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法国总统站在巴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脚下检阅军队。接着，他站在被竖起的巨大木质平台上，向市民们致敬。我们得到允许，总统用过的这个台子可以继续保留，这样我就可以在7月15日举办一场免费的演唱会。这将是一场献给非暴力行动的演唱会。
我非常激动。我们必须利用好电台广告、海报、电视广告和舆论，来制造“一场大事件”。
那时我刚离开法国，去德国旅行，路上一直肚子疼。我在想，如果我在方尖碑脚下开的演唱会没人来看怎么办？我，独自一人站在那个大木台子上，周围的观众只有警察。啊，玛丽·安托瓦内特[1]就是在那里被处决的。
在德国维尔茨堡，我收到来自巴黎的消息。政府部门出了乱子。抱歉，贝兹女士。警方不批准了。没有警方的批准就不能开演唱会。
这就是法国。
我确实冒犯过一些人。也许是文化部长，因为他想让我在国庆日盛典唱歌，我拒绝了他的邀请。也许是他的妻子，因为我不打算在为非暴力行动举行的演唱会上唱她为我准备的歌曲。
于是我给文化部长打电话。
“我很抱歉，贝兹女士，我们没有得到警方的批准。”
也许错在我那位法国推广人，她在电话里咒骂了法国官方。我说什么都没能阻止她。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仍在旅行。每天早晨我都希望能接到来自法国的电话，通知我演唱会事宜已经准备好了。但演唱会一直都未得到公开的宣传。我们试图通过我在法国的所有关系，想要获得警方的批准。
从德国回到法国后，我需要休息一下。
于是我去了诺曼底的卡尼西，那里有我所爱的城堡。当然，事实上它不是我的城堡。它在八百年前就属于那位年轻伯爵的家族了。只不过伯爵的友好态度让我感觉这个城堡也属于我。他那时已经出门了，人不在卡尼西。那时，距离原定的演唱会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了，仍然没有得到警方的批准。巴黎所有的警察在国庆日那天都将无比繁忙。两千名警察会被政府从外省借调过来。
还剩下六天。
我似乎徘徊了一个世纪，摘野花，骑骏马，还有做梦。
还剩下五天。
我给密特朗夫人打电话。她是法国总统的妻子，也是我的朋友。
但秘书说夫人刚刚离开法国。我用蹩脚的法语向她解释我的困境。我对她说：夫人是我唯一的机会了（事实的确如此）。
我挂掉电话，忧虑地注视着这个十七世纪的房间里那王室风格的红窗帘。它在嘲笑我的软弱无能。夫人永远不会收到我的留言。我放弃了一切讨厌的烦心事，索性躺在城堡守卫居住的小房子前的草坪上，摘雏菊玩，然后给我那亲爱的马童“亲密朋友”（Cher Ami）一个飞吻。
“亲密朋友”八岁时就爬上了马背，抱着它又粗大又温暖的脖子，像风一样在时间的边缘穿梭，只能听见快速移动时的呼吸声和嗒嗒的马蹄声，脸只能感觉到马的鬃毛和眼泪。他十岁时经常和他的狗一起睡在雪地上，回到家后，他似乎把自己的心都落在了森林里，干活和吃饭都一声不吭的。在成为“我的亲密朋友”之前，他是“我的野蛮人”（Mon Sauvage）。他还捕捉毒蛇，然后把它们放在湖边的草地上，与它们聊天。去他妈的政府部门。我就一直这样躺着聆听蜜蜂的哼唱。今晚，当整座城堡陷入沉睡的时候，我要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毛皮大衣，和我的“亲密朋友”一起在月光下散步。他会在湖与湖之间的茂盛草地上等我。我们会去他建造在马棚上的阁楼，然后我会将头靠在他的脖子上，鼻子对着他俊美的下巴和柔和的脸颊。我会闻到干草和麦子上的尘土气息。谁想要巴黎和肚子疼？
当看到一百个太阳在城堡屋顶的石板上跳舞时，我咧嘴笑了。
“亲密朋友”卷起衣袖，露着希斯克利夫式的胳膊朝我走来。
“电话响了，贝兹女士。”
“找我的？一个亲密朋友？谁？”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他带着戏谑的口吻说道。透过他的长发，我看到他父亲正从石板房的窗口激动地朝我挥手。
