他们愿意战斗至死，而阿拉伯人将会把他们推到海里。
“你说的是哈德孙河吧？”我僵硬地说道。
我们中的一个挂了电话，可能是他。我禁不住想到，我再也没有资本和一位公司总裁那样说话还能保住自己的工作了，尽管说不说没什么两样。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期，我开始发现，尽管我在音乐世界里可能是不朽的，但至少在美国，我已经过时。这个发现的过程是痛苦且屈辱的。
注释
[1] 罗伯特·穆格（1934—2005），美国工程师和电子乐先驱，被称为“合成器之父”。
[2] 适用于失眠症，久用成瘾，易引发精神病症状。
[3] 约瑟夫·卡什（1908—2002），加拿大亚美尼亚裔肖像摄影大师，以为英国首相丘吉尔拍摄的肖像照获得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