“哈！”他大喊，“是你的电话！是法语！没错！他说他是弗朗索瓦！我的天哪！”这个淘气的老家伙咧开少了一颗牙的嘴朝我咯咯笑。他有着和儿子一样美丽的眼睛，只不过是蓝色的，眼角布满皱纹。他眨了眨眼睛，从木盒子里把电话递给我。
“您好！”
“您好，琼·贝兹？”
“对，是我。”
“我是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什么？”
肯定是有人在和我开玩笑。
“弗朗索瓦·密特朗，法国总统。”介绍完自己后，他开始跟我讲话，但是那时我的大脑已经飘出了窗外。他究竟要告诉我什么？
“是这样的，您先冷静一下，您要平静下来。”他告诉我要放松，不要担心。他的法语十分清晰，我能明白一半意思，感谢老天。我想他是要告诉我，演唱会可以举行了。
然后他邀请我去总统官邸吃午餐。周三。我只能听懂这么多。
我不能再次让他跟我解释关于演唱会的事，所以我表示诚挚的感谢，然后挂掉了电话，仍在思考他的意思是说演唱会在今年还是在明年办。
我的推广人大叫：“我不相信！总统直接给你打电话了？你在开玩笑吧！你太厉害了！”
“但我并不太明白他电话里讲的是什么。”
“我会搞清楚警方是否批准了。”叮，她挂断了电话。
丁零零。
“警察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要疯了。他们还是说没有演唱会。”
我回到房间，洗了一个泡泡浴。浴缸正上方天花板的灯光下，聚集了一些小苍蝇。我要穿着漂亮的衣服，穿过马厩，到老伯爵夫人的房子里去拜访她。当我们喝香槟的时候，我要告诉她我的悲惨遭遇，然后用我的马靴在瓷砖地面上设计出种种剪影。
老伯爵夫人有六十岁了。她是一个医生、一个保守主义者，当然，还是一个贵族。对于目前掌管这个国家的草率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她早已没有任何用处。在她还年轻的时候，德国人占领过这座城堡，并用作关押本地精神病人的收容所，之前那个已经被炸弹炸没了。
“那时候，每当月圆时分，你就能看到那些病人从窗户上跳下去。”她指着我的房间说，“当然，他们彻底疯了。”
我们一起在城堡的厨房吃晚餐，那里一个世纪以来都充斥着潮湿的霉味和布满蜘蛛网的酒瓶子。
我走在古老的走廊里，经过暗影和阴郁的画像。它们让我感到很搞笑。一个头戴白色假发的丑女人，苍白无力的手掌上有一块奶酪，一只小鸟停在她手上闻着奶酪的味道，她从小鸟上方观察着我。而我对着她吐舌头。这是个令人失望的日子，因为我现在确定演唱会只能在明年举办了。我在窗前凝视下面的湖水。天鹅绝妙地在湖上滑动，像两片白色的羽毛。
我的房间很乱。我必须收拾行李启程去巴黎，在爱丽舍宫吃午餐。我对着浴室的镜子，那张沮丧的脸也从里面盯着我。这时，大厅里传来脚步声。
是老伯爵夫人，穿着她的短马靴正急匆匆赶来。嗖嗖，嗖嗖。
“琼，有你的消息！有人说演唱会可以举办了！”
“谁？”
“我不知道。”她站在我房间的门口上气不接下气，一小缕红发散开了，“一个什么部门的可怕的小男人。”
我们重新走过没有尽头的充满回声的走廊，我又陷入怀疑之中。我叹了一口气，再次用汗淋淋的手拿起话筒。是的，那个男人说，警察接到了命令，我们就要得到批准了。
我无法控制自己。我说，“噢，我想知道是谁下的命令……”
“噢！”他说，“这我可不能说，他们的级别非常高。”
“没错，我猜也是。”我扬扬得意。我很高兴。不仅高兴，我简直要昏倒了。
“亲密朋友”开车送我去巴黎的总统官邸吃午餐。他讨厌巴黎，但他记得从城堡到拉斐尔酒店的路线。
在酒店，我洗了一个澡，因为热气，以及即将与法国总统一起用餐的紧张，我的鼻子和额头又开始冒汗。我的亚麻长裤上有一块污渍，我带来的唯一一条腰带和我的高跟鞋也不搭。
那天早上，“亲密朋友”和我一起在黎明前的沙滩上赛马。然后我们骑着它们踏浪，来给马儿火热的两肋降温。我穿着一条紫色的印第安长裙，当白色浪花溅起的时候，它被浸湿变黑，重了一倍。不过我可不在乎这个。
穿过碎石，我大步向前走。我以前来过这儿，认识那个穿着熨烫得整整齐齐的上衣、脖子上挂着金钥匙链的男人。他一边微笑，一边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引我在会客室等待。只剩我独自一人和白日出没的鬼魂和挂毯待在一起，直到那些穿得跟企鹅似的服务人员前来，带领我穿过大厅走到有壁炉的房间。
我第一次来这个房间，还是与那时的保守党总统喝茶。那时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坐在房间的另一边，离我很远，我几乎听不到他讲话。
我第一次拜访密特朗一家的时候，同样的房间，被他的家人占满，狗狗们在小地毯上打滚，惬意地伸着懒腰。
现在，房间里只有他们一家人的一个朋友，他和我交谈，直到总统先生和夫人到达。听到他们来了，我俩站了起来，然后我直接走过去拥抱了总统夫人。“非常感谢您能赶来帮助我。”我记得当时自己是这么说的。“您过得好吗，总统先生？原谅接您电话时的我，我当时特别担心自己忘记如何用正确的法语变位，您知道的，我怕用过于亲热的语气给您带来丑闻。”总统先生只是轻轻笑了一下。
我们都坐下。房间里到处是摄像机，一些戴着白手套的人用银质托盘为我们提供饮料。我喝了一杯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忘掉了裤子上的污渍，然后谈论起甘地来。
总统彬彬有礼。他是一名战士，他对我说。
是的，我知道，我对他说。我也是。
达妮埃尔[2]在微笑，不过她始终在微笑。她可真是个小精灵。
我的黑色幕布该怎么办呢？我问。
可以，你可以使用你的黑色幕布。
我知道，警察不会让折断的手枪这种设计出现在幕布上……
总统夫人从中调解。不会，说真的，我先生不会允许他们阻止你的。
“国庆日的第二天！”他申斥我。我微笑。试试也没坏处嘛。
摄像机撤走了，但还有正式的手续要办。
我喜欢饭厅的服务生，以及摆放在大圆桌一角的精致的淡色花束。达妮埃尔坐得离我很远，总统则坐在我左边，他们的那位朋友坐在我的右边。今天除了翻译，没有其他人。
总统给大家讲故事，夫人用手肘支着脸颊，从桌子另一边看着他。她的手指微微陷入脸颊的皮肤里，有时候又拢在鼻子周围。当她发现自己讲错了什么后，就立刻用力摇头。她会问他问题。我觉得她真的很爱他。
总统问我是否想留在法国。我说，当我人在法国的时候，当然想了。他喜欢我，但是不知道该跟我说些什么。他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我是有教养的灰姑娘。
咖啡在有壁炉的那个房间。
那次，我为总统唱了一首歌，因为他不会去演唱会现场。他看起来很高兴，他的夫人则笑得像一个小女孩，为他的高兴而高兴。
出门的时候，我在他们两人的两边脸颊上亲吻。拿着钥匙的勤务员带我走到一张桌子旁边并问我，能否请我在我的专辑上签名。我签了，然后还亲吻了他。
那天晚上，我接受了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他们拍摄了那个有壁炉的房间，并且问我和总统谈了什么。
“甘地。”我说。
总统接受另一个电视台采访。国庆日前夕，国家元首被问了很多问题。他们还问他，我们在午饭时谈论了什么。
“甘地，”他说，“琼·贝兹是一名严肃的艺术家，也是一名严肃的战士。”
第二天，我的“亲密朋友”和我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当卖冰激凌的小贩问我“您不就是琼·贝兹吗”，然后告诉她的朋友说我明天晚上将在协和广场举办演唱会的时候，我顿时感到轻松了很多。
7月14日清晨，这座城市充斥着坦克的隆隆声。“亲密朋友”和我难以置信地向窗外看去。
7月15日，我肚子疼得厉害。我确定将只有五千人来观看演唱会。报纸上没有任何相关消息。
“亲密朋友”笑话我的不自信，他打赌说那天会有超过五万人来。那时候我肚子疼得倒在舞台的瓷砖地板上，浑身冰凉，是他扶着我去了卫生间。但疼痛仍没有好转，我只好吃了片止痛药。
弗里茨和约瑟从德国飞过来看望我。那时候我面色苍白并且衣衫不整，还抱着一个蓝色热水瓶。他们是德国人，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该对我说些什么，所以只能先离开我，前去检查舞台的搭建情况。我给伯爵夫人工作的医院打电话。她立刻背着吱吱响的背包赶来了。
“噢，我可怜的琼。不过这也没办法，你一定是太紧张了。”说着，她将手贴在我的额头上。
“我不是紧张。我快吓呆了。只剩下五个小时了。”
她检查了我的阑尾，然后给我一片药。她突然用另一种眼光看着我身上褶皱的被单。她的眼睛环视整个房间。我能看到在她的思考中浮现了“亲密朋友”的形象。直到今天她才知道，她之前确实怀疑过，但是从来不知道。
“他有另外的房间，布里奇特女士。”我告诉她。
“那是，当然了。”她说，然后把他叫过来，训斥他，告诉他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是的，夫人；是的，夫人。”他说着，踩灭了香烟。夫人在两小时内再次检查了我的状况，并且告诉我，如果还疼的话就再吃一片药。
“亲密朋友”陪我在卫生间走进走出。我又躺倒在瓷砖地板上，并且吃了另一片药。
这时，恶心眩晕的感觉开始减退。“亲密朋友”提醒我说地板太凉了，并且像个医院护理员一样扶着我躺到了床上。这期间，我们只说法语。
“你怎么能爱上我呢？我看起来像苹果女巫，苍白得跟个土豆一样。”
“当你的牙齿都掉光、头上只剩三根头发的时候，我还会这样爱你。”
我开始大笑。
“那就变成了我祖母那样，她睡觉的时候张着嘴，苍蝇嗡嗡地往嘴里飞。”我笑得更厉害了。
“她脑子里空空如也。风从一个耳朵进去，从另一个耳朵出来。”
他靠着我，俯下身子握住我的手。感觉稍微好点了，我聆听着他的心跳声，这声音击退了我的歇斯底里，但我还没有恢复正常，我只是沉沉地睡着了。
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开车来到纪念碑脚下。当时已经有五千人到场，他们都坐在距离舞台尽可能近的位置。
演唱会九点开始。我闭上眼睛，深深呼出一口气。
药片让我行动缓慢，我走上去检查麦克风。
轻轻拍了拍。
一个好奇的警察，他原本正在外省享受假期，眼下也被借调过来。他缓步走上前观看。当那些年轻人开始起哄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受了羞辱。
“别傻了！”我说，“警察是在假期里被调过来执勤的，在盛夏里汗淋淋地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他可不像你们有的选。而且演唱会同时也是为他们准备的。”之后我在警察们的帽子上签名。很多很多警察的帽子。
人们从每条街道和人行道缓慢地向舞台移动。他们或安静或吵闹地坐着，在纪念碑周围形成涌动的人海。三分之二个银币形状的月亮高悬在橘黄色落日的蓝边上。凯旋门，我十岁那年和父亲骑车到过的地方，在汽车喇叭和愤怒的警察组成的疯狂圆圈中，依然沐浴在阳光之下，而在它三千米之外那橘色的尽头，则安静得如同老鼠都能过街。
我坐在拖车里给我的吉他调音，时不时跳起来看塑胶车门外的人海：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东印度人、意大利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地方的人，很快他们将变成一家人，唱着快乐的优美的歌，而我将成为美国版的伊迪丝·琵雅芙[3]。我已经算是一半移居到法国的土地上了，不是麻雀，而是反舌鸟，如果你愿意，它能模仿所有鸟类的语言。今晚将是辉煌的百鸟争鸣。
月亮在黑暗的夜空升起。灯光在通往凯旋门的路上闪烁，我的歌声被屋顶反射，消散在空中。
没有需要警察应对的“突发事件”。相反，警察聆听着音乐，甚至开始鼓掌。我为甘地、马丁·路德·金、在英国格林汉姆公地皇家空军机场示威的女人们和失踪者的母亲们，甚至为了法国总统废除死刑而歌唱。
我插上了白色的翅膀，从人群上空飞过，当我朝下看的时候，地上的一切都在闪耀。我看着成千上万的观众站起来唱最后的曲目。他们充满希望。希望是会传染的，像笑容一样。我从夜空的翅膀上看到希望、歌曲和笑容。
在成功的光芒下，我回到酒店，拥抱我的“亲密朋友”。他今天工作得可努力了。他赢了我们之前的赌局。到场的观众差不多十二万，总之十万是少不了的了。
因为睡眠的缘故，“亲密朋友”浑身的肌肉关节都在微微抽动。可我无心睡眠。
我走到装饰华丽的窗户旁，打开天鹅绒窗帘，用宽大的金色带子和褪了色的流苏把窗帘绑起来。在沙发上，我用三个枕头支撑住我的头，第四个给我的膝盖，然后美美地躺在我那条舒适的旧被单上，看着街灯在窗外的夜晚中闪烁，微风吹着马路对面的灰色楼房，在对我低语。我沉浸在自由舒畅的思绪中，或者说没有思绪。然后，万千的黎明跳跃着把我猛地拉起，一遍又一遍。每次我都会回过头来微笑，只为能够在清醒后的第一眼就能看到鸟儿从巴黎灰色的街道飞起而狂喜。
玛丽·弗洛尔在早上稍晚的时候过来看我，她拥有雪白的皮肤和棕色的大眼睛，瘦小的个子戴着围巾和面纱，小一号的泰坦尼亚[4]在去年夏天长大了。我十五年前在法国南部遇到玛丽·弗洛尔的时候，她还是个十岁的小女孩。她来的时候，我还沉浸在白日梦里，微笑着盯着墙壁。很快，玛丽·弗洛尔、“亲密朋友”和我就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端着欧蕾咖啡，背后是大块的红色窗帘。
我们慢悠悠地打包行李，并且点了牛角包、草莓和鲜奶油。
今天是自由的。
绝对的自由。
“亲密朋友”开车送我们去城堡，不过我们都不着急。当我们嬉笑打闹着到了酒店大堂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我本可以整晚跳舞。”我突然用高音唱了起来，旋转着走过四楼的走廊，把大包小包随手扔在一边，“而且要求更多。”我的声音在“更”字上大大地用力。现在我们在楼梯口。两个女佣把头探出被褥间，一边偷看一边咯咯地讨论，后来她们倚着墙笑了起来。无论怎样，今天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
我在楼梯扶栏的顶部转了一个圈。
“我本可以伸展翅膀并且完成上千件事情。”我在法国的首次“飞翔”已经过半，玛丽·弗洛尔和“亲密朋友”就在我的身后。我继续，在客人的门口向他们点头鞠躬，一直走向主楼层。一跑一跳，最后我来到了接待处。“我本可以跳舞、跳舞、跳舞……一整晚！”一只手在空中，另一只手抱着黄铜的楼梯扶栏，我对着想象中的观众探出身体。
接待处的两个人鼓起了掌。我们付了账。我又一次从头演唱这首歌，因为典雅的走廊尽头有一大束鲜花，它需要我的歌声。然后我来到大街上，并没有停下演唱，直到跳着走到下一家店铺里的理发师身边，挨个儿拍了拍他们头上湿乎乎的蓬松头发，亲吻了这些在空中挥舞剪刀的同性恋。
外面是灿烂的天空，我们大笑着瘫倒在路边，我的头枕在“亲密朋友”的膝盖上。
“安托瓦内特小姐，对于你在协和广场上的不愉快经历，我很抱歉，”我对玛丽·弗洛尔说，“但就我而言，在方尖塔碑脚下的演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注释
[1] 玛丽·安托瓦内特（1775—1793），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于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处死。
[2] 即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夫人。
[3] 伊迪丝·琵雅芙（1915—1963），法国传奇女歌手，代表歌曲为《玫瑰人生》。
[4] 中世纪传说中的仙后，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角色。